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对昆曲《白罗衫》的改编探析

　　摘    要：　《白罗衫》是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 以白先勇担当总策划, 苏州昆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版昆曲剧目。故事取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话短篇小说《苏知县罗衫再合》, 与清朝刘方版本的《白罗衫》相比, 新编戏一改原本折子戏中纯粹的善恶分明的断案情节, 在主旨的凝练与升华上, 犹如一坛老酒品出个中新的滋味。

　　关键词： 《白罗衫》; 新编戏; 故事情节; 昆曲;
 

　　《白罗衫》的改编是以“渡桥僧”的故事为灵感。总策划白先勇老师曾以“命运不可逆”的独特视点将故事推向了具有古希腊悲剧的境况与意境, 虽均是描述子女在得知自己父母犯下不可饶恕的过失后的痛苦与矛盾, 后者却重塑了一个与命运抗争, 最终却逐步沦入生命桎梏的“东方俄狄浦斯”形象。[1]

　　笔者拟从故事改编的整体架构入手, 再具体到主、配角设定、人物形象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首先从整体而言, 新版《白罗衫》改编取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话短篇小说, 讲述了江上杀人越货的贼人徐能谋害了苏云夫妇, 后拾得一养子名唤徐继祖, 十八年后的徐继祖上任为官并接手了亲生父母的冤案, 发现凶手正是自己养父随后将仇人就地正法的奇案。原素材情节复杂, 人物枝蔓过多, 演出时长以及价值观也不符合现代戏曲的要求, 因此编剧在原素材的取舍上, 依旧遵循了之前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只减不增”的改编原则。

　　首先是故事情节的删减, 并非毫无道理的删减, 而是力求故事在删减过后以情节联贯, 结构合理为基本, 以叙事明了, 寓意深刻为改编亮点。编剧将叙事角度着眼于更深邃的人性与命运主题, 因而在选材时删繁就简, 着力点从观看事件“如何发展”转移为观看事件“如何处理”, 一切围绕着主人公命运发展而展开。因此, 编剧将《全本白罗衫》中的《揽载》《设计》《杀舟》等前七折均已删减, 模糊掉对受害事件的交代, 进而弱化了苏云夫妇与老妇人作为受害者的悲惨境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徐继祖与家人本身是作为正义一方, 而徐能作为对立方, 二者本属于单纯的施暴与受害的关系, 而编剧巧妙地弱化同方, 加强反方之间的联系, 使得原本单纯的对立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也是戏剧的主要矛盾点所在, 因此新版特意规避受害事件, 而且进一步将主人公与家人的戏份尽可能地删减, 只留《井遇》 (徐继祖与张氏的戏) 、《游园》 (徐继祖与苏母的戏) 二折为剧情发展服务。而原本中, 徐继祖留宿与苏母掌灯夜谈的情节在新编剧中仅仅是到徐继祖拿到白罗衫便戛然而止, 这样的处理事实上也在弱化徐继祖与苏氏之间的情感交流, 将二人关系停留在萍水相逢、慷慨相助的层面上, 与原本意欲认亲的思路大不相同, 其实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讲清故事, 围绕徐继祖感情发展为中心。以第八折《贺喜》作为故事开始, 在原本的基础上加以改编, 类似于倒叙的讲述形式不仅不失破案的悬疑感, 而且更加提升了现代青年观众的观赏兴味, 巧妙地引导观众思考编剧想要提出的问题:人伦、法律与命运的矛盾。

　　然而与情节上“只减不增”的改编原则不同的是, 编剧虽然在人物数量上做了删减, 却注重人设信息量的扩充———尽可能扩大戏剧功能, 致力于人物从片面到立体的转化。显而易见, 剧中父子二人作为主角, 改编前后人设差距可谓云泥之别。原本中人物单薄, 个性片面化, 江中事发后, 徐能自叹:“慈心一点养灾基, 咦, 今日反来相欺”以及在曲牌【一封书】小生 (徐继祖) 有一句唱词是:“可恨贼潜逃, 首未枭, 肃法伸冤赖儿曹”只言片语我们可得知, 徐能彻头彻尾就是个养虎为患、不知悔改的贼人, 他养育徐继祖也只是为了满足继徐门宗嗣, 光耀门楣的一己私心, 而徐继祖得知案件真相后对养父无情的态度表明他只是个只辨对错、对十八年的养育之恩置若罔闻的迂官。

　　全本《白罗衫》中, 《贺喜》一折有设徐能与小喽罗玩“接麻令”桥段, 通过几个喽啰的行酒令暗喻徐能之后的命运:“ (净) 海浪滔天 (付) 天诛地灭· (净) 唔· (丑) 灭门绝户”。由此可见, 原话本中的作者的好恶处理直接影响了后来昆曲新编的故事发展。因此在新编《白罗衫》前的折子戏多讲述“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的善恶对立与因果轮回。而新编戏《白罗衫》中编剧另辟蹊径, 笔锋一转, 和解父子关系, 塑造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如徐继祖既有“愿逐长风达九京”的青云之志, 亦有“一重愁翻做两重愁”的良善;徐能既有“强忍泪珠, 怕儿心系”的舐犊之情, “今日方知罪孽深”的悔之晚矣, 以及《堂审》一折中父子二人难逃命运捉弄面面相觑时道出“苍天当知如何来周全”的尴尬与无奈, 直指对人性命运的叩问。徐能最终以自刎破解了这两难的尴尬境地。而徐继祖与之的关系也从原本“插下蔷薇有刺藤, 养成乳虎自伤生”的对立关系, 巧妙地转换为徐能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之所以说是“救赎”, 是因为徐能在抱回孩儿之后, 金盆洗手, 重新做人, 是徐继祖让他感受到做一个好人、好父亲的价值。在江中案发后, 作为案件的审判者, 既不能抛弃“法”的准则, 又难以规避父子之情, 最终意欲放走养父, 以死谢罪的抉择也感动了徐能, 末徐能选择代子一死, 并发出“这天意呵要成全我做一个真真实实、完完整整的父亲”的嗟叹, 他叹的不是事情败露, 而是在儿子面前一个父亲尊严的坍塌。唯有一死才能平苏云一家内心之恨, 也唯有一死才能让自己的颜面得以保全。新编戏中, 徐能虽说年轻时是个为富不仁的歹人, 然而情节中交代的一句“为活幼弟, 不幸沦为贼盗”也为他的过失寻了一个合理“借口”, 也为后两折收煞时, 徐能一心向佛的慈父形象的崩塌时自甘献出生命保全儿子的行为埋下伏笔。徐能作为在新编剧中角色转变最大的主要人物, 虽均是以死做结, 但作者巧妙地改写与添补让这个原本罪无可恕的贼人形象充盈起来, 重塑了一个重情慈悲的悔过之人, 使得整个剧情发展在意料之外, 又于情理之中。原本简单的“轻侦探”戏升华为“深入探讨人性、人心、人情多面的复杂纠葛”具有内在灵魂的好故事。[1]

　　再说配角, 原本的配角还有徐熊的弟弟、苏云的弟弟, 徐熊的喽赵三, 帮助徐继祖之母逃生的朱婆等, 因改编的需要均已删减, 但编剧也保留了起主要戏剧功用的配角, 如奶公, 在话本中其名为“姚大”, 其妻是徐继祖的乳娘, 在故事前半部分, 他作为事件的参与者, 即帮凶, 后半部分又作为旁观者, 虽说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小角色, 但却是唯一一个知晓来龙去脉的见证者, 因而这个角色得以保留, 上帝视角的巧妙安排对整个故事剧情的揭露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新编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尊重古典, 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 但不滥用现代”[2]是《白罗衫》总策划白先勇所秉持的创作原则。在维持昆曲的古典清灵的意境美的同时还迎合现代人对舞台美学的感受和需求。譬如利用昆曲舞台表现抽象性的特点与具有同性的中国书法相结合, 比如《白罗衫》第一折《应试》, 禅意悠然的佛乐起, 舞台前区的“云纹图饰立体舞美景片”从中间向两边打开, 传统的一桌二椅的舞台设置程式, 布景为纯蓝色, 蓝色代表着理性, 智慧。年迈的徐能颤巍巍在躬身膜拜, 再加上两边“积善人家庆有余, 向阳门第春常在”的对联一副, 将传统读书人家的府邸, 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的氛围中饱受熏陶的孩儿即将赴京赶考的场景、人物形象交代得一清二楚。其中俞玖林老师试演的徐继祖在舞台表现上亦是可圈可点, 与之前《玉簪记》《西厢记》中塑造的情意绵长的文弱书生形象截然不同。其中《游园》《看状》《堂审》中从巾生到小官生的转变颇为惊艳。以《游园》为例, 徐继祖高中, 官拜八府巡按, 既遵循了小官生的程式、工架, 又通过增加稳重与力度性强调其官威。在苏母告状时, 又通过气息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 情绪表达颇有挑战性。

　　该戏大多数以简单的泼墨为背景, 简单不杂乱, 为演员情绪表达与舞台表现增色却不抢风头, 除了第四折《梦兆》, 在纯蓝背景色中添了一副释迦牟尼佛像, 再加上正面光的运用, 给人以梦幻感与神秘感, 徐能在这个环境中再三思索自己颈上开满红花的梦的寓意, 虽说是运用了设置悬念的手段, 然而背景设计已经暗喻了事情要败露, 佛家因果轮回一说:“因果一错, 则堕落有分, 超升无由矣。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如来成正觉, 众生堕三途, 皆不出因果之外。”[3]由此可见, 徐能惹下的祸端必会寻回自身上来, 背景构想之精巧令人回味。“写意是昆曲舞台美术的特色, 而“留白”也是昆曲舞台设计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手段”[4], 艺术家们正是通过古典多元化的融合与虚实结合的手法, 在舞台呈现出别样的昆曲之美。

　　新编戏从西方戏剧美学的角度对命运的注定性做了真实的探讨, 也表达出创作者抛弃旧戏传统伦理道德观以及礼法与亲情问题的思考, 极具现代人文主义情怀, 同时亦满足了当代受众对于情感、理智与美学的审美口味与高度期待, 凸显一种“情与法”的美。

　　正如编剧张淑香所说“他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 渐渐由法理精神 (坐堂上) 转向伦理精神 (走到堂下) , 由为官靠近为子, 由理性趋向感性, 这个转移, 并非纯然出于激情或冲动, 其实是向更高层的人性人道精神的攀登, 向另类更高层的理性与感性的超越。”中国传统戏剧从来都是视“教化”为主要目的之一, 这点在明清文人传奇剧中的体现尤为突出, 在《警世通言》原话本《苏知县罗衫再合》中, 文末后人有诗云:“月黑风高浪沸扬, 黄天荡里贼猖狂!平坡往复皆天理, 那见凶人寿命长”, 直接点明该剧主旨, 暗喻天道轮回, 还有“犯法从来后悔迟”等唱词, 俱是劝人为善的点题之句, 放在那时, 民间大众对奇事冤案的这类题材颇为中意, 当然也是因为比较符合当时“忠孝礼教”传统文化背景。然而以现代角度观之, 结局的处理手法淡漠了人性之间对情义的肯定, 细思起来也有着很大的不合理性。情与法的抉择问题, 可能是中国传统为官者的一大难题, 既有“子为父隐”的纲常, 也有“法立, 有犯而必施”[5]的果决, 而《白罗衫》则用现代的理念诠释了古往今来很多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达成现代主义审美与传统戏曲美学的有机统一, 成为该戏最大的创新之处, “通过对古典名着的全新解读而寄托现代人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通过反映古代人物的生活和历史风貌而给现代人以现实的启示, 更重要的是, 它们将昆曲的艺术特点和现代人文精神巧妙结合, 赋予了古老的昆曲全新的内涵和流动的生命。”[6]从这个角度而言, 昆曲新编戏《白罗衫》是值得我们去不断探索和深究的。

　　注释：

　　1张淑香, 行行重行行, 发现另一片迥异景观[N], 中国艺术报, 2017-03-17 (006) 。
　　2白先勇, 昆曲的新美学 (上) [J]文史知识, 2014年第1期。
　　3释印光, 复四川谢成明居士书[C]印光法师文抄 (上)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4赵喜恒, 舞台布景设计中的形态研究[O], 西安工程大学硕士论文, 2013年。
　　5王运声, 易孟林主编, 中国法治文化概论[M], 群众出版社2015年版, 第112页。
　　6柯凡, 昆曲现代戏创作实践评述[J]艺苑,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