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史论文
体育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于体育文化的把握,应该从文化这个大的母体入手,对于传统体育文化更应如此。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也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观念建立的过程。而体育文化不是单单依靠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就能建立起来,也不是依靠媒体的几句宣传就能建立的。一个国家的体育文化,必植根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回顾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史,无不是历代社会文化的投射。社会母体文化对于体育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透视传统社会母体文化与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我们当下对体育文化的重新认识,进而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为社会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提供指导借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民族融合、文化变迁的时期。在当时痛苦的年代中,为了寻求解脱与人生的逍遥,传统文化开始了重新组合。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玄学为主的文化思潮,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此时盛行的体育活动可以说都带有这一思想的烙印。魏晋时期,玄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从两汉时期的重功业转向了对自身价值的思考,个人自由自觉的价值追求成为主导,体育也伴随着这一观念而发生改变,这一时期,“体育不再成为礼教的附庸,而更多的是按照体育本身具有的娱乐性、竞技性特点向前发展,就连军事武艺也趋向娱乐化、表演化。”
魏晋时期的体育项目众多,传统的骑射项目在这一时代继续发展,民间的角抵戏、竞渡和舞龙也依旧沿袭着传统,但是,围棋、投壶和养生相比其他朝代,却在这个时期有了突出发展,对此,我们需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来寻找其凸显的根本原因。
1、魏晋时期的主导社会思想———玄学和道教的主要内涵
1.1魏晋玄学的主要内涵
玄学,形成发展于魏晋时期,是这一时期儒道思想融合的产物,旨在用道家的人性自然来解释儒家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其中“玄”来自于老庄,其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说。魏晋玄学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每个发展阶段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但从整体上来说,魏晋玄学指的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这种哲学思想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旨在为处于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中的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指引。这种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指的就是司马氏的篡权。司马氏打着“名教”(所谓名教,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儒家对其形成有着巨大作用)的幌子,将其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广大士人被迫在“名教”与“自然”(所谓自然,指的是支配着自然界的那种和谐的规律,由道家所倡导)之间做出选择,迫于司马氏淫威的士人们不得不做出了融合二者的抉择,于是玄学进而产生。对于玄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自然”,指向的是个人的自由自觉,这将士人从传统的礼教中解脱了出来。同时,在玄学影响下,魏晋时期也形成了崇尚心灵自由和飘逸人格的审美风尚。伴随着社会至个体心灵对礼教羁绊的解脱,原本笼罩在礼教束缚下的体育开始走向了更加独立的发展之路,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重娱乐”的特征。
1.2魏晋道教的主要内涵
在道教发展史上,魏晋时期的道教主要包括“五斗米”教、天师道和神仙道教。其中在当时社会中影响较大且对体育发展影响较深远的是神仙道教。神仙道教以炼丹求长生为宗旨,这一宗旨不仅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体现了社会士人对于生死问题的普遍关注。和玄学一样,道教也为处于乱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玄学通过提倡“任自然”来追求内心和精神的宁静自由,道教则通过“养生”为乱世中的民众提供了一个有具体实践方式的、保持生命延续的方式,且通过“养生”以达到“长生不老”的这一宗旨又给了人民以精神安慰和指引,并受到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接受。
神仙道教这一派中最突出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特点就是注重炼丹。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是这一教派中外丹派的典型代表。《抱朴子·内篇》对战国至汉代的神仙思想和炼丹养生方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比如,《金丹卷》论述了金丹的神功妙用及制造方法,《仙药卷》论述了有关丹砂、金银和草药的炼制方法,《杂应卷》阐述了辟谷、服药和导引等相关方术。其围绕“长生”“成仙”这个中心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为神仙道教奠定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神仙道教在当时有着诸多拥趸,和其所倡导的“长生不老”有着密切关系。
2、玄学和道教影响下的体育思想
2.1玄学影响下魏晋体育“重娱乐”的发展特征
这一时期,人们摆脱了汉代的“大一统”束缚,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渐衰微,在昏暗动荡时期,士人们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统治天下,转向玄学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形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风尚。传统礼教在这一时期结束了统治地位,进而影响至社会各个方面。体育受此大变动的影响,也逐渐摆脱了礼教的束缚,以围棋和投壶项目为代表走上了“重娱乐”的发展方向。从这些项目的功能和活动目的来看,它们不再以服务礼教为目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项目。魏晋以前,伴随着体育活动的是繁琐的礼仪规定,而在这一时期,礼仪的解除促进了体育的自由发展。围棋成为士人以及上层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休闲活动。同时,玄学的兴起,也造就了围棋发展的氛围。玄学伴随着士人间的清谈而起,同样伴随着这种清谈,围棋成为聚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围棋是智力的角逐,而玄学重思辨,玄学和围棋在士人的思维世界中有着某种程度的共通之处。相比围棋,投壶在这一时期却发展得更具娱乐性。
魏晋体育呈现出“重娱乐”的发展风尚,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迈向了更加独立发展的道路,体育以往被压抑的娱乐性遂凸显出来。生活在政治黑暗时代的人们需要有放松发泄的途径,而摆脱了礼教的体育作为不涉世事的活动成为满足人们休闲娱乐需要的最佳途径。
体育项目不再是礼教的一部分,而转为放松身心的活动,人们重视这些项目活动所带来的轻松愉悦之感。魏晋是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就在于体育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更加独立的发展。
2.2道教影响下魏晋体育的“重养生”的发展特征
魏晋时期,人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更能体会到生命的短暂无常,这一方面既滋生了及时享乐的思想,另一方面却也使人们更加珍惜生命,希望通过养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魏晋时期的道教因为提倡“养生”有了迅速发展。伴随道教而兴起的养生健身活动和理论符合大众增强体质、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
魏晋时人虽有放浪形骸之举,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人们还是很注重身体的,他们把自我看成宇宙之本、天地万物之心。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曾说:“‘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
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养生家葛洪在其《抱朴子》中也提到了时人审美的标准:“颜貌修丽,风表闲雅,望之溢目,接之适意,威仪如龙虎。”
对于形体的重视,也反映出人们对于生命的珍视。尤其是那些养尊处优的门阀士族,他们更是希望能够益寿延年,因而在此时期,在社会普遍出现这种对生命的追求中,葛洪建立了自己的完整具体的养生思想实践体系,在自己身体力行和社会上层人士的带动下,养生快速发展起来。
3、“重娱乐”“尚养生”下的体育行为
3.1围棋的开展情况
围棋源于占卜、算卦之学,有很强的思辨性。在魏晋之前,围棋是与礼教和战争有密切关系的一项活动。班固在《弈旨》中用战争所采用的战术来比喻围棋的博弈之道:“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苏张之姿”“一棋破窒,亡地复还”“固本自广,敌人恐惧”等等。三国时期,曹操、孙策等人都爱好围棋,这与围棋能给与他们军事上的启发不无关系。
面对昏暗的社会政治局面,躲避政治斗争的士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伴随着玄学的兴起,围棋逐渐成为士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围棋的思辨性和玄学不谋而合,围棋也成为思考“玄道”的方式,加之在一个摆脱传统礼教的时代,围棋这项活动也更加自由,不再受礼教束缚。在当时士人的诸多记载中可以发现,围棋经常出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并成为他们“越名教任自然”的一种表现。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晋书·阮籍传》记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还有王戎,《晋书·王戎传》记载:“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围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
以上两则故事体现了士人对于传统礼教的蔑视,他们打破传统孝道的遵守方式,用更加源于自我生命的情感来表达内心的体验。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围棋是这些士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越名教任自然”的一种途径,在围棋的思辨世界中,他们体味玄道,追求内心的解脱和自由。
除了阮籍、王戎对围棋的执迷,东晋名士谢安在“淝水战役”中下围棋的故事,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书·谢安传》记载:“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受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
谢安虽处于战争的关键时刻,不忘围棋。在此,围棋成为当时传递士人精神风貌的一个载体。而浸染了士人风度的围棋,也更加带有了特殊的文化品格。士人在围棋中思考,又在围棋中自娱自乐,为自我精神的逍遥寻找了一个自由的家园。
五赋三论,是关于中国古代围棋文献的一个集合概念,该词汇出于南宋高似孙的《纬略》一书,其中记载:“棋有赋五,一曰汉马融《围棋赋》,二曰晋曹摅《围棋赋》,三曰晋蔡洪《围棋赋》,四曰梁武帝《围棋赋》,五曰梁宣帝《围棋赋》。棋有论三,一曰汉班固《弈旨》,二曰魏应玚《弈势》,三曰梁沈约《棋品序》。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
高似孙对宋代以前中国围棋理论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其中的重要论著(作)基本上出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这也反映出围棋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发展阶段。
3.2投壶的发展概况
投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礼记·投壶》中记载到:“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
说明投壶是显示参与者礼乐修养的一项活动。《礼记·投壶》还对投壶的参与者、礼器和程序有着详细的记载,由此可见这项活动在当时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战国时期是投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但在这个时期,投壶显示出更多“礼”的特性,其作为体育项目的竞技性和娱乐性并不突出。
到了魏晋,随着传统礼教在社会中的淡化,投壶也走向了娱乐化的方向。投壶在这一时期非常流行,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就非常喜好投壶。《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投壶》就记载他“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西晋名士王澄在担任荆州刺史时面对严重的流民起义的威胁时,都未曾间断投壶活动。两晋名士傅玄非常喜爱投壶,曾做《投壶赋序》曰:“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
参与人群的扩大也体现了投壶的受欢迎程度。《晋书》记载了石崇家的一个宠妓,善于隔着屏风投壶。由此可见,投壶在魏晋时期已经不再局限在上层统治阶层。正是因为摆脱了礼教的束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也有了参与游戏的权力。而且,这一时期投壶的器具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带“耳”的壶,这种壶的难度较大,愈加刺激了投壶技巧的发展。
投壶的发展也体现为专门著作的出现。《隋书·经籍志》记载:“投壶经四卷,《投壶变》一卷,晋左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壶道》一卷,郝沖撰。”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虞潭的《投壶变》,其中详细记载了投壶的游戏设置、规则、道具等,为我们提供了魏晋投壶发展状况的参考。
3.3以葛洪为代表的养生思想与实践
魏晋时期,倡导养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葛洪。
他曾经跟随郑玄学习神仙导引之法,进而创立了自己的神仙道教之学,并通过养生来践行自己的宗教理念。《晋书》本传记载:“……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
葛洪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集中阐述了他的养生之道,《抱朴子·内篇》自叙中说:“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
葛洪的养生思想是在其道教思想指引下的。葛洪的道教是神仙道教,其根本宗旨就在于长生不老。葛洪的养生之道就是模仿“神仙”的存在之道。在此,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只是就其这种理论思想与养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神仙道教受到了高门士族广大人士的欢迎,并在当时广泛流传。究其原因,就是葛洪将“长生不老”这一宗旨用具体的方式践行起来,让人们有了可以模仿学习的行为方式。
而“养生”则是“长生成仙”的最佳方式。在养生实践中,服食丹药是一项重要内容。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详细记载了制作各种丹药的原料、过程、现象等等。当然这种方式在我们当代人看来荒谬不可取,但在当时却获得了一大批拥趸,其中不乏晋哀帝司马丕及贵族名士裴秀这样的人物。
除了服食丹药之外,葛洪神仙道教所倡导的另一个养生方式就是气功、导引术,这种养生方式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葛洪创立这一养生方式的基础,源于道教理论中的“气”。“气”被认为是构成了天地万物的物质,葛洪认为“气”是人的生命基础,他在《抱朴子·至理》篇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葛洪在强调“气”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导引养生术。《抱朴子·杂应》中说:“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
这里的“荣卫”,就是现在中医理论中的“气血”,“宣动荣卫”就是使气血畅通,再配合其他养生术,就可以达到不病的目的。葛洪一方面“养气”养生,另一方面也很注重防止身体的损伤。他在《抱朴子·极言》中说:“养生以不伤为本。”
对于何为“伤”,葛洪列举到:“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寝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沉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阴阳不交,伤也;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对此,葛洪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
这种养生方式,强调人的气息平和,以此保持人的生命平静绵长。
魏晋时期的养生论可以追根溯源至老庄的“法自然”的思想,葛洪的“自然玄畅”的神仙道教,贯穿着以“自然”为本的观念。养生这一观念,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葛洪的“气论”也影响了后世气功的发展。
4、魏晋时期社会主导思想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在当下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在魏晋有了突出发展的体育项目情况可以看出,体育的发展与影响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思想观念息息相关。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根本性动因。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的浸染,魏晋体育才可以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在“娱乐性”上有了突破性发展,并以特有的“养生体育”面貌呈现出来,进而成为中国传统体育区别于西方竞技体育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传统体育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下传承发展起来的,这一传承虽然面临种种困境甚至曾经中断,但在传统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浓郁色彩。以上述提到的围棋和养生为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由此可见,社会主导思想是影响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体育的发展有着比宣传或者政策更为持久深远的影响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过程中,体育文化构建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竞技体育的构建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主导下形成,但同时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在我们反思的同时,应该注意到传统文化、传统体育文化在构建新的体育文化观念中的宝贵之处,其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中国体育的发展传承有着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在被外力强迫打断之时,传统体育项目的存在提醒着我们,我国固有的体育传统依然存在,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在转型时期,如何通过传统体育项目发扬我国体育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当代体育文化、制度构建的因素,是我们今后研究体育文化、建设“体育强国”应着力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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