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创伤回忆录发生与繁荣的动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文学出现了大量以记录和描述作者的创伤经历或面临的危机为主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与传统的自传不同，它“关注的是自我无法理解的那一时刻”[1]118,以童年苦难、丧失亲人、犹太大屠杀、暴力、疾病、贫穷、吸毒等创伤事件为主要关切，这类回忆录被称为创伤回忆录。创伤回忆录在近 40 年的发展过程中屡屡占据畅销书榜首，并摘得各类奖项，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甚至成为职业作家喜爱的文类。对此，雷·吉尔莫（ Leigh Gilmore） 认为是“创伤的时代与传记的时代发生了巧合”[2]16.

　　创伤回忆录的大量涌现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引发了文学界、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论，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伤回忆录的繁荣犹如现在无处不在的谈话类节目，以窥探个人隐私为嗜好，说明现代出版业水平和价值水平的降低； 另一部分学者对创伤回忆录的繁荣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回忆录作者们去除一直困扰他们噩梦的健康方式，这些困扰他们的真实经历既不是窥探他人隐私，也不会对读者的文学敏锐性造成不良影响。

　　无论人们持什么样的观点，创伤回忆录已经成为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现象，其影响力几乎渗透到我们所追踪的每一个话语领域，无论它是科学的或是文化的、专业的或是业余的、高雅的或是低俗的。回忆录存在的历史已久远，但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而创伤回忆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却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因此，探究其发生与繁荣的动因成为创伤回忆录研究的首要问题。

　　1 创伤转向：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文化语境

　　“创伤转向”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欧美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人文领域学者对创伤研究的浓厚兴趣及创伤理论的繁荣。现代性是创伤产生的根源，“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性永远打断了我们一直所说的‘传统’经验的统一结构”[3]238,“与帝国主义、消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深刻地交织在一起，造成了 20 世纪人们的基本经验，如灾难性事件和全球的跨文化冲突”[4]24.尽管现代性早已让位于后现代和后殖民，或者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奈格里（ Antonio Negri） 所说的“帝国”,但近几十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却将我们带回到战争、集权杀戮、现代化、帝国入侵和殖民征服对传统文化的毁灭造成的创伤，这些创伤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 20 世纪后半叶，欧美批评理论一直受解构主义影响，将语言视为理论核心，忽视情感，批评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难以对现实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创伤理论---重新将身体和情感引入理论范畴---似乎为批评家将高雅理论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提供了方法，为人们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搭建了一座桥梁。

　　创伤的心理学研究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创伤研究经历了对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对战争创伤的研究及《摩西与一神教》中对文化创伤的研究三个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对创伤的阐释。“他对创伤的类型、社会根源、心理症候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分析，为此后的创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5]

　　然而，“创伤的心理学研究一直很少受到重视，每次都是在战争爆发后，当社会在解决战争幸存者心理问题方面遇到挑战时，创伤的心理学研究才会有所复苏。”[6]220 世纪 70 年代对越战退役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 -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研究便开启了现代创伤心理学的研究，并促使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将 PTSD 正式列入其诊断手册。其后，1981 年美国耶鲁大学劳伯（ Dori Laub）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教授主持，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德里达、卡鲁斯（ Cathy Cruth） 、费尔曼（ Shoshana Felman） 等积极参与的长达 10 年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视频档案工程，通过录制的 4 400份犹太大屠杀证据，给长期默默忍受着创伤症状，却不曾受到关注，而今已步入老年的普通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发出了自己声音的机会，对犹太大屠杀的心理层面的研究正式开启。创伤研究成为人文研究的新范式。

　　卡鲁斯和费尔曼最先转向创伤研究。他们首先对犹太大屠杀的心理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被详细记录在劳伯和费尔曼 1992 年合着的《见证的危机》一书中。这部着作与卡鲁斯的早期着作《无人认领的经历》（ 1986） 及其主编的《探索创伤记忆》（ 1995） 开启了人文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心理创伤研究。此后，哈特曼（ 1994,1996） 、拉卡普拉（ Dominick LaCapra,1994,1998） 、罗森博格（ Michael Rothberg,2000） 对大屠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如此多的着名学者，出版了如此多的大屠杀研究成果，学界一时间对犹太大屠杀表现出极大兴趣。之前 10 余年在法国出版，但几乎未曾引起关注的一些回忆录，如戴尔伯（ Charlotte Delbo） 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伤痛经历的回忆录以及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描述等待从集中营回来的丈夫的《痛苦》等，现在都被翻译成英语，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引起关注。克鲁格（ Ruth Kluger） 的《依然活着》（ 1994） 等新的回忆录也逐渐成为创伤理论文本分析的基础。

　　创伤理论很快超越了大屠杀研究的范围。20 世纪 90 年代越来越多的儿童暴力事件被曝光。女权主义心理学家，如赫曼（ Judith Herman） 和布朗（ Laura S. Brown） ,首先对 PTSD 定义中明显的男性偏见提出了质疑，指出强暴、殴打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与家庭暴力是女性和儿童的普遍经历，给他们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创伤。她们的质疑不仅源于他们治疗的很多遭受暴力的女性患者现在愿意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且源于女性患者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儿童时期遭受性暴力的症状。赫曼的《创伤与复原》（ 1992） 是赫曼 20 年“对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所做的研究与临床工作的成果”[7]10,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描述了受创者---尤其是遭遇性侵害和家庭暴力的女性和儿童---所表现出的创伤症候，提出了创伤复原的三阶段： “建立安全感、重建创伤故事、恢复幸存者与社会的联系”[7]11.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很快成为畅销书，并在 1997 年再版。而布朗批评 1984 年 PTSD 诊断定义存在性别偏见的那篇文章在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3]100 -112,同时在心理学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针对儿童性暴力的记忆复原（ recovered memories） .儿童和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受到鼓舞的女性和童年遭受过虐待和贫穷的人们终于敢于将自己一直隐秘在心的伤痛讲述出来，并希望因此而治愈自己的创伤，苦难回忆录（ misery memoirs） 和女性创伤回忆录一时出现繁荣。

　　“‘苦难回忆录’是英国《书商》杂志创造的一个术语，描述自 1995 年佩尔泽（ Dave Pelzer） 的《被称作‘它’的孩子》和 1996 年麦考特（ Frank McCourt） 的《安杰拉的骨灰》以来出版界的一种现象。”[8]115很多“苦难回忆录”都遵循一个模式，即记录作者如何战胜童年遭受的虐待、贫穷和失去的悲惨经历。《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及其续篇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用真实而略显笨拙的语言讲述了佩尔泽童年遭受母亲虐待的经历； 《安杰拉的骨灰》讲述了麦考特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 艾格思（ Dave Eggers） 的《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 2001） 则记录了艾格思因父母患癌症相继去世，他不得不承担起弟弟父亲的角色而承受的痛苦。

　　女性创伤回忆录则以遭受暴力侵害和失去亲人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为中心主题。失去亲人的回忆录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女性回忆录的发展方向。米勒（ Nancy K. Miller） 在《公共话语，私人生活》一文中曾经预言： 以失去父母（ 亲人） 为中心的女性回忆录在 21 世纪将成为主流。她的预言是正确的，一批女性作家已经崛起，向世界呈现她们悲痛的故事。英国作家莫里森（ Blake Morrison） 的《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1993） 书写了她对父母死亡的思考； 柯尔（ Susan Letzler Cole） 的《思念爱丽丝》（ 1998） 、贺希（ Marianne Hirsh） 的《家族结构》（ 1997） 、赫曼（ Anne Hermann） 的《来自另一世界的信》（ 1998） 等讲述了失去母亲的伤痛； 而卡普兰（ Alice Kaplan） 的《法语课》则描述了死去的父亲对她的困扰。

　　然而，女性创伤回忆录描写较多的是乱伦和性侵，这类回忆录的作者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治愈暴力侵害的创伤。因为这类创伤事件突发性、隐秘性的特点，受害者总是生活在幻觉和噩梦之中，叙事缺乏连贯性，呈现出叙述者情感断裂和人格分裂的特征。弗雷泽（ Sylvia Fraser） 幼时遭受父亲的性侵害，这一乱伦创伤一直影响着她成年之后的生活，甚至婚姻，因为她时常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所困扰。一次在观看电视采访时，看到一位朋友讲述曾经受到父亲的性侵，她才意识到父亲曾经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她决定写作回忆录《我父亲的房子》（ 1989） ,将曾经深藏在无意识中的一切讲述出来，以治愈自己的创伤。回忆录中不断出现闪回和意识断裂，身份分裂成为她生活的特征。然而，通过写作，一个新的自我正在慢慢诞生，她逐渐从创伤中走了出来。西伯德（ Alice Sebold） 虽然被警察认为很“运气”,因为之前有位姑娘在她被强奸的同一地点被强奸后杀害，但她的《运气》（ 1999） 呈现的是暴力强奸对她的持久影响。大学一年级时，西伯德在大学校园外被强奸，这一创伤经历对她之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后的 15 年，她时刻被恐惧、害怕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所困扰，难以建构自我身份，走出创伤。

　　神经科学家柯尔克（ Bessel van de Kolk） 等通过科学的工具解释了创伤对大脑运行机制的影响，指出创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它影响的不只是意义的生成，而且会造成正常情感的断裂，引发恐惧、害怕、震惊等情绪。在创伤期间，大脑只有感觉区---大脑扁桃体---处于活跃状态，而生成意义部分---理性思维、认知过程---的大脑皮层已然关闭，因为创伤的影响太大，在大脑认知系统中无法记录。贾内和弗洛伊德扑捉到了这一本能过程，但是因为没有后现代的工具而无法进行证明。卡鲁斯等心理分析学家接受了这些理论，认为正因为创伤经历尚无被赋予意义，因此，创伤事件会通过梦境、闪回（ flashback） 和幻觉等困扰着创伤主体。

　　无论是犹太大屠杀回忆录，还是苦难回忆录和女性创伤回忆录，创伤记忆及创伤造成的情感断裂都是他们描述的主要内容，他们一方面验证了创伤理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作为创伤理论阐释的文本基础，以其独特的形式见证着受创者的痛苦经历。创伤回忆录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直接原因是创伤转向创造的文化语境，同时，创伤回忆录的发生和繁荣也离不开其重要的政治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