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传播的历史描述与影响

　　科学哲学严格来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另一种是指科学的哲学,即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这两种哲学有着严格的区别,前者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科学或科学领域,后者则力求使哲学科学化,即追求科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两种不同倾向的哲学都与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科学又是驱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此时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理论指导,而科学哲学正是关于现代化强大动力之一———科学的理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涨,西学全面东渐的帷幕拉开了。这次西学东渐的高潮,始于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以前。这一阶段,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沧桑巨变。在这个救亡图存的年代,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西方寻求强国之路。今天所说的“中国梦”亦由此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出来的。笔者将要讨论的建国前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始于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笔者拟在史实基础上,分析建国前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原因、过程、及其造成的影响,并概括经验教训。

　　一、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传播的背景及成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哲学学科的确立,其目的就是要把科学理性或康德所言“知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封锁长达百余年的国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也因此被迫加入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新的经济体系中。尽管此时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过于强大,使得中国原有的社会进程被打断,走向了一条畸形而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艰苦卓绝地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由此西学东渐的进程被重新启动了。科学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向中国传输。

　　在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1583-1840),中国作为西学的授受者,内因始终不充分。这里所谓的内因,是指十九世纪以前的满清政府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自以为无论从物器层面上还是制度层面上亦或是精神层面上说中国依然处于强盛时期,没有必要从国外引进新的技术和文化。此外,只靠少数传教士等外因作用,实难对中国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那么当我们考量第二次西学东渐时,神州大地已风云骤变,引进西学已然有了充足的内因。这个内因扼要的概括起来就是自强求富和救亡图存的需要。

　　以鸦片战争作为时间分割点,战前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封建国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专制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战后中国的最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急欲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

　　西方世界自十八世纪起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变革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包括殖民体系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这个被殖民对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中,自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虽然出于自身特殊的国情,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因素仍然在中国存在并发展着,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必然要求相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出现,而这自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理论的指导。一方面,当“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民族资产阶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关于科学的哲学也就呼之欲出了;另一方面,科学哲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思维、社会和自然等各门具体学科在现代社会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从广度和深度的层面上来看,这都是对古典西方哲学的一种超越。因此,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意了。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在对西学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即从物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从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层面。这三个过程在历史上都有其相对应的事件。洋务运动着重于对物器层面的选择,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和民族工业。

　　然而甲午海战的惨败标志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此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着眼于制度层面的选择,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为榜样,掀起一场资产阶级自我改良运动。然而结果依然以失败告终,这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也使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认识到“体”和“用”的辩证关系。对此,严复曾做过形象的比喻和精辟的描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接着他又指出:“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同种人之面目然,不可谓之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西方物器技术和政治制度之所以先进,根源在于其“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关于这点,梁启超说到:“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的“精神文明”显然就是指哲学社会科学了。因此,要想成功的效法西方政治制度,还必须配之以科学的理论来驾驭它,而反映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最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就必然会被引入到中国来。

　　二、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传播的历史描述

　　鸦片战争后,国人致力于寻求救亡图存,自强求富之路。有识之士认为,强国之路必由引进西学为始。在西学层面的选择上经历了从物器层面到制度层面,最后再到精神层面的递进,在西学的内容上经历了从肤泛到精深,从介绍到创造从倡西贬中到中西融合的进步。这是中国学者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大体上亦是如此。

　　(一)进化主义与逻辑思想在中国的初步传入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始于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优胜劣败”等理念。当《天演论》中所提倡的进化思想取代“国本不可动摇”这一抱残守旧思想成为普适国民的世界观后,严复进而以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归纳法这一方法论为武器,批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以引进西方物器文明为主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对此严复指出洋务派的所为乃是“盗西法之嘘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西学内容则是“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在他看来,引进西学的当务之急就是使国人摆脱“华夷之辨”等高傲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进而认识到当前的国际新秩序乃是建立在各民族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为此,严复欲以其着名的“严译八大名着”开拓国人的眼界,启蒙国人的思想。而科学哲学的思想作为当时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能够在中国得到直接传播,《天演论》、《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这三部翻译着作可谓功不可没。

　　严复早年受穆勒、斯宾塞、赫胥黎等着名思想家的影响很大。早在严复发表《原强》一文时,就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有过简明扼要的介绍,但最终翻译的确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因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着作中的理论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更能满足严复以实用为目的而传播西学的需要。严复通过赫胥黎着作中所描述的自然界中各种残酷竞争和生存淘汰现象,鲜明生动的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一些基本观念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并以此印证变法的需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中国要想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进化”,要“进化”就必须变法,此之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严复还通过《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着作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方逻辑学原理。在《穆勒名学》中,穆勒继承了自巴克莱和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认为知识源自于经验,因此任何外部新的知识就必然来自对经验的归纳。严复注意到,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特点就是讲求逻辑。在观察的基础上经验事物,经过归纳得出的知识,还不一定是真知灼见,还要经过试验的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这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不仅来自于经验,最后还得复归于经验。如前文所提到,青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正是因为深受这种方法的影响,并欲掌握此种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作为武器,用来批判国内传统学术的诟病。因此,他通过翻译这部有关西方逻辑学的着作,率先将逻辑归纳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引入国内。

　　严复的《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所带来的进化论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封建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锐利武器”及其维新变法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天演论》中进化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批代表人物,为后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西学传播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此外,通过《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着作,严复将作为西方文化之根本的逻辑归纳法介绍到国内,并以此改造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国内学者开始逐渐重视逻辑归纳的方法。

　　(二)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正值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如火如荼的开展时,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并为这项“批判”工作带来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武器———实验主义。胡适坚定的认为实验主义正是针对中国旧文化改革的理论依据。由于他对实验主义有着系统的掌握,又是其师杜威的忠实追随者,因此胡适把传播实验主义作为终其一生的事业之一,并且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斐然的学术成绩。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哲学完全是近代自然科学发达的结果,这种哲学不仅注重实际效果,更注重试验的方法,以科学的眼光看问题,一切科学律例都是人们以经验为基础规定的。受到达尔文进化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中,因此科学律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事实上科学律例只不过是一些暂时的“最适用的假设”。实验主义只看重当前的事实,追求试验的效果。这种效果是当下的、眼前的,或者说是某一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效果。

　　这种效果必定对人们经验当下的生活产生莫大的帮助。人们应当从具体的事实中追求真理,做真理的主人。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它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在实验主义者看来,任何真理都必然在当下或者某一时间段内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果,不存在没有实际意义的真理。真理之所以被公认为真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它的实际效用。世界上只有相对的真理,而没有永恒绝对的真理。根据这些思想,胡适提出了他着名的“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

　　胡适归国宣扬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后的第二年,便极力邀请其师杜威来华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并对美国诸多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杜威强调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实践证明内容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实用主义也可以称为“实验主义”。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形成了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都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杜威在华的学术演讲通过国内学者加以整理后,汇编成《杜威在华演讲录》和《杜威五大演讲》等着作,并大量发行。

　　由于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胡适注重的是现实的问题或当下的问题,排斥空洞的理论或玄思,极力主张在改造旧中国的工作中一定要坚持点滴改良,零碎进步。胡适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曾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得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样的结论。从这个结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心态。即便如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传播西学的贡献和抨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所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取得的成就不容否认的。实验主义作为破旧立新的利器,不仅引起了文学上的一场革命,还在思想上,为科学以及科学精神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作为开民智,树新风的先驱,由胡适所带来的“实验主义”科学哲学思想,对后世学者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三)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形成于二十世纪初的分析哲学是在当时数理逻辑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了休谟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传统和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而创立的。它强调哲学就是要对知识进行逻辑的分析。

　　1920年,罗素应蔡元培等人邀请来华讲学,期间发表了《数学逻辑》、《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四个系列讲说。

　　由于罗素有着扎实的数学功底,他的哲学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因而技术性极强,对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和相关基础知识的学者而言,是很难理解他的哲学的。尽管中国学术界当时对罗素的来华讲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终究还是因为科学知识底子差,导致多数罗素的听众难以理解他的哲学。

　　这使得他的哲学在中国缺乏群众基础,而未能像进化主义或是实验主义那样立刻产生巨大的反响。但罗素的分析哲学却在中国有着细水长流的深远影响,如冯友兰曾经评价道:“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法……”罗素来华宣讲的分析哲学及其方法论还在中国影响了一批如金岳霖、张申府、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名家。此后,但凡罗素有新着出版,在国内很快就会出现对应的翻译版本,有些甚至还不止一种译本。

　　罗素的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代言人”是张申府先生。郭湛波认为“在中国研究数学逻辑,要以张申府为代表”,中国研究罗素思想最有心得,介绍最力的,就是张申府先生。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张申府先生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着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年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先生之手。

　　在介绍和传播罗素哲学的时候,张申府最为重视的就是罗素的逻辑分析法在哲学中的应用。在他看来,罗素哲学之所以具有创新性,就在于罗素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贯彻了这一科学的方法。尽管罗素的哲学以善变着称,但无论他的哲学体系怎么变化,他以高度地科学精神所坚持的逻辑分析法的贯彻和运用是不变的,这是罗素哲学“活的灵魂”。而中国传统思想历来缺乏充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没有理论的总结,因而没有形成各种“系统”或“体系”。无怪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有得只是思想。”应该说,张申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把西方的分析哲学介绍到中国来,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理论意义。

　　成立于1929年的维也纳学派,企图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以统一各种科学和人的知识为目标,是分析哲学的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国内对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了解与维也纳学派的学术进展基本保持同步。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以科学哲学思想为根基,学派成员如领袖人物石里克、鲁道夫·卡尔纳普、纽拉特、费格尔、汉恩等,多是当时欧洲大陆优秀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在当时的中国,真正系统地、客观如实地传播和推广维也纳学派哲学的非石里克的嫡传弟子洪谦先生莫属。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做了基本的介绍。哲学不是科学,而是分析科学命题的一种逻辑活动。哲学的目标就在于明晰科学理论的命题,发挥和限制语言的作用,辨别真命题与假命题。作为石里克的弟子,洪谦先生深得其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想之精髓,为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洪谦先生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维也纳学派,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中国的哲学讲坛,却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因为这时的实证哲学已被其他哲学思潮挤到了后排,所以洪谦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只能作为实证哲学的余波留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

　　西方科学哲学思想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逐渐与中国的“本土”哲学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改造”。如对逻辑分析在中国传播做出“永久性贡献”的金岳霖先生。他把罗素的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通过《逻辑》、《论道》、《知识论》三部巨着,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其中的《论道》这本被贺麟先生赞为“最有独创性的玄学着作”以中国传统哲学概念“道”为核心,袭承西方二元论的路子,利用逻辑的方法,通过“式”和“能”这对基本范畴构建了全书的思想体系。《知识论》则成为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解决知识理论问题并建立系统的知识理论的光辉典范。与此同时,冯友兰指出: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使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因此,冯友兰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西方逻辑的方法。在构建 “新理学”时,他便十分自觉地引进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这种把当时西方科学哲学最新且最重要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所创造的“中国式”的哲学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甚至当代中国哲学界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学术创新。

　　三、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传播的影响

　　综上所述,广义上的西方科学哲学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科学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产生了精神上的促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动地步入了现代化进程。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

　　社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素质。人的素质高低又在于诸如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精神”是先进还是落后。只有社会上具备了拥有先进“精神”的人之后,才能依靠他们建立起适应现代化所需要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现代化实践活动。西方科学哲学作为近代文明最先进的精神成果之一,实际上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践的理论精华。它被引进到中国,起到了开民智、树新风的作用,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人逐渐接受了 “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的理论。意识到要建设美好未来,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控制”自然界。国人的“华夏中心论”观点也逐渐瓦解,开始改变高傲自大的心理,认识到西方的文明富强背后科学技术所发挥的巨大力量,从而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科技、哲学等。

　　其次,它的传播使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无到有。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阻碍和东西方文化之间所固有的鸿沟,使得科学哲学一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并非正统的形态,其目的更不是纯粹的为了引进学术知识。自甲午海战之后,西方科学哲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使得中国科学哲学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泛到精,从扬西弃中或倡中贬西到中西结合的过程。这些科学哲学思想的“东渐”,向国内传播了一种崭新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学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科学”———西方国家富强之源泉。“五四”运动之前,由于条件限制,中国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途径靠的只是当时少数几个学者出国所了解的知识来进行传播。他们对所传播的哲学的理解还比较浅,难以做到消化吸收,更无超胜的可能。而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这种情况出现改观,国内出现了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精髓有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的名家。如前面提到的维也纳学派领袖人物石里克的嫡传弟子洪谦先生,构建了其独具创新性哲学体系的金岳霖先生,等等。总体上,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哲学精华不断汲取的过程,也恰恰是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从无到有的实现过程。

　　最后,它的传播使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在中国初成雏形。自“科学”这个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大新的命题,即“中国有无科学”和“科学是否万能”。关于第一个命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如果我们抛开“中国有无科学”这个空泛的争论,姑且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中国式的“科学”,那么,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科学”比之西方的“科学”少了一样东西,它就是西方“科学”的精髓———“求真”的科学精神。胡明复在《科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科学方法的唯一精神就是“求真”。在他看来,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使我们达到“真”的目的,那就是科学的方法。这与中国之传统学术道德,往往不以“求真”为尺度,而以“求善”为最高准则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求真”的科学精神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

　　只有“求真”的科学精神才能破除旧的宗教和迷信,改变落后的道德和习俗。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的地位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俨然形成了科学万能的思想。“科学万能观”的发展导致了着名的“科玄论战”。在论战中,双方就科学的伦理价值问题即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人生观的问题并不能完全靠科学来解决。因为科学虽然能够研究和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能够承担构建人生观的全部任务。虽然最终的结论是科学并非万能,但是在当时科学极度缺乏和宗教迷信愚昧极端盛行的年代,用“科学万能”这一思想来唤醒广大人民崇尚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是有着明显积极意义的。它推动了新式科学方法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运用,促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萌芽与发展,使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

　　四、结论

　　纵观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这一个多世纪,科学哲学完全是以“舶来品”的姿态在中国出现,它是依托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形成的经世致用的民族精神以及救亡图存的实用性目的而逐渐展开的。西方科学哲学建国前在中国的传播带有比较明显的功利性目的。在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即全面东渐的阶段,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明显地带有救亡图存的目的性。科学哲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表现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变革服务”,从某种程度而言丧失了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在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心态的驱使下,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只求变法救国开民智,而不求理论的升华和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学术交流传播的纯粹性,而沦为为政治变革造势的理论武器。其结果是科学哲学在早期中国的传播仅仅只停留在肤泛的介绍和粗浅的运用阶段,缺乏较为深刻的学术理解和学术创新。

　　建国前多数学者薄弱的科学基础导致难以真正“会通”西方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其它类型哲学,是建立在西方近几百年来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研究科学哲学的主体至少要掌握一门科学知识,熟悉其语言符号、概念,能够读懂专业论文,把他们转化 为 日 常 语 言,才 能 概 括 中 其 中 的 哲 学 问题。放眼望去,西方科学哲学家大多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如罗素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数学家。又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石里克也是物理学专业出身。即便是在中国,在科学哲学上能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金岳霖先生和洪谦先生也有着扎实的数学功底或物理学功底。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科学哲学的主体若不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就难以理解和贯彻运用其中的思想方法,更无须谈什么超胜了。因此缺乏自然科学功底就成为了当时制约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之最大障碍。

　　科学哲学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进入中国学界。在激进的新文化学者看来,西方科学哲学属于先进的与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文化,而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则是落后的与反历史潮流的。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哲学之间存在着鸿沟。今天,当我们回顾早年印度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时,就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在中国的成功传播有着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成功的实现了中国化,即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禅宗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的科学哲学要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至超越西方科学哲学,也需要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源与中国的“科技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双向扬弃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化”的科学哲学。

　　[参考文献]

　　[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412.
　　[2]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叙论[A].//梁启超哲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7.
　　[3]李军.进化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J].发展论坛,1998(6):42-43.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78.
　　[5]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6]胡军.分析哲学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张安民.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及其对形而上学的拒斥[J].宁夏党校学报,2005(7):65-68.
　　[8]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0.
　　[9]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香港:中华书局,1992:207.
　　[10]李秀林.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