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战国简牍书写群体的形成

　　《尚书·多士》云: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陈梦家先生认为殷人的典册应是书于竹木之上的，今已无存。甲骨上的刻辞，也固然是王家的文书记录。作为王家档案的甲骨和册典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字载体，书写文字是贞人日常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上溯古代书写群体的滥觞期，有学者认为要从契刻龟甲卜辞的贞人算起，因为这个群体是最早掌握文字的。在殷商时期的巫觋主要职能是“沟通天地，维护人伦”，在记录见证神灵的意志过程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虔诚的书写与契刻是他们神圣的工作。近百年来，陆陆续续出土的甲骨多达十多万片，林林总总，字形嬗变现象严重，书契水平参差不一。早在 20 世纪之初，“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把商代贞人日常书契的风格差异，作为了殷墟甲骨卜辞断代的重要依据，为甲骨文的书法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西周的学术文化，主要是“王官之学”，史官充当巫觋的角色掌握文字，垄断文化和控制学术。西周时期由史官直接掌管王室文字的统一与规范工作，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转捩之人，在书写上他们投注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尚书·顾命》: “大史秉书，由宾阶防，御王册命。”《仪礼·觐礼》: “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礼记·王制》: “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礼记，玉藻》: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礼·天官·宰夫》云: “六曰史，掌管书以赞治。”郑玄注云: “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与传世文献相比较，金文中所记载的史官群体其数量也十分可观。中华书局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共收有铭者，据许兆昌先生初步统计，西周时期的史官就有45 位。

　　到了战国时期的“士文化”兴起，促使书写群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许多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界的学者都把目光投向这批材料，分别在断代、分域和文字考释等方面作深入研究，已取得卓越的成果。但由于以前在传世文献中，很少发现有战国时期书写群体的记载，忽视了这个群体存在，故对书写风格异彩纷呈的文字资料也漠然置之。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不断增加，如在湖北的荆州、江陵，四川的青川等地陆续出土大量的战国竹简木简，大宗的材料还有上海博物馆藏和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楚竹书，累积总数多达 30 000 多枚。这为深入研究战国时期的书写群体、书体变迁、书写风格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详实的材料，具有很高的书法史学价值。过去由于历史文献疏于记录书写者的名号，往往忽视这个群体的存在。从考古材料发现，战国时期简牍抄手的身份一般是出自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和官府职位较低的小吏。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的主人“喜”，曾秦国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等职的一位地方官员，陪葬的大量法律文书都应是由他及属下所书写的。面对浩如烟海的战国书法资料，不难揣测当时拥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从事书写工作。

　　一

　　战国时期列强变法，制定各类法典，在颁布以法治国的政令时，史类职官起着关键作用。在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中有关“史”的官名非常之多，如太史、内史、御史、令史等，与传世文献《周礼》中的史官职能相近。据《史通》记载: “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史官起源甚早，完备于周王朝，在较长的发展历程中衍生了不少职事。周灭商之后，史官从原来的巫祭集团中逐步分离出来，成为编制法典、传抄古籍的知识群体，在青铜器铭文中留下不少史官名。在众多官员中史官的职司是掌文史礼法，与文字有着直接关系。《大戴礼记·保傅》: “( 天子) 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清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云: “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 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说文》云: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中，正也。”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中指出许慎所说的“又”，其实是“手”形，“中”为简册。又有学者进一步探析，“史”字所从之“中”为笔与简册两物的合写: “以手持中之中乃象笔与简之形”，“史为载笔执简之人，换句话说就是写字的人”。从古文字构形学上看，史官确实与文字书写有密切关系，是直接参与书写的人员。

　　另外，与“史”字形义相近的“吏”、“事”字也有作为官名的，都应与直接参与书写的职事有关。在古玺和封泥中，有魏国掌管库房簿书的“仓吏”、“库吏”和“廪吏”，楚国掌管出入关口通牒文书的“关吏”，秦国诏议国事，佐理政务的“诏事”等。据学者研究，战国时期的史官有管理档案、户籍、文字、典籍，负责祭祀，制定历法、参谋咨询，监察政纪等职守。

　　战国时期的秦国，对职务世代相传从事文书工作的“史”要求非常严格，设定专门场所“学室”来训练“史”的技艺。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规定: “非史子殴( 也) ，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史”指从事文书事务的属吏、文吏，“学室”只收纳史官之子入学。汉承秦制，《尉律》: “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刀笔文吏的技能需通过考核，其中书写的考核不可或缺。秦书有八体，八体也是“史”一类吏员需要掌握的，也属考核内容，是为了考查吏员在不同场合的书写能力。

　　然八体中的官书正体大小篆、俗写体秦隶是掌握的重点，尤其后者为日后要使用书体，是必须精熟的。文吏是一个较为独立的阶层，熟悉法律、精通各种文书，他们是政权法律执行的工具，在战国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处理官府文书大多是出自文吏之手，身边多携带毛笔和书刀。

　　云梦睡虎地简为秦简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官方文书的书写，要求字迹清晰，墨色均匀，字形方正，字距疏朗，线条犀利，不能出现散乱潦草的现象。从墨迹上看，抄写者在用笔技巧上做到了圆熟精妙，中锋起笔，藏锋收笔，以篆书圆转的笔法为主，线条沉稳厚重，笔画之间的起承转收的关系明显，笔笔到位，给人一种庄重静穆的感觉。

　　二

　　东周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空前繁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受过“六艺”良好教育的“士”为了宣传自己的新思想、新学说，企图达到纵横天下的目的。兴私学而授众徒是百家争鸣的主要途径，他们选择了聚众讲学与著书立说的方式，促使传抄古籍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孔子所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以及中原地区的诸子学说盛行，使原来维系礼仪正统的巫史文化受到诸侯卿大夫们的冷落，人们尊天命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强调伦理、民生的士文化兴起，传抄古文蔚然成风。战国以来，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以及教育的普及，私家著述及书籍收藏迅速发展。当时许多士人为阅读方便，收藏与抄写古籍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韩非子的《五蠹》篇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是很有说服力的。

　　由于当时社会随着时代发展，书写量的不断增大，迫使书写者要将原来复杂笔画构成的汉字进行简化处理，简单快迅书写必然成为追求的目标，在这过程中许多笔法出现方折的技巧，波磔纵伸的笔道。

　　士人抄写的经史类典籍，如《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 简称《上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 简称《清华简》)、《郭店楚简》等。这批楚简与睡虎地秦简的用笔不同，行笔自由奔放，结体富于变化，楚简字形风格多样，既有保留明显篆书用笔技巧的作品，也有出现有篆隶之间圆转中带折笔的作品。

　　例如《上博简》手写体文字取代了金文大篆并占据实用文字的主导地位。其起笔重而收笔轻，笔道富有弹性，结体不平，内圆外方，更为率直稚趣，自然朴实，有粗犷朴茂的艺术风格。出现隶书的方折用笔，笔势仍然以纵，伸展为主，结体内敛，字径短小，极有蕴籍茂密之气息。

　　《清华简》的笔画伸展偏离中轴线不远，故然动态不明显，字形横扁取势，重心向下垂，不规则的弧形笔画较多，产生若蹲若腾、若行若伏的节奏美感，偶有横行波磔的笔势，总体字势趋向于简化，为孕育新颖的隶书作了充分的准备。《郭店楚简》的字迹较为清逸隽永、萧散疏宕，绞笔连带较少。字形取势险绝，向左欹斜，随势用笔线粗细变化明显，笔画道劲而灵动，起笔与收笔多露锋芒，笔意流畅自然，体势横逸宽扁，左右呼应增加了通篇的律动感，暗示着“隶变”的气息。

　　综观战国时期楚系士人的书写风格，早期的特点是笔画匀称而形体修长，结体圆转流丽，富于变化而不失整齐美观，手写体与铸刻文字差别不大。中期以后，简帛的手写体逐渐占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了铜器铭刻，俗体字大量流行起来，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大篆方正或纵长体式改为宽扁横逸式。点画线条减少金文中圆形或弧形笔画，增加提按顿挫的力度美感和徐缓疾快的节律美感。由于手写文字草率急就的特性导致用笔和结体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至晚期文字体势渐趋简略，字形扁平，甚至出现波磔挑法，成为后世隶书的雏形。

　　三

　　目前学术界对战国时期的字形、字体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取得突出的成绩，各种文字编、字典辞书也纷纷问世，基本上可以揭示战国早期至秦统一六国时期的字体发展之动向。但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认识和利用还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艺术研究方面的仍然不够，例如不同材质的铭刻与书写对字体的要求，书写的力度、速度和用锋等运笔技巧对字体嬗变的影响等。

　　新近出土的战国书法文献表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使用的字体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文字载体与书写工具的众多，用字受到地域性限制，各国字形迥异，字体淆惑紊乱，书写艺术风格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曾出现了“籀文”、“古文”、“秦篆”、“大篆”、“古隶”、“鸟虫书”等书法字体，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艺术现象。一方面，书手写错了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没人会去纠正它，在当时可能是习以为常，久而久之，书手的这种习惯可能会影响其他的书手。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书手的书写不同，发生文字讹变，被社会接受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通过这些资料，利用图象学原理分析字形的方法容易找到各字体之间的迥异，可以进一步探寻书写群体对书写风格的影响。

　　战国时代大量的盟书、律令、档案、典籍需要书写，原来复杂笔画构成的汉字进行简化处理势在必行。书写群体中的一些抄手为了简单便捷，以尖锋来书写，充分发挥毛笔的弹性，用锋习惯轻快率意，往往出现“钉头鼠尾”的特征。春秋战国之际的侯马盟书摆脱早期晋系文字笔画匀称而形体修长的特点，书写在玉简上的字迹形体略偏扁，用笔讲求起笔侧锋入简和收笔轻提出锋的意趣，如“者”字写作“ ”; “从”字写作“ ”; “正”字写作“ ”。由于文字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书手的用字习惯不同，导致书写的字体与风格各异，这从已出土的简牍上可见一斑。比如上博简第一册《孔子诗论》的书写者就好用“点”划，其写的“矣”、“古”、“不”等竖笔上加点就与楚简常见的加横画不同，再比如清华简第一册《保训》的书写风格跟其他楚简的风格也有很大不同。上博简之书迹具有楚文化的活泼奔放富、绮丽多样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楚人追新搜奇的精神。

　　有学者把上博简一至五册中的 27 个书手的书写习惯结合字迹类型来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中国文字形体的变迁有由简单而趋繁难的事实。但中国书法本身的衍化，自三代以后的推演下来，其蛻换轨迹大都循着“实用”与“美观”的两种途径，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陋而美，此皆是适应时代所需的结果。战国中晚期，简牍中的“草篆”泛滥而且不断地冲击正体铭文，并开始隶变，对字形简化和书体演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加上鸟凤龙虫书等新书体流行，日常手写体式变得生动而充满新鲜活力，促使书写的艺术风格变得成熟起来。

　　战国文字的异写不仅存在于各国之间，就某一国而言，其内部差异也很大。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战国文字数据，以楚系文字最为丰富，学者们对其研究也最为深入。然而就是楚系文字内部，文字异形现象也十分常见。这不仅仅是社会原因，也与书手的个人用字习惯有很大关系。首先，应该是社会对书手书写的文字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即抄手必须用哪个字形书写并没有固定规范。其次，书手的个人书写意愿及对字形的理解使得文字书写常常出现增减笔画、合并笔画等情况。在楚文字内部，常常出现因书手书写习惯的不同而导致文字使用变得异常复杂的现象。

　　战国典籍主要以抄写为的传布方式，抄手的字迹风格就在整个传抄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战国楚简的抄手众多，各自的书写水平与习惯不同，文字写法迥异。抄手的书写水平和文化水平决定文本的流传质量。抄手书写水平及文化水平高，其抄写的字迹清晰准确，当其抄写的文本再次作为底本被人抄写时便能接近该文本最初底本( 这里不包含对文字风格、国别的改动) 。当书写水平低、文化水平低的抄手抄写文本时，由于抄手可能不能完全认识底本上的文字，造成抄写错误，也由于其书写水平低，不能准确的表现文字的形体，造成他人无法释读，常常会以讹传讹。上博简中出现的具有相同内容的甲乙本篇章中，不同抄手抄写的两个文本可以相互印证抄本中存在的误字、衍文、脱文等现象。

　　从目前公布的大量楚简来看，有些篇目写得很工整，有些篇目写得较潦草。比如大家公认为同一个书手抄的《孔子诗论》、《子羔》、《鲁邦大旱》就较工整; 而有些则写得很潦草，如《孔子见季桓子》。

　　整理者濮茅左指出《孔》篇的书写有从简从俗的倾向，体现出书手随意附和的个性。

　　沈宝春又从书写风格上观察，认为上博简第七册《吴命》与上博简第三册《彭祖》并非同一抄手，他还通过检验文字的结体与书写方式，认为《吴命》的书法风格与上博简第一册《孔子诗论》、上博简第二册《子羔》、《鲁邦大旱》、上博简第三册《中弓》更为接近，并推测这些文本是由熟悉齐系文字底本的抄手完成的。又有学者利用清华简《保训》的字形与郭店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君子为礼》的写法做过仔细比较和系统分析，认为其所包含的非楚系书法的因素较多，应是具有齐鲁地区书法风格特征的楚文字抄本。

　　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被挖掘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内容主要为秦代的法律文书和占卜日书等。

　　通过对墨迹的运笔用锋和笔画特点的分析，有学者发现笔势短促快捷，体现着隶变之书写性简化的秦系简牍书法，字形随意倾欹，含楚书恣肆纵逸的特点。抄手的书写会受到时间、书写工具、书写载体、抄写内容等方面的影响，或放慢或加快书写速度，产生一定的书写节奏美感。

　　四、余 论

　　文中主要从古文字学、书法学、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战国时期史官的职能，以及士人在传播文化中的角色，发现他们担负着繁重的书写任务，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与书法艺术风格的嬗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此课题长期以来不被书法界所重视。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简牍的残泐和书写的随意性，以及字形结构的讹变十分复杂，给书法研究者带来一定的难度，造成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和书法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可以探明战国书写群体的主要构成人员及其职能。

　　在历史上，作为中国文化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者与阐释者的史官和士人阶层一直是一个特殊的书写群体，熟稔经典，拥有其他社会阶层不可比拟的文化优势。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称为社会文化的精英，特别是在争雄割据的战国时期为他们施展雄才提供了宽广的历史舞台。

　　从战国早期到秦统一六国，这个书写群体的分工愈来愈明细，并促使日常的书写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官方法律文书不断规范，要求史官的文字书写变得更为严格，如秦国的睡虎地简对笔法的起承转收，笔势的圆转纵伸等都十分讲究。二是士人大量参与书写，从迅就简，速笔化的趋势导致了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字形取势险绝，向左欹斜，笔势流畅自然，起笔与收笔则多露锋芒，笔画遒劲灵动，强调点状形态和线条特征，解散原来大篆书圆转纵伸的笔道，出现了隶书的早期特征。战国时期的简牍书法已集篆书的圆厚与拙朴、隶书的盘屈与顿挫、草书的逸势与爽朗之意趣于一身，形成了特有的笔法对后世的秦汉书法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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