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飞现象考察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的人性

    李娜“单飞”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一举夺冠，引发了人们对“单飞现象”与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等进行了激烈的社会讨论。李娜的成功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有何启示？ 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单飞现象”? 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运动训练管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清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练员和体育主管部门对运动员管理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为此，本文站在价值哲学、体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的理论视角，采用逻辑推理法、价值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人性的角度，通过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的人性考察，探求运动训练管理者对管理对象的人性假设问题，以及在这种人性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性结构问题； 进而通过人性结构与管理性质的关系，探讨我国运动训练管理的性质，以及这种管理性质对运动训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运动训练管理者形成科学的人性观，建立科学的人性化运动训练管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1 现象与本质：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的人性考察

　　1. 1 “单飞现象”与管理本质 “单飞现象”是李娜“单飞”后所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和获得的运动成绩，远远超越了其在国家队时的表现。这一现象的诞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从运动员培养角度来看，不外乎训练与管理问题。多数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将运动员成绩优劣与教练员的业务水平相提并论，认为国内教练员水平低，难以对运动员形成有效的指导。为此常常采取的做法是聘请外籍优秀教练员来华执教，李娜在单飞前国家队就曾先后为其配备了 4 名专职外籍教练，但成绩并没有明显变化。而当李娜单飞后，其成绩却突飞猛进，先后更换了 3 任教练，均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其结果似乎足以说明李娜个人聘请的私人教练水平均高于国家聘请的外籍教练，但同样的问题在足球领域却有着不同的结果，许许多多世界着名的足球教练员都曾来华执教，但几乎全部铩羽而归，这能说明这些教练本身执教水平低吗？ 在其他项目上国内也有大量的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这能说明国内教练员水平低于外籍教练吗？ 李娜被誉为天才运动员、中国的“网球一姐”,国家队为其配备的无论是国内教练还是外籍教练，必定是优中选优。因此，结论只能是李娜单飞前后，其竞赛成绩上的巨大差异与教练员的执教水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训练保障的角度来看，李娜单飞前有举国体制做后盾，各类保障均属一流，而单飞后却只能依靠自己，不存在国内训练保障低的问题。“单飞现象”的本质问题表现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而恰恰是这一区别反映出了问题的实质，即我国的训练体制存在问题，这种体制的问题会从两个方面对运动员的成绩提升形成障碍： 1） 削弱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其训练效果必然不佳。李娜就曾经由于不满体制的束缚中断训练赴华中科技大学读书，后经孙晋芳动员重新复出，但仍然在随后的训练中多次提出“单飞”要求。2）制约教练员的执教。由于体制的框框教练员不得不在其中左右逢源，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的问题。对余丽桥来说，对李娜的管理，恰恰是那种体制赋予她的职责。“管”字当头，歪曲了教练员本身固有的角色属性，破坏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合理”关系。教练员与运动员本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得益彰、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但在体制的框架下，却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使一对利益共同体变成了矛盾冲突的双方。因此，“单飞现象”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训练问题，实质上是管理问题。而运动训练管理是服务于运动训练成绩、服务于管理者，还是服务于运动员的发展，则充分体现了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和人性认识，构成了不同管理方式的本质。

　　1. 2 运动训练管理中的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指管理人员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基本认识与看法，以及基于此看法而提出的管理措施[1].人性假设理论研究主要涉及管理中的人性“为何？”与基于此人性认识的管理“何为？”2 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前者主要探讨“人性的本质”问题，后者主要研究如何在不违背人的本性基础上进行管理的问题。管理学家孔茨和韦里克曾言： “任何主管人员，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头脑中都有其对于人性的某种假设，并形成有关个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 这些对于人性的假设和理论都深刻的影响着他们的管理行为”[2].由此可见，人性假设是管理的理论前提，人性假设不同则管理理论、管理模式与管理实践各异。

　　运动训练管理是作为管理主体的“人（ 包括管理人员与教练员） ”对管理客体“运动员”的管理，因而对运动员“人的本性”的认识构成了训练管理的哲学基础。运动员的“人性”即运动员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是指在运动训练实践活动中的运动员所具有的、可以用于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包括人之外的其他事物） 的本质规定性。西方管理学界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以及“复杂人”等，均是在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基础上提出的人性假设理论。运动训练管理作为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管理对象（ 运动员） 的人性也必定具有“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多层面的特征。这是因为，与一般管理一样，运动训练管理也是一种属人的实践活动，运动训练管理中“管理主体（ 职能部门人员与教练员）和客体（ 运动员） ,都包含着人的因素，而且整个训练管理系统的目标，就是对运动员的培养。因此，运动员不仅是训练管理的核心，更是训练管理的目的和价值之所在。运动员作为训练管理的核心，决定了训练管理活动中运动员与教练员、其他管理人员所结成的关系，应该以运动员为中心而不是其他； 运动员作为训练管理的目的，决定了整个训练目标的实现，必须以运动员的自我实现为前提。由此看来，任何有关训练管理的内容，如： 训练管理思想、训练管理模式和实践管理等，都必定建立在”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

　　1. 3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的人性假设 我国的运动训练管理体制源于前苏联，发展于当代西方的科学化管理理论。西方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到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影响，强调人性”本恶“,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本能使然，且渐趋理性化。因此，在管理中强调对人的外部控制，并通过制度和法律来约束人的”利己“本能。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管理之理性精神得到进一步扩展与渗透，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遭到了极度的排斥与剔除，加之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管理之工具理性与科学霸权空前高涨。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体制与管理思想，必定包含着西方管理思想之理性霸权，必然导致人性在运动训练管理中的分裂与异化。具体来说，当前我国训练管理的人性假设源于 2 个方面： 社会本位； 市场主体本位。重要的是这 2 种人性假设没有形成合理的处理机制，导致管理中人性假设的分裂与异化现象。管理者对运动员的人性假设，均把运动员作为管理的客体来认识，忽视了运动员在运动训练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运动员作为运动训练管理的”核心“和”目的“,只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从线性因果关系来理解和建构运动员的存在及行为，将运动员视为”政治形象或者民族形象的符号和工具“,由此建立的管理体制必然服务于国家、社会和市场主体，对运动员而言更多的则是制约。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实质上反映的是管理者对人性的认识，秉持人性”自私“的观点，这些观点和行为”一方面根植于所欲求的结果，一方面依赖于对于因果关系的信念“[3].”由此简约化并中心化的‘理性’行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剥夺了运动员之人文情感及存在意义的‘工具理性’行为“[4].在其现实性上，则表现为利益分割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割，本质上反映了管理者的价值取向问题。

　　1. 4 人性之”自利、自私与主体性“分析 亚当·斯密在其关于人性的经典着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对人性”自利与自私“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认为，”自利“是人们对自己的态度，而不是对他人的态度： 每一个”个人“都具有追求其自身利益的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人类珍惜自己的生命，尊重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自私则是人们对他人的态度，即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作为对待他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因而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完全不顾他人利益。“[5 -7]可见，两种伦理态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指向自身、后者指向他人，其伦理后果也不尽相同。那么，运动员的”自利“性是否一定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管理者的利益？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当运动员把”自利“建立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时，”自利“才会转化为”自私“.李娜在单飞前其训练活动的所有保障均来自于国家，其为国家和集体创造的荣誉或经济利益十分有限，少的可怜的奖金按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运动员还需上交收入的 65%.运动员的自我价值难以实现，同时国家和集体的投入与回报也不成比例，管理者甚至不惜牺牲运动员的主体价值，来满足自身对利益的追求，而置运动员的合理诉求于不顾，从而使运动训练管理者与训练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立关系。单飞后，她的所有开支均由自己筹集，为国家和集体节约了大量开支。当李娜获得成功后，其每年为国家、集体创造的物质财富虽然只占李娜个人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已经远远超过了李娜在体制中所能获得奖金的总和。更为可观的是，李娜的成功带动了相关行业经济的繁荣，在为国家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物质财富的同时，带动了整个社会从事网球运动的热情，给我国网球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同时也改善了追随者自身的体质状况，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隐性财富。可见，运动员这种”自利“的本性，恰恰是其从事运动训练的动力来源，是运动训练得以开展的人性基础，也是训练管理成败的关键所在。

　　运动训练是人（ 运动员） 的对象性活动，人是训练的主体，具有主体性。主体性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主观能动性，它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与为我性[8].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自主性、积极主动性和超越性； 受动性表现为人对自然对象的依赖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内在要求，而为我性则表现为能动性的指向性，是为了人自身而非作用对象。为我性与人的”自利“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论述为我性时指出：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9].因此，从运动员的主体性来看，运动员从事运动训练主要受主体性之三维属性决定，受动性是运动员进行运动训练的基础，运动员要从事运动训练，就必须无条件的承受运动训练所施加的一切负荷与后果； 为我性是运动员从事训练的目的性，是运动员坚持训练的驱动力，正是在这种目的性的作用下，运动员才能主动承受训练所带来的一切压力； 能动性是运动员为实现为我性而对训练做出的积极响应，是运动训练取得预期训练效果的核心因素。”李娜现象“充分反映了训练活动主体之主体性的 3 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由李娜在体制内、外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之为我性的差异，决定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发挥水平，最终影响了训练的实际效果。由此可见，管理者只有正确认识主体性之三维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正确认识运动员的”自利“本性和主体性之”为我性“,才能够更好地进行管理，才能够更好的为运动员培养服务。

　　1. 5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的人性结构残缺与伦理困境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将运动员作为”政治形象或者民族形象的符号和工具“.在这种人性假设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运动训练管理重视物质技术因素，忽视人及社会因素，将运动员看成是科学技术的附属品，是提高训练效率的工具，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强调严格的服从，没有真正认识到运动员的主观能动性及心理社会因素在运动训练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运动员只看重训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根本没有责任心和进取心。这种对运动员人性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训练管理中的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霸权。显然，这种工具理性取向，由于过分强调人的理性成分，抑制人的感性因素。从而使运动员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扭曲为管理者的意志，亦或是国家的意志、社会的意志。是对运动员完整人性的践踏与人为割裂，必然使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运动员的人性分裂，导致”人性结构“的”残缺“.伦理道德是对人的活动及其目的的本质追问，是内在的价值理想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在运动训练管理中，则表现为训练”为了谁“及 ”应该怎么样“?对此，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回答。运动员作为训练活动的主体，其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经济“指向性，训练的意义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为国家和集体争得荣誉和利益。而管理者作为管理的主体，其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管理的意义在于实现为国争光、为集体争得荣誉的同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的提升。很明显，管理者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自身利益凌驾于运动员个人价值之上。造成了运动训练管理利益分割不公的现象，从而使我国训练管理之伦理产生了困境，形成了体制内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可见，运动训练管理在实行科学化的同时，应实行人性化管理，而人性化管理则应建立在完整的人性结构之上。

　　2 内涵、结构与性质：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的人性化构想

　　李娜的成功客观上得益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重作用，应该明确的是： ”单飞现象“只是在我国训练体制外的一次有益尝试，为人们解放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它并不能够完全脱离现有体制而独立存在，也不能够解决现有体制内存在的问题。体制内的问题只能在体制内解决，只有通过改革，在充分理解人性化管理的内涵基础上，通过完整的人性结构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以彰显管理之伦理性，使管理更加科学、人性和艺术。同时，应注重拓展管理者的视野，处理好利益分割问题，才能使我国运动训练管理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的道路。

　　2. 1 运动训练管理人性化的内涵 运动训练管理人性化的本质体现在是否以运动员为核心，在整个训练管理过程中是否注重运动员的”人性“要素，充分挖掘运动员的潜能，并给予运动员必要的人文关怀。首先是要把运动员当人看，当成活生生的、有思想也有欲望的现实的人。既然是现实的人，就会有人性的弱点，运动员之所以从事运动训练，不外乎为了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条件、追求个人荣誉、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趋利避害也是运动员人性使然，加之个人理性的局限性，管理时除了强制、规范外，必须予以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不能主观的要求运动员具有崇高的人性，也不能将运动员与一般人的人性特征完全混同。

　　既要限制、弱化运动员人性缺点，又要适当满足运动员的合理诉求。其次，要处理好管理者与运动员的关系，其核心是要在管理中树立在”人“的层面上的平等意识，要尊重运动员，培养运动员的主体意识，并给予运动员关怀和理解。只有摆正了管理者与运动员的关系和位置，才能谈得上人性化管理问题。

　　在训练的不同阶段，运动员具体追求内容层次是不一样的，应依据运动员具有的”自利“和”为我性“特征加以区分。目前，训练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谋生的性质，管理中重视运动员合理的物质、自我发展需求，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条件过分要求运动员精神境界的崇高，强调运动员的无偿奉献。因此，可依据运动员”为我性“的展现具有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在不同的训练阶段，依据”为我性“表现的特征，实行差异化管理。在初级训练阶段，或运动员自身水平较低时，其为我性主要表现为提升运动成绩的需要，具体的管理措施可依旧实行现有体制管理； 当运动员的训练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其自身追求的目标开始多元化，”物质需求“与”价值追求“逐渐成为主旋律。因此，运动员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后，可充分满足运动员”自利“和”为我性“需求，以促使其运动水平进一步提高，使运动员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为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使运动员在初级训练阶段更具目的性和积极性。同时，部分项目应视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给予运动员”单飞“的权利，真正实现我国运动训练管理在”体制内与体制外“齐飞。

　　2. 2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人性结构之整体性建构 李娜”单飞“成功的实践表明，要提高管理的效率，运动训练管理就必须在完整的人性基础上融合中西运动训练管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建立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的运动训练管理体制和管理理论。那么，完整的人性结构是什么？ 目前中外学界尚未形成共识。我国古代学者围绕着”性善“与”性恶“,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如： 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与性善恶并存论等。各种观点虽有不同，但都将人性归结为人之”伦理、道德“.西方一般将人性归结为理性与感性，并随着理性思想与科学技术的演化与发展，理性逐渐蜕化为技术理性、科学理性，人性中的情感与价值因素被层层剥离，理性成为人性中唯一正确的东西，由此树立起理性主义霸权。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对人性的认识基于价值论，而西方则立足于认识论。在构建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之完整人性结构时，宜从认识论与价值论合理共振的视角，归纳凝练中西方主流观点，形成包含价值理性与人本思想的人性结构理论。

　　为此，高良谋、胡国栋在《人性结构与管理性质》一文中将完整的人性结构概括为”感性、理性及德性“3 个部分[4].这种人性认识基本涵盖了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只是将人的伦理道德概括为”德性“,略显生硬，从伦理和道德的关系上来看，伦理更趋近于人的本质，关注和谐，是核心； 道德则趋于形式，强调规范，是伦理的载体。因此，笔者认为将”德性“改为”伦理“似乎更贴近本质。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完整的人性结构应该包含理性、感性及伦理 3 个维度。其中，理性趋于求真，主张认识应符合客观实际； 感性趋于情感和精神体验，主张训练管理主、客体间的协和，彰显审美； 伦理则趋于求善，主张主体之价值诉求。正如日本学者黑田鹏信所言： ”知识欲的目的是真； 道德欲的目的是善； 美欲的目的是美。真善美，即人间理想。“由此看来，将真（ 理性→本质） 、善（ 伦理→价值） 、美（ 感性→艺术） 作为人性结构更符合我国运动训练管理的实际，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获得更加现实的、整体性的认识。

　　2. 3 我国运动训练管理性质应与完整的人性结构相匹配 以理性、感性与伦理为基础构建的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三维人性结构，其管理性质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彰显训练实践与”更高、更快、更强“之奥运精神的融合。

　　2. 3. 1 运动训练管理之”真“ ”‘真’者知力之理想。“[10]运动训练管理的”真“,是指对运动训练的内在规律、外在条件及人的主体性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即管理的”本质“.反映了管理者理性之主观能动性，用以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由于管理的主体、客体及管理本身具有客观性，使得人们认识管理现象具有了可能性，通过理性之”求真“本质，去探寻和发现运动训练管理所固有的规律性。用以培育运动训练管理文化、探索管理模式和实现途径，建立起一整套标准化、程序化的核心技术控制体系，把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全面地凸显出来。配以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运动训练管理制度、规则、程序，并以此规范人的行为及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运动训练管理的”真“,虽然趋于”求真“,但由于受到非理性因素和环境与训练对象的动态性特征影响，不可能使管理的功效最大化，同时，由于管理的”求真“不涉及价值取向与人际关系，仅追求管理的效率，因此，管理中要特别注意现代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科学主义霸权的影响。

　　2. 3. 2 运动训练管理之”善“ ”‘善’者意志之理想“.[10]运动训练管理的”善“,是指管理主体自身及其对管理对象的伦理道德规范，即管理的”价值“.反映了管理者伦理性之价值取向性，用以回答”为了谁“的问题。”价值“与”意义“是任何管理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涉及到管理的目的、资源的配置、利益的分配等。运动训练管理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属人的，必然包含着人与环境、他者与自我间的相互关系，必定要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必定蕴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人性关怀。运动员总是希望管理者把自己当作平等主体的人来进行管理，承认并尊重其个人价值和尊严，关注个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当然，为了实现运动训练管理的目标，除了要通过理性探寻管理的本质规律外，管理中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主体行为也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要形成管理者与运动员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共赢的局面； 要以运动员利益的实现为前提，通过运动员人的”自利“本性实现”利己“和”利他“.绝不能以损害运动员个人利益来实现管理者、组织与社会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使运动员、管理者、组织和社会的目标趋于一致。可见，伦理道德并不仅仅是价值取向的判断标准，同时也是实现训练目标、提高训练效果的动力之所在。

　　2. 3. 3 运动训练管理之”美“ ”‘美’者感情之理想。“[10]运动训练管理的”美“,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体验，即管理的”艺术“.反映了管理者感性之审美取向，用以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当代运动训练是一种趋向于个性化的训练，因此，针对不同的管理客体（ 运动员） ,管理者没有固定的经验模型可供参照。要依据不同运动员的个性，以及情感所具有的倾向性、可塑性和相对稳定性特征进行管理，关键在于激发运动员的积极性，给运动员以美的享受和体验，消除管理带来的消极体验。管理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实践是否具有艺术性高度相关，表现在管理者能否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自身与被管理者的情感因素，以促进训练管理参与双方的良性互动，带来快乐体验。可见，运动训练管理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审美。

　　总之，运动训练管理性质之”真、善、美“具有内在的关联，既保证了管理中人性的完整性，避免了人性的分裂与异化； 又确保了管理理论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实践相关性，避免了理论分割及管理实践无所适从的问题。

　　3 结 语

　　”单飞现象“折射出我国运动训练存在的管理问题： 1） 人性假设问题。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中将运动员视为”政治形象或者民族形象的符号和工具“,认为人都具有”自私“的本性。2） 人性结构问题。建立在人性”自私“基础上的人性假设，其人性结构是残缺的，注重理性而抑制感性和价值因素。3） 管理性质问题。

　　人性结构的残缺，表现出过分强调管理的科学性，清除运动员的价值与情感因素，使我国运动训练的管理性质产生了伦理困境。进而站在完整的人性的角度，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人性结构进行整体性建构，认为现实而完整的人性结构应该由理性、感性及伦理 3 个维度构成； 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性质，必然具有”真、善、美“3 个维度。并从内涵、结构与性质 3 个方面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的人性化提出了新的构想。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运动训练管理必需从机械的科学主义范式转向真正符合人性的人本主义范式。

　　在强调管理的科学性的同时，不能因此而无视管理的其他性质和境界。而且，针对目前管理中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霸权，尤其应当重视对管理的艺术性与伦理性的拓展与深化，才能够充分调动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实现训练系统乃至全社会共赢的局面，从而促进我国运动训练的发展，实现我国由一个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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