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分理论及其启示

　　基于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哈贝马斯将社会共同体区分为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层结构。哈氏的生活世界理论是综合了近现代西方生活世界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主义等理论的结果，其中对其影响最深的首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点，其次是许茨的"主体间际"社会学理论。此外，卢曼、帕森斯、海德格尔、米德、维特根斯坦及波普尔等人的观点也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只探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点与许茨的社会学理论对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性影响。而系统理论则是哈贝马斯在其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上生发而出的理论，二者共同构成其交往共同体的解释体系。
　　
　　学术界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很少有人将生活世界与系统相结合进行研究，尚无人从共同体的视角，将哈氏的这一理论与解决当代中国共同体中所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对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分的方法，目前尚无人提出质疑，本文力图在这些方面填补对哈氏研究的不足。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分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所存在的目的理性扩张、信任危机、价值缺位等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但这一理论夸大了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理想性的成分较浓。

　　其分析方法也是不充分的，容易引起人们对经济与行政系统的"真正本质"的误解。

　　一、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维架构

　　1. 胡塞尔"生活世界"之内涵

　　最早提出并使用"生活世界"概念的是胡塞尔。

　　胡氏的"生活世界"从总体上看，既是一种主观也是一种客观的"生活世界".他认为，生活世界具有客观实在性，同时又是由人的意向性所构成的，具有人的目标、价值、意义指向及纯粹先验现象之主观特性。生活世界具有非课题性、基础性、主观相对性及直观性等基本特征。具体而言，人类的日常经验世界是一个原初的毋庸置疑的自明性世界，从而不需要将其视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科学的效用性必须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背景才能发挥其所固有的效能； 生活世界由具有丰富个性的不同主体所构成，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生活世界视域，因此，个体不断变化着的视域促成了生活世界"真理"的主体差异性与相对性； 生活世界是具有日常经验的可视的、可感觉的、非抽象的世界，我们可以直观地经验到它的存在。"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即对于我们人类视域中的、因而在与他人的每一种现实联系中的人格来说，它（生活世界） 都是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我们无论是作为实践的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会不加考虑地需要这个源泉。"[1]（P264）这说明了科学的客观有效性及人的主体性活动必须植根于预先给定、持久有效的生活世界这一基础。由上述对胡塞尔"生活世界"观念的简要分析可见，胡塞尔在阐明自己的生活世界理念时，隐含着"对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想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胡塞尔把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和欧洲科学危机的主题结合了起来，从自然客观主义对世界和自我的遗忘中，归纳出了现代科学所导致的危机"[2].

　　胡塞尔还对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结构作了分析： "如果每一个单子都实际地是一个绝对孤立的统一体，那么，他人向我的原本性作非实在的意向延伸（Hineinreichen） ,在某种进入梦中的存在、某种按照单纯幻想的方式可想象到的存在的意义上，就不是非实在的。存在者与存在者共在于一个意向的共同体中。"[1]（P198）这说明了存在者之间是相互联结而非彼此孤立的，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依赖性确证了他们之间的主体间性。而存在者的主体间性共在的意向性共同体使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生活世界---的构想成为可能。因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理论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许茨的"主体间际"社会学视野

　　社会学家许茨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 "'日常生活世界'指的是这样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它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被其他他人（others） ,被我们的前辈们当作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来经验和解释。现在，它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解释来说是给定的。我们对它的全部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关于它的经验的储备基础上，都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由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传给我们的经验基础上，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3]（P284）也就是说，许茨肯定了生活世界对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原初性与基础性，并认为对世界的当下化解释也应以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储备为前提。

　　他还进一步提出，生活世界是一个有组织的主体间共同体，并强调生活世界作为共同体，其人际交往是一种以经验储备和知识储备为背景的主体间际交往关系。在《社会实在问题》一书中，许茨还对这种生活世界的主体间际交往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是一个也由其他他人经验和解释的世界，简而言之，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我在我的存在的任何时候都发现自己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所依据的独特的生平情境，只在非常小的程度上是由自己创造的。"[3]（P409-410）
　　
　　于此，他界说了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的原发性---它始于社会共同体的产生，并贯穿于共同体发展的全过程。他还分析了主体间的交往情境依赖于自我与其他他人各自的经验与知识，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共享的共同世界。许茨关于生活世界的这些理论探讨虽然还不是很完善，比如未阐明在生活世界已有的交往情境下如何建构交往理性，才能使主体间际交往达成视域融合，即形成相互的理解与共识，也未对主体间际交往之媒介---语言---的有效性作必要分析，但瑕不掩瑜，这些理论对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建构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作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要素之一的"文化",即生活世界的知识与信念储存，便来源于许茨的关于解释世界的生活世界的经验与知识储备； 而许茨的"主体间际"理论是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语言哲学转向与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产生的基础，也是言语有效性规则顺利实现的前提。

　　3.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超越与重构

　　哈贝马斯继承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非主题化观念，批判了胡塞尔早期的主体性观点，批判地吸收了胡塞尔晚期欠完善的"主体间性"思想---这种"主体间性"把自我与他人的共存看作是单向度的移情，即自我影响他人，而缺少双方在共享交往的共存境域中的互动。哈贝马斯对许茨的"主体间际"思想也作了改造，认为许茨与卢曼都忽视了语言在主体间性交往行动中的作用，"许茨和卢曼不是把生活世界的结构，理解为直接参与语言产生的内部主观性的结构，而是理解为单个行动者主观经历的反映"[4]（P179）.哈贝马斯将语用哲学引入交往行动，把语言作为交互主体实现正常交往的媒介与基础，并认为生活世界是语言所建构的共同体，而语言的有效性表达是互动交往中达成理解与共识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他还借鉴了卢曼、帕森斯、杜尔克海姆的结构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生活世界的基本框架。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框架分为内在结构与外在关联两个方面：

　　（1） 内在结构。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文化、社会和个性。他对生活世界的三个内在组成部分作了这样的界定： "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的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4]（P189）生活世界的三个内在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自身的生态平衡机制与自我完善机制。文化、社会和个性通过文化的再生产、社会整合及个人的社会化来平衡并不断优化生活世界的运行生态。

　　（2） 外在关联。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依赖于生活世界的知识储备，遵从生活世界的制度规范而展开各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在交往行动中，交互主体势必会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及"社会世界"关联起来，并与之相协调，如此才能达成交互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及社会世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外在关联要素。"所谓客观世界就是关于外在自然的那个世界，社会世界就是'关于社会的我们的世界',主观世界就是'关于内在自然的我的世界',它们分别对应着'事实之呈现'、'合法人际关系之建立'与'言说者之主体性之揭示'的'言语的一般功能'."[5]

　　这三个世界是参与者进行交往活动的"状况规定"的基础，而且不同交往活动都会与这三个世界形成相应的关系。"交往行动是以一种合作化的意义过程为基础的，在这种意义过程中，参与者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关系。"[4]（P167）不仅如此，三个世界与生活世界一起"构成了交往过程中共同设定的关系系统，有了这个关系系统，参与者就可以确定沟通究竟如何才会可能"[6]（P82）.
　　
　　也只有在生活世界与三个世界的这种共同设定的关系系统的背景下，参与者欲就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事物达成相互的理解而进行沟通，就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并依据一定的言语有效性规则，同时与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或对象化的事物、社会世界中的事物及主观世界中的事物相联系，才能使交往过程顺利完成，最终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理解。

　　哈贝马斯所设计的这种原初的、非主题的生活世界，是一种合理化的交往共同体，其中的交往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随着神话世界观的解中心化与现代理性的确立，生活世界---交往共同体---的原初性遭到了破坏，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的认知-工具理性在逐渐影响及弱化着交往理性。

　　同时，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也在不断侵吞和蚕食着生活世界的交往空间，随着系统的日趋科层化与复杂化，系统便逐渐从生活世界中分化了出去。

　　二、社会共同体的分化

　　1. 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维界分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原本属于生活世界领域，生活世界的视界原初地内含着人性的价值与意义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从而表征着生活世界是一个自组织的、具有合理性的文化共同体与人群共同体。因而，价值与意义是生活世界一切活动的根本旨归。

　　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是生活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随着社会的日趋现代化，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越来越脱离生活世界结构，其复杂性在不断增长。

　　因为系统的自我完善是以目的与效果为指向，而不是以道德为指向的，所以系统越发展、越完善，其背离生活世界的合理性要求也就越远。"这些系统的机制控制一种进一步与规范和价值相依赖的交往，就是说，那种目的合理的经济行动和管理行动的下属体系与它们的道德实践基础相对而独立化了。"[4]（P206-207）
　　
　　并且，生活世界由与系统处于一种"共处"的境遇逐渐降低为"与其他的下属体系并行的下属体系".与此同时，"通过交换过程和权力过程控制的行动体系，成员的相互对待如同对待一种自然发展的实在"[4]（P207）.在追求目的合理性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中，系统之间的联系被密化及物化了，各种体系的联系被看作是第二自然界，而在这种第二自然界中社会成员之间依据目的合理性原则进行一种可计算的价值量交换活动。交往活动的媒介也由语言转化为货币与权力，至少语言在交往行动中的使用被极大地简化了，货币与权力以强制性的机制化影响控制着交往行动的完成。随着其复杂程度与精细程度的不断加深，系统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组织的独立实体，不断地脱离社会的统一规范的约束，并逐步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

　　2. 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当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以后，日常生活的交往行动就区分为以追求行动的效益与后果为目的的行动和以追求理解与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行动。

　　虽然这两种行动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分离，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一个理性化过程，然而，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化运动却片面地张扬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在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中被极度膨胀、放大，并逐步向生活世界扩张，不断压制、弱化甚至取代交往理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 "社会体系明确地突破了生活世界的视野，脱离了交往日常的先见。"系统的不断复杂化致使生活世界的空间逐渐萎缩，"社会体系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加地方化。在一个区分化的社会体系中，生活世界萎缩为一个下属体系"[7].
　　
　　同时，在社会的日常交往中，生活世界以语言与符号为基础的交往媒介被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金钱与权力媒介所取代。这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系统对生活世界入侵的后果，从总体上看，打破了生活世界与系统共同实行社会整合的平衡生态，系统单向度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宰与方向标。系统的工具性原则不断渗透到生活世界，人们普遍地以目的合理性来衡量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行为，造成了生活世界的价值与意义的丧失，影响到文化的再生产； 社会因此而失序，引发了社会的合理性危机，影响了社会整合； 个体产生了价值变异、心理失调、交往关系扭曲等异化现象，影响了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事实上，生活世界所遵循的是交往理性，而交往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维统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扩张及协调的统一。因此，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内含着系统的合理化。
　　
　　然而，"已获得相对独立的系统凭借作为系统媒介的货币和权力所具有的控制功能，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通过自身的合理化发展反过来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并片面取代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日常生活中原本属于交往理性的关系也为系统遵循的目的理性所主宰"[7].这样就人为地制造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的理性的截然对立，系统的合理化阻滞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这便是当下社会的现代性困境。故只有消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才能走出现代性困境，实现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协调。

　　三、基于合理化的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

　　哈贝马斯分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目的是为了着手解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问题。合理化问题一直是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社会难题，哈贝马斯想要解决的这一问题，也正是韦伯历经艰辛探索却未能解决的难题。韦伯对合理化问题作过深入研究，认为欧洲的现代化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的结果，合理化与现代化是内在统一的，因此，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韦伯曾强调，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机关在其运行中所遵守的是目的合理性行为，即合理的经济行为与合理的管理行为。这种合理性的制度化与示范性的运行，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广泛蔓廷，以及意义与自由的丧失，从而出现了现代化与合理化的二律背反，使现代化面临着合理化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现代性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为了摆脱生活世界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第一，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生活的日常交往应遵循交往理性来摆脱系统的压制与束缚，并走向合理化。按照交往理性的要求，参与者在交往活动中应认同与遵循以下有效性规则：（1） 可领会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容易理解的表达，这样可以使说话者与听者之间形成相互理解。（2） 真理性。言说者的表达应该是真实的命题，以便听众认可及分享言说者的知识。（3） 真诚性。言说者在表达其意向时态度要真诚，这样听众才会相信其所说之话语； （4） 适当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8]（P3）上述有效性规则是每次交往活动的必备的背景知识，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预设的条件下，参与者才能在交往行动中达成相互理解并获得共识，从而维持交往活动的连续性。笔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系统的货币与权力代替了生活世界的语言而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如果要重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势必要进行将生活世界视为系统的前提与背景的回归，使系统重回并服务于生活世界，同时将语言与符号从系统的目的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以语言与符号为媒介的沟通的社会整合功能，由工具理性的主体性逻辑走向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逻辑。唯有如此，生活世界才能走出殖民化的困境，创造出理想的交往境域。

　　第二，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的合理化。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要素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方面，因此，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的合理化是指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合理化。首先，文化合理化意味着它不仅应具有解释现实世界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应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更新。换言之，必须进行文化再生产： 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继续（保持传统连续性） ,从而满足交往实践所需知识的凝聚性； 另一方面要进行文化传统的更新。而文化再生产在交往行动的解释过程中是与社会的一体化及个性的社会化相统一的。"内部活动参与者运用'世界',把他们所吸取的文化知识，通过他的理解成就加以再生产，与此同时，他们也再生产了他们从属于集体的从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同一性。"[4]（P191）其次，社会统一意味着"按照合法调节的个人内部关系，进行行动的合作化，并且按照日常实践充分的方式巩固集团的同一性"[4]（P192）.这说明，合作化的行动与具有稳定性的集团的同一性在社会统一中是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再者，社会化意味着生活世界中的个体，在社会的日常交往中不断巩固其一般化行动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个人承担责任的能力等内部活动能力。

　　总之，在生活世界的结构合理化过程中，个体只有充分发挥批判与反思的积极性，才能形成文化的创生能力，通过巩固自身的同一性来提高交互主体在交往行动中的交往资质。经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方面的合理化之后，也就可以摆脱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机。

　　第三，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化应扼制目的理性的过度膨胀，阻止目的理性向交往行为领域的不断扩张。笔者认为，目的理性的载体是个体主体，目的理性所追求的是主体意识的合理化； 而交往行为领域的交往理性的载体是交互主体，交往理性所追求的是共同体意识的理性化； 目的理性所建构的社会世界是一个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客观逻辑世界，而依交往理性而形成的社会世界是一个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语言所建构的共识性世界。与此同时，在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发挥以言语的有效性为基础的合理性潜能在交往行动中的作用，因为这种"合理性潜能"可以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提供永不枯竭的合理性条件。社会共同体既是系统又是生活世界，这是因为"只有当一种生活世界允许互动---主宰这种互动的不是靠强制所达成的共识，而是直接或间接靠交往达成的沟通---存在时，它才是合理的"[6]（P322）.这表明，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化是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基础的，而社会共同体合理化的关键在于反思与批判。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原则与权力的逻辑成为人际交往的普遍尺度，这表征着大众对目的理性缺乏反思与批判精神。因而，只有对经济系统及行政管理系统的目的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才能防止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 只有对生活世界进行反思与批判，才能促使生活世界合理化，形成一种理想的交往情境，进而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化。

　　四、结 语

　　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维架构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困境所作的病理诊断，他为资本主义社会走出现代化困境开出了一剂良方。同时，这一理论也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及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既具有自身的特色，又具有全球之共性，因而同样会面临工具理性扩张和生活世界合理化等问题，从而提醒我们在解决这方面问题时可借鉴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

　　首先，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二维架构理论有助于解决社会共同体的现代性困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与科技的时代，人们囿于实证科学的限制，并沉溺于实证科学为人类所创造的所谓的当代文明的表面繁荣，却遗忘了人类至关重要的东西； 人们在获得普遍的物质满足的同时，在精神上却无家可归。
　　
　　换言之，科技理性主导下的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文化的衰落、意义与自由的丧失。这说明，科技理性能给人类带来外在的客观知识和产品，却不能由外在的事实判断推论出内在的价值判断，即不能由关于实然的外物、事实的命题、范畴推论出人类应该或不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这一切都是由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而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使经济系统的货币与行政系统的权力成为日常交往的媒介，支配着人们的行动，造成了交往共同体普遍性的交往困难，人类广泛地存在着离心倾向和疏离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重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并依据生活世界的三个内在结构---文化、社会及个性而展开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个体的社会化，并通过建构商谈民主环境等举措，来摆脱上述现代性困境与危机。

　　其次，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维架构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一个"物质上普遍匮乏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物质上普遍富裕的时代，同时在精神上则进入了一个"普遍不安宁"的时代。经济上的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与目的理性密切相关的，资本的逻辑、权力的媒介同样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目的理性在不断地排斥、遮蔽着价值理性。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信任危机、责任意识不在场、价值真空等现象说明，系统在不断入侵社会共同体的交往行为领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因此，如何保持资本的原则、权力的逻辑等目的理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适度空间，防止其向生活世界过度扩张，抑制其对价值理性的压制与束缚，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张扬交往理性，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只有通过反思与重构，我们才能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再者，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分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事实而言，生活世界与系统都是社会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因此，哈贝马斯没有必要将同属于社会共同体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进行明显的界分。虽然作为共同体组成要素的系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功能化或功利化，但这丝毫未影响它作为共同体的亚组织要素这一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系统运行所依据的理性原则来克服系统目标的片面性，而我们所设计的社会共同体都是理想的，其目标与理想均未真正实现，所以，对于共同体中系统的功能的异化，不可过分苛责，而应设法克服其不足，来促成社会共同体的逐步完善。
　　
　　并且，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维界分理论存在一定的理想成分，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不充分的，哈贝马斯并未给出他之所以将社会共同体进行二分的理由与根据，因此，这一理论产生的方法尚有待证明。哈贝马斯将社会共同体区分为生活世界与系统，肯定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否定和批判经济与行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系统的异化，这很可能会误导大众对经济与行政系统之"本真内涵"的理解。而且，"生活世界"自从在哲学领域使用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有欠明朗的概念，以此为依据将社会共同体进行二分，是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的。事实上，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不相信行为理论与系统理论方法的不同，会导致生活世界与系统结构之间实际的理论区别".这些都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分理论所应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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