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意识

　　作为独具特色且有着自身独立发展规律的地域性文学体系，东北现代文学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的。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治学视域，引起广泛关注。新时期以来，经过几代东北学人辛勤探索，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显著，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繁荣景象，但目前该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研究者应在宏观意识和微观意识两个方面全面加强与提升。

　　一、关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宏观意识

　　宏观与微观的方法是治史的两种主要实现途径，文学史的研究中二者亦缺一不可。宏观研究可以在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发现相似或共同的本质性要素,并加以捕捉概括，纵横评说，探究文学发展各自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形态，进而揭示出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内在和外在规律以及是非得失。微观研究则是从个别起步，从细微处入手，对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元素的敏锐观察详致认知和深层透视。微观研究离不开宏观的俯视，宏观研究则离不开微观的累积，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因此，文学史研究者必须建立积极而明确的宏观意识和微观意识。

　　可以说，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缺乏宏观意识。

　　吕钦文、铁峰、冯为群、李春燕、张毓茂、高翔、黄万华等人的文章和史论著述从宏观的角度或综合探讨，或整体审视，或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阐释与论析，使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成熟与厚重的特色。有些研究在对某些作家的分析和评价中，也能够做到全面把握整体透视，力求明晰而准确地评判一个作家创作的得失与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该作家的时代影响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些成果都从整体上提升了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宏观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相配合，20世纪的东北文学也被人为地“断裂”为“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当代文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这段历史，让文学回归本体。尽管关于“贯通”的具体效果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认为，不管怎样，“它的宏观视野和整体的审视角度，促进和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贯通”是非常必要的，这个观点对于东北文学的研究同样适用。东北文学也不能只是满足于分阶段研究，因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求寻求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孕育过程，探源东北现代文学的延续性，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格局”，把20世纪东北文学视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深度一体化，“系统研究20世纪文学的规律性特征，揭示历史的连接与影响，必将会导致东北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研究者要着眼于全局，以东北现代文学为起点和基点，从文学现象、文学观念、主题演变、创作方法、文体消长和文化意识等方面，对20世纪东北文学做总体性流动性开放性的考察与书写，有效地勾勒出东北文学在那样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流变。还要沟通融合近代与现代，搞清东北社会系统转型过程中文学子系统所呈现出的状态与特征，探寻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地域特色形成的深层原因，新旧文学的转换境况以及转换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激荡变动过程。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开掘。以上属于纵向的考察。

　　横向来看，有必要考察东北新文学与“他域”文学的相关性。首先与关内“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深刻联系。众所周知，从总体上看东北新文学是在“五四”文学的召引下诞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对关内新文学，有吸收，有融汇，也必然会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拿来”与创造。这方面的研究不乏丰盈厚重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如高翔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既有文学发展历史的纵向书写，又有文学发展特征的横向剖析，使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东北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个别与整体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的发展关系。然而，该项课题在史料挖掘和学理探讨方面的工作仍需继续，在已有学术资源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做更高层次的理论审视和进一步的历史还原。其次，东北新文学尤其沦陷时期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途径是多向的，除“五四”新文学，还有日本文学、俄苏文学、欧美文学等，这些互动关系有必要一一梳理，从宏观上做冷静细致的研讨与剖析。尤其要以沦陷时期“滞守”作家甚至所谓的“附逆”作家为中心来梳理文学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对东北新文学做出更为客观和动态的判断与评价，在科学辨析中揭示出历史真相。另外，与东北新文学并存的旧文学的发展状况，东北新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东北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等，都需要在宏观意识的引领下做整体的鸟瞰、建构与掘进。

　　宏观意识主要表现为开放的姿态，以新文学为基点，既在一个时间段上做整体考察，又要在时间性上向两端延伸，在视线上做内外变换与流动，“把研究对象放在文学史的长流中，对文学的整体进行历史的、能动的分析。”走出封闭型的研究道路，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视野，在中国文学和东北文学整体格局中勾勒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演变，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寻找多元对话，发现现代东北社会和东北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和独特意义之所在。

　　二、关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微观意识

　　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微观开始的，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和史料的整理中使得东北现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得到日益清晰的梳理。然而在走向宏观之后，微观意识似乎淡弱了许多。由于与关内相比东北现代文学总体水平并不太高，所以导致了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做文学元素和作家作品的整体研究与考察，微观的观照力度不够，很多作家总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出现，许多作品则只闻其名不见其貌，缺乏鞭辟入里细致独到的分析阐释文章，一些研究空疏浮浅，缺少客观性与科学性，有些甚至属于历史的误读，或真相的遮蔽，研究中有整体美而无个体形状。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那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如东北流亡作家群，尤其萧红等人，对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或置之不理，或浅尝辄止，或似乎认为找不到可以切入深层的文本。笔者认为，既然是地域文学，那么大多数作家作品也只能是具有地方影响的，对他们的关注恰恰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重中之重，对有特色者不能忽略遗忘或者置若罔闻，应该以微观意识烛照之，作出客观的剖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那么，东北现代文学是否存在可以切入深层的文本？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沦陷时期作家爵青的作品。抛开敏感的政治身份不谈，作为“艺文志派”中艺术思维最为复杂的一个，爵青习惯于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思考生命的议题和展示精神的困惑，他的小说“追求问题意识和思辨色彩，由观念或问题意识来营造小说，小说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爵青的作品还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他推崇文体创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企图展现文学的高度的艺术性，并努力在文学的场域中执守着“生活之本义”。爵青是一个不能仅仅远观也不是一个让人轻松近视的“天才”作家。爵青的创作是真诚的，爵青本人及其作品却是孤独的。目前学界对爵青作品的解读是不透彻的，甚至是简单而无力的，“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重要作家，爵青及其作品不该被忽视。”

　　作为个体，在宏观视野下，经过微观考察，在不断的解读与审视中，爵青的作品一定会获得具有超越自身时空局限的永恒性质。当然，对爵青的研究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充分认识其人其文的复杂性，辨伪存真，对其发表的不当言论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微观意识不仅仅关注单一的文学元素或某一个作家及其某一部作品，还包含着一种对于作家作品的解读的姿态和态度，要建构微观的“小语境”话语模式，做好微观的文本细读，并且要把社会时代的宏大背景与文本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基点下的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回到文本自身，文本细读引发的必然是多种解读视角，多维认知取向。因为一个文学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和独立的存在，包含各种不同阐释的可能性。作为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文本细读，一方面要重视语境对语义分析的影响，一方面要将解读重点聚焦到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上，对一些重要文本切切实实地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内部”和“外部”的相互结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大而化之草草而谈的文学研究不能探寻到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深邃性，这种局面必须改观了。目前，有学者提出，东北现代文学须向细部开掘，笔者认为这种开掘既包含着对一些“不被入流”的作家的关注，也应该体现为文学研究的微观意识，因为做细才能做足，见微方能知广。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对“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总的来看，“从事宏观研究必须尊重微观研究的成果,并不断据以修正自己的看法。”

　　总而言之，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趋于两端。既不能一味注重史料发掘或微观呈现，更不能一味注重理论探讨或宏观论述，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宏伟而扎实的论著和健康的学术风气应是两者的并存共荣和有机结合。各执一偏，必然去之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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