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对企业理论的作用

厂商理论论文经典推荐10篇之第十篇：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对企业理论的作用

 

　　摘要：研究方法的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贯穿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理论繁杂、学派林立的企业理论。本文以研究方法为分析视角,结合不同学术流派兴起的时间顺序,力图对企业理论的演进进行梳理。企业理论演进进程表明,研究方法决定了人们认识客观现实的视角,只有构成完整的逻辑循环,才能使人们认识真实的世界。

 

　　关键词：形式主义; 实证主义; 研究方法; 企业理论;

 

　　引言

 

　　企业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而逐步兴盛,自从诞生以来,作为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与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企业的认识、理解与驾驭,一直是重要的历史性课题。

 

　　企业理论起源于经济学对于企业的探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数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继融入企业理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流派针对的研究对象、设定的假设条件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在力图从不同侧面揭示影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促使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学派林立、应用宽泛的企业理论体系。与此同时,通过相互学习与借鉴,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于企业理论的探索也在不断地进行融合。

 

　　鉴于理论体系的繁杂,对于企业理论的详尽阐述几乎不可能完成,而只能采用管中窥豹的方式,从特定的视角理清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研究方法的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形式主义强调以理论化的模型推动学科发展,而实证主义更为关注经济活动的历史与社会属性。正是研究方法的争论,催生出经济理论的不同学术流派,而学术流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又推动着企业理论向前发展。为此,本文以研究方法为分析视角,结合不同学术流派兴起的时间顺序,对企业理论的演进进行梳理。

 

　　正统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1765 年,英国工人Hargreaves发明Jenny纺纱机,标志工业革命在英国出现。18 世纪中叶,英国人Watt对于蒸汽机的改良所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的转变,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

 

　　工业革命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产出产品与服务的种类与数量,原材料供给与市场需求得以拓宽,经济贸易逐渐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1776 年,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Smith发表《国富论》,首次提出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标志着经济学从伦理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

 

　　Smith生活的年代,经济学作为典型的社会科学,只能采用定性语言描述与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方法。Ricardo吸取了Smith的精华,发展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经济理论。

 

　　然而,Smith与Ricardo的学说为英国统治者利用,以自由贸易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掠夺。出于保护德国经济的考虑,Liszt竭力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认识到Smith与Ricardo没有考虑国家的作用以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拉开了以实证主义研究经济学的序幕。

 

　　支持功利主义的Mill也尝试从研究方法视角对经济学进行改造,但其认为经济学应当是演绎的科学,需要从学科设定的假设条件而不是从现实中进行推论,形成了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争论由此展开。

 

　　为配合演绎的研究方法,Mill结合Senior提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公理,于1836 年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对Smith经济人假说进行了功利主义色彩的提炼,抛弃了其中伦理道德的色彩,将Smith所勾勒的在伦理道德约束下个人为生存与发展追求合理利益的形象,转变为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Mill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说与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在Mill经济人假说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从学科设定假设条件进行推论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为人所接受。

 

　　经济对于工业社会的重要支撑作用,促使经济学蓬勃发展,从Smith至19 世纪前叶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农业、工业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的内在联系成为经济学关注的中心。然而,此时的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均没有以企业为整体进行研究,只是对企业组成要素进行了探索。

 

　　作为19 世纪前叶著名的经济学家,Say建立了关于财富生产、财富分配与财富消费的经济学三分法。与此同时,Sa提出效用价值理论,对于财富的生产,认为生产创造的产品可以满足人类需要是企业生产的目的(创造效用),而劳动、资本与土地共同参与产品效用的创造;对于财富的分配,Say表明需要对三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支付报酬,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而工资、利润与地租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其中,利润包括使用资本所支付的利息以及企业家从事冒险、监督与管理企业的报酬。

 

　　同样作为庸俗经济学的代表,Mill沿袭Jean Say对于工资、利润只是生产要素报酬的观点。Mill将劳动的所有者与资本的所有者视为企业产品的共同所有者,劳动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交换的并不是其付出的劳动,而是企业产品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工资只是资本所有者用于购买劳动所有者所属产品的等价物,而竞争与供求共同确定交换比例。Mill将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视为商品的交换,其对于要素交换关系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中从契约视角理解企业提供思路。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19 世纪中叶,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以确定性数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为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经济学的数学化始于边际革命,边际革命将微积分分析方法引入经济领域,尽管边际革命的代表之一Carl Menger曾经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理性与逻辑的科学,而不能用确定性数学的分析方法精确测定,但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的直观与便利,还是使确定性数学分析方法逐步得到认同。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先驱,Marshall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本质上也具有理性与逻辑的思想,在其所著《经济学原理》中强调,经济学的目的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受此时以确定性为核心的数学工具的局限,无法建立基于生物学的经济理论,在分析企业行为时,Marshall也不得不借鉴经典物理学进行处理。

 

　　为便于数学化的改造,Marshall沿用Mill经济人的概念,并赋予完全理性的性质,从而使人具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可以在无数可能中进行最为利己的决策。最终,在吸取Malthus、Say、Mill、Walras、Jevons、Eugen Bohm-Bawerk精华的基础上,Marshall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综合在静态均衡框架下,建立了完整的微观经济学体系。

 

　　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为确保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与模型化,引入确定性数学工具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得不删除古典经济学中不便于确定性数学描述或确定性数学无法解释的理论体系,而只保留可以为确定性服务的基础性假设,引起了不确定思想的批判。

 

　　Knight意识到人们因缺乏对事件基本性质的知识及其可能结果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是难以通过确定性理论或经验进行预见与定量分析的。为此,Knight告诫公众,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导致其预测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Keynes对新古典学派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概率化风险的方法也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其建立的经济周期理论以长期预期的不稳定为基础。然而,Keynes对不确定性的强调使长期预期变得难以预测,坚持确定性分析方法的新古典综合派对Keynes主义的综合丢掉了关于不确定性问题的见解。

 

　　经济学的确定性数理化变革至Samuelson基本完成,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采用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起以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利益最大化假说为基础,以静态均衡分析为框架的理论体系,使确定性数学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必然工具。相比异端经济学流派,采用确定性数学分析工具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学的正统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研究源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但为便于确定性数学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企业被简化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函数,而产量由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所决定。同质性企业的作用,只是作为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体现,因而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企业理论,只能对影响企业的技术要素进行不完全的讨论。

 

　　1928年,Ramsey对于储蓄率的研究拉开经济增长理论的序幕。Harrod与Domar分别建立突出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但却否定了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Solow与Swan通过修正Harrod-Domar模型,建立技术进步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成功解决经济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但又引发了有形投入产生额外经济增长率所导致的Solow剩余问题。

 

　　20世纪50年代,Cass与Koopmans将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Solow经济增长模型,将储蓄率内生化。Arrow将技术进步视为劳动者生产经验的长期累积,建立了干中学的经济增长模型,揭开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序幕,但是其对于技术知识完全共有的处理却使企业无法考虑投资对于经济总量的影响,而导致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以人口增长作为支撑。Romer在Arrow的基础上,将技术知识作为独立要素,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效应,而且可以使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也形成递增收益,从而为技术进步获取递增的资本要素,形成技术进步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Lucas从人力资本的视角,也建立了相似的经济增长内生化模型。

 

　　Romer与Lucas对于经济增长内生化的成功解释,吸引众多学者从技术进步视角探讨经济增长,在不改变模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细节进行调整,逐渐形成了资本衡量经济增长模型与专业分工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专业分工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专业分工难以在经济统计中进行衡量,而只能作为理论模型进行探讨。2004年,孙超在Jones工作的基础上,同时将技术累积与人力资本内生化,实现资本衡量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累积视角与人力资本视角的统一。

 

　　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利用确定性数学工具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考虑确定性数学工具无法描述不确定性经济现象的缺陷,以及缺陷可能对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束缚。为追求系统化与模型化,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不当裁剪,导致正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人性假设的过度抽象化与数学模型的极端形式化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日渐衰微。20世纪70年代,正统经济理论因无法解决经济滞胀问题而陷入持续的理论危机中,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会。

 

　　此后,受异端经济学思想的启发,正统经济学也在通过修改假设条件的方式深化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通过在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模型中引入消费者习惯形成的修改,Carroll、Borissov、Gomez、Doi运用不同的生产者行为模型分析经济增长。Kongsamut、陈晓光考虑到不同行业企业的差别,分析行业的动态变化及其在短期与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不确定性的引入始终持谨慎的态度。由于不确定性可以导致完全理性假说的失效,引起经济人无法在众多可能中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进而威胁到学科所赖以生存的静态均衡框架,因此,尽管面临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陷入到逻辑的悖论中无法自拔。

 

　　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制度作为支撑经济运行的基础要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便引起人们的关注。Marx建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以区分技术与制度,并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构建起具有演化性质的分析框架。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生产,力图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关注消费,着重改善需求不足的问题。制度不便于通过数学模型进行描述,使得正统经济理论过度专注于技术要素,而忽略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矛盾激化。为改善日益突出的时代裂痕,强调制度因素的异端经济学逐渐兴起。

 

　　与新古典经济学采用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旧制度经济学沿袭了以Liszt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实证主义传统,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以历史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从而摆脱了形式主义数学模型的束缚,使其可以从更为宽泛的视角探寻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在分析经济活动时,伦理、法律、道德、历史等非市场要素也被融入到制度分析中,形成了整体主义的理论传统。

 

　　旧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得益于Veblen。Veblen深受Darwin进化论的影响,批评了正统经济学没有采用动态演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活动,而是设定静态与先验的假设对不便于分析的部分进行了排除,导致理论与现实社会的脱离。在1899 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Veblen从整体与演化的视角,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运行的要素进行分析,力图建立理解经济运行中技术与制度变化的理论框架。

 

　　作为旧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Commons也感于动荡的社会矛盾,着重关注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了资本主义进化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以期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裂痕。Commons关注人为设计的制度的运作以及产权、立法与法院决定对于制度的影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式与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其中对于交易、谈判、契约、产权与组织及其演变的论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奠定基础。

 

　　旧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文化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在经济人基础上考虑了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企业中的员工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在合理有效的契约之外,重视合作的制度环境也是提升企业效率的关键。在合作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已并不仅是追求经济效益的组织,也为员工提供了创新、学习与使用知识的环境。旧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对于知识在企业中形成与传播的分析,为基于知识观的企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

 

　　然而,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旧制度经济学同样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不可否认的是,数学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并不只作为分析工具,也具有统一研究范式的作用,而旧制度经济学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进行理论构建,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理论缺乏精确性与严谨性使其在分析复杂变化的经济现象时面临严重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流派的传承,学术流派的划分实际上源自对于制度要素的共同关注而不是共同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的缺陷日益削弱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并制约旧制度经济学的发展。20 世纪30 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改善,旧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一度陷入停顿。

 

　　为改善旧制度经济学的困境,Veblen的学生Mitchell引入统计分析方法,创立数量经济体系以提升解释能力。John Galbraith继承Veblen的演化主义分析方法,对20 世纪30 年代美国社会进行二元化的分析,提出国家干预理论,才使得旧制度经济学得到复兴。不过,旧制度经济学总体上仍然是相对宽泛的理论体系。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旧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对经济现象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归纳理论的方法更加贴近于实际,旧制度经济学担负着纠正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偏离实际的职责,在为自身理论体系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作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诞生以来,制度一直为人所提及,但却长期游离于正统经济学体系之外,究其原因,在于制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且不便于数学模型化。然而,面对理论模型与经济现实的差距以及实证主义的批判,形式主义也意识到需要将制度融入理论体系中。为此,综合制度的表现形式、解释制度的存在价值、建立制度的数学模型便成为形式主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37年,Coase发表《企业的性质》,试图以交易综合制度的表现形式。Coase对于交易的思考来源于Commons,Commons建立了与生产相对应的交易概念,认为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而生产与交易共同形成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制度的运转由无数次交易构成,因而交易应当成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

 

　　为解释制度的存在价值,Coase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将交易视为瞬间完成的理想形态,从成本构成分析交易活动的稀缺性、可计量性与可比较性,从而将企业与市场视为交易成本不同而选择的制度形式。

 

　　在建立制度的数学模型上,Coase并不赞成形式主义的从学科设定假设条件而不是从现实中进行推论的观点,提出了不仅易于模型化而且符合现实的假设条件设定原则。此后,基于任何理论模型与现实情况均存在差异、以及不存在没有缺陷的组织形式的论证,Coase又提出通过比较制度分析的方式论证组织形式之间相互替代的观点。

 

　　Coase对于研究方法的论证,带有融合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意图,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无疑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与Arrow信息费用的研究为交易活动的稀缺性奠定了逻辑基础。

 

　　不同于以往经济学只是将企业理论作为组成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企业为中心的。Armen Alchian与Harold Demsetz从协作生产的视角推进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通过对共同生产与分配一致性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了剩余索取权与企业运行机制的设计问题。Williamson借鉴Simon有限理性,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说修改为有限理性并融入机会主义倾向的概念,形成了更加符合现实的契约人假说。Williamson的突出贡献在于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交易频率三个维度细化了Coase交易的概念,使交易与交易费用的经济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并由此推导出不完全契约,促使交易最终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

 

　　以交易成本产生于契约形成前后为依据,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对于两类成本的侧重以及所采用研究方法的区别,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化。

 

　　产权与契约学派认为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在于事前的专用性投入激励,强调不完全契约研究的重点在于事前对于保护激励投资机制的设计。从事前成本视角理解契约具有预测的性质,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成为必然的选择。Grossman、Hart与Moore共同建立的GHM模型成为理论分析的基础,但GHM模型过于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产权与契约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模型的完善进行。De Meza与Chiu从投资激励的视角,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资产的损失也可能增强代理人的投资激励,Rajan则从权利结构的视角,论述使用资本的能力也是权利的来源之一。

 

　　交易费用学派认为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在于事后的失调,强调不完全契约研究的重点在于事后成本的适应性治理。从事后成本视角理解契约具有解释的性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适应交易费用学派的需求,主要围绕交易费用的界定、测量与实证进行。张五常、杨小凯从劳动分工的视角,Dahlman从契约影响的视角,North从交易行为的视角分别阐述交易费用的产生,丰富了Williamson对交易成本的阐述。尽管对于交易费用的测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Mettepenningen、Polski还是运用普通调查法、绝对量计算对交易费用的测量进行了实证研究。

 

　　尽管关注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构成完整的契约过程,形成了产权与契约学派、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互补特性,催生出学派融合的愿望。然而,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学派之间研究方法的矛盾却凸显出来。

 

　　产权与契约学派秉承了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虽然引入信息、产权与交易成本等概念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但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与静态均衡分析框架,边际分析方法仍然被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而交易费用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使新制度经济学脱离理性选择模型的束缚,以调和理性与非理性、规则与习惯、经济人与社会人等社会学科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研究方法的选择又一次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使学派之间的融合变得极为艰难。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作为人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工具,以其各自优劣鲜明的特点构成完整的互补性逻辑循环,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形式主义长于清晰的理论表述与严谨的定量分析,但也易于导致对现实的过度简化;实证主义长于对历史与整体的融合,却也容易陷入细节的描述而缺乏理论体系的构建。

 

　　然而,对于经济学的研究,采用不同分析方法的学术流派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对比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企业理论可以发现,问题并不在于研究方法,而在于研究方法的完整性。

 

　　鉴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研究方法需要具备描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能力,但形式主义在经典物理学确定性数学工具影响下所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为不确定性的融入预留空间,从而造成了不确定性数学工具的出现危及业已建立的理论框架的问题。此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静态均衡框架下对理论体系进行了修正,但按照Langlois对于不确定性的分类,修正只触及参数不确定性,而对于核心理论的结构不确定性也无能为力。

 

　　为此,促使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融合的关键在于,抛弃以确定性数学工具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而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融合的视角重新构建区别于静态均衡的理论体系。对于企业理论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从解释经济现象的工具转变为需要研究的对象,但也只是对企业的制度要素进行分析,企业理论的深化还需要将反映生产的技术要素与反映交易的制度要素相融合。在此背景下,演化经济学应运而生。

 

　　演化经济学的哲学渊源来自Darwin的生物进化论,不同于经典物理学所构建的精密、规律与可知的世界,生物进化论的世界是模糊、混沌与未知的。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Marx、Marshall、Veblen、Commons都以动态演化的视角对经济活动进行过研究,但均受限于不确定性数学工具的缺乏,直至量子力学、耗散结构、混沌理论、演化博弈论等理论的兴起与传播才为演化经济学的出现奠定数学基础。

 

　　20世纪80年代,Boulding《演化经济学》与Nelson、Winter《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出版,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秉承Darwin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演化经济学吸收了Lemarck获得性遗传、Schumpeter创新、Hayek非目的性适应以及Polanyi知识理论的精华,通过类比隐喻的方式,构建起类比生物进化论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系。

 

　　对于生物基因的类比,演化经济学赋予企业生命体征,基于有限理性以及知识的默会与分散属性,提出了惯例的概念。惯例作为企业的组织记忆,以协调一致的信息存储在企业的日常行为之中,并协调与控制着企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惯例概念的引入,使演化经济学从知识的视角理解技术与制度要素,从而可以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技术与制度要素进行融合。

 

　　对于变异机制的类比,演化经济学采用创新与之相对应。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演化经济学强调知识的不完全性导致创新结果的无法预测。创新只能在一定的目标指引下,以现有惯例为基础进行搜寻,而搜寻产生的新奇成为多样性的前提。在不确定的前提条件下,创新对于现有惯例的破坏为企业的模仿与适应性选择提供了可能。

 

　　对于遗传机制的类比,演化经济学遵循Lemarck的获得性遗传,通过惯例的模仿进行传播。惯例中的默会知识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只能在行动中得到展示与理解,而不易以显性化的方式进行传播。默会知识的存在造就了企业多样性,也成为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因素。

 

　　对于选择机制的类比,演化经济学以市场竞争作为选择机制的核心,但是却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假说而采用满意原则。考虑到企业知识的不完全性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无法准确预测创新结果与市场动态,利益最大化不可能成为企业选择的行为基础,使得企业只能采用满意原则作为行为准则,而与现有惯例的兼容也会成为影响评价的重要因素。

 

　　在演化经济学所构建的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中,以惯例作为遗传基因的选择抛开了技术与制度的二分法,也决定了企业理论必然围绕知识进行构建。而兴起于同时代,同样从知识视角解释企业行为的企业资源、能力与知识基础理论体系,与演化经济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两者的相互融合共同开创了基于知识观的的企业理论。

 

　　1984年,Wernerfelt发表《企业资源基础观》,标志企业资源理论的诞生,其将企业视为异质性资源与能力的集合,资源与能力的积累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来源。1991年,Barney对战略性资源进行了区分,将战略性资源视为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与难以替代性的集合,建立了VRIN模型。2002年,Barnev认识到资源的异质性并不能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在于对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提出资源的组织性概念,并将VRIN模型修改为VRIO模型。Rumeh则对Barney资源属性的成因进行分析,认为信息不对称、因果模糊与搜寻成本共同构成隔离机制的存在,并导致了资源的难以模仿与难以替代。

 

　　在Barney建立的VRIO模型中,资源组织性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推动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向企业能力基础理论的转变。1990年,Prahalad与Hamel在区分一般能力与核心能力的基础上,将企业视为能力体系,而核心能力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Sanchez与Heene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从动力性、系统性、认知性与整体性等方面阐述细化了核心能力的概念,构建以基础能力为竞争战略的理论框架,形成企业基础能力理论。此后,核心能力的动力性概念强调企业与环境的共同演化,适应了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为Teece、Zollo发展成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

 

　　然而,企业能力基础理论并没有对企业得以拥有并维持核心能力的原因进行分析,为此,Kogut引入知识的概念,形成企业知识基础理论。企业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所拥有知识的行为表现,企业作为知识的集合,蕴藏于企业员工的个人知识与企业组织的集体知识以及知识的创新构成并维持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根植于企业员工与企业组织中的默会知识决定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的异质性及其利用效率又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而企业的权威也由对于企业资源利用的控制转变为协调。

 

　　演化经济学与企业知识基础理论相互融合所形成的基于知识观的企业理论,成功解释企业的存在、企业的边界、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企业内部构成的问题,在动态演化框架下使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制度得以知识的形式进行融合,经济学意义上要素完整的企业理论最终得以形成。

 

　　结论

 

　　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作为人们理解经济活动的工具,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演变,在帮助人们探索经济运行规律的同时,也在以其自身的特点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

 

　　本文沿着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的思路,对兴起于不同历史时期、归属不同流派的企业理论进行分析,力图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梳理企业理论的演进进程。企业理论的演进进程表明,研究方法并不仅作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工具,也决定了人们认识客观现实的视角。由于视角只能展示部分的现实,导致研究方法的选择在促进人们理解视角所涉及客观现实的同时,也必然又会阻碍视角所未能企及的部分,而只有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构成完整的逻辑循环,才能使人们认识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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