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
摘 要： 二十世纪后半叶,列斐伏尔、福柯等哲学家的思想开启了西方学界的空间转向,使当今时代进入空间的纪元。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之一,空间转向对当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由于历史主义话语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普遍重视文本中的时间维度,而缺乏其空间维度的探索。随着文化领域空间转向的发生,文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逐渐延伸至空间领域。在文学研究和空间哲学的对话与碰撞中,文学书写的空间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批评景观。
关键词： 空间转向; 文学空间; 空间批评;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houghts of Henri Lefebvre, Michel Foucault and other philosophers led to the spatial turn in the West.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patial turn has been having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various subjects including philosophy, history, geology, and literary theory,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ue to the effect of historicism, traditional literary scholarship emphasizes the dimension of time while ignoring that of sp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turn, space gradually emerges in the vision of literary studies. With the meeting of literature and space philosophy, spatial criticism takes on a diverse trend.
Keyword： spatial turn; literary space; spatial criticism;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传统的哲学研究领域,空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学界出现许多重要“转向”。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肇始于二十世纪末叶。1974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着作《空间的生产》问世,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空间理论经典之一。1976年,另一位法国哲学家福柯发表题为《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1984年,福柯发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一文。列斐伏尔与福柯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正式开启了西方学界的空间转向。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之一,空间转向对当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由于历史主义话语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普遍重视文本中的时间维度,而缺乏其空间维度的探索。故事的情节结构、叙事逻辑等历时性元素,向来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焦点,而空间只是作为事件发生的场所而存在。随着文化领域空间转向的发生,文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逐渐延伸至空间领域。在文学研究和空间哲学的对话与碰撞中,文学书写的空间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批评景观。
一、历史叙事与空间遮蔽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间和空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无法割舍。但是,在特定的时空当中,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历史化的思维模式中,历时性成为理论思考的依据,事物被置于历史时间维度中进行考察,旨在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在空间化的思维模式中,共时性成为理论思考的依据,事物被置于空间场域维度中进行考察,空间的并置成为研究的重点。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中,给予时间和空间的关注不尽相同,时间意识相对较强,而空间意识则较弱。空间一直被认为是沉寂而静止的,时间却是鲜活而丰富的。正如福柯所说,对所有那些将历史与所有以下的事物混淆起来的人来说,使用空间的术语会看起来像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对：进化的旧图式、生命的延续性、有机的演进、意识的进步或对存在的研究计划。如果有人开始谈论关于空间的问题,那么这便意味着他对时间充满了敌意。[1]
西方哲学深受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执着于探索社会存在或世界存在之本质,其社会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和社会事件等宏大叙事,而日常生活世界成为其理论研究的弃儿,只是作为偶然的非本质现象而存在。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绝对理念是最高原则,是构成世界的本原,而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构成世界的运动与发展。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宏大叙事中,日常社会生活的感性存在遭到排斥,从而遮蔽了人生存的此在空间。
作为我们身居的环境,空间长期以来只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背景当中,被视作空洞的容器。尤其是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纬度的阐释,忽视空间纬度的探索,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牢固模式。福柯用“着魔”一词来定义此种历史学传统,旨在揭示历史书写中的空间贬值现象：
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它以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于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一个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于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既定处所而存在。社会理论中空间维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地理学想象力。时间意识的强化和空间意识的弱化,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存在紧密的联系。所谓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是指在线性的、因果的、逻辑的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纬度的探索,忽视在场空间纬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定式,所有学科都遵循着历史学叙事的模式。历史主义构成此种思维模式的核心理念,从而形成渗透着历史学意识的现代知识体系。
时间和历史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权,在文学叙事中也有其对应物,尤其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十分关注人物心理的刻画,将其视为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此类作品中的人物是在空间中展开的时间建构,而空间成为人物发展的戏剧上演的“舞台”,只是作为一种场景而存在。
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首先批判了传统的历史时间意识,并对现代历史叙事予以解构。通过叙事分析与历史探索,尼采批判了黑格尔的现代性历史观念。尼采指出,黑格尔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带着客观自然规律的面纱,以“历史真实”之名,书写着理性叙事建构的历史。于是,历史叙事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不论是历史时间的确立,还是历史事件的编年,都是技术理性的建构,而历史不断发展进化的客观性描述,终究是具有“意识形态蕴含的解释模式”,[3]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过程中,伴随这现代性历史的不断发展,历史时间意识逐渐掌握意识形态理论领域的话语权。在线性历史时间意识不断强化的思想传统中,空间日益成为承载历史时间演进的空洞容器,成为历史事件上演的广阔舞台。
这种崇信历史而忽视空间、强化社会改造而忽视日常生活、关注群体而忽视个体的总体性方案,不仅没有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灾难。正是面对宏大叙事的总体性解放方案的失败,空间解放的问题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空间是具体感性的生活场所,只有改变空间,才能改变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空间改造应该是总体性解放实践失败后的替代性方案,空间政治学批判应该是革命政治学批判的一个变种,它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工程回落到日常生活空间改变的层面,试图通过空间的改变,特别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改变,建构理想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的空间政治学。在这一微观政治学方案里,空间成为抵抗政治权力压迫、寻求解放的场域。[4]24-25
随着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兴起,传统的历史叙事遭遇深刻的挑战,而当代空间意识的发展,迫使我们对传统的历史时间意识进行理论反思。
二、文化研究与空间转向
在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领域出现过许多重大“转向”,其中包括文化转向、身体转向、语言学转向、现象学转向、存在论转向等。在这些转向中,空间问题逐渐突显,当代学术思想界将目光投向空间问题,使之成为理论思考的热点,谓之“空间转向”。于是,铭刻着十八世纪启蒙色彩的空间概念遭遇重创。不论是笛卡尔式的区别于主体（我思）的客观的、同质的、广延的空间概念,还是康德式的作为容纳人类社会活动之容器的空间概念,都遭到空前的挑战。曾经一度被遮蔽的空间,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理论及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然而,文化学界的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空间元素从未出现在社会理论的视野当中,只是它常常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带。社会理论家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都曾经对空间问题有所关注。然而,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空间问题才真正成为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列斐伏尔所着《空间的生产》成为空间理论的经典文本,被誉为“在人类空间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特别是空间想象力方面,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着作”。[5]9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着作引起社会及文化学界对空间问题的全面关注。早在1967年,福柯作过题为《关于其他空间》的讲演,后来以《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为题发表。福柯在文中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2]在《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一书中,爱德华·索亚指出,此文关于空间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学界的空间转向将空间问题延伸至哲学理论的范畴,不仅仅停留在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来说,空间转向成为重要的理论坐标。
在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理论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将社会政治研究置于空间研究的背景之上,创建了独特的空间哲学,其中涵盖都市研究、建筑学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列斐伏尔对传统的空间概念予以批判,指出空间不只是“一种先在的空无,只被赋予了形式上的特征……是一个等待着填充内容的容器——即事物或身体”。[6]138他坚持认为,“（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在其他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在其他产物之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纳入了所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在其共存和同在中的相互关系——它们（相对的）有序或（相对的）无序。”[6]138对列斐伏尔来说,社会空间外在的稳定性是短暂的、偶然的,它其实是一种历史空间,具有一定的深度。启蒙时代的空间概念是静态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东西,但事实上,空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动态“过程”,并且人类的力量不断介入其中。
如果说列斐伏尔的着作为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空间纬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那么福柯的着述,尤其是他的重要着作《规训与惩罚》（1975）,为我们追溯了形成现代空间转换的历史谱系。尽管福柯从未系统地对空间问题进行探讨,但空间的隐喻在其论着中反复出现。如果说十九世纪是历史的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就是空间的纪元,因为“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7]福柯借助地理学研究的理论视角,走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重新审视权力、知识与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重新书写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定义。
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深刻影响了诸多后现代地理学家的理论建构,其中包括大卫·哈维和爱德华·索亚。1973年,哈维出版《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试图将城市与空间纳入社会批判理论的范畴。在随后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1996）等着作中,哈维进一步拓展其研究地图,强化其后现代地理学的社会批判力量。尽管哈维的学科领域是人文地理学,但其学术视早已浸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哈维指出,后现代性是一种高度“压缩”的时空经验。在急促的节奏当中,生活变得空虚乏味。他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指出地理学考察才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
爱德华·索亚是另一位在社会批判中融入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并以其“第三空间”理论着称,着有《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作者在开篇就阐明此书的写作目的：鼓励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重新考察有关地方、景观、城市、领土等概念。并指出：
（无论）我们有意应对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电子传媒纠葛,寻求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恶化等问题,还是试图理解全球范围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日益意识到我们古往今来,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积极参与着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对这一集体创造之空间性及其社会结果的战略认识,也许前所未有成了一种关键因素,在一切方面,从最隐秘到最全球化的方面,来体认我们当代世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1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理论,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关空间的命题。索亚要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人类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空间的存在之中,总是在积极参与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并认识当代世界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意义。此外,索亚还着有《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与《第三空间》一道并称为“空间三部曲”。在其理论建构中,索亚专注于研究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关系,从而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当前的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反思由此产生的差异和认同的文化政治。
在空间批评领域,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具有特殊而深远的影响。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一书中,用“纹理空间”和“平滑空间”概念阐述其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书中指出,纹理空间和平滑空间“只有以混合体的方式才能够存在：平滑空间不断地被转译、转换为纹理化空间；纹理化空间也不断地被逆转为、回复为一个平滑空间。”[8]683空间的存在总是蕴含着纹理与平滑的力量,从而构成完美的地理哲学。纹理空间属于静态的科层化系统,而平滑空间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过程。关于纹理与平滑概念,德勒兹有着独特的地理学表述：
纹理化使得固定的元素和可变的元素相互交错,对不同的形式进行排序、使它们前后接续,组织起水平的旋律线和垂直的和声平面。平滑,就是连续的流变,就是形式的连续展开,它是和声与旋律的融合、以利于产生真正的节奏的价值,它完全就是勾勒出贯穿垂直平面和水平线的对角线的运作。[8]689
此外,德勒兹还创造出“生成”“块茎”“逃逸线”和“游牧思维”等空间概念,形成其独有的差异哲学,解构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
其实,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早期一些思想家的着作当中。如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对“世界”“栖居”等空间问题的讨论,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对抒情诗所做的空间现象学解读,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论文四篇》中对小说创作中“时空交错”进行的详细分析,以及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研究计划》中对十九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所做的深入探讨。
随着空间转向的发生,空间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空间问题已不再停留在传统地理学研究的范畴,而是上升到哲理性思考的层面。正如索亚所说：
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纬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9]
空间转向构成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转向的重要维度,这种人类意识的转变必然导致知识的重构与话语的重建,共同促进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思想和历史主义的解构。
三、文学空间与理论建构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传统的文学研究在历史宏大叙事的理论引导下,同样遵循着以时间维度为核心的批评逻辑,空间维度隐蔽其后。时间、历史、事件等历时性元素构成文学研究的主要命题,而空间只是时间性事件发生的场所,作为空洞的容器有待意义的充实。传统的文学理论以历时性研究为主要模式,关注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历程,追溯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注重文本的情节结构、人物的性格发展以及叙事时间的推进。这样的理论倾向导致时间维度的不断强化和空间维度的不断弱化,使得文学书写中的空间问题逐渐远离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线。此外,随着日益推进的都市化进程,当代空间问题变得纷繁复杂,传统的历史时间叙事已无法解释当代空间生产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运用当代空间理论重新解读文学文本,建构一种以空间为主要命题的文学理论模式,一方面有助于摆脱传统历史时间性研究的束缚,改变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为当代文学空间的阐释提供不同的批评视角,另一方面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代复杂的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将空间元素融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之上开拓一片文学研究的空间疆域,实现空间与时间的融合,这是实现当代文学理论转型的最佳契机。
二十世纪诞生的现代主义文学不同于十九世纪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现代主义小说善于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追求以并置为特征的空间化效果,时空交叉或时空倒置成为现代主义小说典型的创作技巧。新的小说实践向旧的小说理论提出有力的挑战,进而召唤新的小说理论的诞生。正当此时,小说空间形式理论应运而生。1945年,美国着名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其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创作批评概念“并置”。所谓“并置”,是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换言之,并置就是“词的组合”,就是“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10]3
“并置”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获得空间形式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多重故事、章节交替、主题重复以及夸大的反讽,都是空间化小说的常用策略。弗兰克给予“空间形式”的定义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10]2对于现代主义小说家来说,其创作对象的统一性并不存在于时间序列当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当中,由此实现小说空间形式的构建。
弗兰克的小说空间形式理论问世之后,涌现出许多空间形式小说作家,空间形式小说在美国盛行一时。这种小说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创作形式,放弃了传统小说创作中的的人物、行动、主题发展、叙述时间等元素,代之以富有生命力的空间化元素。弗兰克空间形式理论的活力与价值可见一斑。空间形式小说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小说理论面临的危机,也对未来小说理论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继弗兰克之后,许多研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文本的阐释当中,其中包括杰罗姆·科林柯维支的《作为人造物的小说：当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安·达吉斯托尼等合着的《夸大的反讽、空间形式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形式的理论视野。
列斐伏尔、福柯等哲学家的空间思想使得人们的视线转向文学和文化文本中的空间再现,开始关注空间视角如何改变我们考察文学史的方式。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中,哈维探讨了美学理论与地理学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美学理论紧抓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迁的世界里,空间构造物如何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11]哈维指出,地理学不仅可以从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而且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从而拓宽美学和文学的空间想象领域。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菲利普·韦格纳首次提出“空间批评”的概念,认为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必然会改变文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图景。韦格纳指出,文学理论发生空间转向主要归因于全球化的空间重组。若要关注文学及文化文本中的空间表征方式,就要关注全球化历史的空间维度。“有必要在绘制任何全球空间的地图时超越经典的高雅与低俗的对立,超越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对立,代之以创造一种新的多点透视观,以考察文学和文化活动、交流和流通。”[6]147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寄居其间的全球化空间。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对历史哲学进行反思,将都市空间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旨在探讨现代文学与城市景观之间的交流互动。《拱廊研究计划》集中体现了他对空间问题的审视与思考,历史时间、当下时间、时间的碎片化、时间的空间化,这些都是他倾心研究的重要命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时间变得支离破碎,弥漫于当下的空间之中,形成时间的碎片化或时间的空间化。“只有在空间意象中才能把握和分析以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12]本雅明的空间化思想真正拉开了都市文学批评的序幕。
法国文学批评家布朗肖从生存哲学的层面对文学空间进行探讨,并于1955年出版《文学空间》一书。对布朗肖来说,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而是一种深度空间,其生成来自于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心体验。“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13]文学空间不再只是几何学物理空间的再现和心理空间的表征,而是一种身存体验的空间,触及人类内心的深层感知。
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创建了其独特的空间诗学思想,并对传统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思。1957年,《空间的诗学》一书问世,“对于今日异军突起,方兴未艾的空间文学批评来说,它标志着一个开拓性的先驱时代。”[14]80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开篇就指出：
一个哲学家,如果他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他曾一度如此坚定不移地追随主动的理性主义,即当代科学中日益兴盛的那种理性主义,那么当他想要研究诗歌想象力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时,就必须忘掉他的知识,摆脱他所有的哲学研究习惯。[15]1
巴什拉倡导哲学家摆脱的“哲学研究习惯”正是西方传统哲学思想,是历史时间的因果逻辑。对巴什拉来说,历史时间无以构成“空间诗学”的元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的真谛在于摆脱历史的束缚和时间的羁绊。只有如此,才能进入想象的世界,建构诗意的空间。
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对于认识内心空间来说,比确定日期更紧要的是为我们的内心空间确定位置。[15]8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历史叙事是史诗创作的重要手段,而巴什拉以其空间诗学理论对这种长期以来诗学传统提出挑战。
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对文学理论的空间化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构成文学理论空间化的重要理论资源。1998年,英国文化地理学家麦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一书问世。克朗在内容简介中对文化地理学作了如下定义：“文化地理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的。”[16]书中专章论述“文学地理景观”。克朗认为,文学空间是一张巨错综复杂的意义之网,其中任何一种叙述空间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叙述空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与空间相互交织,不再只是单纯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地理批评（geocriticism）是近年来兴起的空间批评潮流。法国学者波特兰·维斯法尔着有《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2007）一书,被视为地理批评的经典读本。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在空间研究方面也着述颇丰,其中包括《地理批评探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与绘图》以及《地理批评与空间文学研究》丛书,是近年来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塔利研究指出,空间批评的历史由来已久,并不是现代人类的创新或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创作者同时也是地理学家,因为所有故事的发生都必须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背景,从而形成“文学地理景观”。
空间转向促使文学理论从时间维度步入空间维度,文学理论与空间思想的融合进一步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阐释空间。文学批评的空间化需要广阔的跨学科视野,其中包括哲学、美学、文化、社会学、地理学等。因此,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是文学空间阐释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四、文学书写与空间阐释
文学与空间从来都是密切相关的两个知识领域,正如不同的空间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空间同样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学。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的文学书写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人们对于空间的探索与认识,从最初神话传说中神秘的混沌空间,到史诗中美好的家园意象,再到空间转换给人们的带来的不同情感体验等,都成为文学文本中的重要主题。文学中的环境描写无疑是一种空间书写,而空间转换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存体验,也通过文学书写获得感性的再现。文学书写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世界,而人类生活世界是充满空间的空间。文学一方面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客观再现,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学文本不仅反映现象世界里的物质空间,而且试图洞察反映心理世界的精神空间。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空间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我们的生活空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被文学家敏感地捕捉到。文学文本中包含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对空间问题的反思,也包含作家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反思。这种反思对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文学与空间、文学与地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对话。
前已述及,法国作家布朗肖早在其1955年发表的《文学空间》一书中,就从生存哲学意蕴的层面对文学空间进行过深入探讨,马拉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现代主义文本构成布朗肖空间研究的阐释对象,但此书中的“空间”尚未包含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仅限于作家所处的写作空间。布朗肖指出,历史的时间之流不应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其根本使命在于通过文学空间走进深度的生存空间,从而揭示生存空间的幽微与深沉。
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分析始终坚持从生存论视阈出发,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将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型紧密地联系为一体,揭示出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了空间生存论或空间存在论的理论旨趣,从而摆脱了主客二分的空间认识论传统。[4]29-30
布朗肖的空间生存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布朗肖关注的命题是“存在与空间”的关系,而海德格尔则更加关注“存在与时间”的关系。
在《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试图建构诗歌想象现象学,人类的诗意想象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命题。即使生活世界不复圆满,诗人也希望捕捉一缕缥缈的诗意。巴什拉笔下的空间并非实证意义上的物理空间,而是体验层面上的想象空间,是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融合的产物。
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特别是,它几乎时时吸引着人。它把存在的一部分收拢在提供保护的范围内。[15]8
巴什拉从现象学的视角对空间展开思考与想象,建构出具有存在意义的空间诗学。通过居室、壁橱、箱子、角落、鸟巢、贝壳等空间意象,巴什拉意在解读存于其间的心理和生存意蕴,旨在揭示诗意空间的生存本体论价值。在巴什拉看来,空间是生命无意识和存在之秘密的藏身之所,“房屋是人的第一个世界,从房屋开始,人立即成为一种价值……若不写出房屋的历史就无法写人的无意识史”。[17]日常生存空间并非只是几何学意义上空间存在,而是充满想象与诗意的空间。当我们凝神于这样的诗意空间之中时,便可以逃离巨大的历史时间之网,远离尘嚣的纷繁复杂,从而进入广袤的宇宙空间。
当代哲学家的空间思想,促使学界更多地将视线投向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书写,关注空间问题如何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思考。这在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1973）中获得具体体现,其中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考察了“城市”与“乡村”关系不断变化的“情感结构”,指出英国现代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全球文学。威廉斯指出,英国所经历的特殊体验在文学书写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其中是一种决定性转变的经验,即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之中,它出现得那么早,又那么彻底,以至在某些方面依然还没有研究过”。[6]143威廉斯在这里所说的“经验”指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威廉斯敏感地意识到,文学和文化文本记载着现实空间实践中的变化,而那些变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福柯哲学思想的渗透主要体现在“新历史主义”文献当中。如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一书中,美国着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借用福柯的“圆形监狱”这一空间模式,对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进行了富有意义的重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1981）中,对现代小说与古老的散文传奇进行比较,指出小说所关注的是代表现代主体性的“人物”,而传奇所传递的是对“空间”的体验,同时探讨了不同文本中描绘空间地图的相似性；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生成与结构》中,运用“场域”和“区隔”的空间概念,分析了西方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场域描写,并从艺术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在《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1988）一书中,克里斯汀·罗斯借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法国诗人亚瑟·兰波的诗歌创作及其社会空间进行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是爱德华·萨义德的经典着作,其中萨义德继续关注其标志性的命题：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但此次研究已经延伸至小说形式及风格方面,研究对象包括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等经典作家作品,聚焦于潜藏在西方文学、历史叙事和哲学话语中的地理学标志,试图追问文学创作是如何参与普遍存在于东方主义中的帝国主义世界观之构建的；弗朗科·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年》（1998）一书中,则将视线投向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出现的虚构空间及其生产。
随着空间转向在各个学科领域的不断蔓延,近年来文学文本的空间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美国地理学家沃尔夫和阿丽亚斯合编的《空间转向：跨学科视野》（2009）尤其值得关注,其中收录的各类空间批评论文覆盖了空间视角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广泛运用。编者在序言中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间,人文地理学科领域的观念及方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空间意识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领域内不断突显,而空间的地理学考察成为文化生产的基本要素。“地理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清楚明了表明万事发生于空间之中,而是在于发生的“地点”,对于了解它们“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是举足轻重的。”[18]此文集当中的论述不仅关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而且考察了空间与社会、宗教、政治等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空间批评的势头也日益兴盛,不少论着应运而生。姚媛在《身份与第三空间》（2011）中,聚焦于昂达奇的《世代相传》、《身着狮皮》和《英国病人》三部作品,对文本中出现的一系列物质空间进行分析,揭示其作为第三空间的存在意义,旨在容纳处于身份困境当中的阈限人。张海蓉在《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2011）一书中指出,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中散布着丰富的地理景观内容,承载着作家对文化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性别空间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小说空间化叙事的艺术创新实践；蒋翃遐在《戴维·洛奇“校园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研究》（2012）中,首先区分了空间化叙事与约瑟夫·弗兰克提出的“空间形式”,进而从空间化叙事的角度对戴维·洛奇的小说进行了有趣的尝试性解读。此外,空间批评方面的期刊论文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体现出空间批评在当今时代的勃勃生机。正如郑佰青所说,“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评也在空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19]
结语
西方学界发生的空间转向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的反思与解构,成为当代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摆脱历史时间的羁绊,解构传统的历史叙事,成为后现代地理学家的理论旨归,意在建构空间在文化批评话语中的主体性身份。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空间成为重新审视并反思当代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视角。此外,空间转向对其他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实现文化地理学、空间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建构,描绘出当代思想领域丰富多元的文化地图。地理学想象成为社会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从而形成空间地理话语与历史时间话语之间的抗衡。
如何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这是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相融合的关键所在。都市化进程的推进导致都市空间的日益膨胀,而都市空间带来的新型空间体验,促使文学理论之空间转向的发生。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等哲学家,在文学理论的空间化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范例。现代都市空间的生产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支离破碎的都市景观破坏了连续的时间,导致时间的空间化。空间化的文学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书写,重新考察文学书写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历史性的时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空间转向的发生使空间走上文学理论的中心舞台,转而成为批评领域的主角,引领文学理论走向更广阔的批评领地。正如陆扬先生所预期的,“认知地理学、空间政治学的阐释视角一旦引入文学批评,今日正在经历大规模社会空间重组的文学和批评叙事有望迎来它们由表及里的‘人文认知地图’,当不是奢谈。”[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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