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生命册》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摘    要：　小说创作的灵魂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其背景设置、情节安排的最终目的都是突出人物。李佩甫在《生命册》中塑造了诸多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让人印象颇深。这些人物形象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作为群像立足于文本之中，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可用爱、尺度、故乡、饥饿和女性这五个关键词进行概括。

　　关键词 :     《生命册》 ;人物群像;关键词;

　　Abstract：　The soul of novel creation is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its background setting and plot arrangement is to highlight characters. Li Peifu created many full and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s in The Book of Life, which impressed people deeply. However, these characters did not exist alone, but were present in the text as group images. Among them, there are internal link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love, scale, hometown, hunger and women.

　　Keyword：　The book of life; group images; key words;

　　李佩甫在《生命册》中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通过“我”(吴志鹏)的视角把这些人连接起来。作者称此篇小说结构是“分叉式的树状结构”[1],其中“我”的角色定位即是树干，通过“我”延伸出一个个枝丫(即其他人物角色),由此构成一棵大树。树干与枝丫或是枝丫与枝丫之间又存在相通的地方，把这些相通的地方加以概括就有了人物群像的关键词：爱、尺度、故乡、饥饿和女性。这些关键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把它们联系起来则构成一副《生命册》中的“浮世绘”:在城乡骤变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人们陷入精神困境，他们在苦难中生存，他们的情感在物质中异化，他们一步步跨越禁区，最终迷失自己。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且无法摆脱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生命悲剧的深度体现。
 

　　一、爱

　　《生命册》突出表达的爱有母爱、友爱和爱情。

　　虫嫂的母爱被生存异化，既伟大又悲哀。她的身上有很多标签，诸如“贼”“不要脸”等。丈夫撑不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他们徘徊在生存线的边缘。为了生存，也只有虫嫂厚着脸皮出去偷了，她从本村偷到了邻村，从偷窃变成了“交易”,声名狼藉。她的这种行为与“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格教化背道而驰，因而一直活在“三只手”“松裤腰”的耻笑中。“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2]228她的母亲身份并没有因供养了三个孩子得以恢复，她一生坎坷，最终恓惶地死在了村子里。她用自己的苦难换来了孩子们的舒适与安逸，她生命中最后的风光是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有了稳定的住处和工作。

　　虫嫂的三个孩子可谓是踏在她的尊严上长大成人的，渺小卑微的“草芥母亲”起码撑起了他们的一片天，而吴志鹏和骆驼凡事只能靠自己或者互相依靠。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机会日益增多，吴志鹏与骆驼的“合作”一步步紧密，从北上“捉刀”到上亿身家，他们的友情已经上升到亲情的高度，是真正意义上“割头换颈”的兄弟。虽然他们最终走向殊途，但当正在开车的吴志鹏听到骆驼跳楼的消息时还是没有能抑制内心的情感出了车祸，这种“无心之失”正是他们友谊的高度见证。

　　除了母爱和友爱，小说对爱情的描写也十分突出。卫丽丽的执着，梅村的寻找，老姑父的入赘……严格来说，卫丽丽在爱情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也是爱情中的主体。她明知骆驼身边有其他女人却默不作声，只一心想成为他的贤内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为他打理公司，以至于骆驼死后，弱不禁风的卫丽丽还拖着羸弱的身体去料理公司的事情。相对而言，梅村就“清醒”得多，她追求完美的爱情，追求与另一半的心神合一，但她又是极其不幸的，一次次寻找爱情，一次次受到打击，于是一错再错地寻找。她的寻找与其说是寻找爱情，毋宁说是寻找一个捧着九十九朵阿比西尼亚玫瑰的吴志鹏翻版，以延续她曾短暂拥有的甜蜜。

　　书中有关爱的书写构成了一幅俗世爱的图谱。爱是生命延续的必备条件，是《生命册》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在现实中异化了的人，也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着这种固有属性。爱的类型不同，深浅不一，主体各异，但其主题是相通的——都是出于对生命的怜惜：或怜惜孩子，或怜惜朋友，或怜惜爱人……他们自己深陷精神荒原，却没有放弃内心的坚守，这也正是人性的伟大之处。

　　二、尺度

　　《六韬·农器》:“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3]这里的尺度原是表示“规定的限度”。生而为人，做事要有一定的尺度。当代社会尺度的外延很宽：道德、法律、公约、内心准则……一旦跨越了这个尺度，许多事都会覆水难收。

　　上面谈到的虫嫂即是跨越尺度标准线的代表之一，因为“娃饿了”,所以她不顾一切去偷，去撒泼，去“交易”。她跨越了人格和尊严的尺度，得到的除了口腹之欲的满足，还有包括家人在内的人们的鄙夷及因自身突破纲常伦理带来的精神折磨与生活苦痛。像虫嫂这样的小人物还有很多，例如蔡思凡、范家福和夏小羽等，其中的典型代表要数骆驼与吴志鹏。

　　骆驼无所顾忌，不断跨越尺度，一步步走向深渊。“犹如修仙成魔，骆驼是百无禁忌的吴志鹏。几千亩土地和几千双眼睛，吴志鹏所背负的沉重流于情感和字面之上，而把全部身家都押向城市疯狂豪赌的骆驼，却把背负着的东西掩藏得更深，也发力更狠。”[4]经济变革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骆驼也由当初的侠气仗义变得贪婪狡猾。他跨越道德、法律、公序良俗的尺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不堪心灵的重负和欲望的折磨从18楼一跃而下。

　　与骆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志鹏，他们人生迥异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骆驼贪婪无度、吴志鹏节制有度。吴志鹏是“背负着土地行走”[1]的人，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他始终保持清醒和警觉，不断地反省自身，当然，这也离不开“高人”的指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背后的高人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常说的那位‘超我’。‘超我’是一种道德化的自我，它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作为内在的道德检察官，‘超我’总是严厉地审视“本我”及“本我”的各种欲望。”[5]萦绕了吴志鹏整个幼童时期的“给口奶吃”和老姑父留下的“见字如面”提醒他在尺度的边缘及时刹车。

　　《生命册》中有关尺度的叙述无疑具有启发性，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尺度的衡量与把握能够影响一个人命运的走向。跨越尺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一次突破禁区，之后就不能保证不会再次突破。毕格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6] 那么人又以什么作为尺度?在笔者看来，一为自省，二为外力约束。前者早有孔子的警示：吾日三省吾身[7]。反思自身不只是与过去的自己做比较，还要与理想的自己做比较。只有在这两种比较中我们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地标，方知进退。对于后者我们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可以汲取一二。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而人的全部活动绝不只是为了生存，还有发展。“人要求生存与发展，绝不是人自身所能解决的，他必然要与他以外的环境，包括环境中的他人及有关活动发生联系。”[6]因此，合群性与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丈量与约束的尺度也必然要包括外力约束。生而为人，如若二者皆破，那么走上歧路也是必然的了。

　　三、故乡

　　李佩甫说：“最早从《红蚂蚱绿蚂蚱》开始……尔后至《羊的门》《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我研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1]如果假设春才、梁五方等人是无梁村土生土长的植物，那么老姑父、虫嫂等人则是“飞来的植物”,是异乡人。

　　何处是故乡?这个问题似乎是《生命册》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的人向往城市，在城市扎根之后又发现思想栖息地其实还是乡村。多年以后，回到乡村却又十分惘然，因为记忆中的乡村已经面目全非了：“这次回来，我几乎找不到回村的路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吗?……可一望无际的苇荡不见了，几十亩大的深不见底的望月潭也消失了……再也看不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了。”[2]424故乡究竟在哪里呢?李佩甫这样解释：“在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的、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拖住我的东西。”[2]424

　　因此，所谓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栖息地，这无关地缘，无关血脉。一直想逃离无梁村的吴志鹏最终发现，逃离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他已经与无梁村难分难解了。异乡来的虫嫂、老姑父等人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梁村人，而在无梁村土生土长的梁五方等人却成了异乡人。

　　老姑父为了爱情牺牲自己，入赘无梁村，而后人与灵魂都扎根在了无梁村：“老姑父的军人特质是在无梁村的时光里被一点点浸染、一点点抹去的。”“可老姑父自摘下肩章上的那三颗‘银豆儿’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2]45至此，老姑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梁村人。梁五方则相反，他的“各色”和“傲造”让他在三十三年的时间里都在上访的路上行走：“走成了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他一脸的沧桑，背着一个铺盖卷，见人就低头、鞠躬，而后规矩地往地上一蹲。”[2]长久的上访使梁五方形成了一种“表演”心态，将自身悲剧诉诸话语却没有上升到感情，渐渐地，上访陈情也变成了装腔作势。如同“郑人买履”,手段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丢失殆尽，而他也在上访中无形地成为一个异乡人。

　　故乡与异乡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在《生命册》中，这一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精神栖息地的所在位置划分的。

　　四、饥饿

　　这里的饥饿不仅仅指物质方面，在权重上更偏向于指精神方面。

　　春才与骆驼的饥饿是精神层面的。具体而言，春才的饥饿是性饥饿，他的悲剧是性压抑造成的。妇女们的玩笑是他的性启蒙。“春才最初好像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也就红红脸而已。后来再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蹲下了。”[2]357以这种方式传递的性知识，非但不能培养一个人的正常性心理，反而会使青年人误入歧途，春才就是例证。他无法言说，因为对于青年人而言这是“耻辱”的。女人们的调笑给春才带来的只是与日俱增的痛苦，加之青春期他对蔡韦秀萌动的情感无法吐露，甚至做出了自己引以为耻的事情，心理不堪重负，最终“下了河坡”。至于骆驼的“饥饿”,具体而言是贪欲无法满足造成的。“骆驼是个奇特的形象，奇就奇在他背负着欲望的符号，却不失生命之活力……穷苦出身的他‘一旦消除’个人的穷苦，便进入了永远无法解脱的双重饥饿： 那永远无法填满的欲望和永远无法回归的真实。”[5]“无法填满的欲望”可以看作骆驼对自己内心的弥补，正是由于内心空虚，才需要“数字”一步步地满足自己。在欲望不断满足又重新生长的过程中，骆驼自己也能感受到的是，他离现实似乎越来越远了，变得也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生命册》有关饥饿的书写主要集中在虫嫂、春才和骆驼身上，其他人也多少有所涉及：如杜秋月在进入无梁村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一点点被无梁村人驯化，“到了第二年，老杜已可以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脊梁蹲在村街的饭场里吃饭了。他甚至学会了阳光下捉虱……”[2]285。婚后，刘玉翠“把他带来的一摞书撕成一页页的，分成两摞，一摞当成了揩屁股纸，一摞当成了引火的媒子……老杜愣了好一会儿，说：‘也是。烧就烧吧。’”[2]300诸如此类对杜秋月知识分子思想的长期驯化与打压，使杜秋月逐渐被驯服，但是反抗的思想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烈。这导致了他精神的饥饿，以至于后来做出假离婚的计划。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饥饿已不常见，但在精神饥饿中挣扎的城乡男女随处可见。精神饥饿不同于物质饥饿通过饕餮一餐就能满足，它无休无止，永不满足。在这种精神饥饿的撕扯中，人的内心越来越空虚，也越来越发现自己所求变得模糊，最终退无可退，只能像春才、骆驼等人一样选择极端方式结束痛苦。

　　五、女性

　　不能忽略的是，《生命册》塑造了大批的女性形象，她们三三两两可以归类为群像：无梁村妇女群像、为爱情牺牲的女性群像、城市中奋斗的女性群像等。这些女性形象为丰富《生命册》的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诸如卫丽丽、梅村等为爱情牺牲的女性，她们或在爱情中丢失自己，或在爱情中寻找自己。她们坚守的情感抵不过现实的侵蚀，她们也无力与现实相抗，最终在凄然中失了她们的声。

　　无梁村的女人们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她们的语言行为高度统一，亦可视作那个时代女性形象的缩影。一方面她们勤劳能干、朴实单纯且爱憎分明，另一方面她们又愚昧无知、野蛮专断且善妒。她们能站在石磙上碾篾子、心灵手巧地编席子，能做“三大美味”;而当吉普车开进无梁村时，她们却“唏嘘不已，奔走相告”。“运动”发生时，她们面目狰狞，把人性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对无梁村女人的叙述是“背景式”的，作者并没有开专章专节来描绘，而是在塑造主要人物时添加一笔。这种“顺势而为之”的笔墨并不多余，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物性格面貌的多样性和丰富的乡村社会风貌。

　　城市中的奋斗女性群像具有现代社会生活的典型性。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女性早已经脱离了家庭的桎梏，拥有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在《生命册》中，城市奋斗女性以蔡思凡、小乔和夏小羽为代表。蔡思凡从蔡韦香到“蔡总”的蜕变无疑是许多农村女孩立足城市的范本，她立志逃出无梁村，即使以清白为代价走进洗脚屋工作也毫不在乎。于她而言，在洗脚屋工作不是梦魇，在无梁村才是。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奋斗女性是小乔。在《生命册》中，她完全是作为一个“黑化”角色出现的。她的装扮前卫、性感，她争强好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说话傲慢无礼，喜欢恶意中伤，是商场中典型的两面派，欺软怕硬。这样一个完全负面的形象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女性在社会上立足很艰难，她们面临的危险要比男性多得多；另一方面，很多时候给予她们便利的也是她们的女性身份。夏小羽也是如此，没有经得起金钱的诱惑，最终成为网中之鱼。

　　立体多面的城乡女性形象一方面为《生命册》塑造主要人物形象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小说人物形象的维度。女性作为《生命册》中的人物群像关键词之一，不仅代表着作品中的个体形象，而且代表着千千万万女性的现实命运，是现实女性形象的集合体：她们或为爱情飞蛾扑火，或为事业艰难挣扎，或为生活的苦闷而忧愁，等等。

　　除此之外，女性群像表现出来的还有鲜明的城乡对立，不同地域的女性生存状态与思想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我们哀叹无梁村妇女们的愚昧无知，但也赞美她们勤劳朴实；我们哀叹城市女性为爱情飞蛾扑火，为事业跨越尺度，但也赞美她们勇敢独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城乡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濡染。女性在社会的生存现状也是《生命册》要呈现的课题之一。

　　六、结语

　　《生命册》是一本厚重的人物生命图谱，作者通过吴志鹏的视角来勾勒一个又一个饮食男女，给我们展示了各色的众生相。这本书的人物群像可浓缩为五个关键词：爱、尺度、故乡、饥饿和女性，但是其中的深意又绝非这五个词就能简单概括的。《生命册》不只是作家虚构的文本故事，更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它通过塑造众多人物形象意在警醒我们：不要在“精神荒原”中失去了作为精神独立个体的自我。

　　参考文献

　　[1]李佩甫我的“植物说"[J]扬子江评论, 2013(4):5-6,101.
　　[2]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六韬(M].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6.
　　[4]李振.抵达故乡,我即胜利?一读 《生命册》[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2):22-29.
　　[5]程德培李佩甫的“两地书:评《生命册》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 2012(5)97-111.
　　[6]柏拉图.普罗泰格拉篇[M]/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488.
　　[7]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