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为主体的文学研讨会回顾

　　2014年1月14日，由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院、川大、川师大、西南民大、西南交大等单位近六十位专家学者、作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具体内容如下：

　　一、 对会议主题的宏观认识

　　在会上，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明泉首先介绍了研讨会的主题设想。他表示，“群众题材”是我们四川评论界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群众”与“民”、“人民”具有一致性，而与“官”、“干部”相对应，“群众题材”也可以叫做“老百姓题材”、“普通人题材”。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传统民本思想的背景，在党的历史上也比较悠久，同时也是最近展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文学艺术界的延伸。他强调，作为作家、艺术家，要有一个根本的观点，那就是在文学艺术中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为此他从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利益主体、权力主体、价值主体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四川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兵认为，“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反映了我们的艺术导向、艺术主张这两个重大问题。反映现实生活，书写当代，为时代作证，是我们艺术的追求和主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去发现题材，引领广大群众去欣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鼓舞文艺工作者们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去创作精品，是我们评论家的责任担当。

　　四川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黄启国谈了他对“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意义的理解。他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阅读的主体，是文化市场的主体，群众题材的写作是中外文化发展史的主流，因此群众题材始终应该成为文艺创作和各类书写的主体。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明仁阐述了“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的现实意义。他肯定了“群众题材”这一概念，认为它紧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抓住了一种导向，就是文学、艺术都要面向基层，面向大众，特别是面向工作、生活在一线的基本群众；第二，它反映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火热的现实生活；第三，它满足的是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就是普通群众对文学，对文化艺术的期盼。

　　二 、对“群众题材”及相关概念的探讨

　　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又与其他既有概念紧密相关的概念，“群众题材”的内涵、外延、起源、实质、属性、功能、价值、话语情境等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李明泉对“什么是群众题材”作了界定。他认为，首先要确定“它不是什么”，将它不是什么排除后，再对剩下部分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确定一个理论、范式、概念的一种逻辑思维路径。“群众题材”不是贵族题材、宫廷展示、土豪书写、官场争斗、妖精文学、穿越故事、奇葩创作、象牙玄想、异国情调、魔幻科幻、身体写作、零度写作。与工人、农民、市民、底层、草根等题材相比，“群众题材”的外延更广阔，内涵更丰富，涵盖面更宽泛，主体更明确，是具有群众观点、群众意识、群众主体、群众价值的时代书写，是以人民群众为创作对象，生动、深刻反映人民群众推动和创造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文学艺术创作。它既是群众文艺创作的社会文化，也是专业作家、艺术家担当社会责任的当代表述，是当代中国践行群众路线，传播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所进行的艺术创造和审美传播。“写普通人，说平常事，讲百姓话”，是我们对群众题材的最基本要求。

　　与“群众”相关并经常连用，某种意义上甚至相互等同的一个词是“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含义有所不同。李兵指出，在革命时期、战争年代，坚持正义的力量，坚持社会前进主流方向的就是人民群众，逆流而动的就是反动势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平时期，人民群众是一个广大的概念。绝大多数退下来和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属于人民群众，这些群众和普通群众不一样，普通群众和百姓也不一样，因此百姓题材和群众题材也存在区别。对农民工、清洁工、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普通百姓、普通阶层的书写就是百姓题材。而群众题材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特征之一，也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它应该是对我们各行各业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的事业做奉献进行歌颂的正能量的东西。

　　加深对“群众题材”的认识，还有待于考察“群众”一词的历史起源和意识形态化进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火指出，“群”及“群众”诞生得相当早。“群”，东汉许慎释“辈”，清人段玉裁释“朋也类也”。《诗·小雅·无羊》“谁为尔无羊，三百维群”，此中“群”专指禽兽聚合。后来“群”衍生为“聚合”，而且是以“类”、以“朋”的聚合。由“群”与“众”粘合构成的“群众”一词的语源，与“群”相生相成。20世纪初，“群众”一词进入共产党的话语中，逐渐意识形态化。建国后，“群众”一词是官媒或主流媒体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许多时候比“人民”一词的使用频率还高。特别是在1958年至1976年之间，“群众”之前常加上“革命”而成为“革命群众”，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词。他还认为，“群众题材”并非当前首次提出，而是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黄宗贤赞同刘火的意见，同样认为“群众”这个概念是在历史中被构建起来的，并将之置于平民、人民、大众等其他类似的概念中加以考察。他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国人在文艺中最早使用的与“群众”相对应的概念是“平民”，比如五四时期的平民文艺、平民文学、平民艺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下定义说，“平民”就是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特定的一个阶层。三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人民”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群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人民”、“人民大众”，就是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兵是主流，附带小资产阶级，主体变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这十多年来提出的“大众”则是一个来自西方马列主义文论的概念，指的是无阶层、阶级差异的一个群体，以都市群体为主。无论是称为群众文艺还是大众文艺，革命和占领时期的大众文艺跟当下的大众文艺都完全不同：前者的实质和内涵是教育、宣传、鼓动大众，体现了文化和政治精英的文化理想、政治抱负，话语主体并非大众；而后者借助于现代传媒，以都市大众为对象，集娱乐性、商业性、通俗性、文化性于一体，娱乐至死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话题。

　　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苏宁则指出，今天仍然存在启蒙与时代共振的文化批判的任务，更能体现“群众题材”的特殊价值。“群众题材”在今天不是群众运动向文学的简单延伸，而是文学对于社会思潮的呼应和互动，重在社会性，其后确实有意识形态属性。今天提“群众题材”，最大价值就是它和文化建设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它和其他一些题材文化特征上的区别。“群众题材”不等于大众文化或高雅文化，也不等于消费文化，不具有本体性，只是具有它自己的一种社会属性。在今天它和文化建设的关系就体现在它有一种政府主导性的概念，但必须要和最广大的群众利益（包括群众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相结合。在此之上，它代表的是政府文化建设的一种倡导性。

　　提出“群众题材”的话语情境是什么，是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曾永成首先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生活中即使有群众题材的描写，也不敢表达群众的意愿，不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因此我们应首先搞清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是什么含义，要把群众路线和运动群众分清楚，而不是再来一个从群众路线到群众运动、运动群众。他还认为，我们一般所说的“群众”就是除了官员帝王将相之外的普通人、普通群众，但普通群众之外是否还有特殊群众，很难准确划分。但我们要把它划分到下层去，因为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才真正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达州市作协创办作家谭力也就“群众”的界限发表了意见，认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掌握，像离退休老干部实际上也是群众。《绵阳师范学院学报》主编冯源指出，将“群众”拿到特定的历史、政治、权利、文化语境中看，这个词存在着特定的不同的含义；但拿到审美、学术中来看，“群众题材”需要一个科学的定义。

　　三 、对群众题材当代书写诸方面问题的探讨

　　群众题材书写中的诸多具体问题，是本次研讨会重点探讨的另一个主题。李明泉具体谈到以下四点。首先是如何反映群众题材，对此他提出“两性、两感、四化”：“两性”，即向上性、激励性；“两感”，即作品要有温暖感、责任感；“四化”，即我们的描写要具有生活化、通俗化、日常化、诗意化。其次是群众题材的描写对象。一方面我们在艺术描写上要充分彰显个人魅力，突出个人特点，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个人魅力、个人特点等是在大量的事件当中、群体当中，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要辩证处理二者的关系。我们强调“群众题材”并不意味着忽略人物个性描写，忽略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而是对具有个性的人物的生长和凸现，找到了促其生长的土壤、气候和条件。再次是群众题材的书写方式。要根本防止情感上的冷漠病、创作上的头痛病、作风上的浮躁病以及话语上的恶性瘤，要走群众、走基层，扎根到群众的生活环境中去，才能了解各种人物，了解生活，了解群众。最后是群众题材的代表作家。阿来、梁平、谭力、罗伟章等四川作家、艺术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源泉和题材。群众题材更多采用了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或者叫做新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也不排除对西方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手法的借鉴，有可能在局部做出探索性的表现。

　　黄启国建议将文学、影视、美术、书法、理论宣传作为四川群众题材当代书写的重点。另外，他对群众题材怎样书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要树立人民情怀，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二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三是要讲真话；四是不人云亦云，不跟风；五是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六是要讲求艺术性。赵明仁指出，群众题材书写存在着对底层人物关注不够、关心不够、书写不够，反映当今现实生活不够，表现真善美不够，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不够等方面的缺失。

　　群众题材书写本质上一是要求反映积极、阳光、向上的东西，二是重在写当代，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追梦的理想，筑梦道路上的艰辛，圆梦的喜悦。同时他还强调了对群众题材当代书写规律的把握：一是对生活规律的把握，要扎下去、深进去、融进去；二是对结构规律、文字表述规律的把握，要注意小人物，要反应大时代，要小场景、大写意，要用凡人的俗语来体现我们的大智慧。

　　大众文化、大众艺术的价值取向问题，是黄宗贤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按照他的观点，大众艺术当然要关注寻常百姓的事情，要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但不应是主流意识形态通俗化的图解，也不是世俗感情欲望的肆意宣泄，更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图像阐释，而应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普遍的精神、心理诉求，应充满深厚的人道关怀，倡导悲天悯人的价值取向。

　　苏宁则从文学的书写角度出发，指出群众题材很容易导入一些问题。比如题材的类型化，从文学史来看，我们有过这样的阶段；比如视角的下移，审美趣味的丧失、作家个性的丧失，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还有一点就是它和现实最紧密的联系，比如“土豪”、“屌丝”，可以直接切入现实，具有及时性。苏宁总结说，从书写价值来讲，群众题材要避免类型化，避免不符合文学规律的东西。

　　其他与会者也从不同视角出发就群众题材书写问题发表了看法。曾永成认为，现在群众题材的作品贫血缺钙，没有灵魂，不触及社会矛盾。写群众要贴近生活，写底层弱势群体的呼声和心愿，真实描写他们的处境，但在政治上可能还有障碍。谭力指出，在现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群众题材大多变成了群众自己写自己，事实上也写得很精彩。冯源主张，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最重要的就是体现时代性，要把群众的复杂性写出来。此外，西南民大彝学学院罗庆春提交了《群众题材与当代多民族文学书写》（提纲），省文联创研室邓风、王若一、吴歆提交了《金像奖，四川摄影观察》，省文联创研室邓风、周春锋提交了《从曲艺赛事看四川曲艺的群众性革新》，也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文学艺术中的群众题材问题。

　　除以上主题外，与会者还就文艺评论其他相关工作提出了看法或建议。随后，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艾莲传达了中国文联会议精神，赵明仁对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最后，李明泉做了总结发言，并就“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这一议题向与会者提出了进一步的期望和要求。

　　此次研讨会促进了四川文艺评论家、作家的交流，对于推动群众题材的书写和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