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维奇的实践观的分析

　　南斯拉夫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1923—2010)是实践派的一员主将。尽管当今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和实践派这个派别已经解体,但是实践派和马尔科维奇的思想仍有其生命力和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实践派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哲学派别”,本文主要分析的是马尔科维奇的实践观。认真地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深化实践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而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作为一种规范概念的实践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尔科维奇最为推重的一个概念。马尔科维奇对实践概念的阐述,主要是针对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在后者的体系中,“实践”是没有地位的,或至少没有被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例如,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并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只有两处提到“实践”,而且只是在谈到认识论问题时提及的。这表明,在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实践只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马尔科维奇要颠覆的,正是这种对实践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他要构建的是一种以规范的实践概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尔科维奇提出 :“必须把实践(Praxis)同关于实践(Practice)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分开来。”前者是一个规范概念,后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

　　这是两个性质不同、地位不同的范畴。如何理解实践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理解。马尔科维奇认为,在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物质而不是人及其实践。

　　实践(Practice)只是一个纯认识论范畴,只是主体变革客体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马尔科维奇看来“是可以被异化的”。这种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因为人及其实践都是物质的一个派生的附属物。

　　在马尔科维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及其实践而不是物质。因而,实践是一个规范概念,即“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这一界定表明,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就是目的本身。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中内在地包含的基本的哲学假设在于,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够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显然,马尔科维奇的这种作为规范概念的实践和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前者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的实践,包括了价值理想及其评判标准,是实践之本质的要义 ;而后者则是一种现实的、实然的实践,在某种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被异化,不是实践之本质的要义。马尔科维奇要表明的是,作为规范概念的实践高于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应该着重从规范概念的角度来理解实践,并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而不应只局限于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附属概念。

　　正确把握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要区分作为规范概念的实践和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而且“不应把实践(Praxis)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既然实践是目的本身,那它就不是一种手段,就不属于必需的领域,就不应包括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简言之,就不应是一种异化的劳动和物质生产。因此,“只有当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选择并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提供一种机会时,劳动才成为实践(Praxis)”。这表明,劳动和物质生产尽管是必需的、重要的,但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可能是异化的。只要社会还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只要劳动和物质生产的主体——人还受到束缚,无论这种束缚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或思想上的,这种劳动和物质生产就不是严格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因为这种异化的劳动和物质生产所产生的,是虚假的和人为的需要(其特点在于,它们的满足往往伴随着空虚、厌烦、绝望、无聊、无力——一言以蔽之,虚无),而非真正的和实际的需要(即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正义的需要)。

　　马尔科维奇认为,实践概念和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和“实践”概念曾长期被误读相比较而言,“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被误读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长期以来,人道主义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被当作抽象的、虚幻的东西,仿佛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相互绝缘的。尽管马尔科维奇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度里,尽管他并不忽视经济解放的意义,但他比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更看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参与和自治,并认为这些价值乃是人道主义的根本要旨,是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东西。在他看来,“与克服物质贫困并创造一种真正的参与民主的努力一道,一场远未到来的人道主义革命是必需的”。这场革命“应该彻底克服人的意识中的各种封建结构和资产阶级结构的残余”,“应该同时执行两个相继的历史阶段的双重任务 :即资产阶级启蒙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启蒙的任务”,“这场已经迟到了的人道主义革命,需要好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但是没有这场革命,就不可能有通向社会平等和自由的进一步的步骤”。这种人道主义之启蒙的和自觉的意识,不要说在上个世纪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是振聋发聩的,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人道主义从曾经的蒙羞到今天的彰显,折射出历史的沧桑巨变,令人不免唏嘘、感慨万千。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尔科维奇旗帜鲜明地把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连在了一起。他既摈弃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又反对苏东等国存在的“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并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样一些著名的论断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在马尔科维奇那里,实践是以人的自决为特征的,是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其中的,它实现的是人之特殊的、自由的选择,其实质就是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可见,实践和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密切相关,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了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在今天已经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马尔科维奇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它把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扩大到或上升到了作为规范概念的实践。这种视域的拓展或旨趣的升华表明,实践不只是一个和客体、对象发生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存在,实践直接地就是主体即人自身,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把实践和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直接地联系起来,赋予了实践以更加丰富和崇高的内涵。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而且,这种改变只有在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是一种真正的和彻底的变革。而要解决人的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一种哲学就必须把人的实践当作历史中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这种实践哲学既要扬弃各种习得的、以零碎的描述材料为基础的常识推理的表面性,又要扬弃各种枯燥的、思辨考量的抽象性 ;既要废除所有那些使人变形和物化的压迫的体制和结构,又要创造各种鼓励人格发展、使参与成为可能、有利于想象和创造性的社会组织的新体制和新形式 ;既要发现既有的各种可能性,又要致力于考察那些通过人的适当行动可以创造的新的可能性。

　　只有这种把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和实践统一起来的历史活动,才值得被称为创造历史的活动,或简要地被称为实践。这种包含了人道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和应然的价值的活动,就是作为规范概念的实践。

　　二、作为一种批判活动的实践

　　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规范概念,而且是一种批判活动。马尔科维奇最看重的,就是不能只是停留在认识层面谈实践,而应把实践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一种批判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生活。批判就是实践,实践就是批判。批判的实践和实践的批判在马尔科维奇那里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一个学者来说,批判是一种主要的实践,他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和笔头。

　　马尔科维奇为什么要进行批判?原因并不复杂。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包括南斯拉夫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是一个需要批判而且必须批判和扬弃的社会。他要批判的是什么?

　　简言之,要批判一切异化现象(无论它是哪一个领域的异化),重点是社会批判即对人的批判和对国家的批判,特别是对南斯拉夫现存的社会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批判。因此,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E.弗洛姆在为马尔科维奇的《从富裕到实践》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 :南斯拉夫实践派和苏联的那种只有一种辩护功能的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假定为南斯拉夫制度中的错误和缺陷进行辩护的功能,而是保留了那种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都是基本的态度——批判的态度”。

　　既要批判,就有一个批判的武器或批判的方法的问题,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法。他最推崇的就是马克思对辩证法本质的这样一种阐述,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而且,这种辩证的理论和方法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即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其“唯一真正、具体和普遍的”观点“必须是一种发展和解放了的人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因此,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哲学在本质上是“人类的实践的产物”,“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所有哲学都是社会的”。

　　因而,所有哲学都是社会哲学。这种哲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需要的是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因为第一,无论是苏联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是所谓“科学的”分析哲学,在面对社会之一般的疾病即异化时,甚至“不足以进行诊断,更遑论治疗了”;第二,只有既强调解释世界又强调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克服异化,“成为一种总体的理论的—实践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马尔科维奇精通逻辑学,1950年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就是《当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1956年,他在伦敦大学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A. J.艾耶尔,并以论文《逻辑概念》再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20年代末维也纳学派创立以来,逻辑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哲学。这种哲学强调概念的精确性,强调哲学就是语言分析,力图否弃一切形而上学,否弃一切整体论哲学,虽不乏精确的算计,但明显缺乏高远的整合。如今,分析哲学在西方已经日渐式微,呈衰退之势。

　　马尔科维奇能在分析哲学如日中天的上世纪70年代,从一个曾把分析哲学当作“最好武器”的学者转变为一个强调对世界作整体性把握,强调辩证法这样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的哲学家,的确是具有远见卓识、走在时代前列的。

　　马尔科维奇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人的批判和对国家的批判上。关于对人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为人的一种更加富裕、更加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生活增加了可能性,但悲剧性的事实仍然在于,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奴役和贫困,仍在我们的时代占支配地位。这就是说,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的社会。这种异化既表现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那种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上,也体现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异化的社会力量(如国家、政治组织、军队和教会)对人的奴役上,体现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霸权、文化上的垄断、特殊群体为整个社会的代言上。在这种异化状况中,“现代人感到被逐出了家园”,“人的意识被分裂了”,“人具有完全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特征”,“绝大多数人仍过着一种很异化的和非人道的生活”,“社会失去了整体性和总体感”。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实现人之最理想的潜能,过上真正的、真实的、本真的、人道的生活,就必须克服对人道化过程的肤浅理解,进一步限定“人道化”这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人道化”这个概念在实践中消除异化。

　　马克思指出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尔科维奇进一步阐发说 :“所谓彻底,首先意味着关注人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创造人在其中日益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社会的、自由的、合理的存在的条件。”

　　这里的条件显然既包括经济条件,也包括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而且,在物质富裕的社会中,在很大意义上说,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比经济条件更重要。他指出“对当代世界来说,彻底的人道化意味着创造这样一些条件,其中每一个个人都可能参与对那些由人所支配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控制。这样一种根本的人的解放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废除任何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任何一种集中”,即消除对权力的垄断。他还给出了克服异化之实际的步骤 :第一,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 ;第二,废除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它能使一个社会群体永恒地控制社会运作),并废除作为特权精英的官僚。他认为,这两个步骤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彻底的人道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共同采取这两个步骤,才能构成其充分条件。

　　无疑,马尔科维奇对人的批判,对社会异化的批判,比那些只对经验知识感兴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要深刻得多 ;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比那种“越看越像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旧式的、原始的自然哲学”的,“更加抽象、无力和保守的”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要深刻得多。关于对国家的批判,马尔科维奇的问题是 :什么因素产生了当代社会中的各种异化力量并使得它们如此之有力?他的答案是 :垄断性的社会群体的存在。他说 :“异化的几乎所有当代形式都植根于那些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具有一种垄断的社会群体的存在。”

　　这种“垄断性的社会群体”或者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在资本家阶级的情况下),或者是以社会的政治组织中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在官僚的情况下),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垄断在经济上表现为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即剥削,在政治上表现为侵占他人在社会决策中的权利即霸权。而且,垄断即异化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它的许多形式在当今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残存了下来。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由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设想的那样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的,因而政治精英即官僚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一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其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的最初时期的存在,是有某种历史的正当理由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巩固之后,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官僚的存在就没有历史必要了。遗憾的是,这一群体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马尔科维奇所说的官僚,是指一个裙带的(coherent)和封闭的职业政治家的社会群体,他们把所有决策权都掌握在其手中,并享有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马尔科维奇要克服的正是政治领域中的这种异化,他对国家的批判就具体地体现在对官僚的批判上。而且,这种批判在实践领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在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中,企业层次上的基层民主或工人自治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发展无疑是对苏联模式的国家主义的一种反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早尝试。

　　马尔科维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中,一种是苏联模式即国家主义模式,一种是南斯拉夫模式即国家主义和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苏联模式尽管声称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有力量克服异化并通过国家计划实现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最大化,但其基本的缺陷在于它过于集中化了,而且其权力机构服务的不是普罗大众而是统治精英的利益。显然,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官僚色彩,离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相去甚远。恩格斯早就指出了铲除这种国家的途径,这就是 :第一,在国家中,“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尽管“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南斯拉夫模式的特征是,在微观层次上,企业生产过程的管理在工人和经理手中,而在宏观层次上它又在官僚的手中。这一模式可以称为半国家主义的模式,尽管它并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完全克服异化和官僚问题,但毕竟前进了一步,比苏联的国家主义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工人自治委员会决定了企业的一般政策,决定了净收入的分配,工人不再成为一个商品,并解放了社会的所有微观单位(micro-units)中的巨大的首创精神和能量。马尔科维奇认为,这正是在南斯拉夫(和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人们有着更大的动力和自由这一直接印象的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对人的批判还是对国家的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马尔科维奇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批判塑造新人,构建一种全新的原创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这里的新人和新的国家并不复杂。它不是要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去构造一个新的什么东西,而是要回到真实的马克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去塑造人,去建构国家。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样 :“回到真实的马克思,构建一种全新的原创的社会主义社会,乃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目标和显著成就。”

　　这里的人不是别的,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个“和谐发展的、独立的、自我依靠的个人”。这里的国家也不是别的,就是没有垄断和异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个人和国家是一种既有人道的面孔、又有人道的身躯的彻底的人道化状态。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旨归,弗洛姆评价马尔科维奇说,他是“彻底的和诚实的”。

　　三、作为批判的实践家的马尔科维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是实践,这一特征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也是实践上的。在很大意义上说,实践与否,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马尔科维奇是一个知行统一论者,因而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科维奇就作为一个游击队战士,亲身参加了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战争,为南斯拉夫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贡献。而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南斯拉夫不是依靠苏联人的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战后的南斯拉夫才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并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较少地具有苏联色彩,并率先在东欧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敢于对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说“不”,并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实践派。

　　马尔科维奇指出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

　　如果说年轻的马尔科维奇参加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多少还有点懵懂的话,那么在战后特别是在通过系统的哲学学习和研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后,他对苏联模式和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包括他对并不完美的南斯拉夫“半国家主义”模式的批判,就更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勇气。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批判的武器不是别的什么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他明确表明 :“如果我的观点应该被分类的话,它可以列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下。”

　　但是,批判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甚至是要作出巨大的牺牲的。马尔科维奇在批判中所经历的艰辛和磨难,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自知苦涩。

　　这种批判如果只是理论上的批判,如果只是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或许还好过一些。问题在于,马尔科维奇发现,南斯拉夫也和苏联一样,依然存在着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面对这种情况,马尔科维奇在积极坚持和推动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同时,也对南斯拉夫社会的一些异化现象开展了批判,并且因此经历过一些挫折。

　　但是,马尔科维奇始终坚持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精神,因为批判即实践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历史使命。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强意志和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矢志不渝、不惧权威、决不妥协、永不言退的不屈品格,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对一个学者而言还是对一个公民而言,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当然,马尔科维奇的批判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他未能把实践的观点和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很好地统一起来 ;未能从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人道的等多种属性的有机统一中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未能把作为规范概念的实践和作为纯认识论概念的实践以及实践和认识的标准问题很好地统一起来 ;等等。但这并不妨碍马尔科维奇是一个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严肃认真的学者,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任何一个学者能做到尽善尽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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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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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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