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和《飘》的差异分析(2)

　　2. 4 思想流派

　　《京华烟云》这部作品流露出林语堂先生的道家情缘、家国情怀、悲悯之心和人文思想，全面完整地将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给世人，堪称东西文化交流工程中的重要基石。全书始终贯穿道家精神，以期现代人类能够在道家哲学中觅得失落的平和善良，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多变和美好珍贵。作品创作于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而作，不仅阐明了战争给民族带来的不义与荒谬，而且预言了入侵者逆天而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局。林语堂的作品中不乏欢乐的情绪和闲适的笔调，似乎缺乏悲剧色彩的生命意识。一旦面对悲剧命运，他又鄙视悲观主义者的论调和与命运抗争的无知论者，提倡诗一般地“善待人生”和“享受人生”.此外，林语堂先生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得出了中国式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6],在创作中以直觉方式洞察和领悟中国文化的某一思想流派，少有原汁原味地阐释其状况与精髓。

　　《飘》则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的逐步复苏，这种女性意识觉醒是女性解放运动萌芽期的标志。思想和行为的叛逆是对独立、平等、自信的再定义，女性应该走一条自立自强、自尊自重的路。介于家庭、婚姻和伦理道德之间，背叛道德规范的念头不断充斥着斯嘉丽的意识和意志，导致她难以坚持独立、失去追求平等的权利，最终三次婚姻的选择以失败告终。但同时她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足以驾驭男人，随心所欲地摆脱或依附男人，满足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实现，完成了对女性自身权利的追求。此外，作品以史诗性的视角折射出民族精神的内涵。

　　斯嘉丽不朽的艺术形象是美国民族的精神象征，不屈的奋斗经历凝聚了美国历史和精神的文化积淀。她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看似简单的民族情结植入了塔拉庄园[7].斯嘉丽敢于直面残酷现实的精神恰恰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社会新生力量。

　　2. 5 文化表征

　　林语堂先生以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时期作为《京华烟云》的创作背景，义和团运动拉开小说帷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进入小说尾声，虽然历经战乱但最终实现统一。统一的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家、释家等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文化体系，小说中庄子的三句话暗示林语堂先生想要呈现出完整的中国文化。主人公姚木兰的形象体现了道家的开放和儒家的本分，她吹口哨、唱京戏、赏古董，她听父命逆来顺受，嫁与不爱之人。姚迪菲留学回国逢战乱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规矩，但添加了男人穿西装打领带、女子戴文胸的新元素，说明中西文化冲击后，中国文化以其广大的包容性接纳了西方文化。《京华烟云》这部作品以东方家国故事为文化表征，为西方读者真实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事件的背景铺垫到人物形象塑造乃至中国民俗细节安排，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尤其在社会变革、文化变迁时期彰显柔韧性与“自新力”,这是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小说《飘》映射出西方英雄传奇的文化表征。

　　斯嘉丽的英雄气质代表了西方人崇尚的理想人格和行为模式，她的人生策略基于美国文化积淀，是美国人民生活经验和价值取向的真实写照。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创作揭示了美国民族的群体个性特征及其国民共同具备的心理素质。男主角巴特勒桀骜不驯玩世不恭，深爱斯嘉丽却未曾得到真爱。他精明睿智善于经营，默默无闻却又满腔报复，他胸怀宽广乐于助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真正认识自己。巴特勒这样一个 19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认真面对自己，战胜困苦，是当之无愧的强者，他的身体里流淌着西方英雄人物的血液，身上显露着西方文化精神的表征。

　　2. 6 隐喻意象

　　隐喻是为了取得艺术和修辞效果，便于深层次理解概念而作用于人类思维和推理过程的一种语言现象，一种修辞手段，即通过一种事物感知和理解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京华烟云》和《飘》两部作品的创作都以隐喻意象演绎人生，言说生活，赋予作品不朽的哲理内涵。

　　红玉是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中塑造的一个特殊人物，她有着中国古典女性的娇柔之美和林黛玉般的病态美。林语堂先生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独特的人生阅历使得他能从双向文化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红玉的形象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喻意象，红玉的境遇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在特殊环境中正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生存状态，红玉的恐慌暗喻作者目睹中国传统文化现状后的独到见解，历经磨难饱受侵袭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正一步步居于退守地位，优秀元素日渐消退，在困惑中挣扎并沦为病态弱势文化。林语堂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优处，弱点亦多”的实况隐喻在中国古典美女身上，生动形象地向西方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品性。

　　《飘》中的隐喻意象体现在斯嘉丽周围身份各异的人物身上。小说中斯嘉丽的母亲艾伦仁爱智慧、温柔善良，是位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是斯嘉丽幼年学习的榜样。一想到母亲，自己便内心平静充满力量。斯嘉丽渴望做母亲那样的名门闺秀暗示了她向往的人生和性格发展的轨迹。母亲的去世象征斯嘉丽心中道德防线的崩溃，任意妄为的开始，种种有反传统观念的不伦举动接连发生，只有想到母亲，自己内心才会感到羞耻与负罪。所以母亲暗指约束斯嘉丽的道德规范，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父亲杰拉德象征着斯嘉丽身上反叛传统道德的力量，一种无知无畏、原始狂野的征服力量，恰恰是这股力量造就了斯嘉丽的叛逆意识。放荡不羁的父亲遇到母亲艾伦后，内心由奔放转向平静，找到精神寄托和幸福源泉，这个情节象征自然力量顺服于文明道德的过程，父亲的精神蜕变喻示了斯嘉丽的生命轨迹也将如此运转。

　　3 结语

　　《京华烟云》和《飘》两部名着，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内容题材、表现手法和思想流派、文化表征和隐喻意象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都为读者呈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使人难以忘怀。她们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代表，在东西方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代表了东西方文化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和要求。姚木兰秀外慧中，温柔坚强，聪明能干，超凡脱俗[8]; 斯嘉丽直面现实，从不妥协，傲世孤立，勇敢顽强[9].同是面对爱情和婚姻，姚木兰为了责任牺牲了爱情； 斯嘉丽轰轰烈烈地爱与被爱。在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中，两部作品真实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苏醒，再现了女人对命运的抗争，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女性追求幸福和掌控命运的前提无疑是独立自主能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两部作品的文化表征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折射出文学固有的规律性以及作品的共性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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