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正面＂与＂背面＂:近代着名思想家对科举制度之态度双面

　　摘要:本文考察了近代与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有关的着名思想家的言论,发现这些曾激烈抨击过科举制度的思想家们,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又对这一制度进行反思,甚至表现出为科举制度"正名"的倾向.这一历史现象在以往的教育史叙述中几乎没有被提及.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挖掘和整理了近代一些着名思想家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对这一制度的反思性言论,分析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科举制度的观点和态度变化背后的原因,并对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为何在后人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的现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近代;思想家;科举制度;批判;反思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talk of the famous thinkers about refor-ming and abolishing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o find out the changes oftheir ideas and attitud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abolition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dig out the reasons w hich are behind the change ,and analyze the historythat had been hidden behind those famous people who attacked strongly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made a self-examination after it was abolished.

　　Key Words: modern; thinkers ;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ttack ; self- examination

　　一、引言

　　晚清科举制度由议到废的历史,经过一代代历史学家对文献的过滤筛选和对历史叙述的精心构建,已被凝固在一本本专着和科教书中.在我们后人的观念中,通常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搬掉了中国教育近代化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这当然是历史之一面,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也乐于用《范进中举》或《孔乙己》等文学叙述来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性,以至于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科举制度就是制造像范进、孔乙己这样可鄙、可怜人物的"万恶的旧社会中扼杀人才的恶制".然而,这种正面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有没有别样的声音值得去发现,以有助力后人克服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历史思维,对这段历史有更丰富、更辩证的认识,对历史事物有更深人的思考呢?

　　本文所谓的"正面的历史叙述",是比喻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史论着中关于科举制度由议到废的积极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谓"背面的历史叙述",是比喻那些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到的、科举制度废除后相关思想家的反思和检讨.本文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近代抨:击科举制度最为激烈的思想家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他们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对科举制度的态度的变化,同时辅以其他思想家的观点予以佐证.

　　二、"正面"的历史叙述:晚清科举由议到废的舆论发展线索

　　清朝中叶以后,王朝的统治开始由盛转衰,历史的循环似乎又要上演.然而,1840年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将中西差距以触目惊心的形式暴露在国人面前,并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人打开了通道;11年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席卷了华南、华中和华东,冲击了儒家伦理秩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的统治.内忧外患严重的清政府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于是,人们在这个新的历史境地下将矛头对准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任何一项制度用久了如果不思改革,必然会出现流弊.八股文在使用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嘉庆、道光以来,实际上不但已经无法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而且养成投机取巧的恶劣士风.所以,从今以后"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接着他提出加大考试难度,改革考试内容,强化经学、史学及文学等建议.而作为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人物王韬,1883年在《变法自强》中则用较冯桂芬更为激烈之词指出:"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今乃以无用之时文,为进身之....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紧随其后,着名商人和思想家郑观应在1894 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更是毫不客气地大胆披露:"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皆科目害之耳",并在文中提出"挂牌招考西学",注重录用精通有用之学和富强之事的人才.到此时为止,思想家们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主要还是希望在科举制度内部进行改良,通过增设实用性科目以补原有制度的不足和吸纳新式人才.

　　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举国上下一片震惊,更促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它不仅包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如何进行救亡图存的思考与探索,也包括对过去的深刻反省,于是世人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力度骤然加大,并提出了整个废除科举制度的意见.1895 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就痛陈八股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之弊害,指责"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不仅愚民,更在害国,"害在使天下无才".1898年康有为更将鸦片战争之后所有的割地赔款归罪于八股科举:"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制之也.""同年梁启超也指出:"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维新思想家们在激烈抨击:旧制度的同时,更是热情呼唤新制度的建立.与"废科举"的建议相对应的就是"兴学堂".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反思了中国何以不能如日本之速强,其问题就在于"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可见其中之意已是不语自明.而梁启超在1896年也提出:"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康有为在1898年亦指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而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更是明确说道:"兴学之始,宜废科举而改官制."

　　中国近代变革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思想倡导与付诸实施往往是由不同的角色来完成的",思想的倡导者"大多是政治地位低下、但思想敏锐的士绅",付诸实施者"则大多是握有实权而又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经历的清廷大吏""废科举、兴学堂"这一历史使命的真正完成也体现了这个特点.在维新思想家的大声疾呼下,一些朝廷大员也意识到不普遍建立新式学校体系,就不能提高国民素质,广泛地培养新式人才.于是,大臣们开始纷纷向朝廷提出"渐废科举"的计划.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提交《奏请递减科举折》,指出:"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提交《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校折》,指出:"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仅止徐加裁损,而学堂立可顿见振兴."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又联名提交《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指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故欲补教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停科举始."此时,"反科举的主将皆手握大权,在清政府中占有绝对优势,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创造了权力的保证.清政府在内优外患之下,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终于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发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就是着名的立停科举诏,从此,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背面"的历史叙述:科举废后的反思和检讨

　　科举制度的废除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的生机.如果这段历史叙述就此结束,这就犹如美丽的童话一妖怪终于被打败,人民从此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然而,历史不是童话,结局之后还有续集,许多事情并非我们后人所想的那么简单明了.面对科举废后新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出现的问题,那些曾亲手推动废除科举制度的思想家,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对科举制度开始了反思.

　　1905年,曾在维新时期激烈抨击科举制度的严复,面对科举制度的骤废却不敢盲目乐观.他在一次演讲上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他还在演说中表达了对传统伦理、新式教育的担忧.这种担忧到了1909年越发强烈,他在《与学部书》中称"亲见近日时世,自科举既废,民气之闭塞益深,国学之凌迟日亟,以为吾国颤危之象,此最可忧."科举的废除在此时的严复看来,反而导致了百姓更加闭塞,传统学术行将没落.1906 年,蔡元培曾不无感慨地称科举是"受其(社会)之腐败而同归于尽,此犹个人受传染之病也",它是"随社会之进化而忽成废物".言下之意,科举制度本身的是非姑且不论,其被废除是社会腐败的侵蚀以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缘故.

　　更惊人的是梁启超,他于1910年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反思后这样感慨道:"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而我国民不待劝面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科举停罢才5年,梁启超为何一反昔日反科举猛将的形象,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唱起与时代极不"和谐"的音调?

　　科举的骤废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这一转变"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但由于当时新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教育,当人们没有斟酌中国国情而将西方教育整个搬到中国来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实际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当初不可预知的问题随之出现.梁启超就认为当时新教育虽然在科举废除后发展迅速,成绩显着,但人文精神的失落是无可隐讳的一大弊端.他指出:"教者与学者关系之浅薄,诚近世教育之大缺点,不能讳也,故此种教育,其弊也,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康有为也在1917年以一贯激烈的笔调指责新教育使得举国上下人才衰弱,志节衰颓,出现"旷邈千里,寂然无士"的局面;甚至感叹"昔有科举之时....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里,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才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今民国科举既绝....无讲学者,无谈道者,无攀经者,无读书者,甚至无赋诗者,无写字者,更无藏书者",最终感慨万千地说道:"乃今知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有用也".

　　当然,此时即便再"悍然"提倡,历史潮流之大势已不可逆转.但上述思想家的话语中揭;示出科举制度有利于消除贵族与寒门的阶级差别,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向学热情,甚至对西方国家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间接的示范效应等观点,却得到了后人的赞同.如孙中山认为:"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的独立制度,也有效仿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所以在他后来对民国政治构架一"五权宪法"的设计中提出"要集合中外的精华",特别加入"考试权"使其"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而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则说:"公家教育,最初是偏于贵族方面的,由贵族教育移到平民身上,靠什么东西做它们过渡的舟子呢?即是科举...等到后来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有贵族教育的味道."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胡适在1947年评价科举制度时亦认为:"这种以客观的标准和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存在,同时也是保持中国两千年来的统一安定的力量.....所以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制度!

　　而在这种反思科举制度的语境里,曾经遭人抨击最为猛烈的废除科举的导火线--"八股文"也得到了反思和重新检讨的机会.人们抛开八股对当时世俗人生功利性目的所起的作用,从纯文学的角度来对八股文进行重新定位.1923 年恽代英在《八股?》一文中这样认为:"若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这种文章的人,有时候也能够在死板的格式中间,很自由很富丽地发表他的意见."更冲击我们后人神经的是周作人在1930年的《论八股文》中这样说道:"它永久是中国文学--不,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无论现在有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这总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实."蔡元培在1937年回忆自己的受教育经历时也认为:"八股文的作法.....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其实这一点,清代着名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有认识,小说第十一回作者借用鲁编修的话这样说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四、三个思考

　　(一)科举废后种种反思的合理性

　　前面所列举的种种喧器之后的反思和检讨,其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此前为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而造的舆论.我们必须将科举制度还原,从这一制度构架的本意来理解上述反思和检讨.

　　科举制度首先是一个官吏的选拔制度而不是教学制度,"它在教学上的恶果只是它后期发展的副产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是举不胜举的,如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的1300多年间,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制度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此后的蔡元培、黄炎培等教育家也是进士或举人出身.至于用八股来取士,按照乾隆朝大学士鄂尔泰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无美意以善其.后....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科举虽有很大的局限,但就当时社会而言,却找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难怪余秋雨很文学化地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废除了科举制度,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副产品的恶果被阻遏了,但却没有能从制度上解决人才的选拔问题.这一点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今民国科举既绝,人士自弱冠出学后,非钻营权贵,凭借党人,不能人仕"也难怪钱穆后来会对科举制度的废除有这样的叹息:"因有种种缺陷,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竞奔,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钱穆又说:"每一制度,断不能十全十美,可以长久而无弊,每一制度,亦必与其他制度相配合,始能发挥出此制度本身之功效."到了晚清时期,科举制度已无法与新的学校教育制度相配合,也无法满足近代国家选拔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在急迫的时代压力下,其被"连根拔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钱穆的叹息多少有些过于怀旧和一厢情愿.然而,科举废除之后替代科举的相应制度并没有顺利地产生,新问题的层出不穷也是实情.这些情况引发身处其中的思想家们的反思也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八股文到底是否具有后来蔡元培等人所说的那种好处,我们也可从当今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何怀宏认为,一个士子要想通过八股取得成功应具备以下三种能力,即记忆能力、理解义理的能力、组织文字和发扬文采的能力.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及语言美,所以他认为八股文主要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和文才.它是有别于古代的帖经墨义,也有别于当代仍然屡见不鲜的那种需要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而主要是一种智力、能力的鉴定.刘海峰则比喻道:"有如田径场上的体育比赛,科举考试则是一种智力竞赛...作八股文就是一种智力体操,在规定的程式内做有限的自由发挥,考官也易于评判优劣高下."

　　可以说,正是科举废除后没有有效选拔官员的替代制度以及新教育一定程度的脱离国情等现状,才引发了这些当年鼓吹废除科举的斗士们的反思、检讨甚至"正名"的言论.这种反思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晚清思想家们的时代共性和个性对其思想和言说风格的影响

　　一般而言,人类对事物的探索总是步步深人的,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符合辩证思维的特点.思想深人的方式有和缓的也有剧烈的,而晚清思想家们的思想演进却大多以剧烈为特征,不但批判剧烈,事后的反思也惊人,这几乎是他们思想特征的时代共性.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日益窘迫的境地使得救亡图存、追求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人们急切的寻病根、求答案.在这种急迫的心态下,往往找到一个病根就将其扩大化、全局化,并认为此病根一旦拔除则全盘皆活.每次要拔除一个病根前,在思想的言说上就将所有的火力集中于此一病根,将所有的罪过都堆积于其上,以此触目惊心来增强拔除的决心.病根一旦拔除,大快之后不久即发现,拔除了一个病根还有其他病根,而且又会引发新的病根,于是反思又开始了.反思的深度和时间的长短往往视某一病根在中国历史上的顽固程度而定.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特点,1894年后的中国思想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的康、梁、严等人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到了极点,甚至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都是八股的罪过.诸多激愤之言多少有些矫枉过正,以偏概全.科举废后虽然出现了社会发展的新气象,但新的社会问题随即产生,传统中值得珍惜的价值迅速失落.这又刺激着他们进一步反思,对早年的某些观点作出修正甚至逆转.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与反思,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并不是对立的.史华慈曾对严复、康有为这一代人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代人有过比较,认为严复这一代人"尽管具备新知识,却又谙熟旧传统",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知识界中所谓'过渡的一代'";"他们在旧文化的框架内度过了青年时代,旧文化的特征和风格在他们身上留有不可磨灭的印....然而,他们是放眼世界寻找新智慧的第一代,是从思想上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第一代.当然,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他们不是从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是显然对立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因此,我们后人如果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看这种现象,则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在科举废除后对科举的态度有如此惊人的逆转,而只好归因为人格的分裂了.

　　1901年,蔡元培在《创办<外交报>叙列》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高志孤愤者,大抵专思于极端""高志孤愤"一词,用于形容晚清时期一些对科举制度攻击最烈的思想家们的个性特征还是非常恰当的,这个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晚清思想家在表达思想时包含着那么多炽烈的情感因素.我们可以用王韬和严复这两位不同时期思想家特殊的人生经历为例来理解这种"高志孤愤"的心态和个性.

　　王韬(1828-1897),江苏长州(今吴县)人.他曾游历英、法、日诸国,并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是中国近代新闻报业的奠基人和着名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少负才名",但是科举道路自从18岁考中秀才后就终结了;更糟糕的是在1862年因与太平天国有联系而受到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成为清王朝的"叛臣贼子".他从1867年起在传教士朋友的帮助下先后游历英、法等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在伦敦游历期间,他曾题一首诗在相片上:"九万沧溟掷此身,谁怜海外一逋臣.形容不觉随年改,面目翻谦非我真.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昂藏七尺终何用,空对斜曛独怆神."他在诗中自伤身世,沉郁孤愤,但仍抒发了炽烈的报国之志,希望自己能重新见用于朝廷.1874年,王韬回到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1883年,他将在《循环日报》所写的政论文择其精华编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这一时期,思想界对科举制度的意见还处于内部改良阶段,其主题是废除八股文,增设一些科目来选拔新型人才.作为一位具有近代思想的视野开阔的"边缘人物",王韬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就不像他的前辈冯桂芬等那么平和了.在《弢园文录外编·原士》中,他首先就认为当时所谓的"士"者根本就是欺世盗名之徒,一句话骂倒天下读书人;随后他提出了废除八股文"开数科以取士"的建议,以满足选拔多样化专门人才的需要.然而王韬的心态是复杂的,他对科举乃至对"朝廷"的心情并不是义无反顾的决绝.所以在《原士》一文中,他还强调用汉代荐举制度作为选才的辅助方式也十分有用,这其中王韬似乎隐隐然为自己这种有才能的人重新报效朝廷铺设了政策路径.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杰出代表.严复少时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基础.然而,1866年他父亲的去世使严复科举致仕的憧憬顿成泡影,进洋务学堂改读"西学"成为一种尤为不堪的选择.而更可悲的是,他虽然以最早的洋务教育精英的身份回国,但那些早期抽象地赞赏西方军事技术的"自强者"们却都没有从敬业的角度对于从事"洋务"的专家们给予多少有力的鼓励和思想的支持.严复回国后,因为没有"正途出身"而被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李鸿章虽然使用他,但却不信任他,也不给他实权,使他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甚至连话语权都没有.于是"只有通过科举道路才能得到权势"的痛苦领会,终于使他在1885年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乡试,以便考取举人,但失败了,并在以后的三次考试中也都名落孙山.然而正如史华兹所评价的:"正像我们从其他人的经历中所知道的这样的失败既不能被看做是严复才智欠佳的反映,也不能当作他忽视中文学习的证据,而只表明他未完全遵守当时考试制度中古怪的形式主义框框."(毫无疑问,严复在那些年里经受的科举制度的羞辱(而不是恩惠),使他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把这种个人的痛苦也倾注到了对考试制度的异常激烈抨击之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天朝大国"被"蕞尔小国"打败的惨痛事实,既打碎了洋务运动"器用自强"的迷梦,又激励了士人阶层的觉醒.长期以来空有一腔报国热忱的严复,这时候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觉得'胸中有物,格格欲吐".1895年春,严复奋笔疾书,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政论,用他高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分析武器对科举制度展开无情的批判.对于此时的严复来说,科举制度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和尊重,有的只是满腔的愤懑.在《救亡决论》中,他毫不留情地激烈攻击科举制度最致命的软肋--"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把传统的考据、书法、词章之学和程朱、陆王之学一概斥之为"无用"、"无实",其言说之决绝,思想之"专思于极端"可谓然矣.

　　当然,上述粗浅的人物经历和个性分析,并非是要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些思想家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和憎恨只是因为个人未从科举制度中得到好处的缘故."这种结论无疑是轻浮的,也是不尊重这些先贤们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的.真正想说明的是,我们在关注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共性的同时,通过关注个人经历去理解人物个性,并以此理解人物的言说风格,也是理解人物思想的一个基本途径.

　　(三)对历史叙述的思考:克服宏大历史叙事的遮蔽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了解到的那样,近代科举制度的变迁,"正面"历史叙述背后有着另外的声音.然而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历史叙述中,这些"背面的声音"被隐去了呢?

　　中国近代的历史演变的确复杂多变.为了叙述这段历史,史家会借助一定的史观对各种材料进行筛选和组织,留下主干、除去枝节,使得历史图景的建构显得合理,也使普通人对历史发展线索的认识更加清晰.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阶级斗争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叙述中,严复.康有为等人往往被贴上"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的标签,对于他们在20世纪以后的思想一概视为保守、堕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面陪衬而不去作具体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史观逐渐淡出了史学界,随之而起的是近代化理论.在这种理论框架中,"传统"与"近代"是二元对立的,"传统"象征着保守、落后,"近代"象征着进步、发展,中国近代历史就被叙述为传统事物不断在一次次的冲击中退出历史舞台,由近代事物取而代之.具体到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对科举制度变迁的历史叙述,不同时期思想家们对这一制度的抨击和改革建议就成为各种文献选编的主要内容,以这些文选为基础构建出来的近代教育史,就是我们在论文第一部分所见的历史叙述.问题是,难道历史就仅此而已吗?.

　　史观是在对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而提炼出来的,一种史观能揭示出历史变化的某些侧面.然而,依靠单一的史观去构建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得的往往只是历史之一面,而那些"背面"的历史就很有可能被宏大叙事所遮蔽,被叙事者有意无意地隐去了.就如本文所考察的,科举废除后相关思想家们还有对科举制度的冷静反思,还有对引发的新问题的批判和思考.这些反思和检讨即便在史籍中稍占篇幅,也有助于提醒我们后人对历史事物和人物作更深人的理解,能够形成更辩证的历史观而不易流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单向思维.然而,在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各种近代史或近代教育史中,不但看不到那些着名人物在科举废除后的种种反思,甚至在"正面"的历史叙述中也存在着为了符合史观或"时代主题"而作出的误读.比如,洋务运动早期的着名思想家冯桂芬,几乎是所有近代教育史着作或论文在叙述洋务时期教育思想的第一个"重点人物".在叙述他对科举制度的具体改革意见之前,几乎所有作者都会引用冯氏在《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中回忆的饶廷襄激烈攻击明太祖采用八股取士的险恶用心的话语:"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人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随后,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会说,冯氏借用了饶廷襄的这席话来表达自己对八股取士的强烈不满.然而,但凡通读过全文的人都不难发现,冯氏退而思之,考诸史实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葬为之.也就是说,冯氏本人其实并不赞同饶廷襄的激烈意见.既然"不费同"又怎么可能"借用"呢?冯氏在此文中虽然提出了停用八股文等建议,但他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并非如我们现今所阅读到的历史论着所描述的那么激烈和彻底.这段似乎相当明确的文献在后人的叙述过程中为什么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呢?难道叙述者引用这段材料只是为了符合某种特定的话语情景?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叙述只是一种后人的主观建构,但后人之所以要研究历史,其初衷就是尽可能逼近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在使用任何史观时,都要警惕史观的条件有限性,警惕那种用史观构建宏大叙事,并用这种宏大叙事去遮蔽历史的另一面的倾向.否则,不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多面性会丧失,而且会导致后人历史认识的线性化和粗糙化.要克服这种宏大历史叙事的遮蔽,研究者必须诚实地守住忠于历史的原则,事先排除宏大叙事的思维模式,尽量多占有资料,公允地让每个历史人物说话,让他们不同时期的思想均有表达的机会,那么历史叙述自然就会走向精细和丰满,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也会真正走向求实和辩证.

　　五、结语

　　斯者已逝,那个风驰电掣般变迁的时代距离现在已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科举制度也已淹没于滔滔的历史洪流之中,而那些不符合"以今视古"的史观的历史亦经过一代代人的过滤筛选被渐渐"隐去".然而,在考证了近代思想家们对科举态度的另一侧面后,却发现那个被我们认为1905年本该画上句号的历史却有待续的反思,我们后人对于清末废除科举的"正面"历史叙述不加辨析的全盘接受也开始显出了片面,历史的正面往往有其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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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评析]

　　评析人:叶哲铭(杭州师范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选题视角新颖、研究工作扎实规范、具有一定的史学方法论价值的优秀毕业论文.

　　1.选题视角新颖.

　　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经过不断完善延续了1300余年.但是到了近代,该制度遭到朝野舆论在不同层面越来越激烈的抨击,1894年后的主要维新思想家们甚至持全盘否定态度,最后在发展近代新式教育等形势的逼迫下于1905年被宣布废除.长期以来相关的近代史着作均对"废科举、兴学堂"这一历史现象予以高度评价,对科举制度由议到废的历史也描述得相当详尽.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出现了专门研究该制度的"科举学",并对科举废除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受到这些新的研究动向的启发,作者用了"正面"和"背面"这对比喻,前者是比喻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史论着中关于科举制度由议到废的历史发展进程;后者是比喻那些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到的、科举制度废除后相关思想家的反思和检讨.作者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近代抨击科举制度最为激烈的思想家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他们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诸多反思性言论以及背后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变化,并对这些反思性言论出现的历史原因、个人原因进行了较深人的分析.这一工作目前尚未见有人系统地做过,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2.研究工作扎实规范.

　　为了做好毕业论文,作者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坚持用史料说话,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原始资料的查阅过程中,尤其是论文第二部分涉及的大量历史人物的反思性言论,搜集起来尤为不易.全文共49个注释、41种参考文献,足以说明作者所下的史料搜集和考证的工夫.全文框架结构合理,标题的确定较有创意,在叙述上也比较流畅生动,较好地克服了历史类论文常见的枯燥单调感.

　　3. 具有一定的史学方法论价值.

　　史学类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文献法,该论文的写成首先是建立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的,作者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基本的方法训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论文中尝试运用了心态分析的方法,对某些着名思想家的个性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不同个性的思想家在不同的心态下对时事的言说态度和风格有明显的影响.这就使得本篇论文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有了创新性的尝试,也使我们对历史的感受更加逼近人性的真实.至于作者在论文的最后,对主流历史叙述的那种基于史观的宏大叙事有可能出现的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的另一面的现象所进行的反思,则更具有史学理论色彩.

　　当然,史料的挖掘整理是没有穷尽的,也许尚有许多史料作者还未能发现;对历史现象的分析手段(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分析)的运用也还处在尝试阶段,所以论文本身还有值得继续深人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