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与谬误

　　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干将特里·伊格尔顿对美国文学批评家“耶鲁四人帮”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向来持有很大的意见。早在1983年，伊格尔顿在其以论为立、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就对诸多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家作了史论结合而且针锋相对的批评（多为批判）[1].而布鲁姆作为与耶鲁结构学派关系暧昧的文坛大家，在伊格尔顿看来自然难辞其咎。而在21世纪初，布鲁姆出版了其着作《如何读，为什么读》[2]之后，伊格尔顿[3]便于同年撰写了专文来批判布鲁姆，措辞剑拔弩张、异常激烈。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的洞视与锐度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其精英主义身份的挖掘就非常到位。但是，在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中也隐含了他的盲视，这其中充斥着有意无意的谬误。

　　而这又体现了伊格尔顿自身立场的偏激与局限。论述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与谬误，并进而在此二者中探求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这绝对是饶富意义的。

　　1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布鲁姆的精英主义身份

　　作为一个老辣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对带有解构意味的美式批评家布鲁姆的批判是有其精准之处的。

　　首先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第四章“后结构主义”里，伊格尔顿在批判耶鲁解构学派的“虚构性和任意性”之时，并未将布鲁姆与德·曼、米勒、哈特曼三人完全并驾齐驱，而用“某些方面”来牵连布鲁姆[1]169.

　　其后在第五章“精神分析”中，伊格尔顿又单辟出不少段落，来专论布鲁姆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是如何创立了20世纪70年代最大胆而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之一，并且以浪漫主义回归的文学精神抵抗了他的解构主义同事的怀疑主义、反人道主义、xuwuzhuyi时代精神[1]202.与此同时，伊格尔顿也点出了布鲁姆所采用的晦涩而尼采式的修辞力量，其用意在于掩盖自己对真理、价值及人道主义的天真与绝望。最后，他甚至声称布鲁姆之所以陷入这种人道主义的绝境，乃是因为“它的基础仅仅是它自己的武断的信念，它已搁浅在不可信任的理性主义与无法忍受的怀疑主义之间”[1]203.

　　而在《伊格尔顿评布鲁姆的新着〈如何读，为什么读〉》一文中，伊格尔顿的言辞则变得更是极为针锋相对、不留余地。伊格尔顿先扬后抑地说布鲁姆曾经也有趣过，并再次褒大于贬地提到了其“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理论。但是，随后，伊格尔顿就指出了布鲁姆的批评实践未能够摆脱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并说他是以“带着浓重的纽约口音大声疾呼普遍人性，他对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信念就如同樱桃馅饼一样完全是美国式的，只不过他把这一点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3].作为一个乐天派抱有美国梦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布鲁姆似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西方中心白人男性资本主义的态度了。

　　不妨来细细审读一下布鲁姆名动天下的《西方正典》。在“序言与开篇”里，布鲁姆直截了当地将那些正在传播的他认为并非最好的女性、非裔、西裔和亚裔作家的作品总结为以怨恨为共同特征，并称之为“憎恨学派”.他甚至为“憎恨学派”将“影响的焦虑”这一观点放在“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那里而感到高兴[4]5-6.

　　再审视一下布鲁姆的“哀伤的结语”和附带书单的话就可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在表达了自己并不欣赏边缘地域和族群的文学之后，布鲁姆在“哀伤的结语”中非常偏激地说“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痛苦的呐喊”[4]430.怎么？难道除了文学经典之外，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展望、马尔库塞美学维度的拓展、萨特对人道主义的坚持、鲍德里亚对符号社会的剖析都毫无意义？其实这些思想恰恰为布鲁姆坚持他自身的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审美的要义、认知的思维。此处布鲁姆所展现出来的精英主义是很值得商榷的，而伊格尔顿对他的批判也确实不无肯綮之处。

　　在尖锐而集中地抨击了布鲁姆的美式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精英主义身份以后，伊格尔顿又心满意足地一一提出了布鲁姆的其他陋习，诸如评论的凡俗外行、话语的散漫芜杂、书写的公共大众化、姿态的英雄主义化、阅读的生活化、语言的廉价乏味、自我与孤独的过度放大等[3].这些批判大体或可以概括为两点，亦即话语的平民生活化和文学立场的精英化（看似恍如矛盾的共同体）。

　　黄灿然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中写的译序“大作家式的批评家”里评价得很是中肯：“伊格尔顿可归入专业批评家类别，他聪明机智风趣，对各种新潮流保持关注，论断都显得公正持平，可就是缺乏某种269第4期 陆浩斌：特里·伊格尔顿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经典观批评更个人、更接近读者的孤独，更提升或扩大读者的自我的深度与视域。如果他批评某位也是处于某个类别的偏见者，那确实会令人觉得公正持平且义正词严，例如他驳斥理查德·道金斯对宗教信仰的攻击。

　　但在批评布鲁姆这个复杂的综合体时，他只能用近于逻辑紊乱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格尔顿的文章我常看，但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性的吸取，而不是作为一种启迪”[2]7-8.那么，正相反，布鲁姆给人带来的也许正是对于孤独和自我的认知与启迪吧。

　　其实伊格尔顿和布鲁姆各有各的洞见，可惜的是在这种洞见之下也很容易逐渐滋生出一些偏见甚至盲视。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有其不公甚至不讲道理的谬误之处，对这种谬误的挖掘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助于对两人思想内涵的把握与认识。

　　2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误：伊格尔顿的文化

    政治立场“如果你是西方世界的白人，那么做谁也比做自己强。”[5]22伊格尔顿的这句后殖民语境下反讽的话，倒正适用于布鲁姆的窘境。会不会是一开始伊格尔顿就先入为主地以“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来解读布鲁姆并进而产生“诠释谬误”,然后又“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地自以为是，造成了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批评谬误”呢？此中关节，不可不察。

　　上节已论述过伊格尔顿鄙夷布鲁姆的地方。大体归纳来说即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和话语的时而太晦涩与简陋问题，另一个乃是其文学经典的精英主义西方男性中产阶级中心主义立场。

　　先来探讨第一个修辞、用语的问题。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责怪布鲁姆书写得晦涩，而在对《如何读，为什么读》的评论中，伊格尔顿又责怪布鲁姆书写得浅显。其实布鲁姆与本雅明非常像的一点是，他也是“大作家式的批评家”.黄灿然在译序中说过：“哈罗德·布鲁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的资格他又都具备。他是专业批评家……但他没有任何学院味，事实上对学院各种潮流非常不屑，总要在这里那里批评它们几句；他是高深而博学的批评家……他又是一位可以大众化的作家……在这一切之上，他还是一位大作家式的批评家，写起批评来可以看似不着边际、权威武断、省略跳跃、大肆铺排甚至戏剧性地夸张。总之他讲他的，他不理会你---但实际上有眼界的读者都能看出，他才是一位大修养的读者，他的自说自话正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2]1.本雅明写的所谓批评的东西也大多晦涩难解，几乎令人怀疑是不是自动写作而不知自己在写什么，但深究起来，才能发现其中有珠玉在焉，瑕不掩瑜而有微言大义。这种文学性强烈、可称之为诗性哲学的论述，委实不能够去苛责其措辞的本体论结构。用语的或简或繁都为了通达具体而完整的人的审美与认知，理性无能为力之时当借助具体而完整的人性去把握这种文学和哲学。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赞叹有加而对布鲁姆左右为难，实在不太应该。

　　就伊格尔顿意见最大的三本书而言，《影响的焦虑》是天才性独创性的理论探究，《西方正典》是对整个西方自古迄今文学经典的脉络与陌生性文学性的生发，这两者的难读是建立在数量巨大的难读文本基础之上的，自然可以理解；而《如何读，为什么读》则是一种吸引普通读者的公共性和大众性文学解放。伊格尔顿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却偏偏要声讨其过于随意[3].且不说伊格尔顿专挑不合他意的小毛病来大张旗鼓而忽略了其对文学洞察力的高深莫测，光是这本书对《如何读，为什么读》文学经典的定位，就并没有说非得给出什么独创性十足的批评理论见解才能罢休，那是前面两本伊格尔顿似乎没完全读懂其语言和修辞的书的要旨。再回过头来，那些不合他意的小毛病有些倒正是布鲁姆文学洞察力的了不起之处。

　　如伊格尔顿反讽地提到布鲁姆的“道德真谛”时，觉得布鲁姆认为“我们如果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的那个彼得堡，或麦克白斯的那个苏格兰，‘也会干谋杀的事。’”[3]

　　这一道德真谛似乎很是让伊格尔顿反胃，可是，这不正是布鲁姆在反复精读与反思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黑暗经验所敞开的怀抱吗？

　　布鲁姆确然触摸到了陀氏地下室的精髓，故而能够通晓这种人性的浑浊。伊格尔顿除了自己措辞含混与用语无赖之外，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一个比他更懂陀氏文学精神的人呢？

　　那么伊格尔顿又何以褒本雅明而贬布鲁姆呢？伊格尔顿又何以在各种理亏的场所要使出布鲁姆这把双刃剑？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关于学术阵营的问题了。

　　第二个学术立场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伊格尔顿也好，黄灿然也罢，大家都是承认布鲁姆的理论是勾连古今，将传统与现代文学观念融为一体的[2]1,[3].可是，伊格尔顿又说布鲁姆如此具体“现代性”的创造式批评家忽视了“现代性”,是陷入了“现代自由的或浪漫的人道主义的两难困境”[1]202.

　　在对《如何读，为什么读》的批判中，伊格尔顿明言：“诗歌变成了精神和灵魂的华尔街，充斥着一帮莽撞的年轻经纪人”[3].

　　布鲁姆作为一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教授，实在是很难不成为好骂的伊格尔顿的假想敌。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哀伤的结语”与附带的书单里，斥责了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的虚无，并将憎恨学派一一反驳。布鲁姆何以较少谈论女性作家、少数族裔作家？这确实是因为彼时伟大的女性作家、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经典较少。就算真的存在莎士比亚的妹妹、歌德的妹妹、普鲁斯特的妹妹，也只能叹息历史未能让她们创作出经典作品，希望将来可以。至于布鲁姆谈美国作家最多，其次英国，那也是文化、地域和语言条件制约所致，试问除了某一外语专家或某一衰败国家之外，谁能阅读外语作品超过母语作品呢？伊格尔顿能吗？布鲁姆还呼吁过：“一旦读者深谙《圣经》，荷马、柏拉图、雅典剧作家及维吉尔等人的作品，另一部极其重要的着作便是《古兰经》。无论就审美和精神方面的力量或影响而言，《古兰经》对我们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忽视它将是愚昧的，也将日趋危险……我把一部分梵语的着作、经文及基本文学文本也列入以下目录。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4]438.

　　极为讽刺的是，伊格尔顿自己也是不看好那些“理论之后”的理论---“低度理论”（Low Theory）的[6]ix.将布鲁姆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观放在一起，就会惊人地发现，他们最大的不同只是一个从文学经典和影响的焦虑角度读文学经典，而另一个从文学经典和意识形态角度读文学经典。那么伊格尔顿洞见中的盲视就很清楚了。他如果从文学经典审美视角来看布鲁姆的话必定将引为知己，但是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来批评布鲁姆的政治观，将大火从政治隐性地引入了文学观之中。

　　伊格尔顿树敌颇多，要他认同同时符合活着的和同他一样名声大躁这两个元素的批评家，可谓难之又难。除了杰姆逊、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身份的角色出来。难道有人比杰姆逊的文学语言晦涩吗？还有人比齐泽克的任意性更文学？除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以外，伊格尔顿也有争取已故的非针锋相对的批评家为友，但是活着的其他批评家都变成了其假想敌。反躬自问就会清楚这个问题，难道只允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作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解读，而不允许经典文学作品从经典文学角度被解读吗？

　　在某些点上，伊格尔顿谩骂成性造成的对一些文人的误解，和伟大的鲁迅对某些文人所持有的偏见十分相像。而在某些与上述点有所交集的点上，伊格尔顿甚至比布鲁姆更富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伊格尔顿自己都说过“不存在可归属的理想社会规模，没有全世界人都能穿的灰姑娘的水晶鞋”[5]22,而“对根的向往”确实是人所共向的。政治尚且如此，何况是文学呢！

　　至此，事态逐渐明了。伊格尔顿要掺和 布 鲁姆对 文学 经典问 题的 探究的深层原因，也许涉及文化-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伊格尔顿惧怕布鲁姆文学经典观的正确与黄灿然所谓的文学超越政治观的结合[2]13-15,会阻挡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通达自己正直但又诡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以才会矢志不渝地想要摆脱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抗拒布鲁姆的“魔性”,与布鲁姆作无谓的竞争吧。同样，也可以从伊格尔顿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的态度中反观到同样的焦虑与抗争[1]69-82.

　　伊格尔顿在2012年出版过一本“把文学还给文学”的书---《文学事件》。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误违背了自己的文学策略，而他的《文学事件》的出版算不算是某种改变与转向呢？也许撇开文化-政治观的侵扰，伊格尔顿与布鲁姆的文学经典批评观终究是和而不同的相通吧。

　　3结语

　　政治立场不应该直接渗透入文学之中，正如王岳川先生在课堂上谈到此等话题时常说的“床前明月光”和“春江花月夜”何来什么政治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谁都分得清什么该归属于政治范畴，而什么该倾向于文学意识。伊格尔顿与布鲁姆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都是严肃而令人敬佩的，他们绝不混淆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也自然都反对“低度理论”.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可以间接通向布鲁姆的审美与认知的文学观的。而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强调审美的文学与哲学维度，以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相似理论”探讨了文学性和文学的流动性[6]20-33,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文学是什么”的审美和认知探析。

　　布鲁姆说马克思主义绝望地呐喊，伊格尔顿又说布鲁姆是身处绝望之境，二者从文学步入了人身攻击实在是毫无必要，两人之间缔造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乃是应然而然的。

　　举例而论，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谈到了现代文学作品愈发接触到了更为抽象的道德命题，如普鲁斯特的“嫉妒”[6]67.众所周知的是，关于普鲁斯特的嫉妒命题，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专辟了第17节就是论述“普鲁斯特：性嫉妒的真正劝导”的[6]325-339.

　　后现代主义之后，理论之后，伊格尔顿和布鲁姆都回归到了某种对文学经典的应然的文学经典批评家态度。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洞见值得赞扬，而他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见更应该予以批判，并透视其背后的非文学因素。两人在符号化的消费社会与喧哗的理论之后的当代语境下，都保持了一份对文学的虔诚与知性。伊格尔顿与布鲁姆之间诚应共生一条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 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评布鲁姆的新着《如何读，为什么读》[J].刘锋，译。国外文学，2001（2）：120-121.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Eagleton T.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