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城市空间的建筑设计补偿研究

　　“紧缩城市”作为“一种解决居住和环境问题”的城市规划新理论，其涵盖内容包括了许多方面，尤其在城市设计方面，“紧缩城市”倡导有效的利用城市空间，合理组织城市的各项功能，提倡集约的建设方式，提高城市空间的使用效率，因此，“紧凑城市”的城市空间通常是高密度的。而“高密度”又往往意味着：拥挤、制约、紧张、压力；在许多人的概念里，高密度等同于土地的超负荷利用、资源的穷尽式开采、公共及私人空间的无止境争夺；而在心理层面，高密度通常都指向压抑与不快。

　　实际上，高密度作为一种城市的空间形态，并不是导致上述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诱因。

　　“我认为密度是一个‘生存策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地球很小，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利用空间……当密度达到一种超常的状态时，城市缔造者所应对的问题亦是超常的问题，而相应的，其解决手段也必然是‘非常规的’[1]。建筑作为人类遮风避雨的原始场所，对市空间所造成的公共空间确失，进一步解决因此引发的城市空间拥挤、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

　　1 人均建筑面积的增加

　　人类学家霍尔（Hall）在他的着作 《隐匿的尺度》中分析人类最重要的感官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和体验外面世界的功能。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能受听觉、嗅觉、动觉等方面的干扰，并把这种人与人之间保持的空间距离根据所处场所的不同概括地分为四类。心理上的不悦通常是由于人们的距离受到了挤压而造成的，因此保证人们私人空间的距离不受干扰，是缓解拥挤感的途径之一。

　　个人建筑使用面积的增加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降低单位空间中的人的密度，从而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缓解个人在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中所产生的紧张和拥挤感；另一方面，可以改善人们感受空间的尺度与范围，增加人们对空间的支配感，弥补人们在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中缺少的安全感。这一点在私密的居住空间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据中国建设部提供的数据表明，1986年—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城市扩张系数（城市用地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比）达到2.27:1，其主要原因是人居居住面积的大幅度提升， 1949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m2，到2009年60年间提高到了27m2。虽然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随着城市密度的提高，人们需要更多的建筑空间来平衡高密度带来的负面因素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2 建筑灰空间的过渡

　　城市高密度环境的拥挤主要来自于建筑的室外空间——尤其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建筑高密度与人口高密度并存时，将会造成城市公共空间和开放空间的社会密度和空间密度的增加，导致拥挤。因此，在城市高密度环境中产生拥挤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高密度以及建筑室外空间或城市公共空间和开放空间的稀缺[2]。

　　建筑设计虽然可以通过面积的增加来稀释建筑内部使用者的密度，但是建筑内部空间与城市空间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居民公共交往的主要空间，其场所性和开放性是建筑内部空间难以企及的。提高城市高密度的环境质量，关键是寻找可利用的空间提供给城市的公共空间。

　　而且，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过度拥挤，空间质量不符合人类宜居环境的理想要求使得建筑物的接近和疏散以及人们的出行变得异常艰难，通过建筑空间转嫁城市空间密度的手法并不是很容易实现。

　　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提出的建筑灰空间理论，其产生的背景也正是应对日本城市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从中国和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中提取和升华，这种“暧昧不明的公共空间”[1]（图1）作为可以模糊建筑内部空间与城市空间界限的空间形式，轻易而自然地将城市空间延伸到建筑的空间之中，为人们的城市交往提供更多元的空间，从而缓解建筑高密度带来的压迫感。

　　3 建筑功能的多元叠加

　　早期下店上铺式的沿街建筑似乎是建筑功能叠加的早期模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建筑功能的叠加变得越来越复杂与不可思议。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传统建筑学的功能分布观念已经不再适用，阿尔多·罗西的类型学在高密度的状态下失效，建筑不再具有明确的类型，建筑程式以非常规的方式组合叠加。

　　柯布西耶的 “马赛公寓”将社区生活和功能以及社区公共空间与人居单元融于一栋建筑物内的空间组构方法，都是大师早期建筑功能叠加的一种探索，虽然实验的结果并不成功，但是，在城市高密度环境下，自发性产生的建筑功能的叠加却成为解决高密度建造的一种有效的模式（图2~3）。

　　荷兰建筑师张为平先生《隐形的逻辑》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描绘了香港建筑师应对高密度城市空间的建筑手法：“杂交、共生、暧昧不明的公共空间和垂直都市主义”。 在香港，使用者有时找不到建筑的主入口和主门厅，原因即是一栋建筑集不同的使用功能于一体，存在多个主入口和公共空间，通过分层进行安置。通常，一栋大体量建筑中可以如“三明治”方式容纳地面多层的商业、中间多层的停车空间、然后在上部安排超高层的公寓，而超高层的住宅楼下可插进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

　　MVRDV提出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甚至乌托邦的理论和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密度研究付诸建筑实践和实施，为城市高密度与建筑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是他们基于密度的研究和思考并付诸于建筑实践的典型代表。不同的城市功能可以在一栋建筑中垂直向度分层混合累叠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城市用地，在有限的用地上提高密度的同时获得舒适的空间环境以及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建筑外侧的连续楼梯似乎是原来城市地面水平向度街道向垂直竖向的延伸，垂直立体分层的空间多重功能复合与建筑综合[2]（图4）。荷兰馆功能的密集和多样性为高密度环境下的建筑功能和空间创造全新的组织关系和连接方式。它表达了一种概念：“当多样性增加的时候，似乎也增加了凝聚力。”[3]

　　4 绿色生态空间的立体化

　　高密度的城市空间通常被人们认为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远离了自然环境。实际上，高密度未必会带来自然的缺乏，柯布西耶在《光辉城市》里描绘的现代城市空间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建构摩天大楼，将地面让给自然。然而，这种垂直都市的做法，增加了人们到达自然的心理距离。

　　美国1909年3月《生活》（life）刊登了一幅由沃克（walker）绘制的漫画，漫画呈现出不同于摩天大楼的巨构，84层地面依靠钢结构叠加起来，每一层都复原“原始地面”的形态，有着自身独立的生态环境，补偿了高密度环境中所缺少的原始地面空间[2]（图5）。虽然漫画只是对现实的调侃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高密度城市空间中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和需求，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就是绿色生态空间的立体化。而实现这种立体化的手法最直接的就是建构“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的建造早在公元前就已有记录，新巴比伦的君王为了得到高度与自然的双重满足，利用台阶的形态将花园层层叠加起来，这种做法在现代建筑中得到了更巧妙的运用。

　　难波公园位于日本大阪传统的城市中心，建筑师为了使拥挤的城市中心能更直接地获取绿色景观，将阶梯状的公园直接朝向城市街道，使街道上的行人可以随意观赏到立体的绿树和草坪、泉水、瀑布和水池（图6）。

　　正在建造的上海中心大厦将成为世界第一绿色摩天高楼，如何在高达632m的空间中弥补自然景观的缺失，建筑师在高楼中建造了许多空中庭院，通过分层组织和垂直庭院的手法，以贴近人的感受尺度将绿化空间分布于摩天大楼之中，既通过庭院的生态系统降低大厦的能耗，又通过这种立体的绿色空间的引入改善使用者与自然的违和感。

　　5 建筑交通空间的城市化驳接

　　柯布西耶认为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可以做到既保持人口的高密度，又形成安静卫生的环境，关键在于利用高层建筑和处理好快速交通的问题。“光辉城市”的立体交通系统、空中花园、地面空间让给城市公共空间等方法，作为一种设计手法，为现代高密度城市的交通模式提供了可能性的探索。

　　无论是城市公共空间还是建筑交通空间都可以通过三维立体多层次建造和联系构建统一的体系，“垂直都市”中，如果说建筑已经实现了空间的叠加，那么建筑的交通空间作为半公共空间的一种，同样以不同的形态实现着叠加与驳接。

　　城市的商业中心通常是城市空间中密度较高的地块，但是对于高密度城市来说，将大量的城市空间让位给行人仍然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高架的人行道在一种城市尺度上，以其直接性、顺畅性以及连续性提供了“穿越可能”。为了保证步行活动不被机动车所打断，同时又尽少地占用地面空间，一个连接建筑与建筑的空间，类似于街道的 “天桥”的空中步道系统就发展起来了。以位于香港中环和金钟地区的空中步行系统为例，它由北至南，从维多利亚湾的轮渡出发，穿越金融中心的各个大厦，最后直达半山住宅区，途中经过机场快线车站和多个地铁站。由台阶、自动扶梯形成标高的转化，最后组成完整的步行网络[4-5]。这种建筑与建筑的交通驳接以其内部的良好的空间连续性，以及和公共空间的良好联系减少行人的不便，营造出类似街道的环境。

　　建筑中的开放空间由于其本身的空间优势，更易于对三维的交融流线进行梳理，与城市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的驳接，创造更为高效的交通流线。

　　以香港中环金融贸易中心（IFC）为例，其地下三层有香港机场快线中环终点站，地下二层有两条地铁的换乘站，地下一层为停车场，地面层是公交巴士、出租车的停靠站并拥有集散大厅，二层连接了中环步行系统，三层则有酒店的入口平台，整个建筑通过平台、立交、天桥、中庭等一系列开放步行空间，合理地组织了复杂的交通系统[6]。

　　结语

　　在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现代城市背景下， “紧缩城市”的发展模式，是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且早已在历史或者现实的经验中存在。然而，“紧缩城市”密集化的城市结构和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并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利器，其自身也存在许多缺失。面对这种无法回避的建筑创作前提，建筑师需要主动运用建筑设计手法，从建筑使用、空间过渡、功能复合、立体绿化、交通驳接等方面探索补偿高密度的城市空间的建筑设计方式，探索非常规的空间思维和操作方式并寻求更丰富的设计策略。

　　参考文献：
　　1 张为平. 隐形逻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2 董春芳. 高密度建筑学.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3 费移山，王建国. 高密度城市形态与城市交通. 新建筑，2004（5）：4-6.
　　4 王桢栋，陈易. 高密度人居环境下城市建筑综合体布局中的生态策略. 住宅科技，2011（1）：27-31.
　　5 吴恩融（Edward Ng）. 香港的高密度和环境可持续性——一个关于未来的个人设想. 世界建筑，2007（10）：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