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2)

　　在德里达看来，任何言说和书写都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一种固定的、精确的意义上，毋宁说，意义是在延异中生成的，或者说是一种差异游戏的产物。因此，任何概念和意义都是开放的、撒播的，因而也是无中心的、不可还原的。德里达反复强调，所谓“撒播”就意味着意义不能被界定，意味着“不再还原到父亲的东西”,不再把某个东西当作“文本的终极诉求、中心真理或终极真理”来加以把握，因而也意味着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的多元意义或多元主题上。[1]33因此，德里达打破了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几乎是鼓励人们用阅读文学的方式来解读哲学文本，因为正是在那些文学文本中，通常才充满着语义含混、难以确定的隐喻和修辞。

　　由此可以理解，德里达何以总是在形形色色的文本中，热衷于解构那些词语。而通过他的解构，那些原本似乎清晰明了的词语，竟变得语义双关、疑窦丛生了。《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一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上所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曾讲述过一则故事：图提把他发明的文字献给国王，称它是医治记忆力的良药。但国王却认为，人们一旦掌握了文字，就只会认真书写，不会再努力记忆，因而拒绝了这一馈赠。德里达发现，柏拉图在此反复将文字比喻为“药”（Pharmakon），其实大有深意。文字的发明者把它作为一剂良药献给人类，苏格拉底却把文字视为一种危险的毒药。

　　这样“,药”一词便具有了双重意味。不仅如此，德里达进一步指出，“药”（Pharmakon）还与“魔术师”（Pharkeus）、“替罪羊”（Pharmakos）等词语相接近，而苏格拉底后来正是被人以蛊惑青年人的罪名，作为“替罪羊”被迫饮下毒药而身亡的。正如驱逐“替罪羊”（Pharmakos）是为了净化城邦一样，驱逐文字的“毒药”（Pharmakon）则是为了净化言语和思想。于是，在这一文本中，Pharmakon的多重意义便在撒播中弥散开来，解构了柏拉图的本来意思。德里达由此指出：“正是基于这一游戏或运动，柏拉图终止了各种二元对立和差异，Pharmakon就是差异（生产）的运动、地点和游戏。”[6]

　　三

　　论及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德里达当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那篇着名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66）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他后来享誉英美学界的起点。从此，解构理论在美国风靡一时，德里达也定期到耶鲁大学讲学，从而形成了以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尔德·布鲁姆为代表的耶鲁解构学派。

　　尽管《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论题看似与文学批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但在那个结构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德里达的这一演讲却好似当头棒喝，警示人们更清醒地去审视当下学术潮流。德里达指出，作为一个概念，结构与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有着同样古老的年轮。这一概念总是被要求赋予它一个中心，而“这种中心也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中心是那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不再有可能。组成成分（此外也可以是结构所含的结构）的对换或转换在中心是被禁止的”[7].因此，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但当他以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乱伦禁忌”时，他仍然未能摆脱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仍然陷入了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依违两难、无所适从的境地。

　　德里达认为：“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7]505既然如此，一切不过是符号之间的相互指涉，一切都只是符号替换的游戏。而列维-斯特劳斯尽管比别人更好地显现了符号的游戏，但他的工作依然怀旧般地追逐着中心。由此，德里达指出：“因而存在着两种对解释、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解释。一种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源头，它将解释的必要性当作流亡并靠之生存。另一种则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安心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极。”[7]524对于这两种不可调和的阐释策略，虽然德里达声称他并不想作出选择，然而，从他后来对一系列文本所作的解读来看，他显然更倾向于第二种阐释策略。德里达通过解构的游戏，对大量西方学术经典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阐释，并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超越，但他却无意于去破译那个“真理”的中心。

　　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 1983）一书中，乔纳森·卡勒指出，尽管德里达并未直接论及文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但他的解构实践却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卡勒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解构理论对一系列批评概念，包括文学本身这一概念的影响；二是解构理论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特殊的主题批评，虽然它宣称并不相信主题的概念；三是解构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和阐释策略；四是解构理论也改变了人们对批评活动的性质和目标的看法。[8]可惜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此展开讨论，只能对解构批评的几个特点略加评述。

　　既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意在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可以想见，这种理论是与新批评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大相径庭的。正如我们所知，尽管新批评推崇“隐喻”、“悖论”和“反讽”,但对他们来说，优秀的诗歌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诗歌的结构也是“一种具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表明结构的统一原则的，似乎就是把各种内涵、态度和意义加以均衡与和谐的原则”[9].因此，在克林斯·布鲁克斯看来，阐释诗歌必须着眼于它的整体结构，着眼于一首诗的个别成分与其整体语境的内在联系。然而，对德里达来说，不仅不存在这样一个作为整体的统一的语境，而且由于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延异”和“撒播”之中，因而总是导致一部看似晓畅明白的作品变得歧义丛生，充满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德里达对诸多文本所作的解读，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他的解构理论之所以在美国找到知音，看来也并非偶然。

　　显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也是与结构主义批评迥异其趣的。可以说，结构主义批评是通过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尝试找寻文学的普遍规律和语法系统，而作为一种后结构主义思潮，德里达的解构批评却一再强调，任何文本都可能内含着足以颠覆整个系统的异质因素。而在这种情况下，解构批评便转向了对个别文本的解读，尤其热衷于发掘那些为以往批评家所忽略的边缘成分，以此挑战传统的阐释方法。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指出的，由于受到晚近各潮流的影响，当代批评家已然划分为两大阵营：

　　一种是苏格拉底型的、严谨的批评家，另一种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的、迷狂型的批评家。苏格拉底型的批评家喜欢自诩为“科学家”,以为只要基于有关语言的科学知识，便可建立一种文学研究的理想秩序。而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的批评家则与之相反，他们不再追求宏伟的科学体系，其探寻的逻辑线索伸向了漫无逻辑的、荒诞的领域。[10]

　　而德里达及其追随者正是这样一些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的批评家。当然，解构并非是无端的怀疑和任意的颠覆，而是意在揭示文本内部早已存在的冲突因素，表明文本中那些边缘的、非逻辑的成分已解构了传统批评家精心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

　　从我们特定的角度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常常忽略了“文学性”问题。尽管德里达曾经援引瓦莱里的见解，把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主张“从它的形式结构、修辞组织、文本类型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其表述和生产的各种模式来研究哲学文本”,从而摧毁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森严壁垒，也模糊了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区别。[5]293但从总体来看，德里达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进行的。他对柏拉图、卢梭、马拉美、瓦莱里、布朗肖、卡夫卡、乔伊斯等诸多诗人和作家的解读，更多地还是从哲学的视角切入的，不仅与通常的文学批评相去甚远，而且很少有审美方面的考虑。不仅如此，德里达甚至从根本上质疑是否存在一个名曰“文学性”的问题。他认为：“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订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11]

　　由于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建制，所以追寻它的本质和意义注定是徒劳的。德里达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不存在确实的文学实质或实在。”[11]39如此大胆的结论，几乎否定了无数批评家的辛勤探寻和理论追求。因此，从批评史的角度看，德里达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方法，启发了人们重新认识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目的。至于要将他的解构理论转换为一种文学理论，并且灵活自如地运用于批评实践，还有待于耶鲁解构学派的共同努力。但这已是后话，姑且就此打住。

　　[参考文献]

　　[1]德里达。多重立场[M].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8.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7-48.

　　[3]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6.

　　[4]柏拉图。斐德若篇[M]//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69-170.

　　[5]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Alan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329.

　　[6]DERRIDA J.Dissemination[M].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127.

　　[7]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M]//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