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对《绝望》的研究进展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1899-1977)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文学巨擘,他能用英语、俄语和法语写作,被誉为 20 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学家之一.其代表作《洛丽塔》《微暗的火》和《说吧,记忆》都是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而纳博科夫本人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相比之下,国内外学界对《绝望》一书的研究则较为冷清,论文的数量少、方向有限,且多局限对小说主题或是小说与欧洲文学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探究,而缺乏对小说内容及其语言魅力的深度挖掘.笔者希望通过梳理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对《绝望》一书的研究状况,来阐明已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绝望》(Octhayanie/Despair)一书,最初为纳博科夫流亡柏林期间用俄文写成,于 1936 年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次年,该书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随后的二战中被焚毁.三十年后,纳博科夫将《绝望》"进行了修正"[1],由其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译成英文,于 1965 年在美国再版.该小说虽情节简单,但语言十分机智、叙事手法高明巧妙,一经出版便引来了学术界的众多好评.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纳氏所写的"第一部重要小说"[2].同时,《绝望》也被广泛认为是纳博科夫写作生涯的转折点,因为这是"在纳博科夫的风格中,自我意识和戏拟第一次获得了全面的解放"[3].

　　一、国外的有关研究

　　1965 年以前,西方学界对《绝望》的关注多局限于俄侨文化圈中的介绍和评论.随后该书的第二版英译本在美国发表,正式的学术研究由此开始.尽管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但由于故事情节不像前期的《洛丽塔》那样激动人心,且在 20 世纪70 年代,纳博科夫研究已经"从中心走向边缘"[4],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并没有在《绝望》的研究上花下太大力气.80 年代后,西方学界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开始不断朝着泛化和深化的方向发展,对纳氏单篇着作所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此时学者们的目光又更多地投向了纳博科夫充满颠覆性和想象力的后期作品,如《阿达》和《说吧,记忆》.

　　这使得《绝望》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不过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详实的研究和考证,并对《绝望》的三个不同版本进行了梳理.因此现有研究成果虽数量有限,但质量较高,不仅严谨、细致,且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具备一定水准.通常来讲,西方学者们对《绝望》一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主题研究、文学文化传统研究和叙事学研究三个方面.

　　首 先 是 对 小 说 的 " 相 似 主 题 ", 即"Doppelganger"①这一主题的研究.在 2012 年,汉娜·金把《绝望》中体现的双重主题和作者本人的世界观进行了比较.她认为通过在小说中使用象征、不可靠叙述等手法,纳博科夫表明了自己的世界观:生活是一系列并不真实的表象,人类想要把握客观真理是不可能的.作者强调个人意识的主观性和独立性,认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而他书中那些相信"同一性"的人,通常都是心怀恶意或神经错乱的"不正常"的人.同时,由于相似主题是纳氏最喜爱的小说主题之一,甚至"纳博科夫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被描述为--关于阴影和影子的论述"[5].因此学者们在剖析《绝望》中的相似性主题时,也经常会将该书与纳氏的其他小说进行对比.如在 1997 年,普丽西拉·迈耶从象征和隐喻的角度对《绝望》和《塞·奈特的真实生活》②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这两本书在情节设置、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细节隐喻等方面都存在着对应关系,并且是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纳博科夫本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其中《绝望》是负面的展现,而《塞·奈特的真实生活》则是正面的展现.

　　鉴于作者纳氏独特的身份特征,《绝望》和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历来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而其中最为吸引研究者目光的,无疑是在《绝望》中屡次出现、不容忽视的弗洛伊德学说.

　　虽然在纳博科夫本人看来,弗洛伊德不过是"奥地利的骗子"、"维也纳的庸医"③,但"学者们还是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试图理解他作品中弗洛伊德学说存在的真正意义"[6].如在 2002 年,史蒂芬·H·布莱克威尔探讨了《绝望》中的反佛洛伊德诗学,并提出在《绝望》中,纳博科夫第一次在艺术层面上全面反击了佛洛伊德的学说.2009 年,乔安娜·泰锡斯克则研究了为什么《绝望》的早期的俄文版本中少有弗氏学说的痕迹,而 70 年代的英文重写本中却出现了大量弗洛伊德符号.她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美国大行其道,但这种从某些意象出发来对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实则侵犯了小说文本的完整性.于是纳博科夫干脆在小说中大量引入弗洛伊德符号,却又将这些符号巧妙地置于自己的艺术控制之下,使得那些醉心于弗氏精神分析的读者很难获取故事的本来面目.通过这种方式,纳博科夫重新获得了自己对文本和读者的控制权.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叙事学的兴起,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解析《绝望》.如在 1982 年,朱利安·康纳利探讨了本书中文学典故的功能.在康纳利看来,《绝望》中运用的文学典故给读者提供了理解故事所需的背景,强化了读者对纳博科夫艺术创作观的理解,而经典文学模式的运用则帮助纳博科夫更好地对主角的野心和局限性进行描写.2003 年,海伦·奥克利则将《绝望》同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侦探小说进行了对比,指出纳博科夫将小说的框架建立于民众所熟知的侦探小说模式(谋杀-破案)之上,同时又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小的改动.如在人物设置上缺少了侦探一角、在情节上缺少对破案过程的详细描绘,等等.这些改动破坏了读者对小说的期待视野,从而成功地解构了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二、国内的有关研究

　　中国国内对纳博科夫作品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80 年代,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和沉淀后,在最近几年迎来了一个小高潮.随着翻译界对纳氏作品译介力度的加大,批评界对其作品的解读与评论也不断升温,研究的题材、范围和数量都不断扩大.其中《洛丽塔》依然是纳博科夫研究的绝对重心,《普宁》和《微暗的火》也是研究的小热点.而《绝望》一书"不前不后"的尴尬地位,使得它在国内的译界和学界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同时,纳博科夫本人学识渊博、语言精妙,翻译的难度很大;而《绝望》一书的中文译本,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使人满意.2013 年以前,《绝望》一书的中译本只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的《纳博科夫小说全集》中有所收录,该译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界对《绝望》的研究,但其语言功底和翻译质量都是差强人意.2013 年 8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朱世达译着的《绝望》中译本,该译本的语言更加严谨、流畅,但由于缺少相关的介绍和注解,读者在阅读该译本时并不容易把握纳博科夫本人的真实意图.同时,国内学界对《绝望》一书的研究也是冷冷清清,笔者通过知网搜索得到的数据表明,《绝望》研究的论文数量仅占纳氏研究总数的 3%左右.而且由于对纳氏经验不足、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等原因,这些论文在质量上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其中,学者们的切入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虚构性、内容、文学文化传统研究和叙事学研究四个方面.首先,是对作品本身体现出的虚构性的解读.

　　这方面历来是大家研究的热点,早在 2005 年,龚丽平就试图通过对纳博科夫小说《防守》和《绝望》的解读,探究纳氏如何打造后现代派小说文本的虚构性.2008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汪小玲选择了从虚构性、原创性及纯艺术性这三个方面对《绝望》进行分析,认为《绝望》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实际上却是"一部精心策划的阐述作者艺术创作观的小说"[7].而涂琳琳则认为,在《绝望》这部作品中,作者一方面通过第一人称叙述等方法达到小说的"艺术真实",一方面又通过直接暴露虚构声音、塑造不可靠的叙述者来揭示小说的虚构本质.

　　其二是对小说内容的研究.这方面大家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小说主人公的行为进行分析,二是对作品中出现"镜像"或"相似性"特征进行解读.对前者的研究成果包括:2012 年,马红旗从身份研究的视角分析了纳博科夫的《玛丽》、《防守》和《眼睛》,指出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由于遭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而无法获得明确的身份确认,他们的逃离、防守和绝望是其应对身份缺失的策略.对后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2008 年,蒙柱环通过分析赫尔曼和菲利克斯之间的虚假的"相似性",批判了人类社会"同一性"对个体的扼杀和生命的践踏,认为"正是对于'相像性'('同一性')的追求造成了悲剧的发生"[8].李一岚也在2010 年指出,正是赫尔曼对"相似性"的追求造成了他的"绝望",但与此同时,他对艺术创作虚构性本质的强调又与纳博科夫本人的艺术创作观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的赫尔曼其实是纳博科夫艺术创作观的代言人.

　　第三是从文学发展的脉络出发,分析《绝望》这部作品对传统文学创作技巧的批判与创新.而根据出发点的不同,这方面的文章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类.一是从纳氏的俄裔作家身份出发,分析其作品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如邱静娟认为,《绝望》中主人公的名字"赫尔曼"来源于普希金的《黑桃皇后》、故事情节套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人物塑造上则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并创造性地提出,《绝望》中具有"双重人格"的并不是主人公赫尔曼,而是因为贪财而命丧黄泉的菲利克斯.随后,刘佳林在 2010 年进一步指出,《绝望》中的谋杀现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沙托夫的遇害现场很相似,而小说中主人公的叙述口吻又模仿了陀翁笔下的"地下人".

　　二是对《绝望》这部作品的后现代性和元小说叙述特点的研究,如 2011 年,东北师范大学张婷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从小说的叙事策略、黑色幽默、解构主义及美学价值等方面探讨了《绝望》中的后现代性色彩;而李萍则是从互文、套嵌解构、语义的含混性等方面讨论了《绝望》的后现代性特征.丰云则在 2011 年指出,《绝望》采用了自反式元小说的形式,小说中叙事话语与评论话语交织,拆解了叙述世界的虚构性,也挑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传统的叙事理论,是纳氏元小说创作的初啼之声.

　　第四,就是对这部小说叙事特点的研究.除了从宏观叙事学角度之外,一些研究者也另辟蹊径,从更具体的角度对其创作特征进行研究.如在2010年,江南大学的张倩从第一人称叙事、细节描写、象征及用词特点等方面分析了《绝望》和《洛丽塔》的双重叙事结构;2012 年,兰州大学王春芳则运用热奈特的理论分析纳氏小说中的故事、叙述文本和叙事行为,揭示作品中人物如何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徘徊,生活在亦真亦幻的自我世界中.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绝望》一书的外部研究较为成熟,小说文本与俄罗斯文学及欧洲的文学、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相对丰硕.在文本的内部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小说内容及主题方面的探究也比较细致、具体,不过缺乏深度;同时对小说文本的语言魅力和叙事技巧方面的研究不足.现有从叙事学角度剖析《绝望》的文章大多只分析小说中某些特定的叙事或修辞技巧,或仅关注小说文本的表面结构,而缺乏对纳博科夫叙事特征的系统研究,也鲜少有人关注《绝望》中充满魅力的叙事语言.不过就《绝望》一书而言,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机智","纳博科夫的全部才智闪烁在《绝望》的字里行间"[8].

　　同时,叙事语言的模糊性、多意性也是纳氏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想要获得对纳博科夫的写作技巧的全面理解,对纳氏所使用的独特语言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下一阶段,对作品的语言本身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参考文献:

　　[1]Vladimir Nabokov. Despair [M].London: PenguinClassics, 2000, 9.

　　[2]Andrew Field. Nabokov: His Life in Art[M].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235.

　　[3]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刘佳林,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96.

　　[4]刘佳林. 纳博科夫研究及翻译述评[J].外国文学评论,2004,(02):72.

　　[5] Alfred Appel Jr. Lolita: the Springboard of Parody[J].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67, (02):207

    [6]Joanna Trzeciak. Viennese Waltz: Freud inNabokov's Despair [J].Comparative Literature,2009, (01):54.

　　[7]汪小玲.《绝望》对纳博科夫艺术创作观的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8,(01):59.

　　[8]蒙柱环.论纳博科夫《绝望》的两个"相像性"及其真实意图[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0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