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论文
摘 要： 大卫·哈维时空修复理论探究了时空修复化解当代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具体机制及其局限性。在时空修复理论中，哈维对国家、信用和危机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探究更是阐述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关系。从时空修复理论可窥探出哈维理论研究的某些偏好，如重视使用价值的生产过于剩余价值的生产、重视资本的流通过程过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以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淡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矛盾。这样的认识导致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是一种表面的、非本质的批判，而非历史的批判。
关键词： 时间修复; 空间修复; 过度积累危机; 流通过程;
空间研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大卫·哈维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后人研究空间理论不可跳过的重要人物。本文以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时空修复化解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具体机制及其局限性，以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延续生命力的秘密及其发展的界限。在此基础上，说明哈维就时空修复理论的建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挖掘其空间理论研究的偏好，探讨这些理论偏好对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影响。
一、时空修复理论的基本内容
时空修复理论是哈维基于利润率下降引发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理论提出来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趋势，从理论上来讲，它来源于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呈不断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这一理论的重新阐释。”1过度积累危机是资本积累活动开展的必然结果，一旦市面上出现盈余的资本、人口和商品，必然制造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在哈维看来，吸收过剩资本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a)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b)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1第一种方法为时间修复，第二种方法为空间修复。这两种方式被哈维归称为“时空修复”。
时间修复实际上是借由时间转移推迟资本价值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将现存的过剩资本转移到对未来需求的满足，从而摆脱危机发生的潜在风险。哈维认为，通过将初级循环所产生的盈余资本转移到由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所组成的二级循环和由科研开发和劳动力培训所组成的三级循环，可以有效化解过度积累危机。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具有项目庞大和周转时间长的特点而成为过剩资本的主要去处。完善的生产物质基础和消费项目的建设可以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促进价值实现。劳动力的投资和培养可以激发资本积累的活力，提高利润率。“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在科研和开发领域的投资，或更加有效的运输和通讯系统放宽了资本进一步积累的路径。”2时间修复并非自发的过程，往往需要国家和信用体系的推动。鉴于投资金额庞大，个别资本家往往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也不愿意投资固定资本、消费基金项目、科技和劳动力再生产，投资的重担主要由国家承担。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正是借由国家权力逻辑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从而扩大劳动力就业，刺激经济复苏。除了国家权力逻辑保障之外，时间修复也离不开信用体系的支持。一方面，过剩商品资本无法直接投入工程建设，只能依托信用转化为货币价值，再进入建成环境的建设;另一方面，大型项目存在工作时间、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的差异，导致它们无法立刻实现价值。而信用体系既可以促进人们对消费基金项目的消费，又可以通过固定资本租赁的方式获得利息，促进固定资本流通。不过，哈维始终认为，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科研技术研发等对过剩资本的吸收能力极为有限。固定资本的实现依赖于生产性消费，一旦后者无法增加，固定资本就面临价值贬值的危险。而生产性消费的不断增加又产生了越来越多待吸收的资本。消费基金依赖于未来收益的扩大，一旦未来收益出现波动，势必会影响当前购买所带来的负债。技术的更新只会加剧生产领域中的积累危机。由此，哈维指出，时间修复借助二级和三级循环缓解了初级循环中的过度积累危机。但是，由于这些投资皆是从不变资本和物的角度推移时间，而非从根本上扩大人的需求，故无法消除过度积累危机，且信用体系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会加剧金融危机。
与时间修复同时存在的方式是空间修复。“(一切形式的)资本在全球迁移的自由让资本家得以在不平均的地理毁灭这个框架中有机会通过地理扩张来获得即时的‘空间修复’。”3在这里，哈维实际上指出了空间修复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不平衡地理环境，另一个因素则是地理扩张。不平衡地理环境是哈维空间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他甚至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探讨不能忽视不平衡地理环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具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特点:“资本主义不是在一马平川的表面上发展起来的……它被插入了千姿百态的地理环境，并在其中成长、扩散。”3不平衡地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点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经典的“四个从属于”命题概述之。而哈维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观察和分析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以地理差异的创造为手段来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资本在遭遇发展界限时往往会寻求区位这一途径，即利用不平衡地理环境，通过空间转移和地理扩张获得超额利润。哈维结合马克思的说法指出，资本主义最初的地理扩张是为了借助海外廉价的生产原料延缓利润率下降，借助国外庞大的消费市场输出国内商品资本实现价值。要长久维持资本主义结构的平衡，资本主义必然要破除自给自足的私有制，在外部空间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小生产所有制难以创造出庞大的消费需求。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促使大量私有者转化为廉价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不仅可以提高利润率，而且还会促进大量的雇佣劳动者对商品的消费。这样，资本家集中于国外市场进行投资，又加剧了国内价值贬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是建构性的环节”3，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存活。不过，哈维也指出，空间修复并不能彻底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虽然外部空间的开辟拓展了消费市场，但是不平衡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剥削局面又限制了消费能力和需求，从而制造了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在外部空间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然可以延缓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也形成了与母国的竞争关系，不利于对母国过度积累危机的吸收。全球各地陆续爆发的毁灭性战争事件并没有阻挡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相反，“区域性的联盟又一次建立起来了，而且为了不断萎缩的获利机会而相互竞争。自给自足的威胁再次浮现出来了”4。
哈维不仅致力于分析空间修复对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作用及其局限，还关注到空间修复所牵涉到的“空间危机”，也就是从个别地点的价值贬值发展到区域性危机再演化为全球危机。空间修复推动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因而，有些地方会因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会因为资源的流出而衰弱，遭受价值贬值。空间修复将资本引向不同区域，利用区域发展程度不一，形成了一个“由迅速的积累和价值丧失所构成的相互补偿的区域格局”4，促进资本积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再生产就可以保持动态的相对平衡，相反，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高度连接，个别地区的危机极易上演“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全球危机。“更加全面的危机形式立足于由本地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件所构成的这种混合，而且是从这种混合中产生出来。”4
二、时空修复理论的贡献
时空修复理论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在把握资本时空分子化运动的基础上如何利用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策略缓解过度积累危机，维持资本积累活动。当然，哈维也意识到时空修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不仅不能消除过度积累危机，反而加剧了金融危机和空间危机。哈维在建构时空修复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看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维对国家和信用的探究拓展了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批判了黑格尔“伦理观念式”的国家。在而后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计划将国家纳入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5他打算在抽象研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所有制之后转入对国家的具体研究。遗憾的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并未完成这个系列工程。哈维认为，虽然马克思建立了国家的唯物论阐释，但是，马克思的阐述还不足以解释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哈维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是国家究竟如何维持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可以着手建立一种基本理解，说明国家何以必须完成某些基本功能，让资本主义可以再生产为一个持续不歇的系统。”6他将这一问题贯穿在时空修复理论的论述之中，从三个维度来阐述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保障。第一，国家扮演着维持和保障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稳定的角色。在时空修复理论中，哈维指出，国家作为资本积累分子化运动的领土架构为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提供保障，消除资本和劳工移动的障碍，保障货币供应的安全和稳定，推进对外贸易。第二，国家起着调节竞争的作用。个别资本家往往不会考虑总体阶级的利益，甚至容易以一己私利破坏阶级的整体利益，但资本主义国家会适当做出一些让步的举措，如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创造先决条件，从而维护总体阶级在生产、流通和交换所有领域中的利益。第三，国家还充当冲突性利益的仲裁，协调阶级内部的利益。空间重组与否往往涉及不同阶级和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需要依靠国家这一强制力量来平衡关系。至于信用，哈维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将分配、消费、信用和金融资本排除在价值实现之外极为不妥，实际上，信用制度、金融资本以及价值分配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焦点问题。哈维将时间和信用联系起来，在时间修复中厘清了信用体系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首先，信用体系的出现跨越了资本积累的距离障碍和流通时间的差异，减少了资本的流通成本和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其次，信用体系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各类剩余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又促进了固定资本的流通;再次，信用体系作为资本的中枢神经系统，以利率的差异作为衡量标准支配资本进入利率回报高的地方，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最后，信用体系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形成了庞大的资本力量，推动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这些变革构成了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不过，哈维也看到信用体系存在内在隐患。信用在促进购买和出售分离的同时，也加剧了危机的发生。信用的出现成了“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金融资本过分集中在投机之中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建立信用体系的目的是，纠正个别资本家利己的欲望，通过信用体系将资本放在一起成为资产阶级的共有资本，避免对整体阶级利益损害。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转变成了货币资本家这一个阶级的共有资本”7，金融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滥用信用体系牟利，导致整个资本积累趋向畸形。
哈维的“三块危机”理论丰富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哈维在论述时空修复时引出了“三块危机”理论。“‘第一块’危机理论讨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源问题。‘第二块’危机理论则考察了一些时间动态，而塑造它们并为它们提供中介的是金融的和货币的安排。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第三块’危机理论，它必须把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整合到危机理论当中。”7在哈维看来，“第一块”危机实际上是发生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由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动态变化所引发的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主义通过推迟资本重新流入市场的时间，延缓“第一块”危机，不过，由于金融和信用的介入，经济体系出现“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全面对抗”7，触发了“第二块”危机。哈维以“第二块”危机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内在痼疾无法通过时间修复来解决。“第三块”危机理论实际上阐述了危机在不平衡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本质。不平衡地理发展虽然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也隐藏着危机的风险。资本在不平衡地理环境的流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区域的发展和另一些区域的价值贬值。危机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部门中的转换虽然缓和了过度积累危机，但是由于普遍的联系，又导致了“抽象劳动质量的全球危机”。透过“第三块”危机理论，哈维试图说明不平衡地理发展无法纠正资本主义矛盾，从而揭示空间修复的局限性。这样看来，哈维的“三块危机”理论实际上是试图证实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时空修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哈维回应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将“三块危机”置于同等并列的地位，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化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块危机，“它们应该被理解为危机在资本主义这个有机的统一体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三个同时存在的方面。”7这样的认识显然矮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的地位，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对危机爆发的决定性意义。事实上，不论是“第二块危机”还是“第三块危机”，都不过是生产领域的危机在交换和流通领域的重塑。
哈维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分析阐明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关系。哈维认为，时空修复推进了城市化和全球化。时间修复促进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在地理上形成聚集效应，推动城市化的形成。“这种投资必须协调一致，使得运输关系、劳工阶级住宅、工厂和办公室、购物中心与休闲中心与休闲场所、机构(医院、学校等)，以适当的协调整合和彼此通达的方式，汇聚在物理空间中。”8城市化以“一个有空间秩序的实质架构”吸收过剩资本，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城市化凭借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规划不断再生产劳动力，维持资本积累活动。显然，哈维对城市化的分析是置于资本积累视阈之下的，既指出城市化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明确城市化是维持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这使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全部历史纳入了一条某种程度上与资本运动规律相一致的轨道。反过来，这也开辟了一条实际的道路:城市化反过来对这些运动规律如何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9全球化是空间修复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中，资本主义塑造了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推动了人口的全球移动和全球雇佣人口的上升，形成了一大批世界城市和大量跨国公司，促进了经济的全球流动。而这样的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不平衡地理环境形成的过程。资本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打破均衡状态的趋势。“导致空间均衡的过程……与将资本积累导向危机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反过来，一些起反作用的力量(包括在危机的进程中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生产的空间经济推到某种似乎是慢性而长期的不均衡状态，因而有可能起到一种重要作用，即拖延、限制或解决积累在空间中的全面危机。”10不平衡地理环境制造了不同区域之间利润率的差异，为资本创造了盈利的空间。此外，它也是资本家分化阶级力量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依据文化特性、性别、种族和宗教分化工人，透过在地理景观中植入形形色色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的社会划分，将阶级分化为不同的地理上分裂的社群利益，从而迫使他们服从资本和市场机制。由此可见，城市化和全球化不仅离不开资本逻辑这一动力，同时还作为空间生产的具体表现，俨然成了资本积累动态中的重要环节和主要手段。“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11
三、从时空修复理论看哈维理论研究的偏好及其结果
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从时空角度厘清了当代资本主义在遭遇危机之后是如何延续自身的生命力以及发展的界限，从而开辟了资本主义研究的新角度，回应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透过时空修复理论，不难发现，哈维以使用价值为理论的出发点，以资本流通过程为分析的主要方面，以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作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进而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批判转化为了空间批判。这样的认识也使得哈维对资本主义批判力度被削弱。
哈维重视使用价值的生产过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哈维的空间生产出场是以使用价值为逻辑起点的。他反对以“价值-货币-资本”解读《资本论》从而抹灭使用价值的地位。在他看来，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范畴，与交换价值、价值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倘若不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无法解释价值，可是倘若没有充分理解价值，也无法解释另外两个范畴。”10对他而言，使用价值并非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具有一定的经济职能。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拓宽了使用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维从使用价值的立场延伸出固定资本，探索技术革新和空间生产对资本积累的推动意义。此外，他还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哈维从使用价值出发，转向对固定资本的分析，再进入空间资本的分析，延伸出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这一分析路径显然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探讨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侧重于可变资本和生产关系层面，本质上是对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批判。相较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哈维的空间批判显然只是一种对物的批判。
哈维重视资本的流通过程过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哈维认为，马克思所构建的资本积累模型是基于价值实现无困难的假设而对资本生产过程的高度抽象，故而，马克思所得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并不具有说服力。在他看来，考察利润率不应忽视周转和流通的因素。为此，哈维修改了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并且创造性地引入了“必要周转时间”12的概念。不仅如此，哈维在时间修复理论中对消费基金和独立的固定资本，也就是对大量空间资本的研究，实则是重视流通过程的具体表现。按照哈维的阐释，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空间仅仅是生产条件和容器，只有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才从生产资料转变为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无法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得以呈现，而必须要在经由资本流通过程之后的总体性的资本运动过程才能得以把握。”13哈维不仅推动理论焦点从资本生产过程到资本流通过程的转向，而且试图立足于流通过程解释资本的矛盾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哈维认为，嵌入建成环境之中的资本虽为流动的资本消除了空间障碍，实现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目的，但是这些投资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了资本积累的发展。“固定资本从生产的立场来看表现为资本的成就的顶峰，从资本的流通的立场来看却只是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所面临的障碍。于是，资本‘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4显然，哈维认为，资本的界限是资本固定之后所形成的空间障碍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至于地理不平衡发展，哈维认为，地理空间的二元对立，如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城市和乡村、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实际上是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形成的。资本在地理上的分散运动将许多地区和国家卷入了资本的流通过程，而资本积聚造成一些地方对另一些地方的相对优势，形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状况。“城镇与乡村之间、中心与外围之间、发展与不发达状况的发展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生的强加，它们是由多种相互交错的力量所造成的连贯的产物，这些力量运行在资本流通过程的总体统一当中。”14哈维重视流通过程过于生产过程，显然模糊了生产的根本地位。事实上，无论是空间的流通还是重组都需要经过空间的物化和抽象化，而空间的物化和抽象化源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根植于资本的生产过程。13哈维的分析势必只能是一种对非本质的批判、表面的批判。
哈维以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模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时空修复理论中，哈维试图阐明资本生产过程的矛盾可以在流通过程和交换领域中得到缓解，他尤其关注空间在资本积累结构中的作用，也就是说空间是如何促成生产有序地向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转向，实现资本的再生产，推动资本的有序循环，故而，他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实际上，我们不难找出一个核心矛盾。我们所描述的过程让剩余价值在地理上的生产得以背离它在地理上的分配，正如生产与社会中的分配同样是相互分离的一样。”14然而，这样的认识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对具体现实的经验现象学分析。事实上，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深藏于资本的生产过程，根植于生产关系的分化。“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15价值的实现受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取决于社会的分配关系，分配关系直接受生产关系决定。资本积累在发展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代表资本力量的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多，而无产阶级越来越贫穷。生产关系的分化导致价值实现的失败。可见，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并非根本矛盾，而是作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本矛盾的表现。哈维由于忽视了对本质问题的深入剖析，无法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无法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揭示。
这样看来，哈维对流通过程、使用价值、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矛盾的强化，表明他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截然不同。哈维的理论偏好导致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一种空间批判，而非生产方式的批判，更不能上升为历史批判。这样一来，对哈维来说，提出真正解放资本主义的良方必然也是空谈。
注释
1(2)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2-73页，第89页。
2(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2)(3)(4)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76页，第636页，第674页。
4(1)(2)(3)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77页，第653页，第65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6(5)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王志弘、王玥民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397页。
7(1)(2)(3)(4)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427页，第649页，第504页，第18页。
8(1)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96页。
9(2)大卫·哈维:《跟着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10(3)(5)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99-600页，第44页。
11(4)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12(1)哈维重新制定了利润率公式，把原来作为分母部分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总和扩大为资本流通中不同阶段中的资本总量(资本总量=货币资本+材料、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库存+半成品和成品的库存+市场上尚未出售的商品的库存)。他建构了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关的范畴，也就是反映流通过程的时间“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并将其引入对利润率的研究。他认为，个别周转时间越是低于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利润率越高。详见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
13(2)(5)张梧:《资本流通过程与当代空间批判》，《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
14(3)(4)(6)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79页，第640-641页。
1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