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环境下文学精神内涵的提升(3)

　　三、新媒介兴起时代文学精神的内涵提升。
　　
　　以上所说文学场的变化，均与文学传播方式变化有关。历史地看，文学艺术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素来就是十分密切，有人因此说 “变化的只是传播媒介自身”,其实，变化的不仅是传播媒介本身，文学的样式、文学的观念亦随之而变化。比如说，民间文艺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传播者以云游诗人、民间艺人、盲人等为主，故而此类文学在内容上极为注重声音魅力、故事性等，除了民族史诗，尤以黄色故事、鬼故事为多；形式上，则以打油诗、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居多。文字时代，先是通过手抄本传播，如莎草纸、竹简、丝帛等，因媒介珍贵，故而文字简洁，追求精英化的品格；其次通过印刷术传播，这种机械复制方式可谓通俗文艺产生的重要背景。图像时代因电子传播媒介的介入，文艺产品的内涵与形式再次发生突变。可见，不管什么时代，文学艺术的发表均与传播它的媒介密切相关，今天所谈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一个老话题。
　　
　　任何一次传播媒介的变革，都会导致文艺话语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古人已经为我们探索出利用新媒体又坚守文学性的丰富经验。为此，我们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一）要以理性的态度正视文学观念的变化，强化新媒介传播文学精神的责任。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 “生活在传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生活的本质方面。如何辞旧迎新，正确使用、驾驭，乃至 “生活在传媒”,这既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也是一个老话题。对此，作为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核心命题---雅俗之辨及其演变规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雅俗并存、由俗至雅，是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精神及其演变的一个重要向度。近代王国维正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发掘出中国文学重 “雅”的精神特质，撰写了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若结合王国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王国维拈出 “古雅”这个范畴的学术史意义。
　　
　　王国维所说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除了指文体样式递变，还包括文学观演变的意思。纵观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史，相关的主张如 “诗言志”“文载道”等核心理念，几乎都是就某一种文体发声的。若细究这些理念，如 “志” “道”“情”等内涵，也是在伴随着某种文体的演变过程中，历经了一个由俗到雅的内涵变化过程。譬如，《诗三百》中原本 “发乎情”,几近 “俗”文学的作品，到了汉儒眼中，就是 “止乎礼义”,符合 “雅”质的典范文本；同样， 《花间集》中的 “绮丽”之作，到了后来也成为 “深美闳约”之篇，甚至出现了 “艳词而不当作艳词读”,一心求雅的文学批评观。中国古代由俗至雅的观念演变，为我们审视当今伴随着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而滋生的 “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的审美趣味，提供了理性的态度。若理性地分析，当下兴起的文学样式，亦必将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演变中，完成由俗至雅、由大众到精英的变化过程。事实亦如此，当今网络制度的建设以及学术界经过惶恐、震撼乃至无奈叹息之后，重塑数字化时代文学的呼声的响起，均说明当下 “文学”无处可在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这只是新媒体兴起时的短暂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精神必将在新媒体的规范化进程中得以重塑。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在新媒体带来的图像文化语境下无所适从。我们需要思考的：（1）坚信文学不死、文艺学犹存的信念。正如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变化影响文学走向一样，在当今新媒体面前，“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或许会变化，但文学活动必然会存在。（2）重塑文学与文艺学学科的新边界。这既不是以旧套新而自怨自艾，也不是以新黜旧，茫然失措，而是需要正视与解答如今正在变化抑或是已经变化了的文学现实，从而构建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学与文艺学概念。
　　
　　（二）吸取传统的力量，以通变的态度审视文学活动的新变。
　　
　　从人类思想史演变的规律来看，一旦遭遇某种转型，人们极易滋生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若新生事物处于强势态势时，又很容易萌生与 “传统”割裂的情绪，进而产生关于传统的边缘化、失效论乃至终结论的观念。我们绝非思想守旧者，但唯有辩证地分析人类思想的演变规律，方能把握传统的存在方式与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关于 “变”,《易·系辞下》论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此，方能在求变中强化我们对传统的崇敬感；所谓 “传统”,希尔斯指出就是 “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就是 “现在的过去性”“现在总处于过去的掌心之中”[20]21,208.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谈及文学思想发展规律时，所提出的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之言，就极具现实意义。面对当今文学场的新变，我们不能一味地抱怨或唾弃，而是要在承认并适应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积极地做出理论的回应，直至调整文艺学的内涵与外延，同时，我们更要思考这些变化和动向相对于 “传统”延续了什么，缺少了什么，抑或是丢弃了什么。如此才是对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建设性的思考，也才能更好地考量“传统”的优势与特色。
　　
　　数年前，笔者在 《古代文论在电子传媒时代的意义》[21]一文中说：在数字化时代文艺学的建设中，我们不能丢弃中国传统文论这一重要资源。这除了部分思想涉及到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律，可以直接运用到对新的文学活动的评价外，还有一些优长可以弥补 “图像时代”文学艺术观念的不足。譬如，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基础上，通过心物共感、物我交融，构筑了文学世界的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有机体系，主张通过望闻问切、直寻、目击道存等方式感受世界。而数字化技术则通过 “屏幕”或 “图像”这个 “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15]没有生命的媒介，改变着人们 “面对面的谈话”的思维模式，也影响着当下的文学世界的宇宙模式。当然，技术层面的媒介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让 “镜头”获得生命，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则有着丰富的资源。进而，中国古人的审美静观也是当今文学精神重塑的重要资源。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 《文赋》），主张人们的想象不受时空之限，将异时异地之事置于同一空间。而时下的数字化语境也有类似的特征，只不过，缺少了中国古人在时空一体的想象中心灵涵泳、体会、沉思的过程，丢弃了 “味外之味”的审美韵味。
　　
　　（三）强化新媒介时代的文学经典培育，重塑文学精神。
　　
　　“文学经典”的内涵与外延，直接关涉文学的时代性、思想内涵与美学品质，决定着文学史编撰与文艺学理论的架构，影响着文学教育与社会接受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然而，随着新媒介的兴起，以及迎合大众的消费欲望与娱乐需求，一方面部分传统文学经典及其所内涵的道德、美学等价值遭遇了解构，另一方面 “经典”本身也随着权威中心论的消解而备受质疑。于是，我们似乎滑入了一种文学阅读的浅表化、娱乐化的处境，消费主 义 的 快 餐 文 化 也 一 度 走 向 泛 滥 和无度。
　　
　　尽管 “何为文学经典”的问题，人们的理解不一，但经典作品必然是那些 “我正在重读”,而不是 “我正在读”的书[22]1……同时，有一个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接受是人类文学活动的主导方式，大众往往是怀着崇高感、神圣感面对文学经典，具有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阅读追求。一个具有文化品位的文学传播行为，其突出的表征应在于负载于媒介符号中的信息价值。反观当前文学传播某些浮躁的现象，文学作品内容的文化品位缺失可谓突出的表现。因此，在当今时代重提文学经典教育就具有重要的精神和实践意义。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文化处境与文学境遇，随时而变，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感受阅读文学经典的神圣与甜美。由此，我们必须改变因 “人人都是媒介”所带来的经典解构现象，再次强化 “文学经典”的轴心地位，赋予它在人类精神上的崇高位置和优雅品质。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及传播者在传播实践中实现了文化教育者身份与传播主体角色、传媒责任与历史使命的统一。从经典育人的角度强调文学以人的培育与塑造为目的的功能意识，赋予了 媒 介 的 新 “人 学” 意 义[23],真 正 兑 现“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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