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观经济视角对十大经济新形态进行分析

　　摘    要：　技术革命引致经济革命。本文基于“技术—(规则)—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直接导致经济革命,技术革命通过规则革命间接导致经济革命,从微观经济的视角梳理、概括出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十大经济新形态,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尾部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平台经济、生态经济。这一新的阐释不仅在理论上对经济新形态的现象做了系统建构,而且在实践上为企业未来转型发展明确了基本方向。研究表明,十大经济新形态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分别予以阐述,但在实践中相互之间往往交叉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复合态”“叠加态”。新型经济形态不是对既有经济形态的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新技术群”作用于“旧经济”,对其进行系统性改造、提升的必然结果,包含、优化、超越了既有经济形态,反映了经济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即技术持续更新迭代,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以此打造出“时代经济形态”。

　　关键词 :     经济新形态;微观经济;“技术----- (规则)----- 经济范式;

　　Abstract：　It is a basic consensus that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leads to economic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technology-(rules)-economy”, that i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irectly leads to economic revolution,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irectly leads to economic revolution through rule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10 new economic forms brought about by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economics, including digital economy, intelligent economy, tail economy, experience economy, sharing economy, gig economy, full-time economy, space economy, platform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y.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the phenomenon of the new economic form in theory, but also clarifies the basic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practi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lthough the 10 new economic forms can be explained separately based on different emphases in theory,in practice they often cross and merge, it's actually a “composite state” “superposition state”. The new economic form is not a negation of the existing economic form, but 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it, it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old economy” by the “new technology cluster”. It includes, optimizes, surpasses the existing economic form, reflects the economic form with The Times,that is, with the continuous update and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new economic forms emerge constantly, thus to create the “economic form of era”.

　　Keyword：　new economic forms; microeconomics; technology-(rules)-economic paradigm;

　　一、引言

　　基于“技术—（规则）—经济”范式，每个历史时期的技术革命都会导致整个生产体系的现代化更新（佩蕾丝，2007），进而获得新的经济社会最佳实践模式（王姝楠和陈江生，2019）。这意味着技术革命与经济革命始终协同演进，技术革命能够直接或间接引致经济“质变”。并且，这种“质变”并非一蹴而就，是随着“新技术群”的诞生、应用、成熟而持续、渐进、全面演进的过程。期间，技术革命要么直接造就全新的经济体系，要么不断打破既有经济规则组建新的经济规则，实现旧经济范式的持续解构与新经济范式的持续重构（娄伟，2020），以此形成“技术革命—（规则革命）—经济革命”，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附1）
 

 

　　目前，中国进入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新业态1新模式不断涌现，尤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众多领域成为“新技术群”的“试验场”“练兵场”“培育场”，由此带来了以“无接触”“宅生活”“云消费”等为代表的数字化生存新实践，在适应、引领、创新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经济革命按下了“加速键”。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个部门公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了15种新业态新模式，以此尝试从激活消费新市场、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四个方面积极探索与聚焦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一方面从微观机理的视角将这一问题落到实处、深处，另一方面从系统建构的视角将这一问题全面化、体系化。最终，基于10个典型方面，形成了新型经济形态基本范式，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尾部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平台经济、生态经济，以此在明确经济运行“新常态”的基础上具化企业转型的方向和路径。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1)在实践中经济新形态2呈现多样性，本文通过条理化、系统化的“加工制作”，可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由碎片化上升到体系化，由现象上升到机理。(2)对经济新形态的每一方面，按照实践创新和未来发展对其进行归纳、精炼，尽量形成一个基本框架，即从非结构性上升到结构性，从中窥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3)基于微观经济的视角，针对其中一些核心概念，包括产品、员工、客户、研发、生产、销售、时间、空间、组织、企业、市场、生态等，在“新技术群”下，对其重新认识，即按“新技术群”的要求“重做一遍”，从而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整合成新的知识和知识体系。

　　二、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正成为世界各国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在推动质量变革与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是风靡全球的主流经济新形态（李晓华，2019）。狭义地讲，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在加速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同时直接引致的经济结果，其本质是通过用字节取代实体，即“去物质化”，重塑要素资源结构，打造全新的数字化体系。

　　1. 产品形态去物质化

　　从工业经济时代到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要素已从低位资源过渡到高位资源、从实体资源过渡到虚拟资源，数据、信息、知识等无形资源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作为载体的产品，其形态经历了一个由硬件到软件的“去物质化”过程。就产品功能与物质载体的关系看，二者正在经历由“1+1”（一个产品功能一个物质载体）向“N+1”（多个产品功能一个物质载体）、“N+1/M”（多个产品功能一个减量物质载体）、“N+0”（多个产品功能没有物质载体）的转变。例如，具有单一功能的固定电话被集合多种功能的智能手机取代，庞大的计算机被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取代，完全依赖物理硬件的导航仪、照相机等被完全虚拟的功能软件取代。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时代，所有产品都在极力地被数字化、软件化和App化。这类产品，尽管初次生产成本很高，但再生产成本很低甚至几乎为零。

　　2. 产品过程去物质化

　　(1）数字化研发。互联网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发展，使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实时交互，“远程办公”“异地办公”“移动办公”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传统研发流程中涉及人员交互的环节都可突破时空约束，通过虚拟空间被碎片化、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孪生”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与应用，常规化的劳动密集型研究被综合利用大数据与增强预测算法的研究取代，虚拟数据建模取代真实样本制造，“模拟择优”研发模式取代“实体试错”研发模式，由此极大降低实物资本投入，压缩产品研发周期，提高产品研发效率。

　　(2）数字化制造。从工业化产品到数字化产品，产品的生产过程逐渐从实体空间转移到虚拟空间，传统制造被数字制造取代。相比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具有“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无边界”的特征（李海舰等，2018b）。因此，依赖“虚拟车间”生产的企业不仅能够突破时空束缚，随时随地生产，而且基于虚拟资源的非排他性使用无限生产。此时，企业一体化集中式生产方式被网络化协同式生产方式取代，数字化产品在被划分为不同技术模块、代码区段的基础上能够面向全体网民被迅速“分包”“众包”，而各“承包商”之间并行、高效、协同运作，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与生产周期。在此基础上，如果企业开放源代码或设计准入标准，数字化产品往往可在消费过程中被持续定制、更新和制造。

　　(3）数字化营销。一是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营销。例如，企业可通过多元渠道捕捉消费者的“数字痕迹”，获取市场全面数据信息，进而在大数据、AI、云计算等“新技术群”的支持下对用户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画像。此时，“网络数据”取代“调研数据”“需求挖掘”取代“产品定位”，企业完成更低成本、更高精准的市场匹配。再如，数字化营销能够形成流程闭环，上一轮“卖出”数据是下一轮营销开始，以此循环往复，深度用户画像，极化精准营销。二是数字化技术创新传统营销。例如，“智能推荐、大V带货、网络点评”成为企业三大新型营销手段，结合“线下促销、明星代言、实体广告”，实行“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打通、融为一体”的全渠道营销新布局。同时，通过内嵌购买链接，企业数字化营销新布局亦成为企业销售渠道新战略，分散化、低成本的“广链接”式数字化渠道管理取代集中化、高成本的“经销商”式实体型渠道管理。

　　(4）数字化营运。过去，企业通过非数字化体系来完成包含库存、流程、供应链等活动在内的整个营运管理，不仅投入成本高昂，而且效率极低。现在，数字化技术的持续赋能，加速企业营运体系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转变，以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完成资源配置优化，最终，“数据驱动决策、软件替代职能”成为营运管理的典型模式。不仅如此，数字技术在整个营运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业务流程、组织方式、治理机制、劳资关系等均产生了颠覆性变革，尤其是将营运流程向云上迁移，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使得硬件与软件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上游与下游之间的营运“摩擦”得到弱化，营运决策更加连续、及时、高效。

　　3. 产品免费成为常态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用产品、服务赚钱，免费与赚钱是对立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用流量、数据赚钱，作为载体的产品、服务免费，企业通过免费赚钱，免费与赚钱是统一的。区别交叉补贴模式的“价格转嫁”逻辑、“三方市场”模式的“价格转移”逻辑、“版本划分”模式的“价格歧视”逻辑，去物质化产品或数字化产品的免费是“真正免费”。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产品依赖低位资源、实体资源，资源有限，且排他性使用，用一次少一次，越用越少。因此，产品生产初次投入成本极高，边际成本递增，根据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原则，产品价格较高。现在，去物质化产品或数字化产品依赖高位资源、虚拟资源，资源无限，且共享性使用，用一次多一次，越用越多。尽管产品生产初次投入成本较高，但是边际成本递减甚至趋近于零，根据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原则，产品可被免费提供。

　　三、智能经济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的涌现，推动全球从万物互联迈向万物智能，并且从弱人工智能迈向强人工智能，由此加速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演进。本质上，智能经济旨在通过“新技术群”赋能，使物像人一样会学习、会思考、会决策、会行动，以此在最大化实现技术对人类体力和脑力替代的基础上完成企业由“他组织”模式向“自组织”模式的全方位转变。

　　1. 智能产品

　　产品的智能化意味着产品由承载基本功能的物理件向具有数据收集与传输功能的信息件、具有连接与沟通功能的连接件，以及具有生物与生命属性的生物件转变的过程（李海舰和周霄雪，2017）。这里，智能产品=物理件+信息件+连接件+生物件+……例如，智能冰箱在保留传统冰箱物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内置摄像头、感应芯片等技术兼备实时采集、上传储物信息的数据收集功能，通过获得用户食材数据一并分析和洞察用户饮食习惯进行精准匹配的就餐方案功能，通过链接第三方生鲜电商具备食材自主管理的下单采购功能。展望未来，随着可穿戴装备技术以及神经网络技术的日渐成熟，冰箱通过将食材数据与人的生命体征数据互联、匹配具备自主健康管理功能。总之，信息技术发展使一切不能被数字化的产品智能化，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2. 智能生产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融合，带来生产线、车间、工厂的智能化变革，其中既包括工具变革又包括决策变革。最终，企业实现了“机在干，云在看，数在算”的自主化、高效率的智能化生产。(1)“机在干”是指“以机代人、人机交互”的“黑灯工厂”“无人工厂”生产模式。区别传统机器设备单纯解放人类“体力”，智能机器设备更加注重对人类“体力+脑力”的双重解放，以此在构建“超级岗位”“超级团队”的基础上，实现智能机器对既有人力资源的替代、协同、赋能（Yoo et al.,2012）。未来工厂，机器对人“脑力”的解放程度持续增加，设备像人一样普遍具备“学习曲线”，人则从程序化和部分脑力工作中脱离，在机器赋能下从事更高级的智力劳动。(2)“云在看”是指通过“设备互联+工业软件”构建工厂的数字映射系统，以此实现企业整个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可视化及透明化，为后续更深层次的智能化管理奠定基础。(3)“数在算”是指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数据协同、计算协同和分析协同。即通过数学建模、深度计算、大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对“分散”的生产信息进行实时集合、转化、分析与优化，以此在搭建“生产信息—数据优化—决策信息”三位一体动态生产过程的基础上，降低协同摩擦，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决策质量，实时自主优化。

　　3. 智能服务

　　智能的最高境界为无人。在新一代智能技术和“新基建”优化传统劳动力的背景下，“智能+”服务率先进入无人经济时代3。无人经济得益于生物识别与支付、数据存储与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技术等“新技术群”的发展，其底层运行逻辑是用“智能体系”取代“人工体系”，以此在实现顾客全环节、全流程、全场景的自助式消费或体验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附2）

　　无人经济又称零接触经济、无接触经济、非接触经济4，除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快速发展等挑战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景下，其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更加突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人技术在体温检测、医疗服务、物品配送等多方面的应用避免了人与人接触带来的交叉感染，保障了人们日常的基础生活需求，助力企业安全、高效复工复产。

　　4. 智能组织

　　智能组织又称智慧型组织，是指能够自主与环境实时“共舞”的“变色龙式”组织（李海舰和李燕，2019）。目前，技术高速迭代导致外部环境快速变化，“四个周期”变短（李海舰等，2018b），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愈发动态、复杂，智能技术打造的智能体系成为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全新形式。此时，技术能够穿透生产者与消费者边界、企业与市场边界，使要素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自由穿梭，按需聚散，以此在变革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无边界发展，即原子型企业被网络型企业取代，一体化静态价值链被分散化动态价值网取代，“企业办社会”被“社会办企业”取代（李海舰和郭树民，2008）。这里，企业通过融入社会，被分解、被集聚，且分到极致、聚到极致，在“公司化、一体化”生产模式被“社会化、碎片化”生产模式取代的同时，要素分散与聚合更快速、更精准、更高效。最终，组织内外打通，虚实打通；可大可小，可进可出；柔性发展，智能迭代。

　　四、尾部经济

　　科技发展没有改变商业本性，而是释放了更多可能。过去，经济活动仅局限于实体空间，遵循“二八定律”，重在发展头部经济。现在，“新技术群”赋能下的经济活动既在实体空间也在虚拟空间，遵循“长尾理论”，既发展头部经济，更发展尾部经济，人类已然迈入尾部经济时代（克里斯·安德森，2006）。至此，重在依赖“头部”经济盈利的经营规则和经营模式被彻底改写。

　　1. 尾部产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带来了生产工具普及、传播工具普及以及供给与需求高效连接，由此拉平了整个需求曲线（Hinckley,2007），并且曲线尾部更长、更宽（牛瑞芳，2016）。这意味着尾部产品市场规模增加，头部产品与尾部产品边界模糊，而且彼此动态转化，过去的“小众产品”已经追上、匹敌甚至超越了“大众产品”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热销品”“畅销品”。以书店为例，过去，企业基于实体空间经营，门店面积及货架空间有限，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成本增加明显，为提高利润率，企业往往选择最畅销、快周转、高毛利的头部产品。即在销售半径一定的情景下，基于特定人群，大部分产品无法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产品“二八效应”显着。现在，企业基于虚拟空间经营，虚拟空间无限，不论产品多少，其储存成本、展示成本等经营成本变化不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因此，企业销售可低成本或零成本地实现全部产品品类覆盖。不仅如此，产品销售半径从有限转变为无限，从而导致尾部产品同头部产品具有相同的成本与概率被展示、被购买。最终，在尾部产品至少能够创造出与头部产品匹敌的经济价值的背景下，尾部产品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企业价值创造的新主角，产品市场“长尾效应”显着。

　　2. 尾部客户

　　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企业从工业化体系向数字化体系全方位“跨体系”转型（肖静华，2020），在重塑价值链条、变革服务模式的基础上，企业可兼顾头部客户与尾部客户普适性发展。以银行为例，过去，银行以物理网点经营为主，服务能力受营业时间、空间、人员等资源的有限性约束，总体上是重资产、高成本经营。为最大化收益，一方面，银行通过设立分行，增加服务规模；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优先服务业务金额高的头部客户，提高边际业务收入。这里，服务资源聚焦于头部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服务歧视”问题。现在，银行在智能技术赋能下，以虚拟网点经营为主，总体上是轻资产、低成本运营。此时，为最大化收益，一方面，银行对物理网点这一稀缺、昂贵资源要么大量关闭，要么重新定位；另一方面，银行通过变革服务模式，即由“他服务”变为“自服务”“一对多”服务变为“一对一”服务，显着提升连接能力和服务潜能。最终，从需求端看，头部客户与尾部客户均可通过智能终端设备与线上接口无断点、全时空、零成本地接入银行服务，而且随着接入数量增加，初始成本得到持续分摊，银行的边际服务成本递减，边际服务收益递增。从供给端看，传统银行资源有限性问题得到解决，银行可将服务对象从头部客户拓展到尾部客户，为他们提供同成本、同时间、同质量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普惠。这里，尾部客户“滴水成海、聚沙成塔”，成为目前银行转型发展的关键突破点和重要支撑力。

　　3. 尾部市场

　　在新技术革命下，产业分工加速推进。过去，一个产业就是一个市场。现在，一个产业成为多个市场，多个产业成为一个市场，二者均创造出新市场，但前者遵循“分”的思维，分到极致，模块成为市场；后者遵循“合”的思维，合到极致，无数模块共筑市场。其中，“分”“合”同步，彼此加持，均是技术赋能背景下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必然结果，遵循的是“小模块+大规模=大市场”的经济逻辑。以医院为例，当前市场具有两个典型趋势：(1)基于人们对美好医疗的需求，综合性医院变为专业化医院，即几乎每个被视为尾部市场的传统科室、功能模块均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独立市场。例如，以口腔医院、骨科医院、肿瘤医院、妇产医院、儿童医院等为代表的新兴医院将传统科室、功能模块直接变为市场；以基因检测公司、整形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医院”将传统科室、功能模块“加工”后间接变为市场。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迭代，尤其是具备广连接、低延时、高速度特征的5G技术的快速崛起，以远程问诊、远程手术、远程护理等为代表的远程医疗条件快速成熟，这些模块化医院全人群覆盖、全球化经营的趋势明显，市场规模大大拓展，已从旧时代的尾部市场变为新时代的头部市场。(2)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医疗资源（技术、知识、人员等）跨界整合，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例如，“医疗+智能设备”可为人们提供实时监控、管理健康状况的智慧穿戴设备，“医疗+生理用品”可为人们提供预测妇科癌症的女性健康筛查，“医疗+美容”可为人们提供更加针对性的皮肤、头发、身体等健康服务。这里，医疗资源的每一次跨界整合均能创造出过去被人们忽视的新产品、新需求、新市场。而“+生活”模式使得这些新产品、新需求普适性强、购买率高，加之全球销售，这些新市场的规模非常庞大，已成为新时代驱动企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源泉”（派恩和吉尔摩，2008），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又一新型主流经济形态。这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在打破生产与消费边界的同时，为生产与消费边界的融合提供了成本低、效率高的全新的实现渠道与方式，以此强化了二者的融合趋势与程度，彻底改变了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生产与消费割裂局面。

　　1．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合一

　　从产品经济时代到体验经济时代，人们的追求发生变化，传统销售从物品为主转变为体验为主，由此在信息技术突破过程边界的基础上，加速产品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的“统一”与“融合”，进而在强化生产领域共创体验的基础上（李震，2019），使消费者与生产者双赢共赢。此时，从供给端看，产品不再是盈利的关键，企业通过打造“过程+”，即通过对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开放、售卖，提供有助于体验产生的环境与条件，并以此获得比单纯经营产品时更低的经营成本、更高的经营效率、更大的经营收益。从需求端看，产品不再是目的，消费者通过对产品价值链的分过程参与，获得额外的知识、技能、快乐、经历等，并且体验效用超越产品效用成为他们为“过程”支付高昂价格的根本原因。以农业为例，(1)果园种植阶段。过去，果农自己提供经验、种子、土地、播种等种植资源或行为，成本高，且投入成本只能在产品售卖后得到一次性补偿。期间，果农面临市场需求、自然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大。现在，体验农场通过出售种植权限给消费者，一方面，消费者自行决定种什么、怎么种，承担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消费者自己购买种子，自己播种，承担经营成本。这样一来，果农获得出售种植权限收益，消费者获得体验农业劳动收益。(2)果园管理阶段。过去，果农对果园进行定期管理，期间不仅需要贡献财力、体力（如施肥、打药、剪枝、锄草等），而且需要贡献脑力（如规划管理时机、管理程度等），整体上耗时、耗力、耗财。现在，体验农场将这些活儿通过平台全部出售给消费者，而消费者为获得知识、技能、快乐、经历等体验乐意参与果园管理并为之超额买单。(3)果品售卖阶段。过去，果品成熟以后，果农自己采摘，通过二道贩子把产品销售出去，尽管果农定价较低，但是经过中间加价，到消费者手里时果品价格高得离谱。现在，采取“体验经济”模式，消费者自行开车来到果园，一边呼吸果园新鲜空气，一边感受采摘过程快乐。最终，不仅果农劳动成本节约、产品收益大增，而且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采摘过程”支付额外溢价。需要指出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虽然不是产消过程融合的充分条件，但通过提供虚拟性交互平台能够使其高效率进行，尤其诞生了以美团“小美果园”和拼多多“多多果园”为代表的“云种植”模式。

　　2. 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一

　　消费者与生产者“角色合一”是目前经济主体在“新技术群”赋能下实施体验经济的最主要体现。从供给端看，企业把消费者做成“准员工”，从低报酬员工、零报酬员工逐渐演变为负报酬员工（李海舰等，2014），旨在用“消费者的手”赚自己的钱，因此大大降低企业成本。从需求端看，消费者把自己变为企业的“准主人”，从参与企业、主导企业逐渐演进为引领企业，从聚焦价值链的单一环节逐渐过渡到聚焦价值链的全部过程，旨在借“生产者的手”完成自己喜欢的产品，不仅充分满足了自身的个性化需求，而且在深度参与和互动过程中获得了独特的消费体验（Prahalad and Ramaswamy,2004）。

　　(1）消费者与研发。一是消费者直接成为“在线研发人员”，承担企业部分或全部的研发功能。例如，Threadless公司让消费者在公司的网站上提交T恤设计，并接受大众的投票，这种让消费者直接参与、完全主导的研发方式，能够保证产品一开始就“做对”，降低企业新产品研发的成本与风险。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能够直接面向企业诉诸个性化需求，其获得了极高的消费体验。二是消费者间接成为“在线研发人员”，在贡献消费数据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创造需求（李海舰等，2018a）。例如，网络游戏玩家的在线无意抱怨，即对产品“槽点”“痛点”的吐槽，成为海尔“小微”的创业灵感和数据来源，帮助其完成潜在需求的挖掘和新产品的开发。

　　(2）消费者与制造。目前，“产消者”既存在于新型数字化产业中，也存在于传统工业化产业中。(1)数字化产业。以抖音短视频、微博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企业，其消费者也是典型的生产者。例如，抖音视频观看者通过收藏喜欢的特效并仿拍、跟拍成为抖音视频的创作者。此时，企业完全依靠消费者完成“生产—消费”闭环，零成本生产。(2)工业化产业。以小米、海尔等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在数智化改造的基础上，依托虚拟平台将消费者直接纳入产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例如，小米手机通过在线“米粉社区”就产品生产问题与“米粉”实时、双向、深度交互，利用“一步一征集”“试用通过才发布”的“询问式”“汇报式”沟通方式形成消费者主导的可视化、可量化、可优化生产过程，而“看到了”“参与了”的行为模式让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感、归属感明显增加。最终，消费者从客户变为用户，从一般用户变为忠诚用户，即“粉丝”。

　　(3）消费者与营销。随着个体力量崛起和泛社交化平台的持续涌现，对好产品进行分享已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即“消费者营销”。除经济因素外，消费者营销旨在通过产品展示、体验分享快速具化个体形象，以此广泛社交，积攒人气，增加社会影响力。出于利己目的，消费者自愿成为产品的推销员，自推广、自销售、自服务、自评价，且基于“天然”的信用背书和“强大”的网络能力，与生产者营销相比较，消费者营销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效果更好。例如，通过朋友圈多天连续转发集赞即可获取奖品的激励方式，使消费者主动在社交网络中分享产品信息，当消费者与朋友发生互动，产品信息便可得到“点到点”“一对多”的精准传播；当朋友们二次转发，产品信息可进一步实现“点对点”“多对多”的新一轮精准传播，以此迭代，产品信息可在朋友圈病毒式裂变，传播规模指数级增长。同时，数字化复制的方式让消费者营销的传播成本趋近于零。

　　(4）消费者与服务。在“新技术群”的支持下，各行各业都在实行“自助服务”：(1)金融业。以手机银行为例，消费者取代传统的柜台服务人员在虚拟空间随时随地自主办理转账、借贷等金融业务，在降低银行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潜力的同时，消费者获得更便捷、更高效的业务服务。(2)流通业。以旅客乘机为例，消费者取代航空公司售票员自主线上购票，取代值机人员自主办理行李登记、行李托运和登机牌打印等，从而实现乘机过程的全流程“自助服务”，在缓解机场服务压力的同时，节约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3)制造业。以服装定制为例，消费者通过支付比直接购买更高的价格，参与到包括款式设计、布料挑选、缝纫制作等服装制作环节。此时，消费者成为服装设计师、布艺师、缝纫师，在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体验了创造的乐趣。

　　六、共享经济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使协同模式成为必然（杰里米·里夫金，2014），由此导致企业基于追求所有权的规则向基于追求使用权的规则转变，共享经济应运而生。此时，企业“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完成内部资源社会化、社会资源内部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资源优化配置。

　　1. 共享资产

　　过去，基于传统基础设施，市场交易费用极高，组织权威协调机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优势”明显，基于追求所有权的规则，企业通过自建或并购等方式将整个经营业务置于一个组织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业务链条。即产品的试制、一般部件制造、核心部件制造和组装均在组织内部完成，价值链条的上游、中游、下游多个环节均由企业自己承担。这里，企业通过做大规模，成为“实体帝国”。现在，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市场交易费用持续降低，外部资源配置优势明显，具体包括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利润优势和风险优势（李海舰和聂辉华，2004），基于追求使用权的规则，企业倾向于通过“外包”“众包”的方式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封闭性价值链条被开放性价值网络取代，企业在全社会“织网”，打造商业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价值创造。这里，企业通过做大网络，成为“虚拟帝国”。由此，企业完成了从重资产经营向轻资产经营的转型发展。

　　2．共享部门

　　传统理论把企业部门定位于“成本中心”，只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现代理论把企业部门定位于“盈利中心”“若做得好，全球共享；若做不好，实行外包”（李海舰等，2018a）。(1)业务部门共享。以物流部门为例，过去，企业自建仓库、自组车队负责企业物流的所有环节和流程，不仅设置成本高、闲置成本高、机会成本高，而且封闭式自我服务导致物流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现在，企业直接与市场共享物流资源，企业既可通过删减物流部门降低成本，也可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增加物流部门收益。(2)职能部门共享。以人力资源部门为例，过去，企业不仅设置人力资源部门，而且人力资源功能模块“大而全，小而全”，运行成本极高。现在，企业打通内外资源体系，实行功能模块共享或整个部门共享，人力资源部门则由“花钱”变为“省钱”甚至“赚钱”。

　　3. 共享员工

　　当今时代，工资成本上升、知识折旧加速、员工业务失衡、机器换人迅猛，企业拥有员工越来越不划算。特别是在移动互联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力资源供需在时间、空间、结构上的即时配置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成本极低。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构用工制度：核心业务完全保留全时员工，非核心业务基本采取共享员工，员工共享成为常态。其中，以创意众包、滴滴出行、美团外卖等为代表的平台企业，以及以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均采用了共享员工模式，即企业成为开放性的平台，提供技术、资源等基础服务与支持，员工成为“创客”。不仅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的企业员工大量闲置，有的企业员工需求巨增，这开创了企业间员工共享的新实践。例如，盒马生鲜、7FRESH等生鲜电商平台与西贝、云海肴等传统餐饮企业之间开展员工共享，餐饮企业员工依旧归属餐饮企业，但其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归为生鲜电商平台。此举，一方面解决了生鲜电商平台人手紧缺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餐饮企业员工就业不足问题。

　　4. 共享客户

　　当消费升级使人们从产品消费过渡到场景消费、企业从竞争变为合作甚至共生时，企业间的客户共享成为其指数型发展的“新常态”。从结果看，经济主体间的客户共享，一方面，使经济主体能够完成低成本的客户与业务拓展；另一方面，使消费者通过一个“入口”即可完成多个或多类产品或服务消费。并且，随着业务的数字化转型，“线上共享”模式（即平台的平台）逐渐取代“线下共享”模式（如大型商场、步行街等）。具体分为：(1)同类共享。指拥有可替代性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主体间完成客户共享。例如，滴滴出行App中包含了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等多类可替代性出行业务，当它们被统一入口时，每个网约车服务商面对的客户规模均是所有业务类型网约车服务商的客户规模之和，以此，一方面便于打造乘客“一站式”出行的良好体验；另一方面便于单个服务商趋近零成本地进行客户拓展。(2)跨类共享。指拥有互补性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主体间完成客户共享。例如，微信在第三方服务中接入了滴滴出行、美团外卖、京东购物、贝壳找房等多类互补性业务，以此，一方面实现微信平台的消费场景增加、用户数据补充、业务生态完善；另一方面基于庞大微信用户群体的持续导流实现第三方互补性主体的低成本服务规模拓展。

　　七、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是共享经济在劳动用工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即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企业用工模式变革。此时，企业传统的雇佣规则被打破，基于使用权的新就业形态逐渐成为“主流”。并且，区别以临时工、合同工为代表的“旧”零工经济模式，当前涌现的零工经济热潮主要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以众包和按需服务工作模式为代表的“新”零工经济模式（谢富胜和吴越，2019）。

　　1. 从在职员工到在线员工

　　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和个体灵活就业偏好是“员工”向“零工”转变的两大关键因素。此时，零工依旧做着与传统员工相同的工作内容，但他们与企业的关系已从组织内部移除，成为企业的在线资源，即从“在职员工”变为“在线员工”（李海舰和朱芳芳，2017），由此带来工作方式的根本性变化：(1)不再受时间限制。过去，员工受雇于企业，被动地接受企业制定的“朝九晚五”时间制度，约束性强。现在，员工受雇于自己，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安排，灵活性强。(2)不再受空间限制。过去，生产资料与实体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或高成本分割性使传统员工被迫在指定场所工作，空间约束显着。现在，知识员工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新型“零工”可与组织完成空间分离，而且使新型“零工”在网络平台的加持下能够面向全球提供服务，空间约束被彻底消除。(3)不再受企业限制。过去，价值创造主要依靠物质资本，而物质资本主要集中在企业，员工必须融入企业才能实现价值创造活动，其形态为“企业+员工”。现在，价值创造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个体，个体即便脱离企业也能实现价值创造活动。其支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形成了“个体”创造价值活动的平台，其形态为“平台+个体”。

　　2. 从一人一职到一人多职

　　区别传统员工的“一人一职”，“零工”可实现“一人多职”。究其根本：(1)结果导向。过去，企业按职定岗，“计时”支付薪酬，管理目标是“将合适的员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员工同一时段，只能服务一个企业、一个岗位，从事一份工作，领取一份工资。现在，岗位职责的不断碎片化加速劳动力技能化（郑祁和杨伟国，2019），企业从关注劳动过程转变为关注劳动结果，按技定岗，“计件”支付薪酬，管理目标变为“让合适的技能与合适的工作精准匹配”。劳动者在同一时段服务多家企业，从事多份工作，领取多份工资。(2)平台协同。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协调机制，基于强大的算法体系能够对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进行高效切割与协同，以此赋予新型“零工”自主就业、分时就业的现实可操作性（杨滨伊和孟泉，2020）。一方面，单个平台对供需主体及时、精准、高效的匹配能够明显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压缩劳动者单个角色的工作时间，提高单位时间内劳动者工作“角色”的容纳量；另一方面，在同一算法体系下，多个平台间趋近零成本的高效率协作，可实现劳动者在市场中职业角色的快速、无缝切换，给予劳动者更多的角色自主权。最终，劳动者可通过自主DIY职业生涯使个体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增值。例如，拥有闲置“脑力”“体力”和实物资源（房屋、汽车等）的劳动者，通过同时成为知识型众包平台、技能型服务平台、零售或租赁平台等多类平台的用户，在一天内可自主完成多种身份转换，以此实现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的显着提高。

　　3. 个体成为微观经济主体

　　从企业角度看，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企业与市场边界持续深度融合，基于对低成本的不懈追求，企业必将从“专家系统+外包系统+弹性劳动力系统”的“三叶草”用工模式转向“弹性劳动力系统”用工模式。此时，科斯基于交易费用理论提出的企业存在必然性受到挑战，企业被社会溶解，成为“皮包”，向个人化企业极致演进（李海舰和李燕，2019）。从个体角度看，对个体价值的不懈追求，员工倾向于从“单位人”角色中逃离，挣脱传统雇佣关系，成为企业的“在线资源”，即以“独立承包商”身份参与企业的研发、制造、营销、营运等价值环节。并且，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持续赋能加速个体力量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企业在线资源”会被进一步转变为可在全社会自由流动的“公共在线资源”，员工从“单位人”彻底变为“社会人”，最终向可供全球共享的“自由人”演进（李海舰和朱芳芳，2017）。在极致发展下，个体终将成为微型企业，成为社会构成的最小单元和社会中最主要的价值创造者。这里，个体既是价值创造主体，又是价值创造客体，基于特定的需求目标以“自由联合体”或“独立联合体”的形式完成价值创造，通过自我迭代带动整个生态系统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全面升级（李海舰和李燕，2019）。

　　八、全时经济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不仅带来日间经济活动效率的极大提高，而且直接促进了夜间经济活动的崛起。过去，经济活动局限于白天，每天8小时。现在，经济活动不仅在白天而且在夜间，由8小时变为24小时，任何时间，全部时间。最终，“日间+夜间”共同打造出全时经济，经济活动的时间规则发生显着变革。

　　1. 全时研发

　　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以往基于实体空间进行的研发活动能够在虚拟空间得到映射与优化，而虚拟空间对时间边界的模糊，使企业获得全时研发的机会与能力。(1)全时研发1.0。指“人力资本+数字孪生”的“他组织”研发模式。研发人员提出研发设想，“数字孪生”技术赋予产品在被精确记录、输入各种物理参数基础上的虚拟还原能力，在研发人员不断更改产品或环境参数的前提下，不同产品与情境组合下的产品性能与表现能够在虚拟空间得到精准模拟与仿真。至此，产品研发从“实体实验室”被搬到“虚拟实验室”，企业不仅获得“零成本试错”研发能力，而且获得24小时研发能力。例如，波音777作为世界首架无图纸、无模型、利用“数字孪生”设计的客机，其研发过程完全基于虚拟空间进行，并且，通过将300万个零部件外包给全球7个国家900多家供应商，波音777飞机的研发团队基于不同国家间客观存在的时差，完成了多个时间体系下多个24小时的协同研发，最终研发周期从8—9年被压缩至5年。(2)全时研发2.0。指“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的“自组织”研发模式。智能技术不仅能够打通企业研发的各个环节边界，加速研发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即时化，而且能够打通企业与用户边界，推动企业研发从“企业主导”变为“用户主导”。由此，企业不仅能够基于虚拟空间全时研发，基于智能流程自主研发，而且能够即时感知用户需求精准研发。未来，研发会向完全脱离实体空间和人力资本的更高级的“脑力”研发模式演进，极致发展下，研发是在“数字孪生”技术支持下的代码重写或数据重组，并且在智能技术支持下自主完成。

　　2. 全时生产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企业的日间生产模式逐渐转变为“日间+夜间”的全时生产模式。(1)产品形态变化带来全时生产。从工业经济时代到信息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产品形态逐渐表现为“去物质化”特征，当比特取代实体成为产品的全部原材料时，产品可完全在虚拟空间通过“0—1”编码制造，并在消费过程中被随时随地无限制造。(2)生产模式变化带来全时生产。随着以射频感应技术、VR技术、机器视觉技术、预测性维护技术等为代表的车间生产技术，以工业机器人、AGV、悬挂式运输链等为代表的车间数控硬件设施，和以制造执行系统（MES）、集散控制系统（DCS）等为代表的工业集成软件的日益成熟与应用，企业实体工厂升级为智能工厂，实体制造转变为智能制造，加之最大限度实现“机器换人”“人机协同”，企业具备了自感知、自组织、自检测、自优化的24小时不间断生产能力。同时，作为一个具备纵向集成、横向集成的柔性系统，智能生产具备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实时调整的即时化、定制化、个性化生产能力。未来，随着神经网络、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持续涌现与发展，新技术赋能下的知识元指导生产模式（知识信息+增材制造）进一步向神经元指导生产模式（神经信息+增材制造）演进，人们实现真正的“即想即得”，即时生产能力被极大强化。（附3）

　　3. 全时服务

　　传统服务的“同步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其往往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低效率行业”（江小涓和罗立彬，2019）。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显着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使服务能够跨越时空面向全球24小时供给。(1)劳务全球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使全球经济主体间能够实时交互，由此推动几乎全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部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劳务全球化。此时，劳动力和劳务可以分离，经济主体所需服务可被分解成模块或片段在不同国家分散进行，基于时差，这些经济主体可在网络即时性和同步性的作用下获得全天候服务。(2)服务数字化。信息技术加速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此在打破传统服务特性的基础上使经济主体具备全时服务供给的能力。其中，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即企业通过建立数字门店将全部或部分业务编码化、标准化、程序化，旨在将服务资源内嵌在数字代码或程序中，以此赋予消费者基于网络接口随时调取企业服务资源的能力。产品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即产品形态的“去物质化”，旨在将“数字”作为产品/服务载体，实现产品/服务基于虚拟空间的生产、存储、流通和消费，在加速现场服务向网络服务转变、服务生产与服务消费分离的同时（江小涓，2018），使消费者获得随时随地被服务的能力。

　　4. 全时消费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加速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引致人们的消费场景从实体空间全面拓展到虚拟空间，消费时间由白天全面拓展为整天。(1)实体空间的全时消费。随着城市夜间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夜晚成为城市消费新场景，夜间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动力。据《2019夜间经济报告》显示，城市夜间经济总额占全天经济总额比重持续增加，消费内容已经从“老三样”向“新三样”“再三样”不断拓展。随着以“夜间管家”“夜间巴士”“夜间服务热线”等为代表的夜间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24小时便利店、深夜食堂、深夜书店、智能消费设施开始出现，人们的夜间消费行为得到保障，消费时间逐渐从前半夜延伸至整夜。(2)虚拟空间的全时消费。最新数据显示，在线夜间消费已成为人们平衡工作与生活、追求美好“夜生活”的主要途径，人们不仅形成了明显的后半夜消费常态，而且从内容上对不同夜间区段的消费类型和消费内容进行了规划，夜间产业结构分段成型，人们具备多产业、多场景、多模式协同的线上全时消费能力。就消费内容和模式看，既包括以影视、教育、游戏、研发、缴费等为代表的完全虚拟化消费，又包括以代驾、外卖、家政等为代表的“线上下单，线下消费”的非完全虚拟化消费。

　　九、空间经济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作为新型基础设施，不断打破空间概念边界，推动狭义空间理论向广义空间理论发展。此时，信息技术既从数量上对空间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与拓展，又从质量上对经济活动的多维空间进行整合与优化，从而在变革经济活动既有空间规则的基础上强化了企业经营的空间经济效应。

　　1. 狭义空间经济

　　狭义空间经济是指陆地空间经济。随着全球陆地面积步入“存量”时代，陆地空间的经济逻辑已从资本横向扩张模式下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资本创新扩张模式下的追求“效率”（单许昌，2012），尤其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由此带来以下两种典型的经济模式。

　　(1）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是城市“增长主义”终结背景下解决城市空间扩张与土地资源紧缺矛盾、缓解“城市”问题的关键举措，旨在通过对地下空间的合理规划、高效实施，拓展、承接、复制、延伸、创新地上商业活动，进而提升经济主体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承载量和价值创造量。以日本城市为例，其地下空间具备两个典型特征：(1)纵深立体化。一是地下空间建设从网络形成阶段过渡到纵深立体化开发阶段，基于空间深度与功能打造出立体地下城。二是通过合理有序串联地上地下城市空间，加速二者关系由附属与补充变为和谐共生，即通过二者有机分工协作、互联互通打造出立体城市。例如，六本木“新城”作为一座集商业、交通、展览等多个功能为一体的“垂直”都市，通过楼梯、坡道、平台、连廊、庭院、屋顶花园等基础设施，将地下空间、地面空间和上部空间完美整合，打造出纵向城市走廊，形成多层基面的立体公共空间。(2)设计人性化。一是通过多风口、多采光、高空间、先进安全防护设施等设计克服地下空间“天然”的闷、暗、挤、危等特点，使人们具备良好的生理性体验；二是通过主题化设计，丰富地下空间板块，使人们获得良好的精神性体验。例如，长崛地下商业街通过增加采光、环境美化等打破地下空间的闭塞性，通过八大主题广场起到定位导视和调节人们心理体验的作用。展望未来，随着人们对地下空间了解的深入，技术在地下空间建设中的作用将逐渐从工具属性拓展到要素属性，即越来越多的新型科技将被内嵌到地下空间的功能与内容上，以此增加地下空间的“吸引力”。

　　(2）飞地经济。从微观角度看，飞地经济是经济主体在“新技术群”赋能下基于资源禀赋理论和区位理论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发展的必然结果，加速了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以中关村为例，其飞地模式分为以下几种：(1)“脑体分离”型。其中，既包括把研发、营销、营运等价值链“脑袋”环节放在北京，把制造等价值链“躯体”环节放在空间成本较低、空间资源丰富的京边或京外地区的“躯体飞地”模式，又包括把价值链“脑袋”环节分散全球，共享各地创新资源的“脑袋飞地”模式。最终，通过“四分五裂”，中关村的整个产业链条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以模块化、虚拟化、社区化方式运作，打造出开放性全球产业生态。(2)完全复制型。通过设立“分园”实现产业链条的整体“迁移”。此时，以先进文化、机制、管理模式等为代表的园区内容完全复制，各个“分园”所处区域释放政策红利和资源红利，中关村基于“分园”模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低成本、更高质量、更大规模的能力辐射。(3)共建共创型。即通过创新性的“园中园”合作模式，推动两地资源双向对流、产业协同发展。对于地方来说，中关村的资本、创新资源等“溢出效应”明显，能够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配套环境和文化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加快地方的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关村来说，在不断拓展品牌影响力的同时，实现了自身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的不断辐射、更新，即通过战略合作，不断地“造血”“换血”。

　　2. 广义空间经济

　　截至目前，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1)空间1.0，陆域，包括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2)空间2.0，+海域，包括近海与远海，浅海与深海；(3)空间3.0，+空域，包括低空、高空和太空；(4)空间4.0，+虚拟空间。由此导致空间经济已从狭义的单陆地空间模式逐渐转向了广义的多空间融合模式。

　　(1）陆域海域空域三域一体发展。技术发展使实体空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陆域海域空域三域一体发展成为常态。(1)从能源角度看，陆域海域空域三域一体的新能源布局推动人类从植物能源时代、化石能源时代迈入新能源时代（史丹，2016），绿色、高效、可再生的低碳能源能够对产业发展、经济效率改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史丹和王蕾，2015）。例如，越来越多分布式、协同式的陆地、海面、空中能源收集站的建立，使人们可对低密度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高效开发与利用，随着以感应芯片为代表的能源采集技术的日益成熟，新能源又实现了趋近零边际成本的无限供给。(2)从要素角度看，数字技术驱动的陆域海域空域三域一体的大交通格局在实现要素流动无缝对接的基础上使要素周转时间变短、要素覆盖范围扩大，以此在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发展的同时，使经济主体的生产周期缩短、生产成本降低以及生产效率提高。(3)从产业角度看，陆域海域空域三域一体的全产业融合，能够帮助经济主体打造出全新的产业模式或全新的产业内容，以此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些全新的产业模式和内容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将会得到更快扩散和更好发展，从而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

　　(2）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一体发展。虚拟空间作为实体空间的真实映射，既还原了现实，又优化、超越了现实。最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融为一体”（李海舰等，2018b）。具体来说，所有实体空间的经济行为都能够通过数字化转换在虚拟空间得以重现，而虚拟空间通过对数字化数据信息的集中性、系统性处理与优化，又进一步反馈、指导、创新了现实，从而使经济行为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1)虚拟技术能够优化实体空间，使其更加精准高效。例如，智慧交通根据“人、车、场”即时优化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出行路线，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提高了全社会的运行效率。(2)虚拟技术能够赋能实体空间，使其具有全新模式。例如，以盒马生鲜为代表的新零售作为“虚拟+实体”的结果，具备完全不同于单纯电商或门店的运营模式，在便捷化、智能化、精准化消费的同时最大化提升了消费者体验。

　　十、平台经济

　　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极大弱化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加速了企业与市场的融合发展，由此导致企业的资源配置方案、价值创造逻辑发生“颠覆性”变化。而这些变化进一步带来了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即层级制组织结构被扁平化组织结构取代。最终，平台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运行主体，其“聚合多元主体、用户本位主义、增值分享机制”的组织特征（李海舰和李燕，2019），极大地强化了平台企业的经济效应体系。

　　1. 精准经济效应

　　平台作为双方或多方经济主体直接进行交易、交互的虚拟场所，能够在市场需求个性化、复杂化、动态化的情景下，弱化市场扭曲（余文涛和吴士炜，2020），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以此缓解行业“痛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精准服务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1)信息传递去“中间化”。区别以往需要经过一系列“中间商”才能被企业感知的低效率传播模式，平台实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从而在去除冗余环节的基础上，使消费者直接基于平台诉诸需求，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速度更快、准确程度更高。同时，这一信息传递模式实现了价值链从B2C向C2B的“逆转”，形成了个性化定制对规模化生产/服务的替代。(2)价值创造去“中心化”。区别以往企业经营边界有限、价值主体单一的价值创造模式，平台作为一个价值共创系统，开放式、无边界发展，通过直接链接、共享社会资源，实现价值创造主体多元，价值创造能力无限。最终，在“多对多”“N对一”的价值创造模式下，市场信息能够及时和精准地被感知、被转化、被满足。(3)供需匹配“智能化”。区别以往供需匹配的经验决策模式，智能中台作为平台企业的基础数字设施和核心竞争优势，通过“数据+算法”，实现供需匹配的“智能决策”。这里，平台把供给与需求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储存，然后基于强大的算法体系实现这些数据的最优匹配。

　　2. 速度经济效应

　　平台能够驱动企业成为指数型组织（伊斯梅尔等，2015），从而在快速形成“赢者通吃”的规模性“竞争壁垒”的基础上（Hauser et al.,2014;Azevedo and Leshno,2016）具备很强的“先发者优势”（张小宁，2014）。究其根本，这一速度经济效应主要取决于：(1)共享式发展。共享赋予平台企业将固定成本变为可变成本的轻资产运营能力，从而缩减市场拓展时间。例如，传统出租车公司服务能力有限，当其增加市场份额为更多人提供服务时，需要重新购买车辆、招聘人员、建设车库，投资巨大、时间很长。然而，滴滴出行通过共享社会闲置车辆以及与其匹配的驾驶资源、停放资源，实现了“组装式”业务能力的快速扩张。(2)数字化经营。一是数字化经营使企业的“可变成本”“复制成本”趋近于零，在强化企业快速扩张能力的同时，使企业具备了无限复制的能力，且在虚拟空间面向全球瞬间完成复制。例如，滴滴出行通过线上申请、审核、付酬的方式，使任何一个车主都可随时随地加入、退出，加快了滴滴出行的业务“组装”速度。而滴滴出行App几乎零成本无限下载的特征使其用户迅速从地区拓展到全国，从国内拓展到国外。二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性特征，数字化经营能够缓解传统行业“痛点”，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即价值创造过程得到加速，企业可以快速地完成生产、服务、交易、盈利、增长。例如，滴滴出行在先进技术赋能下，实现了“人、车、场”高效精准匹配，行驶路径实时优化，从而在缩短每单服务时间、增加日单位交易额的基础上，使企业的服务规模和经营业绩快速提升。

　　3. 网络经济效应

　　平台具有显着的网络效应，而且这种网络效应被看作是平台企业得以快速壮大的根本原因（王节祥等，2020）。(1)同边网络效应。指消费者的产品/服务效用与消费者规模成正比，例如，以微博、微信、QQ等为代表的具有分享、交流、社交性质的“横向平台”，在用户越多时每个平台的使用者效用越高，平台价值越大。反之，使用者效用越低，平台价值越小。(2)跨边网络效应。又称交叉网络效应，指平台的一边市场主体规模或价值受到另一边市场主体规模的显着影响，其中既包括正向影响，又包括负向影响（Reisinger et al.,2009）。具体而言，平台上商家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单位产品价格下降，进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集聚，而消费者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又促进更多的商家集聚，在进一步导致商家成本降低的基础上再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集聚，以此循环，形成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正反馈效应。值得强调的是，平台网络效应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建立往往面临“鸡与蛋”的动态博弈问题（徐晋和张祥建，2006），从实践看，企业需要通过非中性定价策略对其进行激化。

　　4. 协同经济效应

　　随着持续性的跨产品、跨企业、跨产业延伸，平台已成为一个复杂性商业生态系统，其价值有赖于系统内各价值模块间的协同。并且，平台的协同经济效应具有典型的互补性、自主性和动态性。(1)互补性。指各价值模块商围绕用户需求提供可兼容但功能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此优化消费场景，提高消费效用。(2)自主性。指各互补性价值模块能够基于用户需求自由交互、组合，以此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3)动态性。一是平台企业作为“网主”掌握价值模块的进入权，会根据系统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价值模块的类型和数量；二是平台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内外资源一体化，内部完全市场化，基于弱耦合关系，同类价值模块间既竞争又合作，优质价值模块不断涌现，劣质价值模块不断淘汰，系统始终处于动态最优。总之，平台可将各类自成一体、独立发展的价值模块基于一定的数量关系、质量关系、结构关系、差序关系彼此协同，以此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十一、生态经济

　　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产品或价值环节都需要众多价值创造主体智慧的集合，单个产业甚至单个企业已无法离开“系统”独立完成价值创造（陈春花和赵海然，2018）。在“新技术群”的加持下，企业既有竞争规则被共生关系取代，合作压倒竞争，企业通过协同获取生态经济。本质上，生态经济源于平台经济，但在进一步构建多方参与、共创共享、动态演化的商业生态系统，实现企业实体产品收入、资本市场收入加生态系统收入有效组合的基础上，又高于平台经济、超越平台经济。

　　1．生态链

　　生态链是企业跨产业垂直整合下的价值链重构，旨在通过以核心业务为中心的产品或服务“串联”，形成开放式闭环共享生态，以此最大化增加生态化企业的市场体量和用户粘性，显着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以小米产品生态链为例，小米围绕智能家居体验打造出以手机为核心，聚焦手机周边、智能硬件、生活耗材的产品生态链，进而保持小米品牌热度、提供销售流水支撑、加大小米想象空间。就生态链的形成看，小米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圈层”布局。小米通过“投资+孵化”的“平台+”模式，实现生态链产品业务的快速扩张。并且，就扩张顺序看，根据与核心产品的功能关联程度由强到弱、自内向外逐层展开。(2)“双链”互驱。小米生态链中的所有经济主体间是共生关系，其各自的价值链优势能够在整个生态链中得到共享，而共享带来的整个生态链优化又强化了这些价值链优势，以此循环往复，互为价值放大器，推动着整个生态链迭代进化。(3)互联互通。区别以往产品多样化经营，生态链的各类产品间并不是简单地“集合”，而是依托智能技术能够彼此互联互通的复杂性“融合”。以此，一方面旨在迎合新时代背景下人们“一键式”智能化生活需求，吸引海量用户，增强用户粘性；另一方面旨在通过系统性地收集用户家居数据，提前布局物联网经济，抢占未来市场。

　　2.生态圈

　　生态圈是企业以消费场景为中心进行跨产业横向整合的结果，旨在将产品或服务打造成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并联”多类共生资源，实现企业经营模式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转变，以此在用户资源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深耕消费者潜在需求，极致消费粘性。以“生活X.0”为例，海尔通过“三生体系”（生态系统、生态收入、生态品牌），把产品关注转为场景关注，传统“电器”改造为开放性“平台”，以此打造出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场景互补商等在内的生态系统，变消费者需求满足为“一站式”解决方案供给。例如，在衣联网中，(1)共建生态。海尔通过与包括服装面料行业、洗涤用剂行业、家具制造行业、服装定制行业、时尚穿搭行业、衣物护理行业、旧物回收行业等资源在内的13个行业5300多家生态合作方跨界合作，打造出一个标准共建、数据互通、用户共享的全球衣物洗护生态，在加速厂、店、家快速融合的基础上，推动海尔洗衣机从提供一台产品到提供全流程定制化服务再到升级精致洗护生活方式的转变。这里，衣联网生态不仅搭建出多个健康洗护场景，为用户提供包含洗、护、存、搭、购、回收在内的衣物全生命周期精准解决方案，而且通过在产品上嵌入人机交互界面，实现基于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整个生态系统自主升级。(2)共享收入。海尔通过将洗衣机产品做到极致，以其强大的品牌或资源优势，通过跨界融合推动业态创新，一方面持续吸引多方资源进入衣联网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保障系统中各方主体均能获得超越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以此使整个生态系统除具备产品收入外还能获得生态收入。并且，在增值分享机制的驱动下，生态系统中的各方成员将有动力进行新一轮的价值增值，以此正向循环，形成自增强体系，加速生态边界扩张、生态收入增加。(3)共创品牌。海尔的衣联网品牌有赖于生态系统中各主体品牌间的互利共生、共同进化。其中，生态社群是进化基础，生态收入是进化路径，更高层级的生态品牌是进化结果。

　　3.生态群

　　生态群是单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不断自我演化、外溢、分化的必然结果。以阿里生态为例，在经历萌芽期、成长期、繁殖期、分化期后，阿里生态已经从“单生态”变为“富生态”、从简单结构变为复杂结构，物种越来越丰富、结构越来越合理、自我繁殖与进化的机理越来越完善（胡岗岚等，2009）。(1)单生态圈阶段。指阿里成立的淘宝网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互补性服务功能，最终形成了以交易场景为核心的生态圈系统。(2)多生态圈阶段。指随着淘宝网生态圈成员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内部平台出现了自我繁殖现象，最终，单个母生态圈被裂变成多个业务相关的生态圈。例如，2012年阿里在分拆淘宝网的基础上将其业务调整为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国际业务、阿里小企业业务、阿里云7大事业群，2013年进一步将其扩展为25个事业群。(3)“生态链+生态圈”阶段。指随着阿里生态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互补服务商与阿里各业务平台逐渐分化，而分化后的生态主体作为单独开放性平台，成立新的生态圈，以此“圈分化成链，链聚合成圈”，循环往复，推动阿里生态“履带式”滚动发展。此时，全新的生态模式使阿里生态中的物种类型和数量极大增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初期制定的生态规则已“失灵”，阿里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从“电子商务服务商”转型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运营商”，在不直接参与电子商务交易的基础上又成为独立的数字运营商（胡岗岚等，2009）。(4)数字经济体阶段。指随着阿里作为独立数字运营商积累了海量数据，能够基于数据优势在各行各业中通过不断地注资、收购，扩大阿里生态版图。最终，阿里在构建了以全渠道零售服务为主营核心业务，以支付和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数字营销服务为支撑的四大数字经济生态链体系的基础上（张艳等，2020），已将经营范围拓展到电商、物流、云计算、金融保险、文化影视等13个行业，形成了包括阿里零售、阿里金融、阿里物流、阿里娱乐、阿里环保、阿里健康等30多个独立业务板块在内的全业态式“阿里帝国”。此时，阿里从一个网络蜕变为一个以大数据为驱动的数字经济体，基于数据优势，可以“阿里一切”。（附4）

　　十二、结语

　　综上所述，十大经济新形态的出现乃至加速发展，均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这里，每一变革背后，“技术—（规则）—经济”范式或明或暗隐于其中。具体来说，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更多遵循直接作用路径，它们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通过直接打造全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而形成的经济新形态。尾部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平台经济、生态经济更多遵循间接作用路径，其中，体验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生态经济主要强调“新技术群”对既有经济规则的强化作用，即通过赋予既有经济规则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实现方式，实现既有经济规则的大规模应用。例如，早在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临时工或合同工、平台市场或平台企业、企业联盟或企业群落等实践现象，但它们整体上呈现出成本高、规模小、程度低的特征，因此，相应的经济规则未能得到普及。而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赋能下，上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相应的经济规则被广泛地嵌入各类经济组织中，以此在优化既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主流。尾部经济、共享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主要强调“新技术群”对既有经济规则的颠覆作用，旨在推动经济活动向更高效和更极致的方向演进。例如，在“新技术群”的作用下，“二八定律”被“长尾理论”取代，企业实现全产品、全客户、全市场类型的经营覆盖；所有权规则被使用权规则取代，企业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资源优化配置；时间、空间的有限性规则被改变，企业获得了全时间、全空间的经营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十大经济新形态虽然在理论上可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分别进行阐述，但在实践中相互之间往往交叉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复合态”“叠加态”。以滴滴出行为例，从乘客选择、下单直至支付完成的整个服务过程，企业的出行业务涵盖了十大经济新形态的所有内容。并且，它们互相融合、彼此加持（附5）。大体看，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主要提供技术基础，全时经济、空间经济主要提供条件基础，体验经济、尾部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主要提供执行基础，平台经济、生态经济主要提供形式基础。究其根本，这种“复合态”“叠加态”属性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十大经济新形态形成的技术基础相同，即均基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而“新技术群”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组基础性关键技术，往往具有普适性，随着人们对“新技术群”开发的深入，这种普适性会越来越强。例如，区块链最早作为投资领域的先进技术，现在逐渐被应用到租房、供应链管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若干领域，加速成为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设施。因此，基于公共物品属性，“新技术群”在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往往被交叉、组合式地使用，即技术（规则）革命能够在多个经济形态中反复出现。最终，单个经济新形态由多种新技术新规则组合形成，多个经济新形态间具有共同的新技术新规则，经济新形态呈现出“复合态”“叠加态”特征。

　　此外，基于“技术—（规则）—经济”演进范式，本文认为，经济新形态与经济旧形态是相对的。具体来说，新形态脱胎于旧形态，是“新技术群”作用于“旧经济（规则）”对其进行系统性改造、提升的必然结果，并且，今日的新形态必将成为未来的旧形态。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经济新形态必将持续涌现，直至又被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经济新形态完全取代。这意味着，新型经济形态并不是对既有经济形态的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包含、优化、超越了既有经济形态，反映了经济形态的与时俱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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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新业态是经济新形态在产业层面的重要体现。
　　2(1)经济新形态和新经济形态均指新一轮技术革命导致的经济形态变革。本文采用经济新形态而非新经济形态的概念,旨在通过修饰词“新”位置的变动,避免对“新经济”形态和“新的”经济形态概念的混淆,一方面突出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致的经济革命,另一方面突出当下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期,新经济形态崛起、新旧经济形态并存这一特点。
　　3(1)智能经济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是实现技术对人(既包括脑力又包括体力)的全方位、最大化替代,即追求无人体系。因此,本文将无人经济作为智能经济的最高形式加以使用。
　　4(2)零接触经济、无接触经济、非接触经济等概念作为对“不接触”特征的强调,是无人经济的一系列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