货币资本的形式错配与现代危机

　　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了典型的金融化特征，使得传统的由金融机构支撑着的生产体系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中，金融工具及其交易呈现出爆炸性增长[1],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成为理解资本运动的关键[2],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也由生产与贸易转变为金融交易与投机[3].实际上，金融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积累机制反映了货币资本不同形式之间相互关系与相对重要性的改变，由此造成积累矛盾的累积，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一、货币资本的三种形式

　　货币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个字最精确的含义就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4-1].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垄断性的购买能力和高度的流动性；而资本则要求在循环中实现保值与增殖。因此，在货币资本简单规定的背后，隐藏着货币流动性与资本增值性之间的巨大矛盾，货币资本在三种形式上的发展，正反映了资本不断增加的、在流动中增殖的客观要求。货币资本的第一种含义，也是最基本的含义，是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但它在实际发生作用时，要依次采取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最后完成“惊险的跳跃”[5-1],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
　　
　　货币资本的第二种含义，就是“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6-1],或借贷货币资本，因为“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都永远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6-2].从逻辑上来说，借贷货币资本由第一种形式的货币资本发展而来，是生产过程之外、不归职能资本家所有的货币资本。一方面，现实生产过程会发生资本的间歇和周期性游离，如果这些暂时闲置的资本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死罪”[7];另一方面，既然货币能够在可能性上成为生产利润的手段，那么，它除了作为货币所具有的全部使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6-3].货币资本的第三种含义，马克思称为“虚拟的货币资本”[6-4],它是作为“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6-5]的生息资本的进一步延伸。
　　
　　根据虚拟程度的不同，虚拟的货币资本主要以以下三种形式存在：第一，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这种形式的虚拟资本，尽管与现实资本相分离，但是依旧代表着职能资本家在金融市场上筹集的、并且将要在企业中作为资本来使用的货币额，虽然它们也可以买卖，但是本身没有价值，仅仅是权利证书。第二，国债券“.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政府的各种非生产性支出，并且“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因此，国债不代表任何现实资本，甚至“负数表现为资本”[6-6].第三，证券化资产与金融衍生工具。
　　
　　在马恩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公司，它们“把一百万磅或几百万磅投在这些企业的股票上，然后以这些股票的名义价值发行新的股票……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股票增加了一倍”[6-7].这一过程类似于1970-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证券化技术和金融创新，它使得同一债权或所有权在不同的人手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或者间接与现实资本相联系，如恩格斯的新股票、担保债务凭证等；或者像国债一样，不代表任何资本；甚至只要存在风险，就可以派生出价格与资本，如期权、期货、信用违约互换等。

　　二、货币资本的循环与积累

　　资本的一般规定在于以货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进入流通并从流通中回到自身，在不断更新的运动中寻求价值增殖。正如马克思所述“: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8-1].

　　对于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而言，要最终实现价值的增殖，必须首先抛弃具有无限流动性的货币形式，将自己束缚在生产过程之中，固定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物质形态上，并顺利完成其向二者的依次转化，用公式可以表示为：G-W···P···W'-G'.由于货币资本的这一循环方式受到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制约，因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辩证关系体现着积累的矛盾和张力，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的价值≠生产资本转移或创造的价值≠商品资本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这就决定了尽管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的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客观上也存在着货币资本摆脱直接生产过程束缚、在增殖的同时保持流动性的强烈冲动，从而推动了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发展与积累。毕竟“,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4-2].

　　借贷货币资本的完整循环过程被马克思称之为双重支出与双重回流，用公式可以表示为：G-G-W…P…W'-G'-G''.第一次支出，即货币资本的贷放，以经过一定时期的回流，并且是作为已经完成了能够生产出利润的使用价值的资本回流为条件。但是，从形式上来看，资本的贷放只是法律上的一个交易。第二次支出，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在循环的这一阶段，借贷货币资本又退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同一资本在这里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作为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6-8].借贷资本的第一次回流，是商品资本向货币的转化。在第二次支出与第一次回流之间，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增殖过程。第二次回流，是货币资本的偿还。与借贷货币资本的第一次支出一样，它的第二次回流，从形式上看，也仅仅表现为法律上的交易，是第一个交易的补充，是买者和卖者之间契约的结果。

　　从货币资本家的角度看，借贷货币资本循环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贷放与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6-9],用公式可以表示为：G-G'.由于“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6-10],所以借贷资本的回流是否顺畅，取决于再生产过程和现实回流能否顺利进行。而现实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商品的惊险跳跃也不一定能实现，在法定回流时间和现实回流时间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可能。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资本的反复贷放又使得借贷资本的增加，可以单靠某些技术性手段来完成，从而与现实资本积累、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进一步相分离。

　　虚拟的货币资本作为现实资本或收入流的纸制复本，由于能够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实现资本价值，从而造成了其还构成现实资本的假象“.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6-11].首先，既然虚拟资本是资本化的产物，它们的市场价格就与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成正比；其次，与利息率的涨落成反比；再次，与货币市场的紧张程度呈反比“,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货币”[6-11];最后，虚拟资本的收益是由预期收入决定的，由于乐观情绪、羊群效应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它的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的投机性。总之，虚拟的货币资本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的循环与积累，总是处在比现实资本更大地、不断地扩张和收缩之中。

　　在正常情况下，货币资本在三种形式上的循环与积累是耦合在一起的。第一，从运动的形式来看，由于借贷货币资本是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的转化形式，虚拟资本又是借贷货币资本的延伸，因此，后者以前者循环与积累的顺利实现为先决条件。

　　第二，从运动的结果来看，三者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具体来说，首先，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的积累能够引起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一方面，产业资本家的现实积累要以资本本身的各个要素的增加为前提“,因此，只是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就必然会使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加速进行，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利润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在消费以前的那段时间里，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6-13].
　　
　　此外，货币资本的积累还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只是表示产业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程度”[6-14].其次，虚拟的货币资本的扩大也可以推动现实资本的积累。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5-2].也就是说“,有价证券的量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而增加”[9-1]“,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6-15].最后，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虚拟的货币资本积累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借贷资本起初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一旦第一次支出的行为完成，它就以现实货币的形式处于借款人手中，对于贷款人而言，它就转化为货币的所有权证书，转化为对未来某一时期资本及其利息的索取权，伴随着借贷资本积累的货币索取权的积累本身，就是虚拟资本的积累“.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会得到发展”[6-16],因为“国家证券也象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

　　第三，从运动的限度来看，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是借贷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使货币真正成为资本的，是它支配别人劳动并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特性。当货币停留在货币资本家手中时，并不会为后者生出利息，为了获得收入，货币资本家必须不断地将货币贷放出去，将它暂时让渡给职能资本家从事生产经营，才能凭借资本的单纯所有权占有利润的一部分。在极端情况下“,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末，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6-18].这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即资本不在生产中使用也能自行发生增殖的假象就不存在了。
　　
　　三、货币资本的形式错配与现代危机

　　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在度过垄断资本和福特主义带来的“黄金年代”之后，陷入了经济的长期停滞。为了应对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之间的矛盾，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对内取消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和西欧的福利国家制度，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对外则取消对第三世界的支持，推动本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主要国家的金融部门迅速崛起，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呈现出金融化的特征：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互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持续膨胀，银行等传统金融部门也不失时机地渗入到放松管制后的金融市场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金融部门的从业人数出现了绝对增长，其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也稳步增加。一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在金融领域找到了自我复制的新方法，从而进入福斯特所谓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10].

　　在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第一次产生了对流动性和增殖性的双重要求，使得货币资本不同形式之间相互关系与相对重要性发生了显着改变。原本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各种条件的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开始与现实资本相分离，它们的特殊运动规律逐渐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与积累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像它们的祖先--高利贷资本一样，只“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6-19],从而进一步加深积累的矛盾，造成积累的障碍，直至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简单来说，现代危机的实质就是货币资本在三种形式上发生了错配，即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超出了现实生产的实际承受能力，在斯威奇所说的生产与金融[11]之间发生了断裂。

　　第一，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可以和现实资本积累相伴随，但是由完全不同的因素造成。首先，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购买基金和支付基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都会集中在银行手中，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资本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6-20].再次，如果定期提取的折旧、利润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没有达到由技术上规定的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这部分资金也会游离出来凝结为贮藏货币，组成借贷货币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然后，在营业还不需要货币资本家介入的时期，商业信用相对独立于银行信用，货币回流顺畅“,依赖别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几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它，但不是它的原因”[6-21].最后，如果某一产业资本已经饱和，那么，利润中准备用来积累的部分就不能直接用于扩大本部门的营业，过剩的货币会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在新的积累普遍不能找到合适投资领域的情况下“,各生产部门过分膨胀，借贷资本供给过多，那末，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6-14].

　　第二，借贷货币资本甚至能够在现实积累停滞时不断壮大。在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那个阶段，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和停滞“,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6-21].更为糟糕的是，在营业中断、破产时，资本就会以货币的形式游离出来，形成非自愿的货币贮藏，或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

　　第三，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通过各种纯技术性手段也能实现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从G-G'',资本运动被简单化，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省略使得“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象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6-22],这就为普莱斯之流“完全不顾再生产和劳动条件，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自动机，看作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6-23]提供了幻想。事实上，通过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等技术性手段，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借贷资本的积累。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6-24].

　　另一方面，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许多次的购买，同样的道理，它也可以实现许多次的借贷。在借贷货币大部分以存款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中的情况下，银行的存款创造会使“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致变成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6-25].

　　第四，虚拟资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它不像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那样，必须束缚在固定的实物形态上，也不像借贷资本那样，受到现实回流与法定回流之间矛盾的制约，并且仅仅由于其能够买卖从而获得资本补偿这一事实，就使得它可以被持有者当作资本来积累。虚拟资本是随着信用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形式--从有价证券到国债券，再到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产品--得益于不断的金融创新，而受利润驱动的金融创新和资本本身的运动一样，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虚拟资本的规模和范围就其本性来说并没有绝对的限度，它的运动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与现实资本发生某种间接联系。只要一切顺利，单纯靠技术手段就可以将它成倍地增长为一个无法确定的数额，马克思惊讶地指出“: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6-15].

　　第五，借贷资本积累和虚拟资本积累可以相互强化，从而形成独立于现实积累的金融循环。马克思发现，借贷资本即“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6-26];反过来，虚拟资本的积累“,作为资本积累特殊形式的货币积累本身……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例如国债等等）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恰恰是这些有价证券构成所谓的货币市场和货币资本的绝大部分”[10-2].如果再考虑金融循环中马克思所描述的投机、赌博、欺诈等行为，或者后凯恩斯主义者们强调的金融脆弱性，那么，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所反映的积累规模必然要远远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程度。据不完全统计，证券化的债券几乎是全球GDP的1.4倍，而金融衍生工具更是超过全球GDP的8倍。

　　总之，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逐渐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内部构建起一个以现实资本积累为基础、不断膨胀的、倒三角形的金融资本积累体系，使得借贷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积累能够以一个无法想象的规模暂时独立于现实资本积累而自我实现，“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9-2],从而形成金融泡沫，如下图所示。

　　但是，这一自我实现的运动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在马克思看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无非是对剩余价值要求权的积累和再分配，那么“唯一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6-14],而资本增殖的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6-27],它们是不随金融扩张而增加的实际变量，决定了一定时期内可供资本家阶级分割的剩余价值总额。

　　换句话来说，货币资本三种形式之间蕴含着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6-28],“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末，债券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6-29],对这种生产是没有好处的。一旦货币资本三种形式之间发生了错配，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超出了资本增殖的界限，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规模庞大的、自治的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将发生巨幅贬值，生产也会由于之前的极度紧张和之后的信用断裂而停止，并进一步加剧贸易过剩、生产过剩和信用过剩。只有通过这种破坏性方式，才能重新强制建立起生产与金融之间的正常联系，这就是从郁金香热到次贷危机、乃至主权债务危机的资本主义危机史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

　　四、结论与建议

　　货币资本存在三种形式，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借贷货币资本，以及虚拟的货币资本，后者是前者的转化或进一步延伸，并且这三种形式的货币资本在正常循环与积累的过程中是紧密地耦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在后两种形式上的积累，潜在地具有脱离现实积累的趋势和要求。20世纪中后期实体经济的停滞和金融化的发展，放大了货币资本的这一特性，造成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虚假繁荣。然而，由于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债权和债务链条上循环，它们不带来长期产业资本投资，也不带来新的技术与知识，因此不可能成为一国经济和财富增长的持续动力。相反，它们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危机的发生。

　　我国正处于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抬头的后危机时代，为了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停滞-金融化-危机”的恶性循环，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防止过度金融化。一国金融化的发展应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过度金融化不但达不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会导致金融和经济不稳定性的累积，因为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膨胀，从本质上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其价值是虚假的，它们的过度积累不但浪费稀缺资源，而且造成现实生产的停滞和紊乱，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鼓励资本、人才等社会资源向生产性部门流动，推动现实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谨防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险。

　　第二，努力构建货币资本三种形式之间的良性循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大多数产业资本家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兼有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来从事经营，并且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动”[6-30],这一点，对信用制度和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今天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6-28],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壮大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润滑和促进现实的再生产过程。要发挥金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职能，就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和区域金融的平衡发展。

　　第三，加强对国际储备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现实资本积累和商品资本流动，我国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积累起了大量其他国家的货币或对货币的索取权。当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而导致货币贬值以及金融资产缩水时，也会不可避免地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必须加强对国际储备的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积极对外投资，特别是增加对战略性资源和产业的投资，以服务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第四，加强对国际资本的管控。货币资本三种形式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与失衡会导致格拉贝尔所说的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染风险乃至主权风险的累积[12],因此必须防止国外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对我国的冲击，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和输入性危机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