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摘    要：　文艺心理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前，经历了由明至清、由清至民国两次重要转变。明代至清代期间，文艺心理的探讨仍停留在传统的探索模式。那时的论述多为随笔式的杂评。清中叶，西学东渐成为了文艺心理研究发展的催化剂。学者们多引用西方概念，打破了多年的传统主题。民国初期，文艺心理的探讨终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有了明确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文艺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有着迅速的发展，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因素：渐趋清晰的学科定位、与时并进的开放态度以及研究方法的进益。

　　关键词：　文艺心理学; 西学东渐; 学科定位; 梁启超; 朱光潜;

　　Abstract：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fter undergoing two major transi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ill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arguments were mostly varied comments in the form of an informal essay. By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had become a catalys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Scholars then had tended to use the concepts from the West, and broken up the traditional themes which reigned for many years. At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scussion on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d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school, acquiring definite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due to three reasons: the clear orien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open attitude of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times, and the progress in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ubject; Liang Qichao; Zhu Guangqian;

　　前言：近年文艺心理学发展概况

　　文艺世界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最为多采多姿的领域。文艺创作的形式多样化，而且每一朝代都有其优秀的作品：如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主题亦极为多元化：谈情感的有怀人思乡的作品、抒抱负的有言志的作品、探知死生大事的有志怪录异的作品等。文艺世界如此广阔无垠，文艺心理一直是学者们很想了解的对象。作家这个顶在颈项上，存于两耳间的“黑盒子”1，何以能够为人类文明开拓出这么一个灿烂的世界呢？大家都想对这个“黑盒子”里的思考过程一探究竟。因此，不论中外也无分古今，人们都尝试对文艺心理作出解说。

　　就近现代的华语学界而言，自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及《文艺心理学》两种着作刊行于世后，文艺心理学至今仍不时有新论着面世。后来，因时局转变的关系，心理学有一段时间在我国被视为伪科学。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亦因此受到影响而发展缓慢。2不过，在金开诚教授于1982年出版《文艺心理学论稿》3之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未再有停下。若以“文艺心理学”为关键词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作出搜寻，搜寻结果共有471项。4在1950至1970年代期间，文艺心理学的论文只有零星的数量。那30年间就只有5份相关论文。到了1980年代，受金开诚教授的影响，文艺心理学研究在这10年有飙升的情况。1990至今，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论文发表有稳定的数量。当然，文艺心理学并不是一门创自华语学界的学科。若尝试追溯西方近现代文艺心理学发轫之始，有学者指是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5，也有学者说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6争议的关键在于是谁将近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心理活动的探讨之上。费希纳在其《美学初论》（Vorschule der?sthetik,1876）中，一反以往侧向哲学性的传统，运用了实验心理学的知识来研究美学。佛洛伊德则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对作家或角色的潜意识、情结、癖好等作出挖掘和分析。他的论着中不乏属于此类的论文，如《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戏剧中的精神变态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等。
 

 

　　之后，文艺心理学在西方亦发展不断。它的发展或来自众多心理学家对文艺活动的论述，或来自学者对它作出专门的研究。就前者而言，不少赫赫有名的心理学家都曾对文艺创作提出其论述。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就轻蔑地认为创作不过是操纵周围世界中已有的材料，或出于胡乱配搭、或出于偶然而产生以前未有过的事物，那就被人视为“新的”和“有创意的”作品了。7又例如，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则对每个人的潜能都予以肯定，认为创造性是不限于有特殊天份的作家。在其《动机与人格》一书中，他指出“伟大的作品不仅需要灵感、高峰体验，它还需要勤奋的工作、长期的训练、无情的批判、完美的规范等”8。其实，不少的心理学家都曾对文艺活动作出过心理学的分析，丰富着文艺心理学这门学问。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韦特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等都是一些好例子。

　　就后者而言，学者们曾经作出的研究主题多元化，大致上又可归纳为两大类：文艺理论类和实证心理类。在1957年秋，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1909-1967）发表了《心理学与文学》一文。那是一份回顾性的论文。综览文艺心理学的发展，精神分析学为这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据霍夫曼的说法，对作家与文学作品作出精神分析的挖掘，与文学批评息息相关。尤其在探究文学作品的多重意义以及创作形式的分析上，本我、自我和超我等概念可谓举足轻重。9不过，同为回顾性的论文，纳普（John V.Knapp,1940-）在2010年所撰的文章为吾人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画面。在其《新心理学与现代研究方法：对文学中的经典理论重新思考》一文中，纳普指出精神分析学在过往一直为文艺心理学研究之主流。他以“旧的心理学模式”（older psychological models）指称佛洛伊德、荷妮（Karen Horney,1885-1952）及拉康（Jacques-Marie-?mile Lacan,1901-1981）的理论进路。10“旧的心理学模式”其实存在不少的问题。先不要说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艺研究的有效性，就是作为一门心理学的理论，精神分析学也常常被批评其理论及概念不可被证伪，难以对其进行实证调查。10纳普进一步提醒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者，心理学并不只有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后来发展出不同的流派、范式及研究方法。纳普在文中曾举的例子就有演化心理学、生物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等。这些新心理学（New Psychologies）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可操作工具、研究进路和词汇。若文艺研究能与这些新心理学结合，未来必定可以对文艺活动有更广博之探索。

　　由上可见，在西方学者的眼中，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包括文艺理论类和实证心理类。这两类的研究同时又标志出两个时间上的阶段。第一类研究往往借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去研究文艺活动，而主流的理论基础是精神分析学。或受费希纳的影响，这类研究不少是与美学及其所衍生的课题相关。故此，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一类研究更像是文艺理论类的论着，而这一类研究至今仍然存在于学界之中。同时，有学者提醒文艺心理学应该更强调“心理学”的部分，并应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与时并进。精神分析学固然是近现代心理学三大势力之一，然而吾人甚少见到其余两大势力（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urism及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出现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之中。除了三大势力以外，心理学还有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认知主义心理学（Cognitivism）、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等。研究方法亦转趋成熟及多元化。这些均可成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丰富资源。更有学者指出，将临床诊治与心理治疗结合文艺活动的研究亦可为文艺心理学往后能够探索的领域，例如：古德温（Goodwin,F.K.）与贾米森（Jamison,K.R.）就曾研究一组着名的美国诗人，而发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患有精神病，甚至曾自杀11；贾米森曾在论文中指出作家的情绪处于躁狂状态（Manic）时，当中某种特质促进了他们的创造力12；理查德兹（Richards R.）等人亦曾撰文指出躁郁症（又称双极性情感疾患，Bipolar manic-depressive illness）与创造力的关系。13这些都是文艺心理学中，一些更强调“心理学”部分的好例子。

　　世纪之交后，华语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门学问提出了一些有关未来发展的怀疑。2000年后，不少文章开始对学科发展作出回顾和审视。例如，彭彦琴的《试论文艺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14、林超、孔祥军、张益的《20世纪90年代文艺心理学研究综述》15、张丽杰、彭波的《对文艺心理学现况与未来发展的审视》16、刘锋杰的《“文艺心理学”的命名之难》17等。根据潘启聪的归纳，对于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大致上有三种疑问：第一，有关学科性质和定位的问题；第二，有关研究对象的问题；第三，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18本文希望仿效纳普的研究，对文艺心理学在华语学界的发展作出历史性回顾，以找出发展暂缓之症结所在，并为未来发展指出值得探索的方向。

　　一、回顾：华语学界文艺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对于文艺心理的探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均自古有之，而且探索的层面亦十分多元化。“文艺心理”是一个含意十分广阔的概念，先贤们在古代的时候已涵盖了创作动机、受众反应及阅读功能等的课题。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429 BC-347 BC）就以“迷狂说”（theory of delirium）去解释文艺创作的心理过程。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67 BC-347 BC）就以“净化作用”（catharsis）去说明观众在观看悲剧时产生的心理体验。不少先哲都曾就文艺心理提出过许多的见解，当中包括贺拉斯（Horatius,65 BC-8 BC）、朗吉努斯（Longinus,213-273）、普洛丁（Plotinus,205-270）等。19

　　至于在中国，吾人的先哲前贤们对文艺心理同样感到莫大兴趣。孔子就曾指出读《诗》可以对治学者心里所起的功能和效用，当中包括起发学者心志20、感动学者情意、学习人群相处之道、表达情感而不失分寸21、令学者个性转温柔敦厚22等。荀子亦强调读《诗》对情感教育的效用，例如：他在《劝学篇》中就曾指出《诗》所载的是醇正和平所归之乐章，能使得中和悦。23关于创作心理的说明，早在《虞书》中已有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大序》亦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后来，陆机在《文赋》又提出了“诗缘情”一说，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大抵而言，“言志”和“缘情”为中国的前贤们解释创作心理的进路，而讨论的文体亦以诗歌为主。直到现在，学者们对于文艺心理的好奇及探索一直都未有停止。

　　回顾华语学界的发展，学者首次以心理学的概念分析文学作品始于晚清时期，而到了1930年代正式有专门书籍以《文艺心理学》为名出版。故此，本文选取了更早的时间开始作出回顾。本文会由明代开始，看看对于文艺心理的讨论是怎样的形态；然后看看由明代走到清代，学者起初如何以心理学概念分析文学作品；之后，再看看由清代走到民国初期，文艺心理学如何正式发展为一门专门学问。综合而言，在明代，学者们对文艺心理的论述仍多停留在随笔式的杂评，如李贽的童心说、袁中道的“识、才、学、胆、趣”；在清代，由于西学东渐，学者们的论述渐渐转为专题式的探讨，当中更使用了不少西方的知识，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民国初期，有赖朱光潜对文艺心理的探讨笔耕不辍，文艺心理的研究终于由零散的讨论独立成一学问。回顾文艺心理学在这段时间的发展甚具意义，因为这项任务对展望这门学问的未来发展有一定参考作用。

　　（一）趋向：从国学走向西学

　　在西学东渐以前，前贤们对于文艺心理的探讨主要都是根据古代圣哲之言。以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为例，他对“童心”的评价可谓与中国传统的“若保赤子”24、“赤子之心”25、“含德之厚，比于赤子”26等价值如出一辙。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着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7

　　按照李贽的说法，写作文章应出自于作家的“童心”。因为若作家的“童心”不存，其言其文必假。世上没有人喜好假言假文，故才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具备“童心”既为好作家的条件，同时亦为审视作品优劣的标准。明代学人袁中道亦曾尝试从“识”“才”“学”“胆”和“趣”五个方面提出作家应该具备的心理质素。

　　上下千古，不作逐块观场之见，脱肤见骨，遗迹得神，此其识别也；……若山光水色，可见而不可即，此其趣别也。有此五者，然后唾雾皆具三昧，岂与逐逐文字者较工拙哉！28

　　袁中道提出的质素，包括了博学、不造作、不在意毁誉是非等。这些质素无疑为中国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到了清中叶的时候，学者们的论述形态仍未见有很大转变。袁枚一方面强调性灵和才情在文艺创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指出作者自我的作用。

　　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29

　　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俍用之病多……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29

　　有关“有我”与“无我”之说，刘熙载与袁枚有同样的见解。刘氏更进一步指出，此“有我”之说乃直接承袭“周秦间诸子之文”而来。在《艺概注稿》中，刘氏言道：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30

　　综合而言，若文章之中未能显示作者一己的志向和识见，纵然文章有好的写法而配合众人的胃口，此文仍不能说是好的作品。所谓“有我”“有个自家在内”是指不刻意逢迎众人之口味、有识见备志向乃作家应该具备的心理质素，亦可谓古人“言志”之注解。有关文艺心理之讨论当然不止上述所引述的，例如王士祯的“神韵说”亦说明作家的精神意涵与诗歌创作之关系。然而，由于此文主要回顾文艺心理研究之发展，故未能在此一一引述和阐明。由以上所曾引述的学人中，吾人大体可见文艺心理的论述形态。前贤们对好作家具备的心理质素感到莫大的兴趣，而他们赖以讨论的根据主要为古代圣哲之言。无怪钱谷融和鲁枢元在其《文学心理学》中，对中国的文艺心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以下的评价：“‘情感中心说’是从先秦到晚清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31暂且不说“情感中心说”是否那条主线，然而文艺心理的论述确实往往不出先秦圣哲们的价值取向。钱氏和鲁氏之说倒是有一点值得商榷，那就是这主线到底有没有贯穿至晚清时期。

　　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纵然诗歌的探讨为我国讨论文艺心理之主流，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每个朝代都有其发达之文体（例如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艺心理的讨论越趋近代就越是多元化。在我国讨论文艺心理的早期开始，学者多数讨论诗歌对读者之教育功能。这类讨论尤以儒家的理论基础作论述主导，如孔子、荀子之论述。到了六朝至明清之际，虽然讨论的文体仍以诗歌为主，不过在论述中则越来越多有关于创作历程与心理之注意，如陆机、李贽、袁枚、王士祯等。随着文体越来越多样，文艺心理的讨论课题亦越益多元。例如，在明末冯梦龙就曾在《喻世明言》的“叙”中指出阅读小说可引起的反应：

　　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32

　　到了晚清，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开始日益增加。文艺心理的研究有很大的转变。学者们渐渐以西方学说作其理论基础。不少的学者都视王国维在1904年所撰的《〈红楼梦〉评论》为文艺心理学发轫之作。33然而，笔者发现有学人在更早的时间运用了心理学的概念和知识去作出文学的分析和评论。梁启超在1902年所撰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小说容易让读者将自己带入角色之中，又容易感动人心，“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34。梁氏使用了“心理学”一词，其意思明显是现代意义的Psychology。再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内，梁氏对于阅读时的心理过程有详细描述和析论。

　　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34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34

　　虽然文中没有用上很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上述的引文与精神分析学所谓的“投射”有异曲同工之妙。精神分析学所谓的“投射”（projection）是指“把自己的欲望、态度加诸于他人”35。是以，吾人读《石头记》必拟贾宝玉而不是茗烟，读《梁山泊》必拟黑旋风而不是王伦。若谓梁启超深谙心理学学说，这并非牵强的穿凿附会。细读梁启超其他的论着，吾人可见他对心理学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讲义中就以“催眠术”去说明作品中的情感表达36；他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就指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不知不觉地把他的“潜在意识”写了出来。37如果考虑梁启超文学以外的研究，他曾为心理学会以《佛教心理学浅测》为题作出演讲，当中可见他对当时西方心理学有充分的认识。以笔者曾阅览的资料而言，暂以梁氏此文为我国最早用上“心理学”一词现代意义之作品。

　　王国维在1904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不少学者都认为是文艺心理学经典之作。其实，《〈红楼梦〉评论》为长篇幅的文章，文中内容丰富故而分了五章，包括“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及“余论”。有关文艺心理的内容，主要在“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之内。章中承西方文艺心理有关悲剧的讨论。王氏借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对《红楼梦》的悲剧情节及其所能引起的美感经验作出析论，指出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可谓最壮美者之一例。38

　　在晚清，西学为文艺心理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通往时人未有想过的境地。自梁启超、王国维敞开这扇门以后，文艺心理的研究就不只限于阐发中国古代圣哲之言。后来有郭沫若的《批评与梦》《〈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之后又有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当中的分析和讨论出现了佛洛伊德、荣格、叔本华等名字，亦出现了催眠术、拜脚狂、受动的虐淫狂、力比多、潜意识等概念。由明代走到晚清，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从国学走向西学的显着趋势。

　　（二）聚焦：越趋专门的论述

　　自中国的学人们对文艺心理感兴趣开始，迄至清中叶为止，有关的论述多为随笔式的杂评而非专门性的论着。就以上文曾引述过的论述为例，李贽的《童心说》已经是当中最为详细和专门了。袁中道有关“识、才、学、胆、趣”的讲述是写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之中。不论是袁枚还是刘熙载的论述，全都只是随笔式的杂评，分别录于《随园诗话》和《艺概注稿》内。到了晚清的时候，文艺心理的论述越趋专门化。

　　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例作参考，梁氏之所以在文中一再讲述阅读小说的心理过程，主要是希望带出小说有影响社会风气的能力。

　　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39

　　在该文之中，梁氏力陈小说牵引读者情绪的能力，以及读者在阅读小说会产生投射作用。梁氏指：“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39正是由于小说能如此牵动人心，梁氏其后进一步指出小说对于社会风气及群治之影响力。

　　又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例，王氏在文中藉叔本华的理论指出悲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再指出《红楼梦》属于哪一个类别。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38

　　王氏指出“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又谓“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40。他再进一步引亚里士多德《诗论》中之说指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它是一出“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40之悲剧，具有洗涤人之精神于的效能。

　　从清中叶到民国初期，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论着陆续出现。郭沫若在1920年*写下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1921）和《批评与梦》（1923）两篇文章。文章当中运用了不少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和理论对小说进行解释。梁启超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乃1922年在清华授课的讲稿，而他的《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则是他1923年的作品。同样是1920年代，鲁迅在1924年翻译并出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此书显然是吸收了佛洛伊德的基本观点而写就。鲁迅之所以会翻译此书，据他在引言中所指，是为了面对中国当时的精神萎靡锢蔽的问题41。到了1930年代，朱光潜先后出版了《悲剧心理学》（1933）及《文艺心理学》（1936）两本书。这两本书是中国首两本文艺心理学的专门性书籍，而且其中一本更是正式以《文艺心理学》为名的书。此书可谓这门学问的奠基石，其影响至今犹在。

　　自此以后，以文艺心理学为研究范围的专着至今未有终止。以专门性书籍为例，现今的论着至少可以粗略分为四类，当中包括：

　　1．概论/教科书类：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1982），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2003）、朱寿兴《文艺心理发生论——人文视野中的文艺心理学研究》（2009）、金元浦《当代文艺心理学》（2009），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2011）、潘启聪《当文学遇上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概论》（2019）。

　　2．读者/观众反应研究类：

　　陆一帆《观众心理学》（1988）、丁宁《接受之维》（1990）、余秋雨《观众心理美学》（2012）。

　　3．古代作品研究类：

　　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1990）、李建中《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1992）、吴思敬《心理诗学》（1996）、朱恩彬、周波主编《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1997）、阎立钦编着《唐诗心语：由唐诗谈心理健康（插图本）》（2009）、崔立中、张爱群、袁德水《桐城派心理学思想》(2015）。

　　4．作家专题研究类：

　　周怡、王建周《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2005），布小继、李直飞、苏宏《张爱玲、沈从文、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2011）。

　　由以上的资料可见，清中叶是文艺心理学发展的关键时刻。清代初期，文艺心理的讨论多半为随笔式的杂评；在清中叶以后，专门性的论着陆陆续续出现。由具清晰主题的论文到大学里的专题演讲，再发展到有属于文艺心理学的专门性书籍，文艺心理学的发展明显有愈益专门的趋势。

　　（三）转折：由零散走向独立

　　回顾文艺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借用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豪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一句名言去形容：“心理学有很长的过去，但真正的历史很短。”42艾宾豪斯在回顾心理学的发展时，以近代心理学由哲学走向科学化作为分水岭。他那句名言其实是指人类研究心理有很长的历史，可是真正有效的时期却只有很短。相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上。行文至此，笔者在文中提及古代的研究时，一直只用“文艺心理”而不称“文艺心理学”。主要的原因是以往有关文艺心理的讨论，只有零散的杂评，没有成立一门独立的学问，故不称“学”。在西学东渐之前，文艺心理的探讨不是依古代圣贤之言，就多半是论者较主观的评语。相关的讨论亦只是芸芸文学理论其中一环。

　　自西学东渐以后，学者们逐渐尝试应用不同的西方概念、学术标准、研究方法等去进行文艺心理的探讨。前贤们的尝试为日后文艺心理研究独立成一门学问铺路。今人读袁中道的“有此五者（识、才、学、胆、趣），然后唾雾皆具三昧”，或读袁枚的“作诗，不可以无我”，读者或许会有疑问，到底其理据、逻辑或原理是甚么。可是，若看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论述为例，他们的论证清晰，理论的应用甚有条理。例如，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先指出了陶渊明的个性本来就是“意气飞扬，不可一世”43，只是看到恶社会的种种才有归隐之举。梁氏再指陶渊明的作品常常露出奇情壮思，可见他的气概不减。故说浪漫的《读〈山海经〉》反映了陶渊明的“潜在意识”。又例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仔细地列举了“贾母之信金玉邪说”“凤姐忌黛玉之事”“袭人惧祸而亲凤姐”等事，指出宝玉黛玉之离为叔本华所谓的第三类悲剧。

　　到了民国初期，有学者更是提出了精神分析学如何能够为文艺分析提供研究的参考。在《批评与梦》一文中，郭沫若就指出文艺的批评就好比精神分析学对梦的分析。

　　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梦时的境地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心的活动。……文艺的批评譬如在做梦的分析，这是要有极深厚的同情或注意，极锐敏的观察或感受，在作家以上或与作家同等的学识才能做到。44

　　上述引文虽然未能够算得上是方法论的讲述，可是当中至少提及了作为文艺批评者应具备的质素和条件。比较起较早时期的同类型论述，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可谓迈进了一大步。

　　到了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及《文艺心理学》两本书刊行于世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又跨进了一大步。笔者认为文艺心理学至此又有所发展，不只因为这门学问首次有专门性的书籍刊行，更是因为朱光潜在书中正式地提出这门学问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为何，更提出了外国同类型的研究作参考。

　　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详细的论述及深刻的反思。朱氏在书中指出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应该只考虑科学方法，因为美的欣赏是一种完整的经验，而科学研究方法则长于把整体作分解来仔细分析个中成分。虽则朱氏持这种见解，他仍在书中列举出一些近代的美学实验让读者作为参考。他的这部《文艺心理学》在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中可谓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原因是它乃中国第一部载有详细方法论的文艺心理学论着。

　　总括而言，由古代的随笔式杂评发展至此，文艺心理的探讨正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自清中叶起，随着西学东渐，文艺心理的探讨有着长足的发展。文艺心理的论述发展出有关研究者应具备的质素、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要素。这门学问到了1930年代终于可谓发展到一门独立学科的高度。文艺心理的探讨自古已经出现，可是真正地独立成科至今仍未有一百年的时间。因此，笔者才会借用艾宾豪斯之话，指：“文艺心理学有很长的过去，但真正的历史很短。”

　　二、展望：与心理学同行

　　从明代走到清代，再由清中叶走到民国初期，回顾文艺心理学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从中学会了甚么呢？

　　原本在历史上，只有文艺心理的论述，并没有文艺心理学。一直以来，学者们都以古代圣哲之言作为论述的依据。以哲学为基础本身不是问题，西方的文艺心理论述不也往往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吗？可是，在中国，古代圣哲之言往往被奉若神谕，以此为据的讨论往往同时间带有价值判断。这种论调令学者们无法客观地了解所有文学作品。不少被视为狎邪一属的作品就这样被人忽视；性事、欲望、病态等探讨亦几近绝迹于文艺心理的讨论中。是以，与其美言中国的文艺心理是以“言志”“缘情”为贯彻始终的主线，倒不如说文艺心理的论述走不出前贤划下的樊笼。

　　西学来华（尤其是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文艺心理的讨论注入新力量。学者们有了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的理论作依据去分析悲剧，有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去了解作家不为人知的欲望。他们的讨论不再受限于圣哲之言，然后谓言志向才是好作品、具赤子之心才是好作家。学者们的探讨主题变得多元化。他们会尝试由《西厢记》中找出作家的恋足癖、他们会问蔡文姬是否是一个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他们会好奇一直独身的屈原是否精神健全等。文艺心理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完备，甚至发展出有关研究者应具备的质素、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要素。经过多位前贤的努力后，在1930年代，文艺心理学终于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越趋清晰的学科定位、与时并进的开放态度以及研究方法的进益都是文艺心理学当时得到重大发展之原因。

　　若以今人的视野去回顾整个学问的发展，文艺心理学是否经已发展完备，再无隐忧呢？诚然不是！首先，若以朱光潜在1933年《悲剧心理学》刊行计起，文艺心理学发展至今已有86年之久。研究成果是否已硕果累累呢？不是！由于时局的因素，心理学在华语学界的研究一度陷于低谷，连带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亦停滞不前。45直至1982年，北京大学的金开诚出版了《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才打破了这持续近半世纪的学术低潮。如此计算起来，自朱光潜出版《文艺心理学》后到1982年《文艺心理学论稿》的刊出，文艺心理学期间一直停滞不前。到了今天，文艺心理学独立成科以后只得约40年的历史呢！

　　自2000年开始，学界中出现了对学科未来发展抱怀疑态度的声音。在2000年，彭彦琴以《试论文艺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46为题发表研究论文；至2012年仍有学者以《“文艺心理学”的命名之难》47为题发表研究。在这段时间，回顾和审视学科发展的文章可谓不计其数。有关学者们对学科发展的怀疑，林超、孔祥军和张益在《20世纪90年代文艺心理学研究综述》中的说法反映了不少学者的想法：“总之，学科研究的性质尚未准确定义，对象稍显混乱，学科范围含糊”48，又言道“在目前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中，研究的结果多半只是简单描述、举例、欣赏、认同，满足于语言和技术的游戏，回避实际问题，多似是而非的雄辩和言之无物的高谈”48。魏雪苑在2009年亦发表了《从朱光潜到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当代转换》指出：“直到今天关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本研究范式等等问题，在国内仍然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49从上文可以见到，文艺心理学在一些基础议题上仍有不少争议，且莫衷一是。如前所述，归纳现存论述以后，现今的学者们对学科未来发展大体上有三种疑问：第一，有关学科性质和定位的问题；第二，有关研究对象的问题；第三，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

　　本文一方面参考文艺心理学在西方学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参考过往在明清间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在民国初期得到辉煌发展之原因，笔者就以下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学科定位上：回到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顾名思义是一门跨“文艺”与“心理学”的学问。可是，由于朱光潜将其定性为美学的一部份，作为学科的奠基者，他的观点对后学的影响甚巨，至今仍有学者取其立场。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中，他就开宗明义写道：“这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我对于它的名称，曾费一番踌躇。它可以叫做《美学》，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通常都属于美学范围。”50在他的心目中，用《美学》还是用《文艺心理学》作书名其实分别不大。他之所会选用后者，主要原因是书中论述多从心理学观点出发。他在《自白》中写道：“这两个名称在现代都有人用过，分别也并不很大，我们可以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50可见，若谓朱氏将文艺心理学等同于美学，或将其视为美学的一分支，这并未有曲解他的看法。然而，笔者并不同意其说法。

　　美学是什么呢？美学是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是将以艺术活动为典范的现实审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51；它的研究是“把集中体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审美主客体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51；在方法论上，“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应当、而且只能是哲学的方法”51。心理学又是甚么呢？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个体的行为及精神过程的科学的研究”52；它的研究目标有五，包括：描述、解释、预测、控制行为及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53；在方法论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就分了量性（quantitative）与质性（qualitative）两类，但不论是哪一类研究方法，当中严谨求真、讲求证据的精神是一致的。若就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言，美学与心理学的差异可谓甚巨。若然今日吾人仍要继续发展文艺心理学，何必要建立一门空有心理学之名而无心理学之实的学科呢？

　　既然心理学为一门关于个体的行为及精神过程的科学的研究，何不将文艺心理学定义为“关于参与文艺活动（包括创作、阅读、审美等）之个体的行为及精神过程的科学的研究”呢？若心理学的研究目标有五，包括：描述、解释、预测、控制行为及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吾人又何不将文艺心理学的目标定为“（一）准确地观察并描述创作、阅读、审美等有关文艺的行为及精神过程之现象；（二）发掘文艺行为及精神过程中一些规律，并尝试解释其背后的原理；（三）在知悉文艺行为及精神过程的背后原理之后，文艺心理学家应能预测在甚么情况下某种文艺行为会出现，或在某种文艺行为后个体会有甚么行为及精神反应；（四）若预测能经得起实证的研究，文艺心理学家便能控制个体之行为及精神反应，并（五）藉此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如借自传写作改善传主心理健康、以阅读为治疗工具等”54呢？当然，不一定所有的研究都必须符合此五项目标。以解读文艺作品背后意义、研究已故作家心态这两种文艺心理学常见的课题，符合首两项目标亦可。

　　（二）与时代并进：与心理学同行

　　学科刚刚开展之时，朱光潜将美学与文艺心理学等同起来是有着其背后历史因素的。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及《文艺心理学》两本书刊行于1930年代。在他的书中，他引用哲学家的次数比引用心理学家的次数可能还要多。而且，他不只一次否定实验方法的研究效能。反思他写作时西方心理学界的状况，吾人或能了解多点他的研究取态。他身处的年代正值西方心理学界发生激烈争辩的时期。在1913年，华生（Watson,J.B.,1878-1958）发表了一份着名的文章《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开创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学派。55行为主义的出现引发了学界有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科学性等议题的争议。在朱光潜撰写《悲剧心理学》及《文艺心理学》的时间，正值行为主义雄据心理学学界的时期。行为主义持否定研究心理过程的极端主张。朱光潜反对以分解方式来研究文艺心理，背后原因或与他对行为主义之反思有关。

　　朱光潜在其身处的时代和环境，他对文艺心理学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可是，若现今的研究仍对前人的限制未加反思，则是今人责任。在朱光潜的时代，西方心理学界最盛行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它确实是存在着研究对象过份狭隘的问题。朱光潜对科学化心理学是否有能力研究文艺心理抱怀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然而，心理学后来有着长足的发展。有心理学家认为华生的说法过于激进，继而促成了新行为主义模式（Neo-Behaviouristic Models）的诞生。约于1950年代，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学派出现了。就心理学而言，近年来不论是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都有多元发展。以研究范畴为例，近年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越趋多元，包括生命意义、理性信念、美好人生等。参考西方文艺心理学的最新发展，本文认同纳普的说法。纳普认为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不应划地为界，限于旧有精神分析形式、倾斜于文学理论的一进路；而是可以紧贴心理学发展，采纳新理论、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笔者同样认为，在华语学界，文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可重新与现代心理学相配合，为研究写作、阅读、作家心理质素等开创新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方法上：以证据为参考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明确表示其对近代美学实验之不信任。在《近代实验美学》一文中，朱氏指出：

　　实验美学在理论上有许多困难，这是我们不容讳言的。第一，美的欣赏是一种完整的经验，而科学方法要知道某特殊现象恰起于某特殊原因，却不得不把这种完整的经验打破，去仔细分析它的成分。56

　　如果朱氏是旨在说明实验方法对于美学研究的限制，他的评语是对的。可是，若真如他字面上所写，意指“科学方法”而言则不可。尤其是事至今日，心理学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了不少的进步。

　　除了量化研究（常见的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外，质性研究方法亦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史密斯（Smith,J.A.）的《质性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实务指南》一书内，他就介绍了多种质性研究方法，当中就包括了现象学分析法、扎根理论研究法、叙说研究、对谈分析、论述分析、焦点团体、合作研究等。57更有学者指出质性与量化两种取向的研究并不互相排斥，甚至可以结合使用以弥补各自的限制，因而提出混合研究法（mixed methods）。然而，不论是量化还是质性取向，提供充分证据以作分析和参考之用可谓是两者共通之处。吾人想了解阅读某作品的反应，可以请读者阅后填写问卷；吾人想了解作家的心路历程，如作家在世可以进行访问，如作家已逝世则可以用档案文件法研究其私人日记、个人书信、回忆录、自传等。心理学现有的研究方法众多，质性与量化取向兼备，学人们一定能够对文艺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

　　结语

　　本文回顾了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尤其聚焦于这门学问由明至清、由清至民国初期的两段转变。在明代至清代期间，文艺心理的探讨仍停留在传统的探索模式。那时期的论述仍多数为随笔式的杂评。到了清中叶的时候，西学东渐成为了文艺心理研究发展的催化剂。学者们多了引用西方概念，打破了多年的传统主题。到了民初的时候，文艺心理的探讨终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有明确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反思文艺心理学在这段时间的发展，它之所以能够有着迅速的发展，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当中包括越趋清晰的学科定位、与时并进的开放态度以及研究方法的进益。

　　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到了2000年左右，开始有学者对学科未来发展抱怀疑态度。归纳现存论述，现今的学者们对学科未来发展大体上有三种疑问：第一，有关学科性质和定位的问题；第二，有关研究对象的问题；第三，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参考文艺心理学在明清之间的传承与创新，笔者对于文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有三项建议：第一，要有清晰的学科定位，笔者认为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应回到心理学去；第二，文艺心理学的发展要与时代并进，学者们应该了解心理学学界的最新动向，要与心理学同行；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要参考心理学现有的方法，但不应离开“以证据为参考”的大原则。

　　注释

　　1“黑盒子比喻”（Black Box Metaphor）是近现代心理学学界中一个非常着名的比喻，“黑盒子”指代脑袋和思维。
　　2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0页；金元浦：《当代文艺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童庆炳、鲁枢元：《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4(1)搜寻日期为2019年9月29日。
　　5(2)Tinio P.&Smith J. Psychology of Art and Aesthetics, 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2017: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828340/obo-9780199828340-0002.xml, Retrieved in 23 August 2019.
　　6(3)Nader K.&Moosa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Life Science and Biomedicine, Vol.2 No.4, 2012,pp.129.
　　7(4)斯金纳：《科学与人类行为》，谭力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38页。
　　8(5)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三版），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209页。
　　9(6)Hoffman, F. J.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The Kenyon Review, Vol.19 No.4,1957, p.610.
　　10(1)(2)Knapp, J. T. New Psychologies and Modern Assessments:Rethinking Classics In Literature, Including Film and Music. Style,Vol.44 No.1-2, 2010, p. 1, p. 2.
　　11(3)可参考：Goodwin, F. K.&Jamison, K. R. Manic Depressive Illn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4)可参考：Jamison, K. R. Mood Disorders and Patterns of Creativity in British Writers and Artists. Psychiatry No.52, 1989, pp.125-134.
　　13(5)Richards, R., Kinney, D. K., Lunde, I. Benet, M.,&Merzel, A. P. C. Creativity in Manic Depressives, Cyclothymes, Their Normal Relatives, and Control Subjec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Vol.97 No.3, 1988, pp.281-288.
　　14(6)彭彦琴：《试论文艺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52-56页。
　　15(7)林超、孔祥军、张益：《20世纪90年代文艺心理学研究综述》，《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32页。
　　16(8)张丽杰、彭波：《对文艺心理学现状与未来发展的审视》，《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第101页。
　　17(9)刘锋杰：《“文艺心理学”的命名之难──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学术考察之一》，《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20页。
　　18(1)潘启聪：《当文学遇上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概论》，香港：中华书局，2019年，第24页。
　　19(2)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第3-6页。
　　20(3)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21(4)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22(5)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小戴礼记·经解》）
　　23(6)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篇》）
　　24(1)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书·康诰》）
　　25(2)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26(3)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
　　27(4)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8-99页。
　　28(5)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58页。
　　29(6)(7)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7页，第128页。
　　30(8)刘熙载：《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2页。
　　31(1)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第9页。
　　32(2)冯梦龙：《叙》，《喻世明言》，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第1-2页。
　　33(3)金元浦：《当代文艺心理学》，第8页；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页；王文红：《简论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东疆学刊》2002年29卷4期，第48页；宗波：《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回顾》，《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第20页。
　　34(4)(5)(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全集》，香港：香港天行出版社，1974年，第273页，第271页，第272页。
　　35(7)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36(8)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文学讲学：老清华讲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5页。
　　37(1)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国文学讲学：老清华讲义》，第284页。
　　38(2)(5)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13页，第11页。
　　39(3)(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全集》，第273页，第271页。
　　40(1)(2)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页，第13页。
　　41(3)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42(4)Ebbinghaus, H. Psychology:An Elementary Text-book. Boston:D.C. Heath&Co., Publishers, 1908, p.3。原文为：Psychology has a long past, yet its real history is short。
　　43(1)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国文学讲学：老清华讲义》，第283页。
　　44(2)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45(1)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第19-20页；金元浦：《当代文艺心理学》，第11页；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第5页。
　　46(2)彭彦琴：《试论文艺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52-56页。
　　47(3)刘锋杰：《“文艺心理学”的命名之难──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学术考察之一》，《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20页。
　　48(1)(2)林超、孔祥军、张益：《20世纪90年代文艺心理学研究综述》，《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32页。
　　49(3)魏雪苑：《从朱光潜到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当代转换》，《安徽文学·文艺理论》2009年第7期，第67页。
　　50(4)(5)朱光潜：《作者自白》，《文艺心理学》，第1页。
　　51(6)(7)(8)朱立元：《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页，第21页，第26页。
　　52(9)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苏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3(10)格里格、津巴多在《心理学与生活》指出describe、explain、predict、control behaviour和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为The Goals of Psychology。详见：格里格、津巴多着，王垒、王苏等译：《心理学与生活》，第3页；谢国斌、何祥如在《社会科学概论——多元观点的透视》中亦指出“心理学的研究有以下五种目的：1.描述、2.解释、3.预测、4.控制及5.增进生活质量”。详见：谢国斌、何祥如：《社会科学概论——多元观点的透视》，台北：新文京开发，2015年，第234-236页。
　　54(1)潘启聪：《当文学遇上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概论》，第40页。
　　55(2)布伦南：《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第六版─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56(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附录一《近代实验美学》，第268页。
　　57(2)史密斯主编，丁兴祥等译：《质性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实务指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