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硕士论文
摘 要：当前我国财政学界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建设, 而以哪一种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是关系这项理论创新工程能否取得预期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此问题, 从理论基础的定位方向、原则和具体内容层面进行了探索, 认为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制度背景和财政学特定学科属性, 中国特色财政学研究理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理论基础, 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国家治理的系列论述,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时, 就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与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其他学派优秀思想理论成果之间关系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中国特色财政学; 财政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当前, 我国财政学界正在按照***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①②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要完成好这项重要而又艰巨的理论创新工程, 必须从基础理论层面认真进行顶层设计, 在科学界定研究对象、内容范围、学科属性、逻辑起点、核心范畴和逻辑主线的同时, 还要合理地确定理论基础。这是因为, 理论思维的基础逻辑和根本方法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基础作为每门学科理论、每个学术流派乃至每部着作借以建构理论内容和结构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基础原理, 对理论思维及其创新活动起着确定路线、指引方向的作用, 从而是决定一种理论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科学性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 正确确定理论基础, 对于构建一整套科学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中国特色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定位方向和基本原则
将哪种理论学说和基本方法确定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与财政学本身的学科属性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因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如果所确定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属性不符, 那么, 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势必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减损其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功能。而如果所确定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不相适合, 那么, 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则难以被执政党、公共权力机关和多数社会公众所接受, 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同样会妨碍其应有理论功能的发挥。有鉴于此, 对于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理论基础的确定, 必须充分考虑财政学科的特殊性质和现代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要求。
(一) 根据现代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要求定位理论基础的方向
毋需详论, 现代我国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经济方面, 虽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在政治方面, 我国实行多党参政和广泛的民主协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 中国的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理论指南, 并通过持续不断地探索创新, 形成了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化马列主义思想理论, 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载入宪法。所以, 尽管在学术理论研究领域主张“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融通各种资源”, 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1], 但列入宪法保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不容动摇的。***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都明确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同志还在这篇讲话的第二部分特别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 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 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 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 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 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1]由此可见,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南是严肃和认真的, 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作为冠冕堂皇的旗帜和仅示于人的标签。因此, 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必须认真而切实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
(二) 依照与财政理论的学科属性相适合的原则确定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按照现代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明确了以何种理论为基础的前提下, 还需要按照科学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 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 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1], 如果将其全部内容都搬到财政学理论体系中来, 那么, 最终形成的财政学着作不仅会篇幅惊人, 也会由于内容过于庞杂而难以成为一门系统而独立的理论科学, 从而与构建先进科学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之初衷和目标南辕北辙。可以肯定, 这绝不是***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本意。因此, 对于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具体内容的确定, 还需要遵循与学科属性相适应的原则, 即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与财政学理论内容相适合的部分作为理论基础。为此, 就需要明确财政学的学科属性, 以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具体内容的选择确立学理方面的参照系。
问题在于, 对于财政理论的学科属性或者说财政学属于哪一种学科, 在国内外理论界并没有形成一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的理论共识, 至今仍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基本分歧在于, 财政学是属于单一经济学科, 还是属于兼有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二元综合学科, 抑或是多元交叉的边缘学科?第一种观点可称为“经济学一元论”, 主要是二战以后逐步上升为主流的英美学派和20世纪末期以来在中国渐次步入主流地位的公共财政学派。第二种观点可称为“经济政治二元论”, 其源头可上溯到被誉为西方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 其后为德意奥和北欧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和20世纪前期的英美主流经济学派所明确主张, 而在现代英美经济学界只有少数非主流学派的重量级经济学家继续坚持这种观点, 例如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①。第三种观点可称为“多元交叉论”, 虽然是近二三十年渐次兴起的新观点, 但赞成者呈逐步增加趋势。因为持有这三种观点的学者在国内外都不是极少数, 所以才导致理论界莫衷一是。限于篇幅, 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 而仅就笔者所赞同的“经济政治二元论”略述理据。
财政学属性的“经济政治二元论”之所以具有更多合理性, 主要是因为财政学所研究的财政活动本身兼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一方面, 财政收支无论采取实物形态还是采取纯货币形态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运动, 其中蕴含的经济关系也无疑属于经济现象。另一方面, 财政又是一种由社会权力中心运作和关乎社会成员及其群体、组织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无论财政收入的确定、收支预算的决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安排等都需要经由政治程序抉择, 涉及大量的实质性政治内容, 从而又属于政治现象。因此, 将财政学界定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水乳交融、紧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是由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财政活动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决定的。作为一个学者或一部着作, 固然可以单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阐述财政问题, 但通过这种单一视角的理论研究既不可能全面系统地揭示财政活动的内在联系、特殊矛盾和运行发展规律, 也难以顺理成章地将财政政策、财政决策、财政制度、财政法制、财政监管等政治性内容囊括到理论体系之中, 从而不可避免地损害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降低财政理论对财政现象、财政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和对相关社会实践的指导功能。与“经济学一元论”的财政学属性观所必然存在的缺陷不同, 将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哲学、数学等纳入财政理论融合范围的“多元交叉论”则存在另一类偏差, 即脱离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财政活动内在属性和固有矛盾, 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这些外在因素并列式地附加到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上来。这种外因论的财政学科属性观, 显然不符合关于事物的根本属性取决于内因的辩证法逻辑。例如, 数理经济学虽然是经济学与数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 但就其学科属性而言, 却只能属于经济学。再如, 财政文学自然要反映财政改革、财政发展和财政关系等财政类事物, 但它终归是一种以财政现象为题材的文学, 而不能将其归属于财政学。所以, 比较而言, 将财政学的学科属性确认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交叉、密切融合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才是恰当的。
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 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具体内容
在通过以上分析明确了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定位方向和大体内容之后, 鉴于相关理论内容仍然十分丰富、体量庞大, 只能将其中与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最切近的部分作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因此, 对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分析尚需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 最适宜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直接理论基础的主要包括层层递进的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内容。
(一)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只要还处在社会成员基于利益差别而区分为不同群体的历史阶段, 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每一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都构成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无一例外。这是因为, 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生存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 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某种立场、运用某种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释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事物, 从而得出具有特定倾向性的理论成果与政策主张。由于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 致使同一学术领域中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乃至同一桩具体事件, 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必将显现出明显差别, 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既无可否认, 也无需讳避的。如此说来,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似乎既没真理与谬误之分, 也无公平和正义可言。其实不然。因为, 在任何社会中, 人民大众不仅总是构成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 而且一直是人类历史最根本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此, 只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从维护和增进人民大众利益的观点出发, 并运用相应的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所得出的理论成果才更加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从而才更具真理性质和正义标准。
依据上述逻辑, 要想构建起具有真理性的中国特色财政学, 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最高层次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 就立场而言,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 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 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脱离了人民, 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就观点和方法来说,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 是‘伟大的认识工具’, 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研究写成了雄辩无比、经久不朽的名着《资本论》, 构建起逻辑严整、规模恢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同样需要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财政活动、财政行为、财政本质、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治理, 揭示财政活动的各种内在联系、特殊矛盾和运行发展规律, 努力构建起既能有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财政工作实践;又能在学术科学性、创新性方面超越中外前人的财政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一种财政理论体系, 才能具备“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 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的“鲜明的实践品格”[1], 从而实现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大厦的初衷。
(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基本观点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 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 而且应当运用依据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形成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范式, 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相关论述。这是因为, 财政学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体, 在分析阐释财政活动的运行过程、内在联系、固有矛盾和运行规律过程中, 势必要直接运用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而现存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原理具有科学与庸俗之分, 它们对同一财政现象及其运行原理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逻辑。例如, 庸俗的经济学仅从表面现象和外在联系上解释税收、支出、公债等财政事物, 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侧重从内在联系上研究隐藏在这些财政事物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阶级社会中作为财政活动主体的国家, 庸俗学派将其视为永恒存在的纯公共权力机构①, 并且只讲其公共性、讳言其阶级性, 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观点, 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国家只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 从而是一个有着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性范畴, 在其存续期间不同程度地兼有公共性和阶级性。从下面略为展开的具体分析中还将看到, 庸俗与科学的理论原理在研究范式层次上的区别不仅同样存在, 而且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在具体的财政理论分析中杂采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其他学派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 势必导致理论内容内在逻辑上的混乱, 从而严重损害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其先进性也将无从谈起。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层次的基本理由。
在财政学理论研究和阐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包括基本研究范式和具体原理两个层次。首先, 在研究范式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学派显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三位经典作家研究经济理论的基本范式, 是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从抽象到具体的基本方法, 系统分析研究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生产方式, 并且在生产方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两个矛盾方面中注重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运用这种研究范式, 批判地吸收有史以来经济学思想理论的优秀成果, 首先通过改造创新形成了作为他的整个经济学直接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 在此基础上花费毕生精力艰苦创新, 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 围绕资本和剩余价值再生产这一逻辑主线, 构建起严整缜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厦———《资本论》。这部经济学巨着, 不仅因为其中所阐述的原理和所揭示的规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而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2], 而且由于其理论的创新性和论证的严密性而为其后全世界多数理论家所叹服。尽管我们现在所服务的建设性社会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所服务的革命性社会实践具有性质差别, 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总体上仍然适用于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研究, 只是需要对研究的侧重点加以适当调整。所需调整之处, 首先, 是在发扬“《资本论》范式”、继续重视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 以服务于推进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和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践, 同时加强对属于生产力侧面的财政运行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分析研究, 以服务于财政管理、调控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建设性实践。换言之, 在构建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过程中, 既要善于运用注重经济关系分析的交易范式, 也要科学地运用注重经济效率 (属于生产力范畴) 分析的资源配置范式, 将两种基本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有机而恰当地结合起来①。其次, 是在与财政密切相关的具体经济学原理方面,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派也存在显着差别。例如, 为了说明运用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性, 在对社会总供求关系失衡原因的解释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其解释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积累规律引起贫富两级分化导致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相对萎缩, 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将其根源归结为人们具有灵活偏好等心理学因素。这两种分析框架的深浅程度和科学性高低应该说十分明显, 我们应当采取哪一种基本原理也不言自明。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其他许多与财政研究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原理, 如需求动机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再生产论、总产品分配的社会扣除论等, 也都是我们在财政研究中需要采用的[3]。即使像现在不少着名学者都极力追捧的经济学边际分析和数量分析方法, 也不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专利。那种认为边际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相容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就运用数学公式和数理模型从总量角度分析阐明了简单与扩大的社会再生产条件, 在关于地租、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分析中则运用过边际分析法。所以, 在财政学研究中合理运用这两种经济分析方法,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绝无冲突。
再看财政学理论研究中所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在基本研究范式这一层面, 与单纯分析国家的阶级性而忽视国家的公共性或曰以国家的公共性掩盖阶级性的其他政治学流派不同,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分析阐述阶级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属性时所运用的基本研究范式具有以阶级性分析为主、公共性分析为辅的特征。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国家学说单纯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强制而抹杀国家固有的公共性的认识, 也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假如系统全面地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 就不难看出, 他们既有关于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家机器统治、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论述, 也有很多关于各时代国家都要执行社会职能、满足公共需要的论说。例如, 马克思1844年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说:“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 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上的。”[4]1852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又指出:“每一种共同的利益, 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 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 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资产和国立大学止。”[5]恩格斯1872年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 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 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 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 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 即国家。”[6]2111878年, 他在《反杜林论》又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 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 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 在那里, 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6]523从这几段论述中不难看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 即使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特定社会形态下具体表现的阶级国家, 其职能也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 也有执行社会不可缺少的共同职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再生产共同条件的一面, 即同时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仅论述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性质, 而且还有对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机关情况的论述①, 以及对阶级对立消失后社会主义阶段“半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公共权力机关职能将转变为对社会生产过程领导的预测②。从中可以看出, 社会公共权力机关本质属性的演化过程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历史曲线, 即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迁, 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由纯粹形态转变为兼具阶级性和公共性的政治国家形态, 以至最后在更高阶段上重新回归纯粹公共性。这种理论认识, 无论与将国家视为恒久存在并且永远只具有公共性, 还是与片面地认为国家只有阶级性相比, 显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我国也有学者在多年前已经结合财政学、公共经济学理论研究, 大体上阐述过这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范式。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观点
之所以将此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一个独立层次, 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其一, 作为公共财务的财政是整个公共经济全局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局部。从混合经济的视角考察,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的公共物品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公共经济, 而为公共物品再生产专门承担财务资源管理事务的活动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财务。这种实质上属于公共财务而在中国百余年来被定名为财政的活动, 从经济资源筹集、分配和监管这一特定角度, 既为整个公共经济机体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营卫所有“细胞”的“血液”, 也为承担公共责任从而执掌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器行使治理职能提供物质基础和财政政策、制度、体制调节手段, 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尽管对于提供公共物品全过程的公共经济而言, 作为公共财务的财政处于“基础”地位、起着“重要支柱”作用, 但毕竟是为公共经济运行筹集、配置、监管经济资源和为整个国家治理提供调控手段的, 因而终归是公共经济和国家治理全局中至为重要的局部[7]。既然财政与公共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这样的, 那么, 在理论认识上, 只有从公共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整体出发, 或者说只有站在公共经济和国家治理全局的高度, 才能准确而深入地把握财政的实质, 从而积极而自觉地发挥好财政职能;反之, 如果缺少对公共经济暨国家治理的理论认识和准确把握, 就不可能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深刻理解财政[8]。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有鉴于此, 财政学无疑应该将公共经济理论作为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然而, 就现实来看, 迄今为止国内外却始终没有一本能够成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公共经济学着作。基于此种情况, 陈共教授近1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公共经济学名不符实, 它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的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范围, 应还名为财政学。”同时明确表示:“赞同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 这门学科要切实地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 深入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部门, 研究这些部门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这样一门公共部门经济 (管理) 学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是财政工作者的必备知识。”[9]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极富真知灼见, 因为他清楚地阐明了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以及财政理论与公共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有利于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这两门虽然存在紧密联系但又各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既相互为用又各自独立地有序发展。
其二, 能够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公共经济学, 必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但是, 由于可用时间和研究目的限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共经济理论未能作出专门的系统论述, 致使较为完备的公共经济理论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尚不存在, 甚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很难找到“公共物品”“公共经济”概念。尽管如此, 却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公共经济思想。仅从前文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公共性和社会职能的那些论点, 就不难看出, 他们都从理论上明确肯定自原始社会晚期到各个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实质内容的公共经济存在, 并且多处在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概念下提到像防御外敌侵略、控制阶级对立、维护法律秩序和举办学校教育、社会保障、灌溉工程、道路桥梁等外延性的公共物品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更是从经济学视角阐明了满足公共需要的社会职能在所有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在任何社会 (例如, 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 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 中, 总是可以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 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 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而不论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 也不问由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10]再向前追溯, 马克思早在1859年所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篇目中, 就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这一部分列举“‘非生产’阶级”时, 对非生产三个字加了引号[6]26。这近似于表明, 马克思并不认为在国家机关中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从本质上属于“非生产”阶级, 即承认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从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意义上具有生产性。这种认识与同时期德国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具有生产性的观点①存在一致性, 即表示马克思对后者的认可。既然承认公共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劳动具有生产性, 那么, 就等于承认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所执行的社会公共职能是一种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的生产活动, 从而是不同于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公共经济。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着述中相当丰富的公共经济思想, 国内一些学者已经通过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②, 今后尚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进一步深入挖掘, 并以此为核心、结合当代国内外现实情况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且完整系统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目前有些学者已经并正在从事着这一创新性理论工程, 而且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③, 其最终完成, 有赖于中外学者共同作出艰巨努力。在此情况下, 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作为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的直接基础理论, 就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选择。
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关于财政问题的直接论述, 更是中国特色财政学主体理论内容必须充分吸收的。在这方面, 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基础工作, 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④。本文不作赘述。
需要说明, 强调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 绝不妨碍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科学地吸纳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理论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同志在新时代再次强调:“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 我们应该吸收借鉴。”[1]但同时需要明确, 作为理论基础与作为吸收借鉴对象, 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而言, 不仅存在主辅地位之别, 而且所吸收借鉴的应当是古今中外相关思想理论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相冲突的合理内核和科学成分。只有这样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 才能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先进性又具有足够的包容性, 而不至于导致整个理论体系变为泥沙混杂、良莠并长的杂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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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992-993.
注释
1 ***同志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人民日报》, 2016-05-19。
2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要求:“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 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 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思想理论支撑。”---《人民日报》, 2017-05-17。
3 布坎南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前, 人们研究政治经济学, 现在他们分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 增强学科的专门化不失为一种进步, 但在研究一个国家的财政时, 学科的专门化却是一种倒退。从财政的定义来看, 它的研究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布坎南:《公共财政》序,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3.
4 例如, 中国台湾学者许忠义所着的财政学教材中说:“国家具有永续的生命, 不随主权的改变而中断。”---引自许忠义:《财政学》,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2.
5 马珺认为, 欧美现有的财政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一是“立基于配置范式经济学的英美主流财政学传统, 也被称做配置范式的财政学”;二是奠基于斯密传统, 由欧陆和北欧经济学派传承, 在现代美国由布坎南等经济学家所创立和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则是交易范式的财政学。---马珺:“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 《财贸经济》, 2015 (7) :18-25.
6 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借助摩尔根所着《古代社会》里的资料, 描述了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易洛魁人部落联盟中作为最高公共权力机关的议事会运作情况:“联盟议事会由50个地位和威信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 须经全体一致通过。”“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 每一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3.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84-95;《列宁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64-166.
8 从李斯特、迪策尔到瓦格纳都认为国家管理及相应的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 见毛程连主编:《西方财政思想史》,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59-62.
9 例如, 齐守印:“论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 《理论视野》, 2002 (4) ;董瑞华、胡德平:“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鄢奋:“马克思的公共产品思想解读”,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 (9) ;李超超、周晓阳:“论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0 (1) ;余斌:“论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 《管理学刊》, 2015 (1) 等。
10 笔者致力于完成这项理论创新工程已近18个年头, 即从2000年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论纲》起步, 2002年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中以一个整章篇幅提出借鉴西方公共经济理论、发掘吸纳中国公共经济思想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的总体构想, 2014年又以“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为题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到目前已经围绕构建生产型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相继发表了20余篇文章, 从公共经济再生产过程、生产方式、治理机制和政策、管理、规律等主要侧面进行了严肃认真、较为系统的创新性探索。
11 例如,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雷尚青, 1993) ;《毛泽东财政思想辑要》 (陈浩义, 1996) ;《邓小平财政思想初探》 (郭代模、杨远根, 1997) ;《中共三代领导人的财政发展观》 (沙治慧, 2005) ;《学习领会***财政思想深化财政改革和制度建设》 (傅志华、陈龙, 2017)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