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
我国的边疆面积广大，战略地位重要，民族构成复杂，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巨大。正因如此，中国历代政府在稳边、建边和保边过程中创造和体现出丰富的思想政策、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经验做法等，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治边方略。新时期新阶段，中国治边方略将随着边疆建设的实际而不断发展，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等治边目标将随着中国共产党治边方略的拓展和深化而得以加速实现。
一、思则有备、开阔恢宏、厚重鲜明的治边理念
治边方略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思想史、观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集了不同时代对治边思想的认识成果。思则有备、开阔恢宏、底蕴厚重、旗帜鲜明的治边理念承载了边疆安全稳定发展的战略平台，也成为催生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不断融合、凝聚和发展层出不穷的有力推手。
（一）以维护统一作为定边的根本原则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对于人类生息的这个世界及其政治秩序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这就是将国家统一作为整个民族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和最高利益，这种思想的根基源于“华夏一统”的政治理念。
《春秋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就是牵引治边方略发展的思想主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①的政治诉求是“大一统”国家思想延续发展的思想根源。在“大一统”的思想理念之下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系列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方略也开始形成。
中国古代治边思想及政策突出反映了“夷夏一体”的包容和解思维，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治理边疆，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边原则。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治边理论高度注重维护国家的统一，其积极意义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到了近现代，在古代历朝历代内外边统合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治边文化，为治边政策的转型提供了有力的奠基作用。中华民族在抗击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一统”思想始终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聚焦到今天，无论是陆地边防的守卫，还是海洋权益的争执，都能从屯垦戍边到海疆管理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这些以“大一统”思想为主线的治边方略和思想，不但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而且仍然是未来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遵循。
（二）以促进文化认同作为安边的深厚底蕴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特性的集合体，在这个大家庭中，实现文化认同始终是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诉求。在为国家统一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历代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始终是如何解决好与边疆地区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语言文化的交融是民族融合的灵魂。
历代中央政府通过发展封建教育、更易旧俗等途径，把华夏文明传播至边陲之地。这在汉、唐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明显。西汉时期，在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西域各国使用汉历、学习汉语、仿照汉制的现象蔚然成风，乌孙公主派人至京师学鼓琴，龟兹王偕夫人来长安学会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如汉家仪”②。唐朝除在西域各地设立儒学学校外，还在京城国子学招收西域各部首领子弟入学，并鼓励来往于西域的各类人员，携带经史典籍和技术书籍进入西域，使儒家文化在西域多元文化中逐步占据引导地位，成为西域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趋向，西域民众纷纷以附属中原为正宗。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虽不时有过民族纷争和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民族统一、携手共进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认同感是中华古国数千年历经无数磨难而保持大统一、中华儿女保持大团结，以及绝大多数朝代边防巩固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几千年的中国治边实践一再证明，中国治边理念中所反映出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包容和谐的精神、利群爱国的精神、崇尚统一的精神，为边疆各民族所认同，并内化到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乃至风俗和习惯之中，为边疆民族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基础。爱国主义、崇尚统一、实现文化认同的理念和精神，在经过近代和现代社会实践的丰富发展后，逐渐渗透到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转化为普遍的民族社会心理，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性思维形式，成为治边方略的核心内容，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和文化进步。
（三）以边疆内地一体化作为建边的实现途径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与国家最主要、最核心、最广泛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在行政管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社会结构、居民素质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秦统一天下，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中华一体的地缘政治观。中国古代治边思想及政策突出反映了“夷夏一体”的包容和解思维。在边疆治理上，秦始皇实行与内地一体化的郡县制，设官置守，进行管理。
到了清代，其在前期不断加强边疆地区管理力度，通过向边疆移民，发展经济，密切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到了晚期，清政府改变前期的“重稳定、轻发展”的治边观念，发展边疆经济和文化，边疆日趋内地化。内地化的“量”不断增加，如在新疆、台湾确立了行省制度，使新疆和台湾在政治制度上与内地一体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承认边疆地区发展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国情，把边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强边固防统一起来进行战略思考布局，在大力进行边防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对边疆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的投入，积极推行全面开放的经济政策，最终促成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质变，使边疆的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边疆地区成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为边疆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视野开阔、刚健务实、包容和谐的治边策略
自古以来，中央政权十分重视边疆的治理，从政治的角度筹划边疆治理，运用国家资源甚至在全国范围动员力量，持续进行边疆的治理。从总体上看，中国治边策略，气象恢宏，刚健务实，边疆治理成效显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开创了中国边疆建设和谐发展的崭新篇章。
（一）理性务实实现政治安边
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以来，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历代统治者都以一统天下、安定万邦作为其成就霸业的最高理想。
但由于边疆各民族风俗各异、生产生活方式及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原相差甚远，统治王朝为兼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因俗而治”政策也由此应运而生。
“因俗而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诸多方面。“因俗而治”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加强了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达到了靖边安邦、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彻底摒弃了“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观念，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建国后，通过加强边疆地区政权建设，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从根本上确保了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边疆地区的解放，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同时，努力加强边疆地区党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采取多种举措，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四个确保”③的指导方针，抓住了边疆地区巩固人民政权的根本，为边疆地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统一，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优势不容削弱。”④
（二）战略谋划实现屯垦戍边
我国古代屯垦戍边产生于秦。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始行移民戍边制度。汉承秦制，扩大屯垦，开发河套，并形成理论，作为国策。从汉唐以来，历代王朝在屯垦戍边上有所作为和贡献者，都对屯垦戍边高度重视并直接筹划。三国时的曹操认为屯垦是定国之术“: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⑤朱元璋更是把屯田作为基本国策，后来的康熙、乾隆皇帝在即位当政以后，都把屯垦作为政治上巩固政权、经济上发展生产、军事上守边固防的战略措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古代屯垦思想的有益成果，并根据历史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赋予屯垦戍边新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体系，使屯垦戍边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我国古代屯田思想的基础上，从安邦治国、维护国家统一、保持边境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发展了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并为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和发展。1954年 10 月，奉中央军委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部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至 1970 年，全国先后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等边境省区组建了 12 个生产建设兵团和 3 个农业建设生产师，执行屯垦戍边任务。
从 1975 年开始，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撤消，归农垦系统管理。1981 年 8 月，邓小平同志在新疆视察时明确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⑥1981年 12 月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其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央治国安邦的一项战略性决策和重大举措。要求兵团在新形势下要注重处理好“屯垦和戍边”、“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兵团和地方”三个重大关系，更好地发挥“建设大军作用”、“中流砥柱作用”和“铜墙铁壁作用。”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努力再创屯垦戍边事业的新辉煌。
（三）多措并举实现经济兴边
从经济布局来说，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缺乏劳动力，所以即使适合农耕的地区也得不到开发，这对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非常不利的。对此，历代政治家们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倡导“徙民实边”，如东汉的王符在论述“徙民实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时也讲“:先王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向边郡移民符合“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经济规律，可以“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实在是“安中国之要术”⑧。大量移民定居边疆，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居民结构，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从而促进着边疆的进步。利用中原优势的物质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部族施加经济文化影响，也是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一个重要方略。其具体举措是发展边贸，鼓励朝贡贸易等等。尤其是互市贸易满足了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双方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边疆地区的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历代王朝边疆开发的广度、强度和持续性等与边疆各族人民的期盼还有较大的差距，加之有时统治者执行弱边以求安边的政策，导致边疆与内地相比发展速度偏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在边疆经营上坚持标本兼治，尤其是把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作为边疆经营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加大边疆开发的人力、物力投入，使边疆地区更深刻地融入全国的发展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把组织集体移民和鼓励自由迁入相结合，移民垦荒，建设新的农林牧基地，支援新的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逐步改变了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的状况，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先后有一批大型工业企业、数万名工人及其家属从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省市迁入边疆地区。“二五”至“四五”期间，国家新建了一批现代工业基地，建成了规模较大、门类较全、相对完整的边疆地区工业体系及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启动“兴边富民行动”，加快边疆地区发展步伐。
国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多项专用资金，实行优惠政策，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疆省区，发展多种形式的边境贸易，促进跨境区域合作，为发展边疆地区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备边足戍实现军事固边
历代中央王朝深谙“边固在乎兵实”⑨之理，都很重视加强军事建设，以巩固边防。派驻重兵，守边备塞。自古以来，边疆地区可以说是无兵不稳，兵弱必乱。因此，历代王朝往往从稳定边疆的战略全局出发，尽量保证派驻边疆的军队数量达到较大的规模，形成重兵戍边的局面。正所谓“备边足戎，国之重事”⑩。应该说，中央派驻边疆的大军，一直是扞卫边疆的主体力量，是保证边疆安全稳定的主要保障。完善设施，加强防御。在边疆地区修城防御，一直被认为是中原王朝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种手段。如晁错在给汉文帝的奏章中就认为，加强防御最好的办法就是应该在沿边“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设城邑，立关险”，而且要“高城深堑，具蔺石（即投石机），布渠答（即铁蒺藜）”，然后“徙民实边”，充实边疆，以提高整体防御能力。因此，历代中央王朝都针对边疆形势的特点，依据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从战略和战役全局的需要出发，在受威胁的主要方向和敌必攻、我必守的战略要点上，因地制宜加强国防工程和设施建设，完善防御体系，提高防御能力。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大多从我国边疆地区开始侵略中国，中国的边疆安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边疆危机濒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一切外部势力从边疆地区驱赶出去。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敌视和破坏，建设强大的国防，实施军事卫边，是党和国家治国安邦的基本关注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指派部分作战部队抵边设防，担负边防武装警卫任务，这就是最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同时，积极组建边防武装警察部队 （后改称公安边防部队），并加强边境地区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加强生产建设兵团建设。
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边防部队和民兵“三结合”，是新中国边防武装力量体制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边境军事斗争，胜利地进行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等，扞卫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和边防安全。
（五）兼容包蓄实现文化凝边
用共同的文化增强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强边固防的重要方略。自汉代起，中央王朝就很重视通过多种途径向西部地区传播先进文化。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先进文化。如西汉开通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一条将内地先进文化向西域传播的“文化通道”，并在西域地区形成了“得汉得安”、“倚汉与倚天”的思想观念。二是徙民到边传播先进文化。徙民到边疆屯垦，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而且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方式和商业观念，产生了较好的文化效益。三是兴办学堂传播先进文化。即由政府办学招收、培养边疆少数民族青少年学生。这项举措在边疆地区形成了办学、读书、考举热，极大地推进了边疆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当然，就中国历史来说，由于“夷夏”对立的观念始终没有打破，边疆多元文化与中原王朝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并成为影响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国家主导的文化，为文化凝边提供了统一的文化基础。在广大边疆地区，党和国家坚持在尊重“文化多元”的基础上，用先进文化武装边疆地区各族军民，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倡导以苦为荣、无私奉献、以身报国的英雄行为和崇高品德，从而为强边固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边防军民立志边防、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政治理念。党和政府在边疆地区各族军民中深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教育，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捣乱，确保边疆地区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统一。其次，坚持以高尚的道德塑造人，培育边疆军民以苦为荣、艰苦创业、爱国守防的崇高思想境界。最后，不断繁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举措，坚持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发人深省的治边启示
“边陲之戍，用保封疆”。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已经把边疆、边陲、边圉、边防的安全稳定看作为安邦定国的根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边疆建设的内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作用战略思考，推动新时期的边疆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一）站在“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不断创新治边方略
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农业文明的视角，将边域视为抵御外族侵扰的“樊篱”，对已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制度采取从“旧”的办法，以维护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客观上也起到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治边思想中重内轻边意识根深蒂固，故难以增强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力度，加之客观上边疆地区自然条件的限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因此，中国的当代治边，必须在借鉴古往今来治边方略的基础上，站在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超越既往，不断创新治边方略。
一是进一步明晰治边的价值。任何治理都是在一定价值的指导下进行的，治理也一定是为实现一定价值而展开的一种理性实践活动。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边疆的稳定问题和反分裂斗争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特殊重要作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因此，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边疆问题，充分认识边疆统一稳定对于国家安宁、民族团结、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意义，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慎重稳妥地处理好边疆和民族宗教问题，这是保持边疆统一稳定的根本策略。同时，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后，我们要正面应对挑战，就要进一步认识治边的全局意义，拓展治边的时代视野。我们要发挥自身优势，依托我国的边疆地区，制定“西进战略”等若干地区或次地区战略，不但使广大边疆地区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有力“杠杆”，更能为边疆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展治边的内涵。
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不但以国家陆疆、海疆、空疆三维一体构成的硬边疆为范围的国家利益受到挑战，而且，还出现了诸多更易受到破坏的软边疆范畴，如利益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等边疆新概念纷纷出现。“所谓的利益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都是以虚拟边疆和无形边疆的形式强调国家利益安全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用边疆与安全的密切关系来表达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硬边疆受到冲击致使国家利益受到安全威胁的担忧，可概称为软边疆。”
中国的硬边疆自近代以来就屡受侵犯，当今时代，如果我们在软边疆领域不能掌握主动权，基础还相对比较落后的硬边疆仍会被波及，这会使我们边疆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受到全面的制约，治理边疆的难度也会随之加大。因此，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拓展边疆的内涵，逐步完善治边的内容和领域。
三是进一步创新边疆发展的模式。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已经走过 60 多年的历程。长期而有效的边疆治理，彻底改变了边疆的面貌，形成了全新的边疆治理模式。然而，在我国由国家建设时期向国家发展时期转变，以及周边地缘格局改变和国家间利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边疆治理现状与形势要求间的不相适应也越来越明显。
如我们对边疆治理还缺乏整体性的认识，现代边疆治理理论还没有形成；没有构建边疆治理的整体战略，边疆治理缺乏连续性；长期重稳定轻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比内地明显滞后等。国家建设时期和国家发展时期前后相继，但两个时期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国家建设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巩固和稳定边疆，为国家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边疆环境，因而把稳定作为边疆治理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在国家发展时期，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是要建设强大的边疆，实现富民、强国、睦邻的目标，因此，边疆治理以发展为重”。
这就对边疆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边疆治理要完成新的使命，就必须积极构建新的边疆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尤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边疆战略，以适应边疆建设的地位，提高边疆建设的层次，在全国范围内调配资源和智慧，加大边疆建设力度，加快边疆发展速度，建设巩固和强大的边疆。
（二）准确定位当代治边的历史方位与目标
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问题仍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并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综观中国治边方略，每当在对治边目标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的时候，治边实践也会得到超越以往的跨越。今天，我们也应当明确当代治边建边的目标，并准确定位边疆地区向目标前进的方位，尽最大可能克服不足，尽最大可能发挥优势，稳步向发展目标前进。
一是要明确治边建边的目标。大国和强国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边疆，而不是一个衰弱的边疆。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边疆治理建设强大稳定安全的边疆，与我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和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必然趋势不相符合。因此，国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快速发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小边疆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使边疆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步调一致起来。
二是理清影响边疆地区实现目标的困难。边疆地区实现发展目标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一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是旷日持久的，但未必对实现目标产生重大影响。有些困难问题的解决则具有根本作用，并且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下大有作为。纵观几千年的治边史，边疆之所以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上出了问题。“历代王朝坚持‘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完全排斥‘夷狄’，不是把边疆少数民族当做‘自己人’，而是当做外人甚至是不可信任的敌人。基于这种观念，无论有什么好方法，好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边疆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王朝而不得解决。”
但中国共产党人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为己任，已经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影响仍然巨大而深远。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边疆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当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从基础性工作入手，促进民族融合，强化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度和整体性，解决过去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三是要实现目标的优势。提到边疆的发展，人们的惯性思维是边疆发展的难度。今天，我们应当换一种思路，使边疆发展出现新的转机。边疆地区有自己的优势，完全可以大有作为。边疆地域辽阔，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大，光热条件较好，生物资源种类多，文化资源丰富；边疆市场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的边疆与十几个国家接壤，是我国通往亚欧国家的重要通道，具有发展周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区位优势。再加上党和国家对边疆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如果能够有效发挥这些优势，完全有可能把边疆开发建设成我国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三）妥善解决当前的治边重点问题
每个时代的治边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内容，当前，我国的边疆建设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妥善解决好这些对治边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为边疆地区发展营造更好的内外部环境。
一是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建设和谐周边。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并不断加深友谊。能为边疆治理赢得宽松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再加上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我国的边疆地区逐渐由原来的封闭性边缘地区转变为开放的前沿地区，为边疆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今后，我们要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营造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聚焦发展合作的主题，维护和平稳定的大局。不断增大周边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加强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夯实睦邻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拓展防务与安全交流合作，丰富睦邻友好关系的内涵，为边疆地区的发展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
二是积极应对西方大国对我边疆的负面影响，坚决维护国家边疆利益。早在我国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初，就有 10 多名美国学者合写的课题报告把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污蔑为“在某种程度上同化维吾尔人”的阴谋。报告中不乏“殖民统治”、“独裁危机”、“汉人移民”等各种措辞，其中一个主题是，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存在问题，这一论调为新疆分裂势力提供理论依据。少数美国学者与流亡藏人甚至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有的美国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海外的藏人或维吾尔人。
这些学者与美国政府关系很密切，有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背景，有的研究项目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而“9·11”事件后，美国名正言顺地进入中亚地区，并建立军事基地。同时，美国对新疆分裂分子从原来的幕后支持变为前台支持；利用“人权”、“自由”、“民主”与“主权”等捏造谎言，从经济、舆论、政治、法律上支持新疆分裂势力，为他们提供分裂“依据”、制造国际声势；组织智囊团，印制出版物，篡改新疆历史与事实，混淆视听，玷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形象，并向分裂势力提供理由。我们务必开展有理有节的外交斗争，加强国际公关，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与美国就所谓“人权外交”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将国家的边疆利益纳入国家核心利益，让那些试图用“边疆工程”搅乱中国的图谋难以得逞。
三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妥善处理海洋争端。“三股势力”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宗教狂热，鼓吹所谓“圣战”，大搞暴力恐怖活动，残杀无辜群众，挑起暴乱骚乱。他们以暴力恐怖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借机扩大境内外影响；他们用宗教极端主义，蛊惑信教群众，以此扩大力量进行所谓“圣战”。我们同“三股势力”的斗争，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与企图分裂中国、维护民族团结与企图挑起民族仇杀、维护社会稳定与企图制造动乱暴乱的生死较量。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必须坚决打击“三股势力”。一旦发生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坚决依法严惩。要着力打击暴力恐怖团伙和极端组织，哪里露头哪里打，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毫不动摇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同时不断增强“三个离不开”和“四个认同”，形成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真正铜墙铁壁”。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尤其要同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一道努力，“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
在海疆利益的维护上，在南海方面，中国作为其中的唯一大国，要发挥更加积极的、起领导角色的作用，团结南海的各个国家就南海问题，就岛屿的分歧问题进行探讨和谈判，避免冲突或者擦枪走火引起冲突扩大化。对钓鱼岛问题，我们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也不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事实必将证明，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铁骨铮铮的中国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