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纪东地中海地区地震给人带来的精神伤害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更新和对新史料的解读,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开始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对古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解读。其中唐尼教授的论文《324-1453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的地震》详细记叙了1100年间君士坦丁堡地区的重要地震灾害,是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作。笔者也曾经不揣浅薄,将6世纪拜占廷第三大城市安条克发生的多次地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拜占廷政府的灾后应对进行了个案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在早期拜占廷帝国地震灾害研究领域的不足。然而总体看来,这些对地震灾害的研究多集中于物质层面,对地震灾害造成的精神影响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一

　　本文首先将该时期爆发的一些较为强烈的地震以年代为顺序进行简要介绍,让读者有直观的认识。从现存的史料来看,6世纪开始东地中海地区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在其他时段的历史文献中十分罕见。君士坦丁堡地区的地震密度可以体现这一点。据唐尼统计,从342至1453年的1 100余年间,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共发生大小地震55次,其中仅6世纪就有13次之多596-600。

　　拜占廷文献中提到的东地中海地区6世纪最早的一次地震灾害于502/3年发生在小亚细亚的新凯撒利亚。据编年史家塞奥发尼斯记载,“地震导致城市绝大多数建筑被毁,只有圣格里高利教堂幸免于难”。巴尔干半岛的迪拉休姆城爆发地震,塞奥发尼斯将这场地震称为“神的愤怒”,并强调这场地震还波及了希腊重要的城市科林斯。524年,小亚细亚第二西里西亚行省的首府阿纳扎波斯在历史上第四次遭遇地震,同时希腊的科林斯也再次爆发余震。526年5月,东地中海地区第三大城市安条克爆发了一次极其强烈的地震。编年史家约翰·马拉拉斯写道:“地震颠覆了整个城市并且几乎将所有建筑夷为平地……”。这次地震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亡,据约翰·马拉拉斯记载,安条克有25万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而普罗柯比给出的数字更是高达惊人的30万之多。528年,地震再次波及安条克,塞奥发尼斯记载道:“地震持续了一个小时,所有的房屋和城墙都被摧毁了……”。据他记载,有4 870人在此次地震中不幸丧生。同年,小亚细亚密西亚行省的庞培奥波里斯也爆发了一次大地震。约翰·马拉拉斯形容:“地面裂开巨口,瞬间将半座城市和它的居民吞噬。”

　　533年冬天,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在6世纪第一次遭到了地震的破坏。仅仅10年之后,更加猛烈的地震又侵袭了君士坦丁堡。塞奥发尼斯写道:“教堂、房屋和城墙都倒塌了……许多居民失去了生命。”

　　551年,一次波及范围极广的大地震侵袭了东地中海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重创。安条克的城墙崩塌。

　　地震在一些沿海地区还引起了海啸。甚至连东地中海南部的亚历山大里亚也出现了恐慌。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没能在地震中幸免,其周边的几个城市和岛屿上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死伤极多。554年8月,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了地震。约翰·马拉拉斯记载:“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城内许多的房屋、浴室和教堂都遭到了破坏……地震持续了40天的时间。”

　　293-2943年之后,557年12月,君士坦丁堡再次爆发了强烈的地震。

　　6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加塞阿斯写道:“这场地震几乎彻底将城市夷为平地。”

　　137-138年,安条克也被这波大地震的余震所波及。叙利亚部分地区受灾,安条克城的一些建筑受到损坏。至此,551年大地震后引发的一系列地震暂告平息。

　　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地震再次来袭。

　　577年,安条克附近的达芙涅发生地震,叙利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说:“整个达芙涅都被摧毁”。其后又接连爆发了两次更为严重的地震。第一次发生在582年,这次大地震波及了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地区。以弗所主教约翰写到:“突然一次极其猛烈的地震爆发了,帝国东部的地区一处接一处被波及。尤其是在(小亚细亚的)阿拉比苏斯,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所有建筑无论新旧尽皆倒塌。”

　　588年10月,地震再次重创安条克。埃瓦格里乌斯详细地描绘了该次地震的场景:“在晚上的第3个小时,一场地震爆发,大部分建筑都倒塌了……最神圣的教堂附近的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根据城市面包供应量估计,大约有6万人死亡。”

　　据现存史料统计,进入公元6世纪之后,东地中海地区在80余年间爆发了近20次较为严重的地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绝非全部的数字。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并未列举一些破坏程度较小的地震。此外,由于史料的佚失,相信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地震没有被囊括在内。

　　二

　　从这些史料中不难发现,地震给东地中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物质损失。然而,如此频繁爆发的地震灾害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总体看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科技水平欠发达的古代社会,自然灾害在精神领域的消极影响更为重要。如陈志强教授在研究“查士丁尼瘟疫”时提出:“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普遍绝望心理,特别是普遍出现的信仰动摇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

　　地震灾害对东地中海地区民众的精神产生的消极影响最直接地表现为普遍的社会恐慌情绪。

　　面对灾难和死亡的恐惧是人之常情。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地震灾害来袭的时候,东地中海地区的民众一再显示出极度的恐慌。例如阿加塞阿斯记载了551年亚历山大里亚发生地震后,“所有的居民,尤其是那些老年人都被这种前所未见的情景震惊了……人们聚集在街道上,都陷入了由这场突发事件(地震)造成的莫须有的恐慌之中”。无独有偶,以弗所主教约翰也描绘了582年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城市发生地震后许多民众十分惊恐的情景,甚至连皇帝莫里斯也受到了影响,他“受到极大的困扰并深深烦恼,唯恐这座城市(阿拉比苏斯)被地震毁灭是上帝的旨意”。

　　面对社会上这一人心惶惶的局面,尽管拜占廷帝国并不具备现代国家复杂的城市管理机构,但地震发生之后有部分官员能够挺身而出,依靠一己之力领导民众抗灾自救。例如526年地震时的东方政区长官埃弗兰在震后独自承担起领导安置灾民的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保障城市的必需品。在之后的528年地震后,又是埃弗兰第一时间向皇帝汇报了灾情,并领导当地人民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但是个别官员的努力无法改变灾难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破坏。在频繁地震的打击下,农业凋敝,正常的商贸活动也大受影响,因此食物短缺和供给不足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首都君士坦丁堡也不能例外。塞奥发尼斯和约翰·马拉拉斯分别记载过545年和556年地震后首都发生谷物、酒、肉和面包短缺的严重问题。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还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萨里斯教授就指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铜币购买力在6世纪大幅下降。

　　6世纪末一个成年男子每天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铜币数量是6世纪初的2.5到3倍。东地中海地区民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恶化,很多人陷入极为困顿的局面。

　　巨大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刺激了普通居民脆弱的精神状态。很多生活朝不保夕的民众逐渐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感,谣言开始在社会中大肆传播,从而使社会中恐惧不安的心理进一步加重。例如约翰·马拉拉斯记载559年首都君士坦丁堡城里谣传查士丁尼皇帝已经死亡。不但民众陷入恐慌,很多官员也信以为真,整个城市一度陷入极度混乱之中。直到谣言澄清后,局势才基本恢复平静。

　　在这样一种恐惧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下,很多大城市的居民最终选择逃离家园以求生路。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根据现代学者唐尼的推测,在发生多次地震灾害之后,安条克城中幸存的居民很多人选择移居到帝国其他地区。根据考古发现,甚至很多难民可能去往帝国的西部如米兰等城市定居。

　　大量人口的迁移影响了重建的进程,因为劳动力的匮乏。从拜占廷史料中我们随处可见震后城市复建停滞不前的场景,即使是城防工事这样对城市安全至关重要的建筑也不例外。例如,526年和528年的两场大地震让安条克城原本坚固的城防设施几乎毁于一旦。当540年波斯大军趁虚而入突袭该城时,普罗柯比记载道,尽管安条克人民奋勇抗敌,但是因为城墙未被修复,最终缺乏城防保护的城市还是轻易地被波斯人攻破。而波斯军队则在劫掠之后毫不留情地将城市付之一炬。安条克作为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在大型公共建筑的维修上也如此不尽人意,其他中小城市的震后重建情形则更可想而知。持续高烈度地震带来的伤亡加上因为恐慌造成的民众逃离使该地区城市活力大大降低,随之也失去了维持以往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的条件,由先前的繁荣走向衰落是难以避免的。

　　三

　　除了社会恐慌之外,无法预测的地震灾害给该地区民众的精神信仰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普通民众因为惶恐、悲痛和绝望等,加深了对宗教的依赖,乃至激发了宗教狂热情绪。

　　首先,这种宗教依赖表现为集体宗教崇拜活动的增加。为了安抚民众的恐惧,拜占廷统治者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对他们加以安抚,时常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宗教崇拜活动。例如533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地震后,所有居民都聚集到君士坦丁广场进行长时间的祷告。这种场面在其他受灾城市中也时有出现。在528年安条克大地震之后数天恰逢基督升天节,当地幸存的民众就聚集在教堂前,由教士们带领进行祈祷,以求得到上帝的拯救和心灵的安慰。

　　从客观效果来说,这些崇拜活动对以基督徒为主体的东地中海地区民众有一定的安抚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大批民众开始近乎疯狂地寻找躲避灾祸的方法。从史料中来看,这种宗教狂热已经发展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

　　例如,一些基督教的圣徒和圣物被受灾城市的民众视作自己的保护者进行疯狂的崇拜。

　　5世纪叙利亚地区曾经有一位着名的修道士西蒙,其生前得到了基督徒的广泛尊敬,去世后被奉为圣徒,遗体安葬在安条克。在之后的历次灾难中,安条克民众都会冀望于西蒙圣体的护卫。而根据当时叙利亚地区一篇匿名的《圣徒西蒙传记》所言,一些安条克当地的基督徒甚至在地震后提出“我们城市的城墙已经毁于一场地震,(西蒙的)圣体就是保护我们的一道城墙”这样的言论。而6世纪叙利亚另一位被尊为“圣愚”的圣徒西蒙的故事则更加离奇。他的追随者们传说:“在腓尼基海岸大地震到来之前……西蒙举起一个鞭子抽打市场的大多数圆柱,并且喊道:‘站起来吧,你们可以跳舞的。’……旁观者记下了他没有抽打的石柱。不久地震发生后,那些没有被抽打的石柱果然都倒塌了。”

　　于是民众纷纷崇拜西蒙,希望以此在地震中逃生。与此同时,基督徒也将地震频繁爆发视为神的意志。

　　6世纪拜占廷的历史作品中一再出现“上帝的惩罚”这样的词语用以形容地震灾害。而这种惩罚的原因无疑被他们归因于异教崇拜的存在。

　　进入6世纪后,拜占廷东地中海地区的基督徒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但是多神教徒及其崇拜活动依然存在。当自然灾害频繁爆发的时候,异教徒很容易被基督徒当作“上帝的惩罚”的根源。甚至像前文提到的埃瓦格里乌斯这样温和的学者也不例外。他在作品中就曾经抱怨为何灾难夺去的是他自己的孩子而非那些异教徒的孩子的性命。这种充满怨恨的狂热情绪加剧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进而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从现存史料来看,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宗教冲突非常激烈,对异教徒的暴力行为表现得极为明显,基督徒往往不惜对异见者施以极刑。

　　6世纪饱受地震困扰的安条克城有一个着名的“阿纳托利乌斯献祭案”,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埃瓦格里乌斯记载:“有一个叫做阿纳托利乌斯的帝国官员。他居住在安条克……后来这个人因为献祭的行为被逮捕……当阿纳托利乌斯被带到首都后,经过严刑拷打……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没有受到死刑的判罚。人民出于神圣的宗教狂热,用他们的暴怒扰乱了一切秩序。他们将那些人装到一艘小船上活活烧死。他们还批评皇帝(提比略)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尤提基乌斯背叛了信仰。他们险些杀死尤提基乌斯和那些参与调查的人……最终阿纳托利乌斯本人被拖到圆形竞技场让野兽咬死。在他的尸体被它们撕开之后,被钉在木桩上---尽管这样还不是他的最终报应,因为恶狼拖走了他的残躯,并且作为美餐享用了。”

　　除了埃瓦格里乌斯之外,以弗所主教约翰的《教会史》也记录了这一事件,并且整个过程与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载比较一致。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到,在6世纪晚期,东地中海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多神教崇拜活动的迹象。而民意对惩治这些异教活动的情绪非常强烈。在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甚至还将未被判处死刑的其余从犯杀死,并对皇帝和东部教会最高领袖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严加责难。这充分表明了当地民众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在灾害后不断被激发,由此产生的暴力活动虽然加速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化进程,但是却进一步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地震造成的损害。

　　四

　　最后,由于无法依靠宗教等精神手段控制社会普遍存在的恐慌和绝望情绪,加之频繁发生地震灾害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破坏,东地中海地区的社会道德无可避免地濒临崩溃,社会治安陷入混乱,并且动摇了拜占廷社会的传统秩序。

　　笔者无意得出灾难必将毁坏社会道德这一武断的结论。事实上,灾难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

　　从拜占廷史料来看,在大难面前,不乏某些道德光辉的闪现。如阿加塞阿斯在描绘557年震后的情景时曾经写道:“一些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教会得到大量的捐助。一些身份显耀的市民来到大街上,向大批身心俱疲、无助并受伤倒地的难民们分发毛毯和食品等礼物,那些人只有依靠乞讨来的面包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来看,类似感人的举动并非灾难过后的主流行为。即使阿加塞阿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这些善举只是短暂性的一闪而过……危险稍有消退,人们便故态复萌……只是在突如其来恐惧的刺激下,我们才有点不情愿并敷衍地投入慈善活动之中。”

　　事实上,在频繁地震不断来袭,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持续毁坏之后,人性负面的因素在历史记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首先,在地震灾害带来的朝不保夕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东地中海地区许多民众不再顾及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犯下了种种罪行。在这些犯罪活动中,因为饥饿导致的骚乱最为常见,甚至像君士坦丁堡这样的首善之区也不例外。例如在559年9月9日,刚刚受到地震侵袭不久的首都粮食供应紧张,一场大规模的抢劫活动爆发了。约翰·马拉拉斯描述:“人们突然冲进了商店和面包房大肆哄抢面包,仅仅过了三个小时,城中就再也找不到任何面包了。”

　　如果说抢劫食品的行为还可以被看作民众在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面前的一种本能反应,那么很多更严重的犯罪活动则完全体现了社会管理和道德约束系统的失控。在拜占廷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该时期抢劫、杀人等恶行时有出现。与一两个世纪之前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相比,这是不同寻常的状况。如埃瓦格里乌斯也在作品中描绘当时君士坦丁堡混乱的情景:“他们(暴徒)攻击房屋,洗劫店铺,危害人民的个人安全,如果哪个官员胆敢阻拦他们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安全也会出现问题……他们躺在路边等候过往行人,然后就做强盗和杀人犯那样的事情,各地都遍布杀人和抢劫这样的罪行。”

　　有些更为恶劣的罪行则令人发指。诸如对妇女甚至其尸体的侵犯显然已经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观念。约翰·马拉拉斯写道,在526年大地震后,“一些安条克周边的村民借机来到城市周围,专门打劫逃难者以获取他们的金钱和随身财产,很多逃难者因为拒不服从抢匪的命令而遭到杀害。强盗甚至连死人的财物也不放过,一些人特意拣选死于非命妇女的尸体,以获取她们身上的珠宝。”他最后写道,这些人受到了上帝的惩罚,纷纷病倒,有很多人还因此丢掉了性命。当然,“上帝的惩罚”之说并不科学,这些抢匪应该是和没有被掩埋的尸体接触后,由于细菌感染而致病乃至丧生的,但这种社会道德崩坏的场景却鲜活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其次,除了犯罪行为之外,地震灾害给人带来生命无常的情感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传统秩序,这一点在等级森严的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社会中原有的尊卑观念受到破坏。阿加塞阿斯鲜活地记录了这种场景。在557年君士坦丁堡大地震之后,“许多妇女,不只是那些卑微之人,甚至连那些出身显赫的女人也到处乱逛。她们无所顾忌地和男人们交往。规整的社会秩序、对体统的遵从连同对特权和显贵阶层应有的尊敬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并在足底践踏……奴隶蔑视而非崇敬他们的主人。居于高位者和无足轻重之人在共同面对的危险和迫在眉睫的毁灭之前平起平坐。”

　　综上所述,地震作为古代社会常见的自然灾害在6世纪对拜占廷帝国东地中海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物质破坏相比,地震灾害造成精神领域的创伤同样值得重视。社会恐慌、宗教狂热和道德秩序沦丧等负面因素对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