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评述

　　一、何谓方言岛

　　因某种情况,人口出现大面积的迁移,土著方言被移民方言包围,或因移民方言使用者人数较少,但聚居程度高,从而形成方言岛;亦或是因经济发展或城市化进程加剧、城市人口变异速度随之加快,形成城乡较大差异的语言现象,也会形成方言岛,亦即人们所说的 “城市方言岛”。

　　随着语言包围与被包围现象的不断变化,方言岛的界定也就越发受到关注。

　　1.方言岛研究状况首先,笔者以 “方言岛”为 “中国期刊网”题名搜索词,检索结果证明,中国语言学界最早使用 “方言岛”为题名的文献似乎为 《澳腰莆田方言岛记略》(李如龙,1985)。其次,为验证中国期刊网搜索结果的可靠性,笔者仍以 “方言岛”为 “读秀平台”题名搜索词,获得1982~2012年相关文献59篇,其中 《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李如龙、陈章太,1982)为国内期刊最早使用 “方言岛”为题名的文献。再次,为验证 “读秀平台”期刊题名搜索结果的有效性,笔者又以 “方言岛”为 “读秀平台知识”栏目搜索条件,获得相关文献信息2 424条,经逐一查阅发现,董同龢分别于 《华阳凉水客家话记音》 (1948)、 《四个闽南方言》 (1960)和《四个闽南方言岛二百年间的变化》(1972)中论述过相关内容,董同龢 (1948)被认为是国内方言岛的较早研究者,其成果记录了四川官话包围中的客家方言岛的语言现象。 (庄初昇,2004)此外,陈章太 (1981)是国内率先界定方言岛这一术语的学者。

　　此外,我们遍寻 《不列颠百科全书 (网络版)》、《剑桥语言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2009)等工具书中,无法获得有关 “方言岛”的国外研究信息。可见,“方言岛”这一术语尽管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却未被收录于国外的大型百科工具书和专业工具书中。由此可以假定,“方言岛”这一术语可能是中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发明,与国外 “语言飞地”、“语言岛”概念类似。

　　2.方言岛的定义既然网络版大型百科全书和专业语言学工具书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我们只能借助近年出现的网络新兴百科全书——— 《维基百科全书》 (英文版)、 《韦氏词典》及国外相关学术论著,提出“language island”、“dialect island”、“speech island”和 “linguistic island”为 “方言岛”的可能英文对应词。

　　根据中国期刊网和读秀平台、网络版百科全书和语言学专用工具书所得结果,前文曾推断:

　　“方言岛”这一术语可能是中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发明,且看似没有相关的专业证据否定这一论断,但 (1)据德国社会语言学家Mattheier(1996)及Rosenberg(2005)的脚注信息可知,早在1847年德国语言学家已用Sprachinsel指东普鲁士柯尼斯堡 (Konigsberg)附近德语社区内的一个斯拉夫语社区,并引用Hutterer(1982)的language island定义:“从内部结构来看,方言岛是居于主要语言群体区域内的少数语言群体”;(2)前文四个英文术语也说明,在欧美各国不但存在方言岛的相关研究,且历史悠久,还存在多个术语同时并存的混乱现象。可见,国外语言学家早已使用 “方言岛”这一术语,其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末期,因而中国的方言岛这一术语到底是借鉴于国外语言学还是自创,一时还很难说清楚,只能留待日后资料充实再做探索。

　　但是,从国外方言岛研究的丰富程度和缘起时间推断,中国有关方言岛的研究和术语的产生可能与国外方言岛研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就外文术语而言,德语术语Sprachinsel出现最早。就该术语的信息而言,与英文languageisland存在表层对应,与speech island和dialect island存在深层对应,但language island的指称范围似乎广泛一些,speech island更精微一些,dialect island的专业指称度更高一些。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及linguistics使用的不断扩展,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linguistic island与languageisland对应或逐渐取代的现象。就所述范围而言,language island具有18世纪以前语言学研究命名的痕迹,指称范围相对广泛,这与德语术语较为相似;linguistic island虽然具有现代语言学的意味,但所指范围仍很广泛,一般指不同语种形成的方言岛,如中国汉语使用者中的朝鲜语社团;speech island则从现代语言学的言语层面出发,所指称的范围远不止方言领域,还包括城市方言和地域方言,从涵盖对象的属性来看,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范畴;dialect island所指最为具体,只涵盖由方言构成的孤立言语区域,既属于方言学领域,也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但大多将其归入方言学。就外文术语在中国的使用而言,Sprachinsel使用较少;language island与德文术语的使用状况几乎一样;speech island多出现于社会语言学家的著述,如游汝杰 (2003),但仍没有dialect island那样普遍,后者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都有使用,如沈锡伦 (1995/2004),这种状况可能与中国传统方言研究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有关。

　　据现有资料看,中国语言学家中较早界定 “方言岛”的是陈章太 《方言岛》(1981),相关的定义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在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包围之中,存在着另一种差别比较大的方言,而这种方言尽管往往是在很小的地区或范围内使用,但它能够比较长期地保存着自己的基本特色,而不受周围的语言或方言所同化。语言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做 “方言岛”。(陈章太,1981)(2)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 (或语言)包围的方言成为方言岛。关于方言岛的涵义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方言之间的方言不算方言岛。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方言岛的部分边界与国界重合,界外说的是外国语,这样的方言岛可以算是广义的方言岛。

　　第二,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

　　第三,方言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岛的外缘明确,同时岛内居民所说的方言有单一性。第四,狭义的方言岛,岛上的方言与包围它的方言必须是分属两大不同的方言。换句话说,岛内外的方言必须差异比较大。广义的方言岛,岛内外的方言,在方言系属上同属一大类,但是分属两小类。(游汝杰,1990,2000,2003)(3)方言岛是方言包围的形象说法,在一个大块的方言区内,存在着小面积的另一种方言,后者如同孤岛被海洋包围一样,所以称为方言岛。(沈锡伦,1995/2004)(4)历史上操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迁入操另一种方言的人的地盘,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围下,就如大海上的岛屿,即是通常所说的 “方言岛”。(庄初昇,2004)(5)方言岛就是在成片的方言区域中存在着一个讲不同方言的人口居住地。它与周边方言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现象被称为方言岛。(苏新春,2006)(6)方言岛最根本的特性是与大本营方言分离开来,同时它们多处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包围之中,面积一般较小。(曹志耘,2007)(7)方言岛是一个地域概念,即一定地域范围内,该地域的居民使用的方言与包围该地区的方言完全不同,使得在语言交流上该地域如同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所以得名。方言岛内的居民使用独立的方言,往往是因为历史原因从外地大规模迁入,同时将本身使用的方言带入的缘故。上述定义可以代表中国学界厘定方言岛的主体趋势,其中几乎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以显性或隐性的比喻,以海中孤岛为喻体,呈现一种语言或方言被另一种使用人数较多、占地面积较广的语言或方言所包围的社会现象,有些定义虽未直接用海岛比喻,但在术语本身与定义内容中的包围与被包围也通常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因而比喻构成了上述定义的共有特征,即均将周围的其他方言比喻成 “水”,被围方言则比喻成 “土”。然而,这些定义又有各自的侧重点,除游汝杰的定义外,其他均未分广义和狭义方言岛,都只是说一个方言与另一个方言之间的包围与被包围的关系。其实,可按包围与被包围方言之间是否属同一方言大类来分广义和狭义方言岛,即属同一方言大类的为广义,相反的则属狭义。就方言岛的本质属性而言,不论包围方言与被包围方言是否同属一类大方言,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对差异都是方言岛赖以存在的基础。

　　就当前研究而言,针对特定方言岛的专著还不是很多,王远新等人所著 《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是新近出版的同类著作。该书不但有助于国内方言岛的系统化研究,为读者提供详尽而丰富的北京官话方言岛信息,还有助于读者学习如何利用社会语言学方法开展方言岛研究,因而特别值得关注和重视。该书是怎样的一部专著,做了怎样的工作,得出怎样的结论,存在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二、《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评述

　　《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清东陵和清西陵的满族汉语》是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项目”(104-00102206)的最终成果。该书于2012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1.《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的性质与内容

　　《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东陵乡、马兰峪镇和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陵镇、梁各庄镇附近的满族汉语。两地汉语方言岛的本质属狭义的方言岛,即属北京官话的东、西陵满族汉语被包围在冀鲁官话的汉语之中,是因清帝王建陵和守陵这一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典型北京官话方言岛。该书主要采用以下调查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包括文献、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观察等;描写和对比分析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 《方言调查字表》(1981)、李荣的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音系基础字表》(1957)、张洵如的 《北京话轻音字汇》（1957)、《现代汉语词典》(2005)、詹伯慧的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1987)、陈淑静的 《河北满城方言的特点》(1988)、《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1986)、《北京话儿化词典》(1990)等为参考,以口语和书面语形式形成9个调查表 (包括同音字表、长篇语料、声韵及单字调、零声母专项调查、入声字专项调查、轻声字专项调查、儿化专项调查、连续变调专项调查、文白异读调查)和一份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问卷,调查方言岛的语音系统,比较两个方言岛内音系与岛外音系的异同特征,考察儿化词的存在状态及社会差异,以便凸显方言岛的语音特征、方言岛内新老派语音层面形成的差异和历史演变特征、岛内居民语言使用的状况和语言态度。总体而言,作者以社会语言学与传统方言学调查方法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记录、描写和对比分析东陵话与遵化话、西陵话与易县话的语音系统,揭示方言岛的内部差异,探寻影响两个同类方言岛语音发展和演变的因素,旨在为方言学研究提供个案研究资料。

　　就研究内容而言,该书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两大北京官话方言岛的形成、界定及其发展前景、清东陵与清西陵方言岛的概况、研究评述、研究内容与意义、理论依据及调查方法、调查词表和问卷的制定、调查阶段及调查内容、发音合作人的基本情况以及研究使用的音标符号及说明,以便为方言岛语音系统、音系比较、儿化词特征及社会差异以及影响东陵话与西陵话的演变因素分析,奠定知识、理论和方法基础。

　　第二部分为该书的前三章 (语音、音系比较和儿化词专项调查),以口语和书面语为媒介,探究相关方言 (东陵和西陵话、遵化话、易县话)话语的语音系统,比较东陵话与遵化话、西陵话与易县话、东陵话与北京话、西陵话与北京话在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文白异读等层面的异同,旨在全面揭示两个北京官话方言岛的语音系统和音系特征。

　　第三部分为该书第四章,从语言掌握与掌握程度、语言习得及习得环境、语言使用现状、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族际通婚及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媒体和旅游等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等层面,探讨影响东陵话和西陵话发展与演变的因素,揭示促使两个方言岛语言变化的内外部因素及产生较大代际差异的因由。

　　第四部分为该书结语,交代研究结论:(1)以北京话为基础,东陵和西陵话受冀鲁官话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逐渐丢失了北京官话的一些语音特点;(2)两个方言岛的新老派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语音差异;(3)聚居环境和母语情结是两个方言岛得以留存的重要因素。作者归纳研究方法的特点:(1)社会语言学与传统方言学方法有机结合;(2)静态与动态研究有机结合;(3)关注内部变异,预测发展趋势 (更确切地说是内外部关联法)。继而,作者指出本研究的不足:(1)调查词表冗长;(2)文献资料不全面;(3)现有分析较薄弱,尚未关照词汇和语法层面。

　　第五部分为附录,附列了前文提及的9个调查表、一份问卷样例及长篇语料,不但能够为读者提供充分的阅读参考信息,而且可为论证过程提供翔实的佐证。

　　就上述内容而言,不论在方言学研究,还是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该书都具有极大的学科史意义,是新近出版的一部较全面系统探索方言岛语音系统特征的著作,是将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有机结合的一部跨学科研究成果。

　　2.《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的特点评述

　　总体而言,该书在内容和结构上具有系统性、严谨性和充分性三个特点。系统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内容安排的宏观层面,该书以 “由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为指导原则,以“由浅入深”的方式、以方言岛为切入点,探讨方言岛研究相关的基础知识,再深入探讨方言音系及音系特征、文白异读、儿化等现象的代际差异,最终从宏观层面总结影响方言岛语音变异的原因,归纳研究发现,思考研究方法的使用问题及不足之处。在微观层面,该书的系统性体现在语音系统和音系比较两个层次,不论是语音描写,还是音系比较,亦或是新老派语音特征的对比,都是从声母、韵母、声调、连续变调、轻声、入声、儿化等层面做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解释。

　　严谨性主要体现在数据统计和调查表附录两个层面。王远新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做语言田野调查一向采用传统的人工统计,然后用现代科学统计工具加以验证,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该书的数据统计工作也遵循这一方式。书末附录近百页的调查表,旨在为书中的相关内容提供论证佐证,同时也方便读者参考,这是该书的严谨性之所在。此外,该书几乎没有错字、别字或表述不当之处,这也是作者严谨性的体现。

　　充分性体现在论证过程的描写、分析和解释层面。该书不但说明研究方法的使用、调查表及问卷的制定、调查内容及调查阶段、发音人的情况等,而且描写方音各层次的存在状况及特征,可以充分体现科学研究中的描写充分性。在分析层面,该书具体分析了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连续变调、轻声、儿化韵,甚至还延伸到词汇和语法系统,体现了分析过程的充分程度。针对语音和音系特点、某些语音项目的变异、新老派代际差异等问题,该书从语言掌握、语言习得、语言使用、语言态度、通婚、现代媒体、经济活动等层面,逐层加以深入的分析和解释,体现了科学研究的解释充分性这一方法论原则。

　　就布局谋篇和系统分析而言,该书犹如一件雕刻精微的学术佳作。然而,在欣赏学术佳作的同时,我们发现该书除自身言及的不足之外,还有如下瑕疵:(1)在考察东陵话时,深入到词汇和语法特征层面探析,而在考察西陵话时却没有作出相应的探析,不知东陵和西陵话是否共享同一的词汇和语法特征,如果是这样,就不如将词汇和语法特征移至共有分析部分,否则东陵和西陵话语音系统的分析部分就不协调;(2)有关语言变异和发展趋势方面,未能联系国家语言规划与政策变化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些瑕疵仍不能影响该书的学术魅力,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三、社会语言学历史的重新思考

　　据游汝杰 (1992)、陈松岑 (1999)等可知,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其缘起可追溯至20年代的人类学及以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所做的语言研究,至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城市方言学。这一事实说明,自社会语言学产生伊始,方言就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若以方言为研究对象和以田野调查法为评判社会语言学缘起的标准,社会语言学的历史要相对久远一些。就中国而言,远的不说,在现当代研究中,民国时期中国学者针对语言与巫术间关系的研究、运用实验语音学技术开展的方音研究、运用田野调查法开展的地域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都属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语言学者开展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状况调查、语言态度调查、为无文字或已有文字不适合当时发展趋势的少数民族创制或改进文字以及汉语方言包括方言岛等的调查与研究,均属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此外,秦朝以降,历朝历代颁布和推行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法令和法规,各朝代不但研究前朝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还在制定与执行相关规划和政策中借鉴前朝的经验。譬如,新中国建立后推行的标准语称作 “普通话”,即是清朝末年倡行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结果,简化字的推行和使用、普通话的普及、少数民族新创和改进文字的推行工作等,均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必要对象。可见,与社会语言学之名在时间上并非对应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之实早已存在,其缘起当早于美国提出社会语言学之名及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是中国学界亟待关注和重视的,对重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史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当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