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茶馆》的海外演出探析

　　《茶馆》是新中国话剧走出国门的第一剧，在德、法、日、美等国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与喜爱。考察《茶馆》在国外演出的反响及其产生较高美誉度和影响力的原因，并探讨这种跨文化交流带给中外艺术家的启示与它对《茶馆》经典地位确立所起的作用，对于当代话剧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茶馆》在国外的演出及其反响

　　1979 年 3 月 11 日，在纪念老舍先生 80 岁诞辰的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原班人马第三次重排上演了《茶馆》①,演出得到国内观众的认可与好评，也因此收到外国友人的邀请，德国友人乌苇·克劳特和他的父亲盖什作为中间人，主动邀请北京人艺参加德国曼海姆剧院建院 200 周年的庆祝演出。1980 年 9 月 25 日，北京人艺组成了 78 人的《茶馆》剧组，开始首次欧洲之行的巡回演出。这次欧洲演出至 11 月 11 日结束，历时近 50 天，在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三国十四座城市共演出 25 场，受到了欧洲人民的热烈欢迎。负责此次同声传译的乌苇·克劳特先生详细记录了此次演出的盛况：

　　“《茶馆》的首次演出确实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其后各场演出都无一例外） .演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齐声喝彩： ‘妙啊！ 妙极了！ ’每当演员们在有节奏的掌声中一次又一次地谢幕时，那些留在后台的人总要看着表，计算掌声持续了多久。当一些观众激动忘情地用脚跺地板时，我们有些演员感到有点不踏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欧洲观众表示赞赏的最高形式。观众们在演员谢幕时将鲜花抛撒到舞台上，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兴高采烈，笑逐颜开； 《茶馆》的导演夏淳和各剧院的经理则更是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常常有一些心情激动的戏迷跑到后台或等在剧场出口处，要求同演员交谈； 不少电台、电视台和报社也前来采访。那些夜晚简直像狂欢节！ ”①演员胡宗温对谢幕的回忆更能说明受欢迎程度之高，“每一幕落幕的时候，观众的掌声都非常热烈。戏演完，掌声更为热烈，那简直是从心底里爆发出来的，而不完全是出于礼貌。长时间的、很整齐的、有节奏的‘刮刮刮’外加在地板上跺脚、叫好。有个舞台监督对我们说，你们听见了吗？ 像这样长时间的掌声，在这里是不多见的。这就打乱了我们的谢幕，事先我们曾准备过一套谢幕方式，最多五、六次，还排练了一番，结果呢，二十次三十次都下不来”②.

　　在《茶馆》赴欧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1983 年 9 至 10 月，应日本话剧界及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茶馆》剧组又赴日本演出。这次演出同样取得了轰动的效果，据日本评论界人士回忆，此次的轰动效果可以和 50 年代梅兰芳赴日演出相媲美。导演夏淳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 “在日本的二十五天中，《茶馆》剧组在东京、京都、大阪、广岛四个城市演出了二十三场，剧场观众达三万人。同时，日本广播电视协会（ NHK） 还多次向全国电视观众播映了演出实况录像，并在‘黄金时间’中播映了中日戏剧界知名人士会见的新闻采访。”③演员蓝天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这次演出的盛况：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茶馆》在日本演出的效果更超出了预料。”④《茶馆》赴日演出可谓意义非凡，日本是中国话剧的发源地，《茶馆》的演出可以说是七十六年后回娘家，增进了中日戏剧界的互动与交流。

　　随之开启了《茶馆》环球演出的大幕，1986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8 日，《茶馆》剧组应温哥华世界博览会艺术节邀请，赴加拿大演出12 场。同年6 月14 日至6 月27 日，《茶馆》剧组应新加坡艺术节邀请，赴新加坡嘉龙剧场演出 6 场。令人瞩目的是，2005 年 8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茶馆》剧组应主办中国文化节的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伯克利大学等团体邀请，赴美演出，在华盛顿、旧金山、休斯顿、洛杉矶、纽约五座城市共演出 16 场。钱强在《〈茶馆〉商业巡演在美很火》一文中生动描绘了《茶馆》

　　在美国演出的情形： “肯尼迪中心首演的 3 场票，早在演出前好长时间就卖光了。连参与组织中国文化节的不少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官员都得‘走后门',从舞台经理和艺术总监手里’讨票‘.巡回美国各地的商演也是场场爆满。在洛杉矶演出时，尽管这部话剧长达 3 个小时，但近 3000 位观众似乎一直沉浸在《茶馆》的世界里。演出结束后，观众热烈的掌声持续了 5 分多钟，演员们不断鞠躬谢幕。”⑤
　　
　　二、《茶馆》引发跨国界共鸣的原因探析

　　《茶馆》受到国外观众热烈追捧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与中国观众从时代政治出发来看《茶馆》（ 诸如“挽歌情调”、“’红线‘不足”等） 不同，外国观众更多地从人类所共通的东西来品味《茶馆》。

　　《莱茵晨邮报》登载的文章说： “一个茶馆的掌柜，点头哈腰，竭力去适应不同的政治倾向，曲意与军警宪特和腐败的政客周旋，这是一个欧洲人很容易同本国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人类经历。”⑥在他们看来，演员们“用他们激动人心的话剧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文化，但就其人类的共性来看却又似乎是极其熟悉的境界： 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同的。”①“观众之所以喜欢这个剧，也正是因为通过演员出色的表演，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和遥远的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似之处，看到了他们自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共同点。”②“对一个欧洲人来说，《茶馆》的故事最异乎寻常、最动人心弦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悲剧情调。”“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内心世界的解体，一种相当奇特的精神方面的匮乏。他们的人格，与他们经历的旧文化一样，也一步步失却了清晰的轮廓。”

　　③也就是说，外国观众首先看到了《茶馆》超阶级、超时代、超地域的人类性特征及其具有的丰富的“人学”价值。同时，外国观众很自然地把《茶馆》当作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不少欧洲评论者把《茶馆》当成一部教育型的戏剧和社会学的文献，指出虽然作家老舍拒绝赋予他的剧作以某种泾渭分明的政治意义，但是“以后的生活究竟如何，该作哪种抉择，这在剧中只作了暗示： 在西山，共产党的队伍已经着手进行解放的工作。无论是作者抑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都想要在舞台上再现旧中国时表达这个国家自身的一致性和原则上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④日本的东惠美子在《希望青年们看看这个戏》一文中则直接呼吁： “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好好看看这个戏。以从清朝末期到解放前夕的时代为背景，描写埋葬旧社会、迎接新中国的斗争生活，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史诗。单从了解中国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戏也是很值得一看的。”⑤然而必须指出，了解中国和看到人类共性只是外国观众跨文化戏剧接受的基础和前提，属于表层性结构原因。《茶馆》在国外大受欢迎、产生广泛的轰动效应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点：

　　现代品格和东方神韵，换句话说，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茶馆》在国外演出时，西方人士就认为： “《茶馆》一剧在形式上的异国情调要比内容上稍少一些，这是因为该剧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西方话剧，特别是叙事诗剧的讲述方式与贝尔托德·布莱希特的剧作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