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小说创作手法探究

　　沈从文是一个善于向中西方文学学习叙事方法和技巧的作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获得文体作家的称誉。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不拘常格，手法多样，重视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吸纳，其湘西创作多运用湘西民歌与民间故事，有的湘西小说创作甚至传说化。

　　一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广义的民间故事指“民众口头创作的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等”.沈从文从小受民间故事的熏陶，在大人们摆“龙门阵”聊天讲故事时，那些挂在山里人嘴边的故事就代代相传2,他还非常喜欢一个当战兵的表哥常为他说苗人故事。

　　由于对民间故事长期耳濡目染，沈从文在开始湘西创作时就把民间故事作为了创作源泉，有的作品直接将民间故事作为引用或叙述改写的内容。

　　沈从文在1926年3月29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生之记录》，小说在第二部分引用了一个苗族大姐讲述的关于笛子起源的传说故事，这是沈从文最早在创作中直接引用民间故事。通过该故事的引用，小说介绍了笛子是怎么来的知识，也解释了笛声悲凉的原因，同时还渲染了“我”闻笛而倍感寂寞的心情。

　　沈从文更多的创作是对民间故事进行叙述改写。1926年7月，沈从文发表了寓言体小剧《三兽 堵波》，沈从文说：“这原是一个传说，一个原始的神话。”该剧将兔子在月中的传说寓言化，突出了兔子赴火甘愿为佛王献身的精神。在《关于〈三兽 堵波〉》的附文中，沈从文还进一步探究了中印两国有关兔子在月中传说的不同来源，有考释传说的意味7,显示出沈从文对传说故事的兴趣。另一独幕笑剧《霄神》也是对凤凰民间传闻轶事的改写，霄神是湘西傩戏诸神之一，原意为凌霄天神，乡民们也用同音字称其为“小神”,霄神是凤凰当地人并不欢迎但又不敢不欢迎的一位“小神”,当地人有一些关于霄神的故事。《霄神》写的是外甥因赌博输光了钱，偷偷溜进舅舅屋里假装为霄神显灵，骗吃舅舅的酒食供品最终被发现的故事，从而将凤凰民间口头中关于霄神的信仰和故事书面化。

　　1929年，沈从文发表了《媚金·豹子·与那羊》和《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两篇传说小说化的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写媚金与豹子的爱情悲剧，叙述者明确说道：“一个熟习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你五十个有名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声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另外告你五十个美男子被白脸苗女人的歌声唱失魂的故事。若是说了这些故事的人，还有故事不说，那必定是他还忘了把媚金的事情相告。”为强调故事的真实可信，叙述者还进一步交代故事来源于大盗吴柔，而“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所传下来的事实，可靠的自然较多”.更为明显的是，小说叙述采用解释事物起源传说故事的常用笔法“这就是……的由来（原因、理由）”时写道，“都因为那一只羊，一件喜事变成了一件悲剧，无怪乎白脸族苗人如今有不吃羊肉的理由”,突出了传说小说化的特点。《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据沈从文与金介甫的谈话，“是个可靠的民间故事”.历史上，由于统治者对湘西少数民族的压迫，在苗族民间故事中留存有苗族人民反抗压迫的传说故事，如《吴八月起义的故事》和《张秀眉的故事》等，小说写的正是七个土着因为反抗外来官兵的强制性风俗变革--禁酒，一起躲进山洞聚众饮酒而终遭杀害的内容，对苗族口述历史传说进行了艺术化呈现。

　　与以上整体引用或叙述改写民间故事不同，有的小说是以叙述加速的概要方式来转述民间故事的，《月下小景》即其代表。小说概要转述了本族英雄追赶日月的故事，“‘……本族人有英雄追赶日月的故事。因为日月若可以请求，要它停顿在那儿时，它便停顿，那就更有意思了。’这故事是这样的：第一个××人，用了他武力同智慧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时，他还觉得不足，贪婪的心同天赋的力，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赶日头，找寻月亮，想征服主管这些东西的神，勒迫它们在有爱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点，在失去了爱心子为忧愁失望所啮蚀的人方面，把日子又去得快一点。结果这贪婪的人虽追上了日头，却被日头的热所烤炙，在西方大泽中就渴死了。”

　　在此，小说叙述以概要转述的方式重续了楚文学的神话传统。而在《凤子》中，沈从文更是采用作品中人物语言提及的快速处理方式说到了神巫在王杉堡的爱情传说以及当地有关草蛊的故事，对民间故事的具体内容则予以省略，显现了叙述的加速。

　　二

　　俄国汉学家李福清在研究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指出，要注意“民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怎么利用民间文学的作品，母题，形象，语言”等。

　　从沈从文的湘西创作来看，民间故事在影响沈从文湘西创作的内容时，沈从文的湘西创作也注意到了对民间故事母题的利用。

　　民间故事母题是在民间故事、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单元，“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俄国学者普罗普对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华裔美国学者丁乃通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索引以及芬兰学者阿尔尼和美国学者汤普森的AT分类法研究都发现民间故事形成了若干基本类型和母题，难题婚姻即设条件考验成婚就是其中常见的一个叙事母题，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所列851A、851B和851C和920C1型都有难题婚姻母题。从具体的民间故事来看，伏羲女娲和尧舜禅让的传说中就有难题婚姻，苗瑶起源神话中兄妹成婚也是难题婚姻。贾芝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三根金头发》同样是难题婚姻。

　　在燕宝编的《苗族民间故事选》和谢馨藻整理的《苗族民间故事》二书所收集的苗族民间故事中，难题婚姻也较常见，如下表所示：沈从文的湘西情爱小说有的就运用了民间故事中的难题婚姻母题，如代表作《边城》。小说所写的翠翠和傩送兄弟的爱情故事就是难题婚姻形式，天保傩送兄弟追求翠翠，天保选择的是走车路，傩送选择的是走马路，老船夫充当了婚姻难题的设计者，他按地方规矩设难题，“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如果走的是车路，就应当由“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后来天保傩送兄弟各自开始完成难题，天保请了媒人来说，傩送也开始在十五的月夜给翠翠唱歌，但由于爱情故事是一女两男模式，民间故事难题婚姻一女一男模式中的大团圆结局在《边城》中被悲剧性结局替代，这是难题婚姻母题运用中的变形，即是一种“那些对于基本框架来说是派生的形式”.《边城》中翠翠和傩送兄弟的爱情故事也是民间故事中穷女富嫁母题的运用。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在读《边城》时就指出：“这儿乃有所谓‘丑小鸭’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