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中间机制及结果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迄今为止，研究结论不但没有呈现一致性，反而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对健康问题的研究最初只是医学领域的范畴，直到 20 世纪中期， 健康的决定因素开始受到一些社会学者的关注，从贫困的视角探索健康不平等现象。 研究以既定的贫困线为切点，分析贫困线以上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健康是否存在差异，探索贫困对健康是否产生影响。 1982 年，英国着名的布莱克报告出版。 报告指出尽管英国实行了单一支付方的全民健保体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健康指标上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 自此，社会经济地位开始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研究健康的文章快速增长，用不同的样本、不同的方法讨论收入、 教育和职业以及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人群在健康结果与健康风险上的不平等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焦点，目前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 尽管这些研究中也有些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方向是不定的，即健康也会影响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对社会经济地位是健康决定因素之一的认同却是压倒性的，绝大多数的实证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后， 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逐渐明朗，但是二者之间的机理如何开始受到关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策干预的过程，使得问题更具有可操作性。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探讨，但是对于整个的作用机制仍然不够明朗，许多问题仍困扰着相关领域的研究者。 从作者在 EBSCO、Springer、Wiley 和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到的 66 篇相关文献看，已有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的样本中，针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还较少，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研究仍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检验上，在机理研究上考虑物质因素较多，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研究结论也未呈现一致性。 研究者在探索相关议题时，往往根据研究目的关注于不同的中介变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度量指标的选取上也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差异。

　　目前针对我国样本检验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收入、教育程度与健康公平性的关系上，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综合研究还较少涉足。 本论文试图较全面地对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中间机制及其影响结果进行综述。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研究框架进展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研究阶段进展

　　Adler（2010）将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研 究进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讨论基于贫困线的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问题。 在英国与欧盟国家，健康不平等被直接定义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而引发的健康结果差异； 第二阶段为收入、教育程度与职业梯度对健康的影响；第三阶段在基于第二阶段的讨论上加入生活方式、社会情境因素等中间变量；第四阶段则开始考虑多水平影响中独立变量发挥的作用；第五阶段不只考虑独立变量的作用，更考虑变量之间交互作用机制的复杂讨论。

　　目前发达国家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已经处于 Adler 提出的第五阶段， 而我国多还处于 Adler 提出的第二阶段。 近期一些学者开始涉猎第三个阶段。 比如黄洁萍等（2013）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对我国城镇劳动力健康产生影响；王甫琴（2012）以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测量指标，得出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居民体育锻炼的时间，进而影响自评健康状况。 总体来看，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在我国样本中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很多问题仍然是个黑箱，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发达国家与我国关于研究框架的进展对比如图 1 所示。【图1】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中间机制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最初考虑结构性因素与文化因素较多，后来研究开始考虑社会心理上的因素。 Kim（2004）等比较中美样本差异时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划分为结构机制、生活方式机制和心理机制。 Prus（2007）将其总结为物质、文化与心理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与物质相关的因素影响健康。 比如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医疗服务的质量以及暴露于有害工作与生活环境等，这些也与社会政策相关；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因素影响健康， 比如饮食、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进而健康结果产生差异。 如果将生活方式因素排除，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健康不平等会被明显的减弱；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通过人的社会心理状况影响健康。 比如社会支持、压力等，有学者将其统称为社会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往往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进而影响人的心理，结果影响健康。 Alder（2010）在总结近期的研究时认为，除了这 3 个方面的影响外，还应加上社会情境与 3 种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 社会情境指个体所居住的社区环境与邻里之间关系。 生活方式、物质因素与社会心理因素这些中介变量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交互影响，而且各种不利因素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更容易产生累积作用。 而结构方程模型与分层结构模型等统计方法的发展也给交互研究提供了可能。Uphoff（2013）的最新研究将物质机制与社会心理机制统称为社会资本，Alder （2010） 则狭义地定义社会资本为经济来源。 目前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机理研究总结如图 2 所示。【图2】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研究相关指标的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对相关测量指标的选择一直没有统一定论，研究涉及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以及中间机制变量每一个都是复杂的议题，很难用单一的某个指标或某些个指标完全表述，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往往根据研究关注点与数据获得等因素选择测量指标，然后建立起对指标选择合理性的解释，这也是导致许多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一）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选择

　　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变量被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用其中的单个变量度量，或者几个变量综合度量，如何选取测量指标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兴趣。 在检索到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文献中，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用收入与教育程度测量的比较多，用职业测量的相对较少。 教育程度被解释为文化的因素， 收入被解释为物质的因素，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Dinsa 等（2012）的研究认为职业变量是可以被教育程度变量覆盖的，但是也有研究选择了职业变量，认为职业可以包含教育程度与收入，并且认为选择职业变量可能的缺失值会更少，因为在发达国家很容易获得完整的就业记录。 而 Stringhini 等（2010）的研究显示，教育程度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大于收入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教育程度对男性生活方式的影响大于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收入对男性健康的影响要高于对女性健康的影响。 按照这些理论，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对象的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变量。 近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也受到学者的关注。 Gong（2012）的研究强调对于美国社会的移民， 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 SES更易于揭示一些深层问题。

　　（二）健康测量指标的选择

　　健康的度量指标有很多，但是哪个更具有权威性一直困扰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一个度量的标准，但至少它应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测量对我们有意义的健康状况的各个方面；二是必须能够以适当的精确度来测量。 对于健康的度量一般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健康状况（health status）角度，另外一个从健康风险（health risk）角度。健康状况侧重于客观地描述目前健康的存量，利用一些单一或者复合指标考察目前健康的形态，可以用于个体测量，也可以用于群体测量。 而健康风险则经常被定义为一种评估方法，评估在一定时间内死亡或者患某种疾病的机会。

　　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研究上，专门讨论哪些健康测量指标更合理的研究目前还鲜有涉足，多数研究者根据经验与数据可得性选择指标。 Uphoff（2013）的研究认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考量中，自评健康状况（self-rated health）指标被用到的最多，死亡率、患病率等另外一些涉及躯体健康的医学指标也较经常被流行病领域和社会心理研究的学者采用。 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研究指出，不健康饮食与久坐的生活方式是导致慢性病的重要诱因，而慢性病是死亡的重要诱因，因此考虑饮食和体育锻炼中间机制时，将超重和肥胖作为健康结果的文献最多，身体质量指数（BMI）是最经常被采用的指标，腰围与腰臀比在有些研究中也会被学者采用。

　　（三）物质文化因素、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因素测量指标的选择

　　在解释物质文化因素中介变量时，由于学者较关注于社会经济地位引致的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医疗服务质量差异带来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因此收入因素考虑的较多。 在生活方式的操作上，测量变量集中在饮食、吸烟饮酒和体育活动四个方面。

　　在作者检索到的相关文献看，几乎都是采用这样的操作：选择四个指标中的某几个或者全部。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的活动时间，Aspersen 等（1985）对活动时间界定为“任何骨骼肌肉运动所致的能产生能量消耗的身体移动”。 按照这个定义，多数研究在活动时间上采用的是体育锻炼，也有一些研究计算了工作时间， 因为其余的运动形式并不容易测量，这也导致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对社会心理机制的测量指标选择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 压力、负面情绪与认知、社会支持与社会疏离上。

　　三、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四种中间机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

　　（一）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物质或者结构机制对健康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物质机制影响健康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也是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研究中涉足较早的领域，已有的相关文献数以百计，包括对我国样本的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医疗服务的质量， 收入是较经常采用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变量。 但是研究结论呈现差异。

　　一些研究认为收入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因为收入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 收入越高，可及性与服务质量越好，患病率与死亡率越低。 也有一些研究侧重于考量在不同的医疗卫生政策下，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服务质量。 魣sgeirsdóttir 等 （2013）对欧共体国家进行了收入与健康的研究，在整个欧共体国家中，普遍存在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公平现象，但是表现出的强度并不相同，他们由此推断这与相应的社会制度有关。 除此之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由于物质缺乏，也更易暴露于空气与水污染、噪音、毒素等不利环境中，这些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出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不具有统计显着性。 物质机制的作用到底影响有多大，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论，自从 Lynch（2000）等提出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物质机制作用于健康以来，反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反对者认为纵观全球，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医疗社会政策，似乎社会经济地位引发的不平等都有加剧的趋势，因此这种加剧趋势应该有物质以外的中介因素。

　　我国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口健康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该领域，考察教育程度、收入等对健康的影响。 齐良书（2006）对收入、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关系的考察结论为：收入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医疗保障。 毛毅（2011）研究教育与健康的关系得出二者正相关的结论。 但是存在倒U 形结构， 即临界点以下教育程度对健康的影响较显着，临界点以上变得并不显着。 黄洁萍等（2013）的研究认为收入对健康的影响较小，教育程度与职业的影响较显着。

　　（二）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1.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饮食与体育活动对健 康结果的影响

　　Katja（2012）等对芬兰城市样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超重有关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强于其他方面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与饮食、静坐的相关性高于与其他生活方式的相关性。 但是影响结果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呈现出差异。 在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更容易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结果，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倾向于消费少量的膳食纤维、水果和蔬菜，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往往更注重消费健康的饮食，摄入更多的蔬菜和水果，更经常锻炼身体，这个结论在欧洲、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的样本中都是一致的，对不同性别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但是在油脂和高能量食物的摄取上，对发达国家样本的研究并未呈现一致性。 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正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饮食越不健康， 越倾向于消费更多的脂肪和糖分，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健康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谷物等相比于那些富含高脂肪、高糖分、加工过的食品更便宜，因此低收入的群体更易摄取健康的食物。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也更倾向于缺少运动的交通方式， 比如走更少的路，乘坐私家车等，这些都使得他们养成不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种趋势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2012 年后会朝着发达国家的趋势改变。 王甫琴对我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 体育锻炼与 健康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印证了这一假设。 但 是黄 洁萍（2013） 的研究却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通过体育锻炼影响健康。 Dinsa（2012）等的研究进一步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改变，在较低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肥胖发生率越高，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模式有所改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男性肥胖发生率越高，但是女性肥胖发生率越低。

　　2.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吸烟和饮酒对健康结 果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烟草的摄入量，可以解释至少一半与烟草有关的死亡率。 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都会对吸烟产生影响，对不同样本的研究结果呈现不同。 对发达国家的样本研究显示，在低教育程度、低收入和手工为主的职业人群中吸烟的发生率高于相应的人群，而在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群体相比于低收入群体消费了更多的烟草，并且比起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这种差距更显着。Pampel 等（2011）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中等收入以上国家，教育引发的烟草消费不平等比起低收入国家更严重。 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呈现不同，Lopez 等（1994）的烟草消费 4 阶段模型或许可以解释，Lopez 等将一个地区的烟草消费特征划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男性消费；第二阶段为男性消费盛行，女性消费出现；第三个阶段为男性消费开始下降；第四个阶段对两性消费都下降，但是比较缓慢，且受经济地位的影响较显着。 按照这个理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烟草消费乃至健康的不平等不但不会降低，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因为至少在低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会逐渐增加。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但影响吸烟的频率，也影响戒烟率与戒烟成功率。 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往往难以完成戒烟， 究其原因除了吸烟成瘾、缓解压力等心理学因素的解释外，还由于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以及缺少戒烟的动机，因而影响了戒烟的效果，对全球范围内的调查显示相比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较低经济地位的人群更易吸烟成瘾且难以戒断。

　　社会经济地位与饮酒的关系相比于吸烟的讨论要少得多。 饮酒对身体的影响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 普遍认为适度的饮酒对身体和社会都是有益的，但是超过一定的量就会损害健康，同时也会引发社会问题。 从消费总量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似乎消费了更多的酒精， 但是其中轻度饮酒，或者对身体有益的饮酒更多，而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酗酒行为更严重。 Makela（2011）对芬兰成人样本的研究揭示， 在与饮酒有关的死亡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与其相关性更显着。Bonevski（2014）等近期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45 岁以上群体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更容易有酗酒倾向，而饮酒与吸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群体中也更容易产生累加作用。

　　3.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会心理机制对健康 结果的影响

　　将社会心理机制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中介变量研究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了 21世纪研究开始增多。 从检索到的文献看，虽然研究的结论呈现不同，但是多数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会心理机制正向影响健康。 近期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在心理机制研究中提到较多，主要强调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排斥与心理因素，进而影响健康。 压力和负面情绪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指标。

　　一些研究认为压力作为社会心理影响变量可以部分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

　　处于一定社区、家庭、工作环境下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会更经常处于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事件或挑战中，更容易经历一些负面的事情，这些会带来潜在的社会心理与行为伤害，长期作用形成了人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是慢性的，长此以往健康势必受到损害。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由于社会资本的缺乏， 也更易于形成一些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不健康的饮食等。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压力作为社会心理机制影响变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起到很小或者没有作用，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也可能承受较大的压力，压力未必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导致。

　　相比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也更易产生负面情绪 （negative emotions）与情绪紊乱（emotional disorder），因为他们各方面资源都比较欠缺， 所以更易陷入沮丧的情绪中，而一旦他们陷入沮丧等情境时，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源就会变得更加缺乏，这更加阻止了他们摆脱不利的环境，因此会陷入更加糟糕的状态中。Nabi（2008）等认为控制中介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可以大幅度降低。 Uphoff（2013）对此研究进行综述，结论为较多的研究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对负面情绪的影响，进而损害健康。 但是另一些研究显示没有或者较少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在社会支持与社会疏离上， 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获得的支持与疏离也不同， 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较少的社会支持与较大的社会疏离增加了个体患病的可能性。

　　值得关注的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是，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会心理机制影响健康会持续到整个成年期。 低收入家庭往往会带给下一代一些不利于社会心理成长的因素，比如家庭关系冷漠、家庭暴力等，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这些影响会持续到未来的一生，对未来的情绪控制与压力等承受能力产生影响，这些情绪又会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社会经济地位也可以通过社会心理机制在代际之间流动。

　　4.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会邻里环境以及交 互机制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上述 3 种中间机制影响健康，也会通过社区邻里环境影响健康，但是这些中间机制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往往是相互影响叠 加 的 结 果 ， 分 层 结 构 模 型 （hierarchicalandcontextual models）的发展也给交互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Warr 等（2009）的研究认为邻里之间的不良行为影响了人的健康，这些粗野行为包括滥用酒精和毒品、危险驾驶行为、不安全感、噪音、种族主义等，而这些行为是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 但是社区邻里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有多大并没有太多的讨论，Mirowsky（2008）基于伊利诺伊州样本的检验显示，邻里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相比于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要小，但是存在。 另外一些研究检验了生活方式与社区邻里环境的关系，认为社区邻里环境直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体育活动的时间，尤其对于饮食的影响，这导致超重与肥胖的发生率升高。 Mohnen（2012）基于荷兰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拥有良好的社区环境资本，这使得他们能够参与更多的体育活动，吸烟的可能性更小，这些行为直接有利于健康的获得。 而物质资本与社会心理因素同样会影响到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心理压力较大往往吸烟与饮酒的频率更高。 但是相比于单个机制的研究，交互研究相对要少得多。

　　四、研究评述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四种中间机制影响健康：物质机制、生活方式机制、社会心理机制、社区邻里环境机制。 这四种中间机制往往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健康。

　　（一）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框架

　　目前，发达国家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直接关系讨论发展到包含复杂间接机制的综合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学者们多以贫困线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切点，研究其产生的健康不平等；8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间，研究重点主要拓展为对社会经济地位内涵的理解———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仅用收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梯度的划分更加细化；到了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何种中间机制影响健康，生活方式、 社会情境与社会心理因素被引入讨论框架；目前在继续深化中间机制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生态区位中间机制的复杂交互关系进而如何影响健康。

　　我国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目前多数仍停留在直接关系的讨论上，对间接关系的讨论刚刚开展，对复杂交互关系的研究还未见诸于文献。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论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不同中间机制对健康的影响结论呈现多样化。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哪种中间机制对健康的影响最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路径与程度是否一致，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各种中间机制如何交互发生作用还不明朗。

　　在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物质机制影响健康的结论方面，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有利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强度在不同社会政策下有所不同。 而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指标上，研究结论分化较明显。 其中分歧最大的是收入是否影响健康，包括对我国样本的研究。

　　在生活方式机制方面，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生活方式越健康， 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生活方式越不健康，但是研究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力的增强，这一现象会朝着发达国家的情况演变。 在我国是否呈现同样的趋势仍有待检验。

　　在社会心理机制方面，检验结果最不明朗。 一些研究认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社会心理上更加脆弱，进而健康受到更大的损害，但另一些研究认为影响并不显着。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区邻里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结论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所处的社区邻里环境越差，健康损害越大。 但研究还有待细化，还需对更多的样本检验。

　　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机制的交互作用，研究相对较少。 一些研究认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往往处于多重不利因素中， 这些因素叠加共同损害健康。

　　但是究竟通过哪种机制对健康的损害更大，研究结论呈现出差异性，有的研究认为是物质因素，有的研究认为是社会心理因素，也有研究认为是生活方式因素，但总体上认为生活方式因素贡献更大的文献占多数。

　　（三）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研究指标选择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所涉及的指标都为复合变量，研究者分析问题时由于指标选择的差异也会造成结论上的南辕北辙。 但是到目前为止，指标选择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相对统一的标准，学者们仍然根据研究的学科视角或者数据的方便获取选择指标。 而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测量指标是否应该有所区别，仍需进一步检验。 总体上，社会经济地位用收入、教育程度、职业测量的较为普遍，近期也有学者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 健康指标的选择上，社会科学与政策科学学者用自评健康、BMI、肥胖指标较多，医学领域学者用医学疾病指标测量较多。 在所涉及的中间变量中，生活方式指标意见最具统一性。

　　（四）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研究方法与样本

　　在不考虑社会情境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生态区位差异时，研究方法大多采用一般计量经济方法，用分类变量的回归、控制变量后回归等方法较多。 在考虑间接影响时用路径分析、结构模型等方法较多，多层线性模型的发展使得研究社会情境对影响机制的交互作用成为可能，但是局限于发达国家样本的应用， 针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较少，在我国还没有开展。 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其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的应用，以及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作用机制的差异性。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口健康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虽然对两变量之间直接关系的结论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影响机制上还存在着分歧， 样本的选择仍有一定的局限，理论上仍有很多待探索的领域。 在研究方法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下，也使得这些探索成为可能。 比如四种中间机制哪种是影响健康的关键路径，在不同的样本中是否表现相同？ 不同的中间变量之间如何交互发生作用，作用的程度如何？ 尤其对于我国样本的研究，这些还远未开展。 而厘清这些复杂的机制对于人口健康政策路径的选择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