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艺领域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论对传统的文艺理论教材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提出了批评，主张以关系主义或存在主义关于人的生存体验替代对文学本质的探求。文艺领域的反本质主义理论的确涉及到文学理论教材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但其主张中也存在着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有鉴于此，实有必要加以剖析和辨明。
一、科学文艺观的方法论与反本质主义对实体的批判
反本质主义者往往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例如，有的论者把经济基础视为“虚幻的实体”,认为本质主义文艺学带来了严重后果，除丧失历史性、地方性以及与当前文学现实相互隔离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诱导中国学者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虚幻的实体根基之上，为文艺学学者提供了一个错位的知识信念和方法论意识。文学成为‘物学’而不是人学”[1].有的论者批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经典权威思想的演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延续了蔡本以经典思想界定社会总体结构并定位文学的思路，有着明显的本质主义：“在社会结构整体中定位文学，文学似乎获得了永恒的规定。因为被圣化的经典思想社会总体论是超历史的，所有的社会结构可归纳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文学作为被决定的精神意识具有了普遍的非历史的本质。”[2]也有论者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一判断也“是一种变相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因为它承认存在着物质实体[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诚然，在文艺理论教材中确实存在着某种教条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倾向，即根据经典着作中的个别词句来断定文学的本质属性； 把经济基础理解成与人无关的纯粹物质性的东西，对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简单化理解。对文艺理论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因此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当作教条一起批判和抛弃。马克思的言论也不是不可以批评，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包含着太多的误解、曲解和错位。
1.经济基础是虚幻的实体吗？
“实体”是西方哲学的一个范畴，是指能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本原的东西。这种本原的、被称为实体的东西是神，也可以是某种物质或“自我”精神。西方哲学曾对这种柏拉图式或黑格尔式的本质主义展开过批判，但能够因此而否定对事物实在本质和规律的探求吗？ 能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当作虚幻实体而任意抛弃吗？ 黑格尔把实体理解为绝对精神，马克思则把‘价值实体’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抽象活动，认为“对象、现实、感性”,应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绝不是虚幻的实体，而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是有意识的人们参与的生产活动和生产、交换产品的方式，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还有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经济被认为是基础，因为经济是人们赖以生活和生存的根，文学艺术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发展的高涨推动了文艺的发展繁荣。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 如商品生产的方式） 制约着艺术生产的方式，不同的经济地位形成不同类型的艺术趣味。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作为创造者的作家成为生产者而存在，印刷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确立和强化了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使小说成为一种为大众所乐见的主要文学形式。电子媒介造成的图像优势引发了对文学形态的冲击，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媒体文学这种大众化、自由化、平面化的文学形式，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文学观念。在这种新媒体文学中，出现一种视文学为自娱自乐的游戏的观念。以上这些，从艺术生产方式、文艺家的地位、艺术趣味、文学形式、文学品类以及文学观念等方面说明了经济基础对于文学产生的各种直接性影响。此外，经济还通过政治权力和政治观念等中介对文学施加不同影响。这说明，经济基础绝不是什么“虚幻的实体”,而是对文学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实体。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不能不承认经济的这种基础性作用。当然，经济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故不能认为文学的性质就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切思想都必有经济根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绝不是经济决定论，并非认为经济是独立自在的存在，在经济和各种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学等社会意识形式，这种简单的直线决定论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强调的是经济与政治、文化等的相互作用，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促使文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恩格斯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以后没有要认识的东西了。”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否定了把经济看作是思想文化终极原因的观点，从而与庸俗社会学的经济决定论划清了界限。反本质主义者把经济基础视为独立存在的、作为万物本源的虚幻实体，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庸俗社会学混为一谈了。
2.把文学放在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关系中考察就是使文学成为“物学”,而不是人学吗？
所谓文学成为“物学”,无非是认为把文学放在经济等的关系中考察就是使文学成为“物”的奴隶，没有文学的独立性，没有文学家个人的自由。应该承认，当代中国文学曾一度沦为政治工具，当今也存在充当资本奴仆的现象。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未否定过文学的自主性和文学家的自由。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强调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文学等社会意识形式虽尾随生产运动，但又遵循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文学等社会意识形式总是在继承前人创造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当文学等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形成其独有的特点后，就会沿着自身的方向发展，出现恩格斯所说的与产生的经济基础疏远化的倾向，并有时可能会导致某种对立。马克思曾谈到资本主义产生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 例如诗歌） 相敌对，就是因为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抒情本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存在某种对抗性。马克思还谈到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文学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非完全为物质生产所支配。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就是文学的自主性或自律性； 文学的自主性与经济、政治以及道德、宗教、哲学等构成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可以促使文艺繁荣，但也有可能使文艺沦为资本的工具。政治清明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但极权政治却可扼杀文艺。道德、哲学、宗教既可以与文学融而为一，同时也可使其成为宣扬某种理念和信仰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肯定文学的自主性，但认为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因为文学的自主性始终不可能脱离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不可能会使文学失去自主性。从社会总体的构建中考察文学，是否意味着文艺家没有个人的自由，而沦为经济的奴仆、政治的工具呢？ 马克思曾指出，在阶级社会里，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外，还存在“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这种自由的精神生产，表现在文艺领域则是作家按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进行创作，而不是按照统治阶层的意志进行编造。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最后的结果是各个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但却不能因此而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P69）恩格斯的话充分肯定了个体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性。同样，作家处在社会总体关系的网络中，一方面受到一定制约，同时又有其自主性。按照恩格斯的主张，不同以致具对立倾向的作家都在文学发展的合力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文学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终究是要通过具有不同个人意志的作家创作来体现的。这些具有不同个人意志的作家特别是天才艺术家的创作因其示范效应，无疑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所以，反本质主义者关于使文学成为“物学”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