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峡地区社会发展的纪实摄影

　　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兴建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18年的建设,于2010年10月26日首次成功蓄水至所设计的最高水位—海拔175米,这标志着三峡工程将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完全意义上的三峡库区最终形成。

　　沧海桑田的三峡巨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2003年首次蓄水海拔139米、2006年大坝全面建成并蓄水到海拔156米、2008年试验性蓄水到海拔172.8米、2009年试验性蓄水到海拔171.4米、2010年蓄水到海拔175米等,均成为国人关注的摄影内容。

　　一、三峡历史影像的回顾

　　1939年在法国发明的摄影术,是一场人类视觉艺术的革命。鸦片战争之后,这一项发明由西方人带入到中国,长江三峡开始有了关于其自身的第一批银盐影像。

　　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摄影集《中国最后一个古代》收集了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于1868年至1872年在中国游历四千里江山时期所拍摄的三峡影像。约翰·汤姆逊系19世纪晚期活跃于英国的摄影专栏作家,出版了多部着作向西方国家介绍神秘的东方文明,被称为视觉领域的“马可·波罗”,也被誉为世界摄影史上第一位报道摄影师。1871年10月底,他从上海乘船逆江而上,穿越了长江三峡,拍下了峡江两岸的风土人情与自然景观。被该书收录的三峡作品有16张。约翰·汤姆逊本人还着文记述了他的三峡之旅:“为了拍摄惊险万状的新(青)滩激流,我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下,爬上村子里抓拍,当时村民看到我不用笔而能用玻璃镜头作‘画’,认为是‘邪术’,决定攻击我,当我往船上逃跑时,还挨了他们一桨,‘通译’也没法对他们讲理……毫无疑问,村里一些人传出风声,说我拿的这种神秘的相片是用中国婴儿的眼睛制成的……幸好,这只是虚惊一场。”

　　1883年2月下旬,又一名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乘小帆船从汉口出发,上溯长江直达重庆,历时约一个半月。立德先生每天晚上写日记,记述了三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对长江三峡的风光惊愕、赞叹不已,后来以《扁舟过三峡》一章的标题作为书名出版了他的旅途见闻。②(图一)1909年,美国地质学家张柏林计划到四川旅行。1909年3月,张柏林沿长江逆流而上,过巫峡、奉节、云阳、万州,然后上岸从陆地穿越四川,经梁平、南充等地到达灌县,然后沿岷江经成都、乐山等地到达长江上游的宜宾,随后,他又经重庆、丰都、忠县回到万州,最后穿越长江三峡,于5月抵达武汉。张柏林也拍摄下三峡的旧影。(图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不久,前德国派驻重庆公使衔领事弗里茨·魏斯受命去重庆赴领事之任。弗里茨与其妻多伦勃,乘坐一只江轮从上海吴淞口溯江而上,首先抵达湖北宜昌。多伦勃·魏斯女士用最早的玻璃底版的相机,拍摄了长江河滩上躬身前行的纤夫,石板街道中拥挤的长衫者,青瓦木墙的民居等等,展示出近90年前三峡峡江地区的风土人情。③(图三)1918年5月1日和1919年9月15日,又一批拍摄长江、三峡的照片被分别收录在美国裕中公司向中国北洋政府交通部呈递的关于周襄铁路建设的可行性报告里。这一批照片中记录了长江河道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更可以看到长江三峡那壮丽的绝版风景……这批照片的作者是美国人—G·A·凯尔。④1946年,因为国民政府欲联合美国修建三峡工程,供职于着名的《生活》杂志的美国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于1946年拍摄了一整套长江三峡图片。他说:“长江上的纤夫们用绳子把船逆流拉上去,好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后来,凯塞尔的老朋友汉西在着作中叙述了长江三峡船夫的故事,选用了老搭档凯塞尔的部分三峡照片,这批珍贵图片因此得以保存。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的三峡大坝建设计划已经流产了八年之久,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已发生了革命性的政治变化。

　　这些晚清、民国时期的三峡老照片,并非都是标准意义上的纪实摄影。但是,从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三峡峭壁千年栈道上惆怅的旅人,战火纷飞中的百姓抚慰着还在滴血的伤口,继续着平凡而独立的生活;断壁残垣的街头,老太婆们做着点点小生意,还有挑着担子满街游走的货郎,摇着拨浪鼓,盯着老外手中神秘而陌生的镜头……摄影术纪实的特性得以充分地发挥,这些历史照片真切地摄录下三峡民间的原初,原汁原味,弥足珍贵。(图四)
　　
　　二、60年三峡纪实摄影梳理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人文沉淀的中国地理单元,受到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普遍关注。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照相机等摄影设备的稀有,能够手持相机对长江三峡进行摄影的人员十分稀少,基本局限在当时新闻机构的专职摄影记者手中。

　　1956年,时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的张祖道先生跟随老师潘光旦到湖北、四川一带调查土家族。当他们从奉节县乘坐航标艇顺江而下,进入三峡第一峡—瞿塘峡时,拍摄下着名的三峡绝景—滟滪堆,横亘在长江江心的一块高约20米、宽15米、长约40米的天然礁石。两年后,长江上治理航道,炸掉了阻碍船只航行三峡的滟滪堆。张祖道的这张照片记录下了三峡一绝。⑥如今,我们来考量这张照片,虽然张祖道比《生活》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拍摄的滟滪堆在时间上晚了10年,两者均完整地交代了礁石横亘于夔门水流中的地理特征,但是张祖道拍摄的画面主体更加突出,而且捕捉到一只峡江小舟依偎在滟滪堆身旁的瞬间,二者体量的悬殊对比,有力地烘托出礁石的突兀与奇特。(图五)两年后,时任中国新闻社摄影记者的薛子江先生与时任新华社摄影部采访科长的着名摄影家齐观山先生一道从北京出发到四川采访。他们在重庆采访两个月后,于花开水暖的4月份回访长江三峡。薛子江在此拍摄下一幅体现新中国山河自然之美的三峡作品—《千里江陵一日还》。画面采取竖幅构图,画面主体是晨雾初开的夔门两岸山色与昂首前行的船只,气势雄浑,意境深邃,成为如今考量瞿塘峡自然真貌不可多得的摄影佳作之一。

　　进入1970年代,从对外宣传的需要出发,时任英文版《中国妇女》杂志记者的着名摄影家沈延太先生、中国旅游出版社摄影编辑鄂毅先生、《人民画报》摄影记者黄韬朋先生、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记者刘心宁先生等均莅临三峡进行摄影采访,分别报道了长江三峡的自然人文地理与航运经济发展等内容。后来,他们的作品陆续集中发表于《大江影踪》《中华风貌》《人民画报》《人民日报》等书刊,刘心宁先生拍摄的“三峡峡谷景色”成为1992年发行的普21《祖国风光》邮票中“三峡风光”邮票的原型。这些当时属于职务类型的摄影作品,如今看来却成为忠实记录三峡自然原貌,用胶片为三峡留影的早期重要作品。

　　而在三峡沿线,地方文化部门从事摄影宣传的干部从宣传报道的角度也将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家门口的三峡。“2003年三峡工程二期蓄水135米之前,国内外诸多摄影人抢救性地为三峡留下了即将变化前的影像。而在三峡本土,亦有扎根三峡,数十年如一日将相机对准故土进行原生态创作与记录的资深摄影家,出生并工作于三峡腹心之地—重庆巫山县的陈池春先生即是三峡本土摄影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陈池春自1970年开始拍摄三峡,1976年参与协助《人民画报》“长江万里行”报道三峡,用单位唯一的一台“禄莱科得”双镜头120相机拍摄下一系列三峡内容。十分难得的是,陈池春扎根在三峡基层,40年如一日,持续不断地拍摄下长江三峡近半个世纪的光阴流变;其内容不仅包括了三峡丰富多姿的民间生活(图六),也包括了三峡在1990年代因三峡工程建设而发生的城镇迁徙与百姓移民;如今他拥有6万多张原创胶片,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三峡影像图志”。

　　1980年代,中国摄影界开始有了“纪实摄影”的提法,这个独特却容易被误解的摄影门类先后被王惠敏、肖绪珊、林少忠、谢汉俊、黄少华等专家陆续介绍进国内,并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关注。《人民摄影》《现代摄影》等新兴摄影专业媒体的创刊也对纪实摄影在中国的起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⑨国内许多摄影家开始积极地实践着自己所理解的“纪实摄影”,他们多在自己所定居的生活环境中寻找题材,然后通过长期的积累与观察,不断反复地拍摄,最后形成专题。三峡因为名气响亮、内容丰富,而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摄影家们心动而瞄准的目标之一。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对这一个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和论证,在那一天,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拍板通过。

　　正是因为三峡工程饱受争议,而让这一建设体量雄居世界第一的水利枢纽工程引起了海内外的密切关注。三峡无小事,三峡是一个大课题。身居传媒的中国摄影家闻风而动,先后有多位着名摄影家以公职身份进入三峡,开展摄影探访。

　　早在1988年,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摄影记者刘世昭先生即将视线投入到长江三峡,并酝酿徒步探访。1991年,刘世昭的徒步三峡计划正式开始,他先从四川奉节县(今属重庆市所辖)开始,经瞿塘峡栈道步行,进入巫山县,随后深入到巫峡采访。

　　1992年1月,刘世昭从巫山开始徒步行走到湖北巴东县,并于同年4月再次深入到巴东县神农溪进行拍摄,后来又用了半个月时间抵达三峡东口的宜昌市。

　　1991年金秋,由中新社广东分社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的着名摄影家彭振戈(笔名:安哥)先生怀揣着三峡专题采访计划赶到宜昌,逆流而上,一个县一个县地游走,拍摄三峡。随后,他又从上游的四川万县市(即现在重庆的万州区)登船,仿照当年诗仙李白的线路顺江而下,再摄峡江两岸风情……旅法摄影师曾年用6×17的画幅拍摄三峡,三峡如画卷一般在作品中展开,别具一格。

　　1997年,台湾摄影家庄灵、钟永和等来到大陆参加了由王征、刘雷、贺延光等着名摄影家组织的海峡两岸摄影师拍摄三峡的活动2000~2004年间,晋永权完成了“三峡移民”纪实专题。

　　颜长江先生在三峡工程蓄水前后拍摄了他自己心中的三峡。

　　2002年2月13~18日,由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信息中心主任着名摄影家解海龙先生带队的“定格历史,显影三峡”摄影采风团自重庆乘船顺江而下,一路巡游至宜昌。200多名摄影者赶在三峡工程2003年首次蓄水到海拔135米之前,拍摄收录下三峡的原貌。

　　这一年,自由摄影师卢广赶赴三峡,在三峡沿江城镇用镜头记录下三峡为蓄水而做准备,全面清理库区搬迁遗迹的精彩瞬间。身居长江下游的江苏摄影家郑云峰,先后投入巨资,不惜自费包租飞机拍摄三峡。在三峡工程首次向海拔139米蓄水的2003年,他获得“年度中国摄影传媒人物大奖”。

　　在三峡工程建设的17年间,专程前来三峡开展纪实摄影的知名摄影人还有香港的梁家泰先生、台湾的周庆辉先生、北京“中国荷赛大师班”学员陈锋先生、《南方周末》等国内一线平面媒体的摄影记者、三峡所在的重庆与湖北两省市的摄影家们。

　　众多摄影家拍摄三峡,形成对三峡题材的集体书写。三峡纪实,成为中国地域性纪实摄影的一个范本。

　　三、纪实摄影对三峡的历史书写

　　在新世纪之交的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长江三峡这样,历经了翻天覆地的自然与社会变迁。三峡,一度让中国人神经敏感的话题,通过摄影的方式,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1.三峡建设历史背景上,纪实摄影的功用突出

　　摄影的本质功能:纪实。在60年以来的三峡摄影历史发展演变中,纪实彰显出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张祖道、薛子江老一辈摄影家从职务的角度拍摄的三峡自然地理作品,还是陈池春、刘世昭、彭振戈等当年的中青年摄影家用胶片对三峡原生态生活的原创性拍摄,如今看来,均是对长江三峡最真实而客观的写照。滟滪堆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前的夔门到底有多么雄伟?这些直观的形象问题,均可在三峡工程建设以前的三峡旧影中获得直观而明确的答案。当年,这些作品并不都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纪实角度而拍,作为深受艺术沙龙所影响的中国上几代摄影人,在1980年代末“纪实摄影”理论在中国基本得以确立之前,画面的构成较多地受到了传统画意的影响,风光摄影、风情摄影才是多数摄影人涉猎的目标。虽然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条件手持相机进行大量现实题材拍摄的摄影人多数系新闻出版及文化机构的专职人员,但是他们带着特定的发稿与宣传目的,运用自身所能掌握的影像技能,认真而精细地用银盐刻画了中国不同文化地域的早期形象,其功自不可没。他们手中的许多作品,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化为对地域文化的纪实写照。

　　对于长江三峡来说,不仅具备绝世的雄奇自然风光,而且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从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从南北朝时期盛宏之《荆州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对三峡的经典描述“惟三峡七百里中,两岸是山,略无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再到盛唐时期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分别身处三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有感而发、不同风格的传世吟唱,三峡山水被赋予了丰厚的人文内涵,因此而与中国版图上许多单纯意义的自然美景有着本质迥然的差异。走三峡,看三峡,拍三峡,不是单纯的自然山水观光,而是一种有着深刻历史文化背景、对人文地理有着诚恳品读心态的时空穿越。这种写照远远地超越了风光摄影的概念,涵盖了三峡社会及其环境的各个方面。

　　张祖道等老一辈摄影家的三峡作品对于蓄水前的三峡自然地理是一种实证,陈池春、刘世昭、彭振戈等摄影家分别从自身对三峡的认识、理解与兴趣出发,批量地拍摄下三峡人民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的朴素而本真的生活。因为三峡工程的蓄水,因为三峡古老城镇的搬迁,因为三峡移民的远走,这些当年抓拍于巷里村头、山野峡间的三峡民生摄影作品,构成了另外一道具有朴素的纪实手法特征的三峡社会图景。在这一道图景中,生动地还原了三峡原住民在20世纪中晚期的本色生活,形成另一笔对三峡现实的历史性书写。

　　2.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后,三峡纪实摄影的主动介入

　　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很多中国摄影人意识到:三峡即将发生巨变,而作为纪实的摄影具有其他创作门类不可替代的佐证功能。俗语讲:眼见为实,拍摄三峡的作品将成为三峡巨变后的珍贵视觉文献。

　　此时,中国关于纪实摄影的理论与实践伴随着媒介的传播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文化版图上,出现了以现实主义为指导记录陕西关中百姓生存与生活状态的专题摄影,并引发对中国摄影文化历程与走向的思辨,其中涌现出胡武功、侯登科、石宝琇等一批出类拔萃的摄影家。他们虔诚地记录着关中及黄河流域厚重的人文生活,也在对华夏文明进行文化寻根。再后来,在中国摄影界陆续出现了吕楠的《精神病人》问题纪实、陈锦的《四川茶铺》社会纪实等一系列成熟的纪实摄影作品,成为中国纪实摄影的示范。

　　客观地讲,在三峡工程开工前后,意识到三峡纪实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摄影课题的中国摄影人不少,但是,真正下决心、有条件付诸自己的摄影实践的摄影家却是屈指可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大量的三峡纪实摄影作品通过发表、展览、出版、收藏等多种形式进入专业与公众的视野,并通过媒介扩大传播,跟进着三峡地域之变,百姓生存之变,渗透进读者、观众等受众的生活与思想,与三峡时代发展变迁形成了良性的广泛互动,因而具备了充足的现实意义。

　　四、三峡纪实对中国摄影的标本意义

　　1.三峡纪实摄影流变是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史上的局部景观

　　不难看出,三峡纪实摄影的源流来自于职务类型的摄影。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27年间,身处新闻出版单位的职业摄影师方有持续拍摄某一个纪实专题的工作便利。到了19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思想启蒙,社会呈现出一种充满朝气的活跃状态。长江三峡因为政治、历史、经济、舆论等多方面的原因,令摄影界密切关注。

　　通常,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三峡是指从重庆奉节县白帝城到湖北宜昌市南津关长约193公里的峡江,但是因为三峡工程的兴建,因工程蓄水而影响到三峡大坝之上游600多公里长的长江两岸地域,形成面积为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这就是需要动迁上百万人口,20个城镇需要搬移重建的三峡库区。三峡题材因此而超越了简单意义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与政治发展全局的重大敏感题材。

　　正因为三峡题材的宏大,给中国的摄影家铺开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空间,经济的、人文的、社会的、历史的,不同的角度走向,分别形成不同内容的视觉表达。

　　脱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中国自由摄影师根据自己对三峡的把握,纷纷莅临三峡拍摄;由摄影团体组织的海内外三峡摄影采风团纷纷赶到三峡,目的也是用影像为三峡写真。他们的加入,丰富了三峡纪实摄影作者的构成,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纪实摄影内容至上,重大题材正由单兵“作战”向组织化、规模化摄影书写发展的可能趋势。

　　从不自觉到有意识,从个体到集体,从自由拍摄到组织拍摄,三峡纪实摄影走过的路程与陕西、河南等地域的纪实摄影履历相仿。从内容上来分析,即将消失的三峡物象成为中国摄影师竞相拍摄的目标。那些在轰炸声中倒塌的一片片古镇古城,那些将被蓄水淹没的千百年来为海内外宾朋所津津乐道的自然人文景观,那些扶老携幼、奔向他乡定居生活的农村移民,通通被摄入胶片。这种拍摄如同一首对即将消逝文化的挽歌,道理上都可归纳入文献记录范畴。虽然有些摄影者的三峡移民纪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向三峡建设发出疑问,在一定程度上针砭时弊,但是总体上三峡纪实摄影与中国纪实摄影的主流走向相符,侧重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记录,在题材性质上比较中性。

　　进入新世纪,前来三峡的中国纪实摄影人的作品中出现了较明显的主观表达倾向。这与他们所身处的新闻单位性质有了较大的差异。这恰恰说明,为数不少的中国纪实摄影人往往寄居于传统媒体,而在单位的“规定动作”之外,审时度势地完成“自选动作”。这些作品,拉开了与新闻报道的距离,虽然还是在三峡现场摄取,但是更强调运用了隐喻、象征等手法,贯注了摄影师本人对三峡的理解与思索。相对于传统纪实,这些作品更加主观,需要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上对作品进行解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摄影家围绕纪实摄影所进行的新探索与新诉求。

　　2.“拍”是硬道理

　　每一步三峡工程建设的重要节点,对应着相应的历史时间。这些时间就是一道道指针,就是行动的命令,容不得摄影者疏忽延误。时光一去不复返,三峡蓄水不等人,三峡原真的人文自然景象与民间生活场景,均会因为浩荡的江水上升而改变、消逝,错过了眼前的一切,就是失去了三峡!事实上,专注于三峡纪实的中国摄影家,在这十几年间紧跟着三峡工程的进展,调节个体时间与之同步,频频穿梭于千里峡江,与三峡蓄水竞赛着速度,抢救性地拍摄了许多宝贵的影像资源。

　　虽然,在此之前,关于纪实摄影、关于摄影本质的理论争论、探讨时有发生,聪明的摄影家却是将自己的重心放到了拍摄前线,不管孰是孰非,碰着了,赶到了,抢着了,就要拍下来。如今,大批中国摄影人为参加摄影比赛而东奔西走,而对一个固定拍摄题材的系统挖掘和整体把握才能真正地展示摄影家的综合实力与真正水平。

　　“逮住一个东西,往透里拍!”“拍是硬道理!”对于执着于纪实的中国摄影人来说,实践是第一位的,只有拍摄才能将对象及时地记录下来,立此存照,再来展开分析、梳理也不迟!60年来的三峡摄影,特别是40年来的三峡纪实作品,总体上涵盖了三峡社会与自然变迁的若干内容,成为一张张对于三峡不同年代演绎内容的形象切片。

　　3.从三峡摄影看中国纪实摄影的突破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中国摄影理论家鲍昆曾经用氧气瓶来比喻摄影理论:对于摄影家来讲,理论就像氧气瓶对于登山运动员一样具有特定的功能——如果只是将摄影用来自娱,好比攀登一座不高的山,那么氧气瓶就是一种负担;如果摄影家立志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显然,不可不要氧气瓶。

　　走在纪实摄影道路上的中国摄影家,需要潜下心来认真阅读世界摄影史,研习纪实摄影的起源、发展、新态势,下功夫观摩摄影史上的经典纪实作品,深入地理解摄影记录与摄影文献的历史文化意义。

　　因为缺乏渠道,大多数中国摄影家没有经过严格的摄影语言专修。摄影的词汇、语法体系等基础知识的匮乏,影响到摄影家面对宏大纪实题材时所能运用的摄影技能和知识储备。当我们梳理三峡纪实摄影时,不得不承认不少摄影家的作品内容属于记录性质,但是所采用的摄影语言却有着明显的画意沙龙的痕迹。中国纪实摄影要从语言上进行突破,形成摄影家个体的风格,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

　　中国摄影家们还需要触类旁通,研读社会学、人类学等知识,综合运用现代图像学、视觉心理学等理论,进一步廓清纪实摄影范畴,明确纪实摄影的终极目标,进而创造纪实摄影作品更加丰富、更为深沉的影像含义。苏珊·桑塔格说过:“摄影师是超级旅行家,是人类学家的延伸。”“摄影师被认为是一位敏锐但不干涉的观察家—一个抄写员,而不是诗人。”在60年的三峡摄影梳理过程之中,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的民俗纪实,出现了运用视觉人类学知识进行纪实摄影拍摄的萌芽,但是尚不全面、系统,症结就在于缺乏丰厚而广博的理论素养支撑。

　　古人云:功夫在诗外。纵观60年三峡摄影,只有抗拒浮躁、对三峡历史与地域文化具有深入钻研的作者才会面对三峡这一历史性的巨变而产生强烈的摄影记录与表达的冲动!在拍摄前,做足案头功夫,充分地了解拍摄对象,在纪实摄影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这也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突破点之一。我们赞成:人文关怀是纪实摄影最有价值的思想,人道主义是纪实摄影必须坚守的精神。

　　虽然三峡主体工程基本完建并首次蓄水到海拔175米,但是关于三峡的纪实摄影并没有结束。面对中国摄影界许多“一窝蜂”式的热点拍摄,纪实摄影人一定要头脑清醒,认识清晰,而不要简单的四肢发热。三峡工程完建后,三峡库区生态变化、三峡移民生活现实、三峡经济面貌、三峡社会发展等都是后续的三峡题材,非常现实,同样敏感,有时政评论家指出这是“后三峡时代”的基本内容。作为记录的摄影,面对“后三峡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更富有挑战性。这也说明,中国纪实摄影必须重视介入当代社会现实的深度,坚定地走下去,才能实现对现有纪实摄影格局的突破。

　　经过时光的淘洗,中国纪实摄影作品记载了历史的光影流年,其文献价值决定了它的摄影价值;如果摄影价值与市场、大众心理与物质需要正好契合,那么,纪实摄影作品必将体现出相当的经济价值;而在通过展览、出版、拍卖等形式走向市场的过程之中,纪实摄影作品也就完成了由个人记忆变成公众记忆的蜕变。

　　似乎可以这样想象:许多珍贵的三峡纪实摄影作品与中国其他地域的纪实摄影作品一样,它们的生命很长,是一个记忆的永存,像你我一样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