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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我是查理”成为欧洲最响亮的口号。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手挽手地游行，上百万人的集会在昭示反恐决心的同时，似乎也为“文明的冲突”这一老话题提供了最新论据。
被误读的“文明的冲突”说起“文明的冲突”，人们自然会想到亨廷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针对今天欧洲的局势而言，他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社会之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而是世界范围内西方这个板块与其他板块之间的冲突。
毋宁说，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亨廷顿通过这样一种描述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现代语境中的重塑，并且以此巧妙地遮蔽了在后殖民时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不发达地区的深刻矛盾。坦率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接近于一种偏见，它忽略了伊斯兰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往往比其与西方的冲突更为激烈和持久的事实，也忽略了西方世界在所谓同一文明之下的深刻分裂所带来的冲突往往更为残酷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他忽略了许多国家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其政治实践中也同样影响并塑造着文明，“文明的冲突”往往只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一事实。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修辞，“文明冲突论”的确为人们对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种不够严谨却说得过去的角度，但令人悲哀的是，它在大众传播当中被广泛地误读了。这是因为，耸人听闻的标题总是更能吸引眼球，而人类似乎又如此渴望一种确定性的命运，哪怕是明显的有失偏颇的明确，往往也比复杂而专业性的模棱两可更受大众的欢迎。
漂亮而武断的修辞似乎总是比纷繁复杂的真相更能捕获大众的心灵。
相比于将“文明冲突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做法，将其运用于国内治理则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塑造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它意味着有一些人是拒绝融入的，是“心怀敌意”的，是命中注定的“敌人”。坦率地说，这种说法在欧洲的历史上毫无新鲜之处，例如，在多个欧洲国家长期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迫害，16 世纪法国的天主教派对新教胡诺格教派的清洗、19 世纪英国对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驱逐，以及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当局对共产主义者的歇斯底里的清肃，都共享着同一种逻辑，那就是：出于绝对“正当”的理由，有那么一部分人肯定是必须予以斗争到底的“敌人”。只是今天，似乎轮到穆斯林群体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了。
正如一位激愤的穆斯林人士所言，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不过是暗示着所有的穆斯林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恐怖分子的嫌疑。
今天，西方社会对于“穆斯林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恐惧，与历史上对于吉普赛人从事“巫术”、犹太人奉献“魔鬼”的恐惧在实质上究竟有着多少区别呢？如果仅仅从针对平民的暴行而言，且不提欧洲的黑手党、美国的三 K 党等老牌暴力组织制造的暴行，相比于若干年前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埃塔”、德国“赤军”、意大利“红色旅”等的行为，这次对《查理周刊》的血案虽然残忍，但在危害程度上却未必更深。欧洲人应该不会忘记，意大利前总理莫罗就是在 1978 年被“红色旅”绑架并公开处决于街头的。
但是相比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欧洲国家那些曾经的左翼暴力组织长期得到欧洲社会的容忍甚至同情。德国的左翼恐怖组织多次针对报社实施过爆炸袭击，但是却从来没有数百万人为那些牺牲者进行过游行。不仅如此，还曾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这些爆炸袭击是摧毁资本家喉舌的正当战争行为。这种鲜明的态度差别说明了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人们对于暴力行为的谴责程度通常和人们与这些群体联系的紧密程度密切相关。一个美国的白人多少可以理解白人右翼极端组织的暴力行为，即便他并不接受暴力。
但他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暴行就会有着更为激烈的反应，更愿意相信存在着一场不可调和的“文明的冲突”，尽管事实上在美国本土 70% 的恐怖暴行来自于白人恐怖组织。
西方社会繁荣的新祭品在 20 世纪，伊斯兰世界虽然获得了塑造民族国家的历史机遇，但是也被更深地卷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秩序之中，西方世界的世俗主义、消费主义、市场经济与暴力，以一种更为全面而直接的方式进入了伊斯兰世界的日常生活。它打碎了伊斯兰世界传统的治理模式，使穆斯林阶层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新的无产阶级。对于那些背井离乡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群体，这种“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在欧洲社会，大量的外籍劳工、非法移民、少数族裔替代了原有的白人无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繁荣的新的祭品。更为悲哀的是，随着欧洲经济的长期停滞，少数族裔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及由此而承受的压迫甚至还在进一步扩大。
在备受压迫、忍气吞声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反而可能会展现出高度侵略性和颠覆性的性格特征。在美国，一些最凶悍的匪徒来自于某些发展中国家体格瘦小的第二代移民，他们作为难民的后代在成长中备受凌虐，因此也形成了暴虐的性格与对暴虐的崇拜。车臣的恐怖分子同样是当年苏联高压民族政策的产物，在全族流放的道路上出生的那代儿童，最终以十倍的恐怖回报了俄罗斯人。今天欧洲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
在许多时候，由于施暴者的宗教背景，暴力的根源被想当然地归因于宗教，更为深刻的暴力动机在政治中的功能也随之被简单的道德批判所遮蔽。
由于种族、宗教、语言等这些似乎自然、客观的区隔，西方“主流”社会中的多数人很少会对这些确定的“少数群体”感同身受，也很难对他们的困境心生怜悯。在这种时候，“多数”对于“少数”的压迫往往以不经意的方式成为了一种人人视而不见的自然现象。
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往往是社会中沉默的少数，他们在主流社会的视若无睹中承受苦难，却很少能够通过文明、和平的途径来主张权利。在这种时候，暴力成为了一种对话的方式，它能够以最极端的方式强迫多数人正视现实中被忽视或被默认的不公正。许多发生于欧洲的暴力或恐怖事件，其实都可以归于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西方民主政体中的永远的“少数”以绝望的极端行为去弥补政治中的绝对弱势，而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在本质上与这些恐怖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事实上，欧洲的政治精英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欧洲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最大的不同。长期与恐怖活动共存的历史经验，已经让欧洲的政治精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小布什式”的复仇主义情绪，这不是因为欧洲更为懦弱或是更为伪善，而是他们更能从传统中汲取经验。欧洲必须采取更为温和而谨慎的反恐策略。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欧洲，“主体民族至上”的种族主义观念已经为保障人权、实行法治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对“少数”的压迫危及的是多数人共同的理想，以及国家最根本的合法性。然而问题在于，在许多时候，这种确定的“少数”与“多数”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在社会经济停滞、剩余有限、福利下降的情况下，这种矛盾甚至还会进一步激化。
这就是欧洲的困惑，一方面大规模的种族压迫或强制同化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窘迫的经济形势，无法再以慷慨的姿态进行有效的对话与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忍耐与等待成为了惟一的选择，就像他们曾经长期忍耐那些源于本土的暴力活动一样。
这未必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智慧，因为对于人类社会的疾患本就很少有立竿见影、标本兼治的良药，而在许多时候，莽撞而过度的治疗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