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中国察哈尔特色饮食文化的缘由分析

　　摘   要：　　察哈尔蒙古族饮食文化内涵多样、风格独特, 是蒙古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察哈尔蒙古族独特的饮食文化源于察哈尔人世代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 历史长河中的政治、经济变革发展以及不同文化风俗的交流融汇。本文从七个方面探索分析了察哈尔蒙古族独特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察哈尔; 蒙古族; 饮食文化; 游牧民族; 草原文化;
 

　　Abstract：　　The Chahar Mongolian food culture has various connotations and unique styles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culture.The unique food culture of the Chahar Mongolians originates fro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Chahar peopl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gener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history, and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customs.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que dietary culture of the Mongolian Chahar from seven aspects.

　　Keyword：　　Chahar; Mongolian; diet culture; nomadic people; grassland culture;

　　着名人类学者斯托勒和奥克斯曾提出“品尝民族志”的观点, 指出不以理论去分析一个民族的发展, 而用实实在在的“品味食物”去描述一个民族。饮食与人类的生存、社会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 几乎触及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一个民族、国家的饮食体系在更大的背景下折射着民族生活环境、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

　　察哈尔作为蒙古族部落氏族之一, 与其历史脉络相通, 经过了蒙元宫廷繁华与清一代复杂的政治环境, 社会发展中的互间经济以及受不同部落人群的融合及文化交流等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俗。饮食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内涵多样、风格独特。造就察哈尔蒙古族独特饮食文化的缘由可归纳为几点。

　　一、游牧饮食文化的共性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一代又一代生存发展于特殊自然环境的蒙古高原, 在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区域内逐渐形成了草原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和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部群民俗文化生成的资源基础。饮食文化作为主体文化的首要体现者, 其内容、方式都要受到生产方式的限制, 以游牧生产为经济基础的游牧民族直接受惠于“五畜”来满足生活饮食所需。蒙古民族继北方诸多游牧民族, 以地理、物候为经, 以技艺、传承为纬, 成为游牧饮食文化的集大成者。游牧民族的饮食莫过于用“食肉饮酪”为概述, 如同史料所记“……匈奴之俗, 人食畜肉, 饮其汁, 衣其皮;畜食草饮水, 随时转移。……”[1]“乌桓者, 本东胡也。……俗善骑射, 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 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 东开向日。食肉饮酪, 以毛毳为衣。”[2]“鞑人地饶水草, 宜羊马, 其为生涯, 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 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 必有六七羊, 谓如有百马者, 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 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 不举烟火。”[3], 先民们将肉、奶“驯化”, 融入到了生活与精神之中, 将其造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审美。

　　察哈尔作为蒙古民族主要的组成部分, 自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其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游牧特性。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 察哈尔人在劳动经验中随不同自然环境和劳动强度等自身需要调整食物种类, 在“吃什么”到“怎么吃”的过程中加工利用畜产品的烹饪制作技艺逐渐完善。尤其在与农耕饮食文化的碰撞接触中, 察哈尔劳动人们用勤劳和智慧赋予农作物更多游牧特色, 并通过借鉴汉民族或其他民族地区的烹饪方法将传统肉食与奶食营养味道有机结合, 创造出了多种地方特色食物, 丰富与创新发展了传统游牧饮食文化。同时, 随人类精神世界的进步, 人们对饮食物质文化增加了更多的新的内涵和社会功能。察哈尔蒙古族用游牧特色饮食传达着宗教信仰、社会礼俗、人生礼节, 丰富发展了其饮食文化内涵。

　　二、察哈尔蒙古族独特的文化特点

　　察哈尔部落是一个具有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蒙古部落, 它的形成发展与整个蒙元汗国的历史密不可分, 可谓是一部浓缩的蒙元史。察哈尔蒙古族源自于成吉思汗优秀的护卫军“怯薛”, 是蒙元宫廷的贵族及其卫士, 掌管着汗廷中的兵器、马车、庐帐、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 还参与朝政、执掌司法和出任各地达鲁花赤或外使节。这些身兼多职、骁勇善战的特殊团体———护卫军“怯薛”———造就了辉煌历史的察哈尔部落, 是察哈尔起源的雏形。北元时期作为历代大汗的亲军和大汗驻帐的中央万户世居生活在大汗的周围, 是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察哈尔部落不仅传承着蒙元宫廷文化, 其成员又是由蒙古各部落的优秀人员组成, 其文化必然包含有各部落的优点和长处, 是蒙古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具有独特的魅力。察哈尔部在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礼仪、衣食住行、民间艺术、语言文学、价值观念上既保持了蒙古族文化的共性, 又将宫廷礼仪讲究及军队规定礼节融入到察哈尔独有的文化中。特别是在音乐舞蹈、工艺美术、语言文学、服装饮食等方面, 明显地传承了蒙古族宫廷文化的典雅、高贵和庄重的品格。察哈尔美食更是素以“精细、美味、纯正、丰富”闻名, 代表着宫廷技艺的至高境界。

　　三、元代宫廷多元饮食文化的影响

　　元代秉承的“兼容并包”政策, 不仅推动了元朝的经济, 更是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蒙古族、汉族其他民族以及西域人、欧洲人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 彼此辉映, 进而充实着游牧特色饮食。居住在城市———大都的王公贵族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朝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于14世纪上半叶撰写的《饮膳正要》中介绍的各类食物, 充分证明了元代宫廷多元饮食文化的发展。

　　草原帝都———元上都文化中最突出特点是游牧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共存的宫廷文化。元上都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以游牧世居的蒙古族皇帝贵族们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保存世代的信仰风俗习惯的需要, 故此其核心文化是游牧文化, 也是游牧文化发展为城市化、宫廷化的典型代表。元上都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具体表现在了宫廷饮食生活内容上。正如元代诗人杨允孚《滦京杂咏》中对元朝皇帝前往上都过夏, 举行“诈马筵”的场景描述到“嘉鱼贡在黑龙江, 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凤髓 (茶名) , 北陲异品是黄羊。”“盛陈奇兽, 宴享具。”可谓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诗人贡师泰写道:“马湩浮犀椀, 驼峰落宝刀。菌攒芍药, 凉瓮酌葡萄。”诗中描写了蒙古族上层贵族饮食美味的珍奇无比, 表现出了宫廷饮食的精致与奢华, 也说明了游牧饮食与其他民族饮食文化的兼容发展。元代宫廷精致奢华的多元饮食文化给当时供职于宫廷内务的察哈尔先民以深刻的影响, 也留给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察哈尔后人不同的记忆。

　　四、因“牛羊群”而形成的精湛的畜牧产品制作技术

　　清朝初期蒙古各部落首领归顺, 为表示诚意献上数目不等的金银财宝和牲畜, 为满足皇帝御膳房、茶点膳食房所用的红白食, 祭祀天地神灵和先祖时使用的全羊以及宫内皇室贵族享用奶食、肉食的需求, 清廷命察哈尔各旗抽调大批的牧户和牲畜, 建立了“牛羊群”的皇家牧场。1675年以后, 清朝不断从察哈尔八旗中抽调牧户与牧地, 把清初建立的小型马群、牛群、羊群扩大为四个大型牧场。即:供皇差祭陵及军用的商都牧群 (初称马群) , 供坛庙祭品及膳房取用, 并春秋支应乳饼乳皮之用的明安牧群 (初称牛羊群) , 专供皇差祭陵及军需调用的太仆寺左翼牧群和太仆寺右翼牧群 (两翼牧群) 。

　　这些负责牧场畜牧业的察哈尔人民历代从事供给清朝皇室、军队、王公大臣们的马匹、肉食、乳制品需求的生产, 从而形成了察哈尔部落旗独特的畜牧业产品加工制作文化。他们在为清廷皇室服务的过程中, 将蒙古族传统饮食制作工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优化改进, 使其传统饮食文化水品上升到了专供皇室享用的至高境地。就以锡林郭勒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部落乳制品为例, 品种多样, 工艺精湛、口味独特, 是乳制品的珍品与精华, 代表了蒙古传统乳制品生产技术的最高成就。2007年8月, 察哈尔正蓝旗被命名为《内蒙古自治区查干伊德文化之乡》, 2011年又命名为《中国查干伊德文化之乡》, 同时认定为《中国查干伊德文化传承基地》。

　　现居住在正蓝旗宝绍岱苏木巴音宝力高嘎查的68岁老人巴雅斯古楞回忆说:“我们是原明安旗后代。祖辈开始家中牲畜以牛为主, 擅长做察哈尔奶制品。四方奶豆腐是察哈尔蒙古族, 尤其是正蓝旗蒙古族独有的工艺。后随人们的迁徙往来, 这一技术逐渐被更多其他部落的人们所掌握。但不管社会如何发展, 迄今为止, 四方奶豆腐的传统制作工艺仍以正蓝旗为代表, 大大小小奶制品店及工厂都以四方奶豆腐为主要产品,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也离不开切好的四方奶豆腐。制作奶豆腐的各类模具形状也是察哈尔蒙古族妇女盛大节日摆盘的基本工具。她们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奶豆腐后装在各类模具中, 待晾干后用于摆盘。”据正蓝旗地方老学者根登在《故土人文追溯》中记载, “白奶豆腐是清代时期上交御膳房的尚品。察哈尔镶黄、正黄、正白牛羊群及三旗达里刚爱牛羊群 (后称明安牧场) 向内务府御膳房提供红白食义务时便开始掌握了白奶豆腐制作方法。每年牛群旗以牧户为单位制作, 按照定额, 上交清廷内务府完成役差。清康熙末年, 镶黄牛群旗曾有一座庙宇是专为制作、摊晒白奶豆腐的场所, 此庙叫“宝日音庙”, 该庙遗址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宝日音庙乡。每年农历四月初三, 三牛群抽调一定数量的带犊优质乳牛, 集中在宝日音庙挤奶。称这些优质乳牛为白奶豆腐乳牛。这期间, 内务府派来管事和受过专训的技术员在寺院内搭建的专门作坊里制作白奶豆腐, 并腾出宝日音庙大殿, 放置桌子, 摊开奶豆腐晒干后收拢。白奶豆腐模子大小不一, 是用银子、红铜、黄铜和木料制作而成的各种花纹图案的圆形或方形模子。清朝时期白奶豆腐属于御膳, 庶民敬而不食。并且制作白奶豆腐需要冰糖、沙糖、蜂蜜等辅料, 工序复杂, 平民一般没有能力去制作食用它。因此白奶豆腐制作方法很早在民间失传。”

　　可见, 察哈尔人作为给御膳房提供肉食、奶食的后方, 在生产中吸取其他民族的烹饪技术, 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发展, 不仅为我们后代留下了营养美味的食物, 更是教会了如何利用游牧生产中富有的奶类产物的伟大智慧。

　　五、喇嘛沙比纳尔饮食文化的影响

　　清康熙三十年 (1691年) 开始, 在多伦淖尔地区修建了一座寺庙。清康熙五十年, 将这个寺改名为“楚古兰原寺 (汇宗寺) ”。雍正九年 (1731年) , 清朝政府出资10万两黄金, 在楚古兰原寺以西二里处又修建了一座寺, 称为“赛音伊如格勒图 (善因寺) ”。民间将这两个寺称为多伦淖尔的“青寺”和“黄寺”。修建这两个寺之后, 章吉雅呼都格图、阿吉雅呼都格图、甘珠日瓦葛根等呼都格图活佛来到多伦淖尔的两个寺庙, 建立拉卜仁寺、设立寺庙财产管理处。同时根据各旗王公、富人进献的牲畜和住户, 各自建立了沙毕纳尔。

　　沙毕纳尔, 又称“哈拉沙毕纳尔”, 意为黑徒。沙毕纳尔主要来源于蒙古王公、台吉、塔布囊等封建主的捐献或出卖, 其中也有阿拉巴图阶级不堪忍受世俗兵役、劳役、赋役或因生活贫困投身寺院, 还有的是各呼图克从其他地方带来者。在清一代, 蒙古地区大小寺院和呼图克图、活佛均拥有不同数量的沙毕纳尔。多伦诺尔作为清代蒙古地区喇嘛教 (黄教) 兴盛中心, 拥有庙仓的呼图克图均拥有不同数量的沙毕纳尔。这些沙毕纳尔一般居住在寺院所属牧场或周边, 从事畜牧业生产。而祖籍在寺庙邻近的沙毕纳尔平时则住在各自的苏木老家, 从事畜牧业的同时, 每遇寺庙举行大型诵经会, 他们到各自所属寺院或呼图克图活佛那里从事扫院、挑水、烧火、煮饭、砍柴、巡逻、备马或伺候呼图克图等杂活。另外, 有的沙毕纳尔平时住在寺庙从事寺院的饮食、起居、柴火等生活日常杂务。这些沙毕纳尔中有来自不同部落的蒙古人, 唐古特, 藏族和汉族。所属沙毕纳尔中之所以有唐古特、藏族等民族, 是因为多伦淖尔寺庙呼图克图系统转世于青海的藏族居多, 他们修行成才之后领带所属唐古特、藏族等族的沙毕纳尔来到多伦淖尔, 而这些沙毕纳尔跟随来并均居住原正蓝旗牧场。所属沙毕纳尔中也有少数汉人是为了免于歧视, 不被驱逐境外。这些不同部落的蒙古人、外族人随之带来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 并在长久的劳动中与当地的风俗习惯融为一体。

　　随清朝政府对蒙古地区喇嘛教的扶持到限制到疏远政策的变化, 沙毕纳尔户人数也随之变动。清末民国初期沙毕纳尔户人数已远远不如喇嘛教兴盛时期, 并且响应南京政府取消喇嘛旗, 解放寺庙沙毕纳尔宗教政策后, 1945年多伦淖尔喇嘛衙门正式改制为旗, 将隶属的沙毕纳尔户编为苏木。后经几次行政变革, 原属于多伦淖尔喇嘛呼图克图的多个沙毕纳尔户规划到察哈尔各旗管辖。这些沙毕纳尔户把饮食在内的地域文化、民族部落文化、佛教生产文化融入在了察哈尔文化中。例如, 正蓝旗独特的奶食品“图德”是藏语, 意为杂拌食物。青海藏族制作图德的方法随沙毕纳尔户来到寺庙。虽然属呼图克图活佛们的膳食, 但没有庶民不可食用的禁忌。所以图德工艺从沙毕纳尔那里渐渐流入民间, 与察哈尔地区奶食品制作方法结合后成为察哈尔地方特色奶食, 其中以正蓝旗为代表。

　　现居住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阿拉泰嘎查, 85岁高龄的那木吉拉其仁老人是原噶尔丹席勒图格根所属喀尔喀部落沙毕纳尔后代。他说:“图德是沙毕纳尔户人家特有的食物。如今图德成为了察哈尔地区特色奶制品。最早图德是青海等地区藏族食物, 随沙毕纳尔户来到多伦淖尔成为当时寺庙喇嘛葛根贡品。图德原本不是奶制品, 是一种用面、葡萄干、红糖等拌制的食物。寺庙中的喇嘛或差役的沙毕纳尔将多余的图德送到牧区老家, 久之图德被人们所知, 并用黄油渣子、楚拉等奶制品代替了面粉, 创造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奶食图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代的发展, 现已经无法更细微考证哪些是寺庙文化, 哪些是沙毕纳尔户独特的文化。这些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劳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风俗习惯与察哈尔草原游牧文化融为一体, 造就了察哈尔蒙古族的宝贵文化财富。

　　六、多伦淖尔商业与农业开垦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多伦淖尔地区在中华文明史上, 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发展的连接孔道, 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文化积淀的区域之一, 成为沟通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与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自古以来, 位于漠南的多伦淖尔地区是中原商贾与周边游牧民族, 以“通贡”形式“往来长城下”, 进行“以马易茶”的交易活动重要地带。

　　1260年忽必烈汗创建元朝后, 更是围绕上都及忽必烈汗的东凉亭 (多伦淖尔城北12公里处) 呈现了商贸交易的繁华景象。元人在《开平十永》诗中称:“煌煌千舍区, 奇货耀日出”, 概括了那时的多伦淖尔地区南北物资运转集中、草原贸易十分繁荣的景象。但自元朝政权退居漠北以后, 受长期的战乱摧残, 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蒙古地区完全隔绝了对外的商贸交往。蒙古贵族在内的上层社会更需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和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物资, 因此到清代“多伦淖尔会盟”期间蒙古王公及喇嘛上层强烈提出在多伦淖尔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要求。康熙允许此要求, 从而为多伦淖尔与周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另一层意义上, 汇宗寺与善因寺的扩建修缮促进了多伦淖尔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康熙下诏书从国库拨出10万两白银, 支持修建喇嘛寺庙后, 从北京等多地区大批的工匠汇集于多伦淖尔, 随之更多的商贾来到此, 南北物资在此交易流通。于此同时, 为旅蒙商而设计的各类行当也随之增加起来, 街上车马萧萧, 人来人往, 多伦淖尔成为当时蒙古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 既是蒙古高原的寺庙之都, 又是最为典型的旅蒙商之都。

　　多伦淖尔商人经营的商品非常广泛, 归纳起来可分为饮食茶点类, 布匹鞋帽类, 装饰头饰类, 家具器皿类, 生产工具类, 宗教祭祀类。其中, 关乎人类生计的粮食经销行业是众多行业中重要的一行。其销售对象, 一是多伦淖尔城里居民, 包括寺庙喇嘛、商人和市民;二是供给草原上的蒙古人。《多伦县政概要》介绍说, 多伦人“主要食物以莜麦面为大宗, 麦粉次之, 谷米尤次之。蔬菜以马铃薯、豆为大宗, 圆白菜次之, 而胡麻油为普通家庭所必需。”而蒙古人的主要食物除肉类、乳品外, 就是炒米、小米及莜面、白面。公元1893年, 波兹德涅耶夫在多伦淖尔看到:这里“粮店共有十余家, 最富的一家是大盛店;其次是维盛店、广泰店、宋益店以及其他粮店。多伦淖尔的粮食来自四面八方:从西面来自隆盛、丰镇和张家口;从南面来自乌兰哈达 (赤峰) 县及其县城;从北面来自毕鲁浩特 (经棚) 及所属各部族。由于来源充足, 多伦淖尔的粮食都不算贵, 如呼赖布达 (即炒米) , 或叫博罗松布达 (即米, 大粒的糜米) 每斗一千一百文;托黑布达 (即生米, 小粒的米) 每斗一千文;面粉每二十八斤至三十斤价为一两银子”[4]。

　　经清初的汉人私自出边开垦到清末至民国实施的移民实边及开垦蒙地政策下, 农业在蒙古地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农耕逐渐向北推进, 农耕文化不断渗入到游牧文化中, 农作产物在蒙古族饮食生活中的比例及需求逐渐提高。甚至在较早引进农耕文化的察哈尔右翼四旗农业成为与畜牧业并肩的主要产业, 定居“板升”逐渐代替了游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的变迁影响和改变了饮食在内的生活习惯, 饮食风俗。察哈尔左翼四旗虽受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小, 仍以经营畜牧业经济为主, 但粮食已成为他们生活中必备的口粮。

　　蒙古人生活中所需的农耕产物以及内地的各类物资在多伦淖尔商业城汇集, 又通过各种商贸及运输方式送到漠南地区及更远的漠北地区, 影响着草原蒙古民众的饮食结构。而毗邻多伦淖尔商业区及农业区的察哈尔旗, 相比乌珠穆沁、阿巴嘎等漠南北地区的蒙古人, 受惠于商业城市的繁荣和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 更早更多的将农业产物融进饮食文化中。通过与汉人的接触和商业城市的影响, 在饮食烹饪上也借鉴效仿了很多技术, 并在劳动经验中使“外来的东西”更加本土化, 在各类粮食谷物的制作中将草原上的奶制品与肉制品更好的交融在了一起, 极大了丰富了察哈尔地区蒙古族饮食种类。在正蓝旗普通蒙古族日常饮食的调查中显示, 不同几个家庭在三天的饮食中普遍有莜面, 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察哈尔正蓝旗蒙古族很早开始食用适宜这一地带生长的莜面等农作物。再例如, 如今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蒙古族特有并常食用的奶嚼克干肉汤、奶豆腐包子、黄油饼、白旗红糖月饼等等众多做工细腻、烹饪方式多样、具有蒙古族传统饮食特色的饮食种类, 直接显现了与其他蒙古地区饮食文化的不同特点, 同时也说明了周边农耕文化与商业城市给察哈尔地区蒙古族独特饮食文化的形成带来的影响。

　　七、清代人口揉沙制度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清朝统治者将察哈尔分为八旗之后, 为稀释察哈尔原住民的比例, 从归顺的其他蒙古部落中抽出住户, 将他们分配到了察哈尔八旗之中。清朝执政期间分配到原察哈尔各旗的主要为厄鲁特部落、巴尔虎部落、喀尔喀部落等。这些外来部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部落独有的文化风俗, 并随之带到了察哈尔地区。尽管察哈尔人、巴尔虎人、厄鲁特人、喀尔喀人, 他们因地域、环境、历史发展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点, 但游牧特性是他们的共性。在这游牧共性上不同部落民众长久生活在一起, 在生活、生产和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及文化表现上长久相互影响, 形成了现察哈尔蒙古族独特的人文风俗。

　　现居住在正蓝旗上都镇79岁高龄的柴布尔老人原为喀尔喀车臣汗部人。祖父时期来到多伦淖尔成为沙毕纳尔户。柴布尔老人对小时的饮食记忆犹新, 他讲到:“游牧民族的饮食虽没有很大的地域区别, 但我们喀尔喀牧户家饮食制作与原正蓝旗及明安旗等牧群牧户人家相比, 较为简单粗糙, 在奶食品的制作上更加明显。喀尔喀部落人来到察哈尔地区已有200余年, 现在的牧户属第四代。喀尔喀人不会酿酒, 因为蒙古人有一户不得有两种发酵物的忌讳, 所以只发酵塔日格, 制作塔日格奶酪———额吉给。额吉给是喀拉喀原籍沙毕纳尔牧户的特色奶食。原察哈尔蒙古人没有制作额吉给的习俗。如今我们也会做鲜奶豆腐, 原察哈尔人也有饮用塔日格的习惯了。”吉·巴雅尔图, 64岁, 原巴尔虎人。由于自己平时很喜欢写一些祖辈传下来的风土人情故事, 所以很清楚自己是巴尔虎人后代。他们家目前主要养牛, 制作供自己食用的少量鲜奶豆腐或毕西拉格 (干奶酪) , 如有剩余的奶汁, 也会发酵塔日格, 制作一些手抓形状的酸奶酪。他表示, 巴尔虎人来到正蓝旗生活了数百年, 生产生活上已没有什么差别, 已分不清哪些是原察哈尔或原巴尔虎饮食习俗。

　　饮食文化最易受外界影响而发生变迁, 在察哈尔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的巴尔虎、厄鲁特、喀尔喀部落后代的生产生活中已辨别不出他们特有的饮食文化标记。各地饮食文化已融汇成现察哈尔特色饮食文化。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59:2879.
　　[2]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八十[M].北京:中华书局, 1959:2979.
　　[3]孟珙.蒙鞑备录·王国维遗书[M].上海:上海书店, 1983:11.
　　[4]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