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论文
摘 要：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提炼并阐释了诸多重要哲学概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开创了社会意识两种形式说，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作了新阐释。普列汉诺夫创新性阐释唯物史观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在“史”“论”结合中所具有的继承性、批判性、主体性和时代性。普列汉诺夫从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危机做了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的进程，对构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话语体系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 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创新性;特征;意义;
Abstract： Plekhanov gave an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refined and explained several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concepts, further develop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reated the theory of two 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le of an inpidual in history.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lekhanov's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e manifested as succession, criticism, subjectivity and epochal nature in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y". Plekhanov understood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world outlook, made a contribution to solving the philosophical crisis of Marxism,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gradual eastward spreading" of Marxism to Russia. All this has a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t original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 our country.
Keyword： Plekhanov;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novativeness; characteristic; significance;
哲学的原创性一般指在哲学创建过程中，思维主体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其途径往往是在“史”“论”结合中，或“破”或“立”或二者并存，而呈现继承性与批判性。其结果是做出了前人所没有做出的贡献而呈现独创性、创新性。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对唯物史观方面所做的贡献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原创性。作为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这与他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贡献了许多独创性见解有着莫大关系。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1,但却还未将其纳入原创性视域下进行审视和考察。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更呼唤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的时代，对于哲学学科而言，更当迸发和贡献出原创性智慧。因此，从原创性视角来探究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新性贡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主要创新贡献
(一)提炼并阐释诸多重要哲学概念
思想的阐释与传播依赖特定的概念。普列汉诺夫提出并阐释了诸多重要概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和接受的语汇基础。这既是他创新性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前提，又是一种创新性贡献。
普列汉诺夫首次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并进行了系统阐发。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但他们常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或“现代唯物主义”指称其哲学。普列汉诺夫首次以“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一般哲学基础，“启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逻辑体系的整理”[1]138。他提出，“由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较之唯心主义更加阐明了这个真理，即人们创造历史是不自觉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进程归根结底并不是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2]495。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该术语体现了普列汉诺夫从一般哲学世界观的视角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危机。当时，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如考茨基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验科学，视其为特殊的社会观，而不是哲学世界观。普列汉诺夫则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哲学”[3]377,因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可见，“辩证唯物主义”术语绝不只是一个称谓问题，更是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核和本质特征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独创性见解。这一术语不仅为列宁所广泛运用，而且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
普列汉诺夫把唯物史观研究纳入了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之中。他在《论“经济因素”》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3]311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观，也包括历史观，是关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学说。不论是研究自然史还是社会历史，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既“辩证”又“唯物”的。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则可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普列汉诺夫还对“唯物史观”作出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他在《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中提到，唯物史观意为“运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4]337。狭义的唯物史观仅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全部历史发展。广义的唯物史观则指一切从“物”出发、不从“心”出发去解释历史的理论，包括朴素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马克思以前试图从“物”出发来解释历史的观点也可称为“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2]811。然而即使如霍尔巴赫一般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也会提出人脑中的原子运动决定民族历史这样的唯心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思想史上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的扬弃，体现了继承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由此，普列汉诺夫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广义的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界定了“物质”的概念。马克思曾提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9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物质”作了描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6]939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表述还没有完善“物质”的定义，还没彻底说明物质与意识间的关系。但要想彻底认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就必须对“物质”进行概念界定。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康拉德·施米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时完成了这一任务。施米特拥护费希特、贝克莱的观点，否认“物”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的存在。普列汉诺夫在《再论唯物主义》中指出，“物质”与“精神”相对立，是作用于人们感官时引起人们各种感觉的东西[3]502。同时，他把“物质”视为直接或间接地或是在一定条件下作用于人们外部感觉的“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这表明普列汉诺夫把“物质”看作“客观实在”。而后，他又在《战斗唯物主义》中补充道，“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4]250可见，普列汉诺夫不仅指出了物质是感觉的源泉，是不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客观的存在，还科学地说明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个重要哲学问题。后来，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基础上完善了“物质”的定义；“物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经典概念。
(二)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
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考察，认为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相互作用。普列汉诺夫通过阐明生产力是地理环境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纽带”,以及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前提而存在，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人们通过劳动实践引起并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既改造着地理环境，也改造着人们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因此，必须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相互影响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说明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产力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纽带”。自然界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它为生产提供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头一项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4]170他还指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阶段，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纽带”对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地理环境的能力愈强。与此同时，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也相对减弱。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再发挥较为显着的作用。因而，此时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纽带”间接影响社会发展。同时，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构成一种辩证发展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通过对生产力的作用，间接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起着反作用。
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6]856,不应该“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7]389,指出了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然界。普列汉诺夫不仅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然界，而且还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提出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这是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中最具创造性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根据大量史料，细致考察了地理环境中的土壤、气候、矿藏等因素在各民族的不同时期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的不同作用。例如“海洋”这一地理环境要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历史阶段才较为显着。相反，在生产力较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海洋则会成为不同部落交流的阻碍。[4]65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对海洋这一地理环境的适应、利用能力有所区别，所以海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普列汉诺夫列举了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作用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地理环境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直接决定历史进程，这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欠发达。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开始减小，而对人类社会的间接作用则逐渐显着。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而社会发展的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变化，生产力发展每向前迈进一步，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就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
(三)开创社会意识两种形态学说
马克思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2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要素，构建了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在此基础上对上层建筑的组成要素作了细化和具化，认为“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思想体系”是上层建筑的构成内容。换句话说，他按照人的社会活动性质，将整个社会有机体结构分为五项：生产力状况、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人的心理以及各种思想体系。[4]195在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五项论”中，“社会心理”“思想体系”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形成了他的社会意识两种形态说。在他看来，“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高级发展阶段；“社会心理”则是人们的日常意识，包含社会人的习惯、道德、理想、信念、潮流风尚、审美情绪等。
进一步来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两种形态说有着以下具体内涵。首先，社会心理决定思想体系。社会心理先于思想体系而产生，并为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一定的素材。思想体系根源于社会心理、反映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人的心理特征，哲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等以社会心理为基础而发展。其次，强调“中间环节”论，认为社会存在经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对思想体系起着决定作用，思想体系也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普列汉诺夫继承、发展了恩格斯的中间环节论，指出社会心理在思想体系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关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更具体地体现了思想体系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联系。再次，社会心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特定民族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下，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心理，“各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4]189;即使同一阶级在不同时期，随着与对立阶级关系的变化，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换言之，社会心理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后，社会心理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4]95总之，社会心理永远顺从于、适合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由经济目的所决定。[2]715普列汉诺夫通过开创社会意识两种形态学说，补充和延伸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四)新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既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规律与个人的历史作用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在此基础上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普列汉诺夫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和观点，于1898年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经典论着，通过辩证考察自由与必然、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两组范畴以及创造性地阐发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原因，对正确认识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了新阐释。
第一，普列汉诺夫追溯了自由与必然的发展史，认为不承认历史的规律性、而将个人的自由意志推崇为绝对，会导致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只承认历史必然性、抹杀个人的历史作用则会陷入机械论。他从宏观的意义上说明了自由概念的“新意义”,即任何一种自由只有当它成为经济必然性时才会出现。普列汉诺夫还曾在其藏书上抄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自由是强制的对立面，但不是必然性的对立面。”[8]195可见，在他看来，自由不与必然性相对立，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必然也不排斥自由，当必然性被人们理解与掌握，必然就会转化为自由。
第二，普列汉诺夫指出，必然性与偶然性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大量偶然现象体现，偶然性也无法离开必然性而独立存在。夸大必然性会导致宿命论，夸大偶然性则导致唯心论。他在分析个人尤其是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的问题时，提出不管偶然性起了多大的作用，它终究受必然性的制约，也就是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
第三，普列汉诺夫阐发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原因：一般原因、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其中，一般原因支配着特殊原因，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共同支配历史趋势。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见解，一般原因指生产力水平，它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特殊原因指“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3]372;个别原因则是除特殊原因影响之外的例如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正是个别原因的作用，使得历史发展具备了个别外貌。但个人由于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只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局部后果，无法扭转整体进程。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由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决定，也就是由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决定，所以说，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二、普列汉诺夫创新性阐发唯物史观的典型特征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诠释充分体现了其哲学创建过程中的原创性。其理论的典型特征则为在“史”“论”结合中表现出来的相互交织的继承性、批判性、主体性和时代性。
(一)继承性。
首先，普列汉诺夫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有重大的影响，但地理环境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从未有过动摇，始终坚持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以及社会发展有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中介”理论也是对恩格斯中间环节论的“接着讲”。尽管恩格斯未能对“中介”理论作明确阐释，但已提出“政治、法律等”是经济基础与“哲学、艺术等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普列汉诺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到了在“哲学、艺术等社会意识”与“政治、法律”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环节，即“社会心理”,这是他开创社会意识形态两种形式说的基础。
同时，普列汉诺夫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中最典型的是整体性原则，认为社会是由各因素或各层次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结构理论时贯彻了整体性原则，注重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关系综合研究问题。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项论”也继承、运用了整体性原则。他把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分为生产力状况、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人的心理以及思想体系这五个层次，剖析了各层次间的“互相作用关系”“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关系”,各层次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与外部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解释了何为引起各层次相互作用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对“间接作用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结构内部各因素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认识社会有机体。因此，普列汉诺夫被誉为“系统方法的先驱者之一”[8]472。
(二)批判性。
普列汉诺夫大多数理论成果都是论战的产物。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反思—批判理性”精神，即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在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各种思潮、扞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新性阐发。他对无为主义宿命论的批评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无为主义在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上，完全无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无计可施。如卡尔·兰普勒赫特的万有史观否定自由、忽视个人，把必然性视作只能盲目服从的力量，认为人们对于历史必然性的变化毫无招架之力。[3]349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对无为主义宿命论给予了正中要害的批驳。他指出：社会生产方式不可能自动发展起来，社会制度不会自行改变，这些发展过程需要社会人的推动，更需要社会人肩负起伟大社会任务。同时，针对新康德派在社会发展必然规律方面所犯的宿命论或无为主义的错误，他批判指出，承认社会运动的必然规律不代表人们只能够等待历史自行完成运动，并指出新康德主义者混淆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忽略了社会规律以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为前提条件、不明白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和必然关系原理。这些正是普列汉诺夫新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基础。
此外，普列汉诺夫丰富地理环境理论，与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密不可分。学界通常把孟德斯鸠看作“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简单地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的性格、心态，进而决定该民族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社会属性。普列汉诺夫批判道，孟德斯鸠的荒谬之处在于他局限在考察自然界对人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影响，丝毫不重视也不考虑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状况的影响，更是忽略了地理环境会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关系和思想上层建筑产生影响[2]484-485,即不懂得社会生产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针对孟德斯鸠的错误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因为“地理远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切”[2]580,而且，地理环境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3]170。可见，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的新阐发，是由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引出的。
(三)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在普遍性之上寻求超越的、体现人思维能动活动的特性。不具备主体性特征的思想无法形成原创理论。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富有开拓性的哲学家，其理论充分体现了主体的、能动的超越意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诸多“第一”地位。他是第一位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术语并详细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内涵的哲学家，是第一个明晰而科学地把社会心理纳入了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将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人；同时，他首次全面地考察与解决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独特的认知主体，这些“第一”的获得都是建立在他的主体性思考之上，也体现了他理论研究中的崭新思路和逻辑。
另一方面，对方法论的运用也离不开主体的独特思考能力。唯物史观并不是一个万能公式，它只是指出了科学研究的安全道路。[3]185主体只有充分运用他的思维力与洞察力，灵活地运用方法论，发挥出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走上正确的研究道路、实现对理论的突破性建构。可以说，普列汉诺夫通过发挥其个体层面的主体性也使得民族层面的俄国哲学有了新面貌。他富有创造性的主体思考成果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独特的俄国色彩，促成与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渐俄国。
(四)时代性。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创新阐释，离不开他对时代问题的回应。马克思逝世后，唯物史观面临了两方面挑战。一方面，俄国因素论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认为其理论只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只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忽略思想、政治等社会意识的作用，折中地用“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抹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另一方面，庸俗唯物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公式化地将思想体系与经济关系、生产技术或者是阶级斗争等简单等同。这些观点造成了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的动摇。普列汉诺夫担当起扞卫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任务，通过开创社会意识两种形态学说、阐明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与社会存在间的“中介”,从根本上对构成社会形态的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制约关系作出了解释，竭力探索了“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从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面临的时代挑战。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俄国民粹主义者大肆乘机反马克思主义，如重拾“英雄史观”。他们把群众称作“群氓”、否认群众创造历史，并以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英雄史观作为其疯狂从事“个人恐怖”政治活动的理论来源，严重阻碍了当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发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扞卫。他提出，必须唤醒群众的自我意识、消除英雄与群众的对立观点，同时深刻阐述了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9]51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起决定作用，因为历史是合乎规律地且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的。普列汉诺夫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错误思潮的实质并进行相应的批判，这是他新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前提。
三、普列汉诺夫创新性唯物史观的价值
普列汉诺夫的颇具创新性的唯物史观是他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一)普列汉诺夫创新性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
其一，普列汉诺夫从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危机做了贡献。针对第二国际大多数理论家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社会思潮、历史理论或经济理论，普列汉诺夫扞卫、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世界观，并对其理论体系作了系统整理，提出了诸多有创见的新思想，如地理环境理论、社会意识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评说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与重要原理。布赖奥维奇称赞道： “无论是考茨基，还是这个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唯物史观、社会思想史的方法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唯物史观》等着作在这方面迈出了最大的一步。”[10]16
其二，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落地、生根与发展有突出贡献。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重要前提是总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经验与实践经验。作为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的着作是俄国早期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书，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展开的彻底的批判，为宣传、扞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扫清了障碍。这些功绩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渐”俄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人民解放的精神力量、理论武器与革命工具。同时，普列汉诺夫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而且对列宁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帮助列宁走上了革命道路。另外，普列汉诺夫最先、最坚决地批判第二国际内部暗藏的错误思潮，并在许多西欧国家发表不少论着、文章，积极地参与他国的社会主义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的宣传、鼓舞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第二国际享有极高威望。
(二)普列汉诺夫创新性唯物史观的现实启示
理论的价值在于创见。“一个成熟的、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和民族，通常都有自己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因此加强原创性、时代性，是构建新话语体系的关键。”[11]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性贡献，对构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话语体系有着方法论启示。
首先，善于汲取既有理论资源，并敢于突破创新。研究者理论积累的深度直接影响其思想的高度与力度。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需注重培养其自觉的突破意识，勇于提出理论新见，即固本拓源。普列汉诺夫探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往历史观长期发展的产物。马克思通过“过滤”“汲取”前辈们的“理论材料”,创造性地发现了“生产力”因素这个新颖的“历史动因”,从而逐步完成其唯物史观的建构。身处“俄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背景下，普列汉诺夫同样根据其知识经验的积累，创新意识的激发，以及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其独有的原创性理论。普列汉诺夫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搬运工、传播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者、推进者，其主体的创新意识驱使着他敢于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范畴或观点，这可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由“理论被动”转向“理论主动”提供一定启示。
其次，站在时代的高度并充分发挥自觉的问题意识。人类认识活动的每一步向前，理论的每一次升华，都伴随着对时代课题的审视、回应与解答，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僵化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需随时代的发展开拓创新。同时，问题意识是使理论保持生机的源动力。因此，构建我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理论，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具体实际，洞悉时代的本质特征，用高度的问题意识，对现实问题进行敏锐的观察并加以合理性批判与系统性阐释。马克思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12]203普列汉诺夫说道：“在着手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首先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关系发展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公民社会的解剖’决定于社会的经济。但是经济又由什么来决定的呢?”[4]163从这里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具有明晰的问题意识及自觉的追问能力。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炼新的哲学观点从而实现原创理论的过程。
站在时代的高度并充分发挥自觉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在“识变” “应变” “求变”中实现理论创新。要构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需要以“问题意识”为主导，关注对时代问题的批判与解答，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赋予理论体系民族化、本土化的特点，从哲学层面指导当代社会实践，从而打造出学术的繁荣、支撑起理论的自信，最终赢得国际话语权。
总之，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从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危机做了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的进程，对构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话语体系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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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注释
1有关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思想的研究,大抵分两类:一是整体性的研究,如王荫庭在《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中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进行了专章系统的论述,李清崑在《唯物史观与哲学史——普列汉诺夫哲学史研究评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详细论述了普列汉诺夫如何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来探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二是方向性研究,如王荫庭在《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哲学研究》1980年10月刊)中挖掘了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学说的重要意义,贾孝敏在《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江汉论坛》2018年2月)中对论述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