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论文
中国农民工以就业型迁徙为主。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有限，他们构成都市低端劳动力的主体，并主要位于全球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上（如制造业、物流业、销售业等） .
然而，除这些正规经济形式外，中国经济中还存在一些无正式雇佣关系、且位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外的非正规经济形式。此类非正规经济形式的从业者多为低（无） 技术劳动力，如散工、拾荒者、游走小贩、保姆等。这一现象反映了迁徙波动与都市就业市场波动的紧密关系，可以通过农民自身条件与某一行业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种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从业者需求之间的关系得以呈现，而如何从文化上理解这些关系将有助于深化非正规就业的相关研究。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龙头，在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典型性。但是，在这样一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城市里，活跃着一群游走街头的零散人力搬运工（当地俗称“棒棒”） .
他们扛着一根竹棒穿梭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靠体力劳动谋生，是自雇职业者，多来自川渝农村。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该非正规就业形式的特点，特别关注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的联系，探讨从业者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与特定生计方式的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重庆零散人力搬运的市场需求和就业空间，尝试从人类学的视野关注当前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
调查资料来源于笔者从 2008 年 6 月到 2008 年 11 月、2009 年 1 月到 2009 年 8 月、2010 年 1 月到 2010年 3 月、2012 年 6 月到 2012 年 9 月对重庆主城“棒棒”的田野调查。访谈个案 156 名，其中女性 11 名。最大年龄者 63 岁，最小年龄者 22 岁。
重要田野点 3 个（白崖口、两江门码头、都市花园居民区） .
一、谋生方式： “下力挣钱”
通常，当重庆市民遇到有车辆进不去或机械不便施展、技术要求不高，没必要找专业人员完成的体力活时，都会交由“棒棒”完成。在菜市场、商场和生活小区附近揽活的“棒棒”以挑抬生活用品为主。在码头、批发市场、家电商场、建材市场和新住宅区等场合揽活的“棒棒”以扛大件、搬家为主。此外，他们经常从事非搬运的短工，承揽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苦活、危险活”,如打扫清洁卫生、清理化粪池、除渣、拆房子等。在“棒棒”看来，只要能合法挣钱，无论干什么都可以，比如，他们干过抬轿子、当群众演员、帮人排队拿房号、到商店排队当“媒子”（“托儿”） 、到商店当活体模特，等等。他们经常从事非搬运的短工。
“棒棒”具有“散工”的性质，在不同的用工要求下，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务方式，呈现出“弹性”劳动力的特征。整体上看，零散人力搬运在重庆已经成为一种以体力支出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只需体力付出就可以胜任的劳务形式。
与其他农民工群体相比，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以“hā 糠见米的人”（年龄大的人） 为主，而且文化低，已婚男性比例大。“棒棒”群体的主体为中老年（30 几岁到 50、60 岁） 壮年男子。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大都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之间的农村，成年在 20 世纪 70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之间，其受教育机会极为有限。零散人力搬运是靠重体力支出谋生的行业，对从业者无明确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从事此行业，他们自身条件的局限性与行业对从业者技能需求间的矛盾并不明显。
川渝农村多为山地、丘陵，肩挑背扛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和运输方式，而且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精耕细作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入城前，在农村有过务农的经验，也有过长期体力劳动的经历。乡村生活的经历锻炼了他们体力劳动的能力，成为他们在农村务农谋生存的资本。体力劳动的劳作方式作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惯常生计方式。他们对自己现有条件的认识，用他们的话说，是“只有一副气力”.其就业机会极为有限，只能靠从事重体力劳动谋生。在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谋生过程中，直接产生效益的是体力劳动，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收入与体力的支出基本上成正比。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自身条件的特殊性与零散人力搬运生计方式的特殊性相对容易吻合。
“棒棒”的劳动方式非常简单，他们无需一技之长，无需资金投入，只要有一副强壮的身体，有一根竹杠、两条绳子就能谋生。从业者入行不需要资金投入。由于没有现代经济交往中资金风险的烦恼，他们在决定是否从事该行业之前没有什么顾忌。用他们的话来说，“试着扛一下棒棒，也不会亏什么。捞 2 块是 2 块，还可以买包盐巴，总比一分没得（有） 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劳动力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有搬运活干，就能挣到钱。
由于零散人力搬运行业是靠重体力支出而谋生的行业，它的入行门槛低，对文化和技术基本没要求。从业者无需资金投入，无经济上的风险，成为大多数低（无） 技术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起点。零散人力搬运行业就犹如无技术、半技术甚至暂时失业的技术人员的“劳动力蓄水池”.一方面，零散人力搬运这一低端劳务形式成为农民工入城初期的谋生手段，众多“棒棒”向上流动的个案可以为证； 另一方面，当其他行业的劳动力过剩时，剩余劳动力通常流向零散人力搬运行业，比如当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活路接不上”（没活干） 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寻找人力搬运的业务，待建筑工地需要人力时再返回建筑行业。2008 年底 2009 年初金融危机期间，笔者在田野发现多例从沿海城市回到重庆当“棒棒”,经济复苏后随即离开的个案。
“棒棒”行业准入的低门槛特征弱化了零散人力搬运者们自身就业条件的局限性。壮年劳动力的身体资本使得靠体力谋生的零散人力搬运的劳动力配置成为可能。以上有关零散人力搬运靠体力谋生的特殊性，回答了该行业的从业要求与这个群体自身条件发生对接的问题。接下来，将关注此种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从业者需求的关系，以此理解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部分农民工入城打工的期待。
二、报酬方式： “现过现”
入城农民工选择何种谋生方式，离不开其强烈的改善经济条件的欲望。农民自身的经济环境直接影响其外出打工的原因和对都市打工的期望。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通常无文化、无技术、无资金，但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其肩负的家庭重担并不轻松。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为其入城打工的主要动机。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过打工经验，有过被拖欠工资的遭遇。因此，当改变生计方式的机会出现或再次出现时，他们大多不再像以前那轻信或盲从，如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活干，不怕拿不到钱”,而是将报酬方式列为从业的基本考虑因素。
由于“棒棒”在与当地市民面对面的互动中完成“交易”,顾主通常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他们报酬。获取“力钱”（下力挣得的报酬） 的这一方式得到了从业者的认同，比如，“搁了棒棒就拿钱”,“钱来得快，都是现钱”,“没得风险，找一个（钱） 得一个”,“不得拖欠工资”,“骑马抬轿，丢了就拿钱”,“从来都是现钱，很少拖欠和收不到钱的”,等等。相比之下，其他行业的薪金制度，最短周期也要一个月，有的可能更长。而且，其他农民工聚集的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等，还时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零散人力搬运业“现过现”的报酬方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入城农民挣钱来支付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
零散人力搬运从业的唯一成本就是从业者的体力。用他们的话来说，“装进荷包（衣兜） 的都是自己的了”.他们普遍有这样的金钱观： 在都市“下力”干活就意味着有现钱进入自己口袋，只要肯干，收入总是在增加。这是“现过现”的持久魅力所在。人力搬运行业收入的支付方式，免除了农民对于风险的畏惧。即使偶尔遇到“蛮不讲理”者，在从业者看来，“大不了白干了一次，也吃不了什么亏。以后不给他干了就是。”他们对该行业报酬上的风险已有较为充分的考虑。
零散人力搬运业报酬方式的及时性，满足了农民“挣现钱”的愿望，是吸引农民扛上“棒棒”和依然扛着“棒棒”的重要因素。在农民自身的保守意识和“求稳”的行为准则等因素影响下，农民基于对自身能力的评价，表示出对“现钱”支付方式的高度认同。能提供“现钱”的生计有助于他们最大可能地规避经济上的风险，满足其都市适应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棒棒”报酬方式的特殊性，以符合中国传统农民的风险意识和收入观念的方式，满足了他们入城打工挣钱的期待。
三、生活方式： “自由”
“棒棒”三三两两聚在街头巷尾打扑克是重庆街头的一大景观。只要没业务，总有一群“棒棒”在揽活的间隙，聚集在地下通道口、小商店门口或码头上“炸金花”或“斗地主”（均为扑克游戏） .他们在日常生计过程中感觉很“自由”、很“好耍”.“自由”是散工的普遍特点。从业者在支配时间方面拥有自主性。
零散人力搬运业从业者入城打工初期一般都有过“两头兼顾”的经历，即在外出打工的同时，又不放弃农业，随农忙和农闲季节性地往返于乡村与都市之间。这与在北墨西哥所发现的从农村入城从事无技术体力劳动者和农场雇工的短暂迁徙行为相似，都呈现出近距离的短暂迁徙行为的特征。
从事零散人力搬运业使川渝两地农民这种候鸟型的生计方式成为可能。一方面入城打工增加收入，另一面又可以兼顾农业、孝顺父母和照顾家庭。零散人力搬运业在时间支配上的自主性既可以提升经济收入，又能够因家人和家事而灵活安排，为其在外出打工初期提供了一种折中的流动方式和生计模式。
然而，当“棒棒”从事该行业多年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生活的重心偏向了都市。来自农村的牵绊并不明显，以上的顾虑也不存在。因此，他们看重时间上的自主性，就不一定为了留出返乡的时间，而是出于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偏好。其实，在有过多年外出打工经历后，他们对零散人力搬运业“自由”的生计特点理解得更为深刻。
而这种理解主要建立在与其他雇佣劳动做比较的基础上。用以比较的行业为农民工聚集的行业。按照比较对象，笔者做了简要归类。
1.“棒棒”与建筑工对比的相关表述在工地上做，晴雨都要做，“捞棒棒”,自由，下雨你还可以躲雨。以前在工地上做（轧） 钢筋，气温 30、40 度，太阳大了，那个好烫人哟。（耿东，2009 年 4 月 6 日上午沙坪坝都市花园西路燕渝苑门口）“捞棒棒”比起在工地上还好些。我不想给你担，你把我没得法。我一天找 10、20块钱没人管我，我要做也无须跟别人说，我要来也不需要跟别人打报告。总之一句话，自由。（唐开荣，2009 年 4 月 24 日上午白崖口黄桷坪街口）雨下大了还可以回去，可以多在屋头耍一下再出来，时间自己定。在工地上做 10个小时，你要做满了才下班，吃饭敲钟，你做不完还要加班，做不好还要被骂。“捞棒棒”一般不得被骂，我们都是希望给人家做好。（曹建，2009 年 4 月 7 日上午沙坪坝区府支路）到工地一般都要做 9 个小时，他喊你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下班，受人管，不舒服。（张开权，2009 年 2 月 9 日上午沙坪坝小龙坎雾都大厦旁）2.“棒棒”与工厂工人、保安对比的相关表述。
进工厂时间很长，这个耍起时间混得快些。（都忠超，2008 年 7 月 24 日晚白崖口都忠超家）进厂没有这么自由。干这个想什么时候出来（干活） 就什么时候出来。（李书，2008 年 10 月 29 日下午白崖口李书家）我以前进过厂，啥子（什么） 都做过。还是觉得当“棒棒”比进厂舒服些，自由些。
进厂也只有 1 千多 2 千块，而且到时候（时间） 必须去。（梁世虎，2009 年 2 月 1 日下午沙坪坝三峡广场金城车库口）当保安说起要比当“棒棒”好些，但不自由。收入不一定有当“棒棒”多。而且时间长要十几个小时。不是自吹，我们比他们打工还好些，这个自由，想什么时候回来（收工） 就回来。打工，你早走了，老板还要扣你的工资，我们这个不得（扣工资） .（包忠福，2009 年 2 月 20 日晚沙坪坝天星桥包忠福家）3.“棒棒”与清洁工、家政、擦皮鞋者对比的相关表述。
当“棒棒”自由，有选择性，价钱低了，我可以不做，远了，我不去。做清洁工就必须要做。（李珍花，女，2009 年 4 月 11 日下午梨树湾村农民工聚居地出租屋）我不愿意去当保姆，不自由，别人凶你，干那个，要受得气。擦皮鞋（城管） 撵得凶，“棒棒”没得哪个管。（刘某，女，2009 年2 月1 日下午沙坪坝三峡广场新世纪超市门口）我没得耐心（做清洁） ,要用毛巾抹玻璃、地板，一点点抹干净，老板要骂人。我做不下来。“捞棒棒”自由，没有人管。（代明珍，女，2009 年 4 月 27 日下午沙坪坝天星桥菜市门口）报道人将零散人力搬运的“自由”度与其他行业相比，表明他们所谓的“自由”本质在于“没人管”.没有任何人、任何制度来提醒从业者、告诉从业者或约束从业者何时干活，而这完全取决于从业者自己的经济压力、家庭责任、甚至个人的性格、满足感和对未来的期望。而且，进入这个行业本身也是自由的。此外，从业者还有对业务地点、时间的自主性选择，有对是否接受某项业务的自主性选择。对于肯干、不怕吃苦、家庭责任感强的从业者而言，“没人管”的自由还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劳动时间根据需要延长，有通过减少休息时间，晚上加班等方式来增加收入的自主性。
有部分报道人表示，在干这行前，就从亲戚、老乡、朋友那儿得知从事零散人力搬运业“能挣一千多两千块钱一个月，而且又好耍”.对于长期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劳作，以一种不受约束的乡土性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而言，他们在心理上不愿意、也不习惯接受现代工厂的时间约束，对都市生活的制度性和被管理的感受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在农村，只要不违背农时，就可以自主计划时间，这一对于时间安排的自由追求依然影响着他们的择业选择。而在纪律和制度约束的都市中，只有这种行业最接近乡土社会的时间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也是“棒棒”在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过程中，所需转化力度和自我适应改变最小的行业。此行业相对“自由”的生计方式，为已经在农村生活几十年的传统农民提供了从乡村生活到都市生活的过渡。
因此，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体现在生计过程中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崇尚”的“自由”与乡村生计和生活方式有某种延续性。也可以说，农民在传统村落社会中长期濡染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或偏好，以一种惯性延续到了其都市生计之中，一起同构了重庆零散人力搬运这一生计方式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零散人力搬运业凭体力挣钱的谋生方式、现金交易的报酬方式和劳动时间上的自主性等特征，呈现从事零散人力搬运的这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条件和期待，与此行业的需求和生计方式特殊性之间的联系，其中农民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对零散人力搬运业这一生计方式影响重大。
四、就业空间与市场需求：“人工费涨得快”和“形成了气候”
以上分析主要从微观层面展现了从业者的特殊性与行业特殊性之间的联系，为探讨零散人力搬运就业规模和就业空间奠定了基础。以下部分将透过“棒棒”的收入行情来考察其就业空间的现状，然后从宏观层面分析影响重庆人力搬运业的可能因素。
从业者的收入状况是市场需求与就业空间的重要指标。据 2008 年 7 月到 10 月对白崖口黄桷坪报道人（40 名） 的收入调查，月收入在1 000-1 500 元这个收入段的人数最多，其次是2 000-2 500 元这个收入段。月收入在 1 000-2 500 元之间的报道人达到 84% .月收入不足1 000元者占 13% .月收入逾 3 000 元者占 3% .行业性质决定了零散人力搬运业务不稳定，收入无法预测，每个月收入可能不同，他们提供的数据也只是近几个月收入的平均数。
从一个“棒棒”连续一月的日收入情况，可以大致看到一些“棒棒”群体共性的特征（见图1） .图中数据的波动显示该行业收入不稳定的特征。业务好的时候，日收入可以超过 300 元；而业务不好的时候，收入可能只有几十元； 而因故不做业务的时候，收入则为零。同时，该数据也反映了收入多少的基本情况。“棒棒”的劳动力总体上看是廉价的，但在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的收入丰厚很多。这是他们改善家庭生活的途径，也是他们在都市生存的基本保障和提升都市适应能力的基础。
“棒棒”以体力谋生为主，人工费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收入的高低和增减。据报道人回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人工费大约 20元一天，2007 年 60 元一天，2008 年 80 元一天，2009 年 100 元一天，一直呈现上涨趋势。2010年上涨到 150 元一天，2011 年至今通常为 150-200 元 1 天。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中，公认的人工费对于“棒棒”的意义在于，这是他们做“点工”（按天报酬，一天八个小时） 的市场价格，也是他们考虑是否接受该业务的参考价格。
小李做过对比，“像营业员那些，涨得少。
帮馆子的，六、七百一个月，一年涨 50、60,干我们这个算起来就不止涨这么点了。现在走远了（到其他区域） 干活，如果 100 块钱一天，我们还不得去做。‘棒棒’收入还是可以。只要有活，一天做到黑，丢了这头做那头，一天最低能挣150.”
这是 2010 年的访谈记录，当时，“喊棒棒”的“起步价”已从以前的 2 至 3 元上升为 5元。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到本文截稿前。
可见，人工费的涨幅远远大于其他劳务服务业的工价。人工费的一路攀升，说明“棒棒”在单位时间内的力钱，即劳务的“单价”在整体上是上涨的。虽然总收入的高低还取决于业务的多少，取决于劳务市场的需求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工价的攀升说明在整体上人力越来越短缺。政府对重庆力工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该说法。2008 年二、三季度，力工连续进入重庆十大工种缺口排行榜，力工的紧缺数量从第二季度的 5 561 人狂升至12 156人，力工成为第三季度劳动力缺口数最大的工种。
据重庆市劳务办统计分析，2009 年第一季度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工的工资下滑到2 000 元以下，第二季度因力工的紧俏拉动了工资的上涨，回升到 2 000 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重庆零散人力搬运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和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其从业人员（即“棒棒”） 主要集中在主城各区的中心地段。据报道人回忆，“那时‘棒棒’还没形成气候，以前都是在中心闹市地区转。”而近年来在市区随处可见“棒棒”.重庆都市化向非中心区域的推进，为该职业群体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在农民工入城打工的浪潮中，此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也在迅猛增加。市民普遍感受现在找“棒棒”很方便。以前需要到“棒棒”集中的菜市场“喊棒棒”.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居民聚集区、住宅小区外一般都有“棒棒”,搬东西随叫随到。虽然难以统计该职业群体的总体数量，但从“棒棒”及其相关群体，如市民、政府、媒体对都市发展过程中“棒棒”现象的描述和关注中可见，“棒棒”是重庆主城的普遍现象，“喊棒棒”也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消费形式。零散人力搬运作为都市底层体力劳务产业配置的重要构成，在重庆城区已具有相当规模。究其规模化发展的缘由，本文认为，应该从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加以理解。
在制度层面上，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可能不再依赖土地谋生，日益宽松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民从农村向都市流动。特别是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子女就读、医疗保障、廉租房等惠民政策的深化有助于农民从农村到都市的流动更为顺畅。有理由认为，农民工，这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演进的产物，为重庆零散人力搬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随着体制内人力搬运行业逐渐放弃零散人力搬运市场，重庆当地零散人力搬运市场转向了非正式的经济形式。这一行业利润低，尚吸引不了资本的注意力； 此行业从事的都是又累又脏的活，稍有技术的劳动力都不屑于干这一行。这个微利、薄利的行业对重庆周边农村处于较低经济水平的农民还具有吸引力。而且鉴于这部分农民工多属于低（无） 技能劳动力，其就业空间极为有限。当这一行业为低学历、无技术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他们的某些需求时，他们自然进入这一最低级的劳务市场。这一现象反映了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这种劳动力供需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因为“棒棒”的主体一直为中老年人，从业者随年龄增长逐渐退出此行业，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条件和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都与此生计方式差异巨大，他们不愿意从事该行业。这样，退出与加入此行业的从业者在数量上悬殊巨大，重庆“棒棒”的总量越来越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棒棒”的缺口将越来越大，零散人力搬运市场供不应求的现象将比较突出。
此外，零散人力搬运业还需要被放置到重庆当地社会文化中来认识。人力搬运在前工业时代是城市转运的中坚力量。在民国时期，重庆当地就活跃着大量以靠搬运为生的“苦力”.1949年以后，国内大城市的人力搬运大多转化为体制内的人力搬运，并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业和物流业取代。但是，由于“山城”重庆特殊的地形地貌，人力搬运现在依然为重庆交通民俗的重要内容。考虑到被农村所包围的人文区位的特殊性，重庆这个“大农村”本身带有明显的乡土性，重庆市民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人文性格与“棒棒”固有的乡土特质有某些类似之处。“棒棒”来自川渝农村，与重庆市民语言、习俗相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重庆人对“棒棒”的接纳度。事实上，“棒棒”经常出入私人居所，而市民并没有表现出对陌生人入室之“严重后果”的担忧。市民与“棒棒”之间的往来是非正式的、随意的、非契约化的，甚至有着明显信任感的交往。正是在重庆当地的社会土壤中，零散人力搬运这一带有明显乡土特质的生计方式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今天的零散人力搬运也不单单局限于搬运业，他们承揽了一切机械完成不了的体力劳务，成为重庆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在制度、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中来思考零散人力搬运业大规模存在的必然性，呈现了零散人力搬运这一非正式经济形式的就业空间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不同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视角，揭示了零散人力搬运业在重庆大规模存在与当地交通民俗及文化性格的联系。当然，有关重庆城市的区域文化特质还需要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来探讨。而且，“棒棒”成为重庆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指市民对人力搬运劳务的需求，它是否体现一种广泛的接受程度（比如，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社会排除和社会歧视等问题） ,还值得深入研究。
五、结语
本研究发现，零散人力搬运的突出特点为通过体力劳务获得收入，这与农业劳作有类似之处。从事零散人力搬运意味着，在从农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过程中，农民维持一种与原有劳动形式有着密切关联的生计方式； “现钱”不仅有助于他们最大可能地规避经济上的风险，满足都市适应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且对这种面对面现金交易方式的认识和评判本身，也受到农民人际交往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影响； 此外，“棒棒”“自由”的生计方式有助于他们在都市生活中，最大可能地避免受到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和制度的束缚，维持一种与乡土社会相对接近的生活方式。
这表明，重庆“棒棒”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有着密切联系。从业者近距离流动迁徙过程中对此等联系的认识，反映了重庆“棒棒”这些低（无） 技能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不过，以上这些现象与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中理性选择的发现有所不同，因为此处的理性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也是基于传统文化观念层面的理性。
就本文而言，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层面的理性揭示了从业者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与特定生计方式的关联。在《学会劳作》中，学生努力地为他们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而进行着文化上的准备。
而本研究中的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在进入都市体力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具有文化的准备。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从事体力劳动的文化准备，就是基于其固有的乡土性而形成的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选择。乡土性之于“棒棒”的体力劳动，就犹如亚文化之于学生未来从事的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一样。本文力图表明的是，农民所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文化特质，在零散人力搬运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并成为该行业特殊性的重要内容； 不仅于此，重庆当地市民的文化性格与从业者的文化特质的某些吻合，可以成为探讨重庆零散人力搬运就业空间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切入点，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从人类学的视野关注当前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由此，当地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此类群体的特殊性，以便在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就业状态方面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