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养殖活动中的伦理选择

　　近年来，畜禽肉品质量问题多发，养殖场环境污染事件屡现，猪流感、禽流感等疾疫频发，这迫使人们对养殖业的大规模密集圈养的饲养方式作出反思。 动物福利立法呼声渐高，动物保护组织活动频繁，这也对养殖业的改革和转型施加了压力。 养殖业自身也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 在此背景下，挖掘我国先民的养殖伦理智慧， 将对现实有所裨益。

　　本文以农业伦理学为致思路径。 农业伦理学旨在探究农作的行为规范和农业的应然状态，它作为人、自然、农产品的三维伦理学，聚焦三者间的关系，寻求人不破坏自然而获取农产品的方式，虽允纳环境伦理学、动物伦理学及美德伦理学的基本观念，却与其旨趣不同。〔1〕养殖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讨论我国古代养殖活动的伦理倾向，就是挖掘先民在不同养殖方式间倾向作出何种伦理选择， 具体为：养殖态度上倾向于单纯利用还是心怀爱惜？ 饲养方式上倾向于舍饲还是放牧？ 养殖模式上倾向于单一化还是系统化？ 收获方式上倾向于堪折直折还是取用有度？

　　一、必怀爱重之心

　　对畜养对象怀有爱重之心，是我国古代养殖伦理的一大特点。 《农书》云：“夫善牧养者，必先知爱重之心，以革慢易之意”〔2〕15,后世农书频现“爱养之道”105、“爱惜保养”〔4〕26、“须知宝爱”〔5〕574等语，含义皆相同，都将爱重之心看作畜养者应具备的首要伦理素养。 而诸如“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6〕378,“固之以牢揵，顺之以凉燠；时其饥饱，以适其性情；节其作息，以养其血气”〔3〕104,“洁其水草，酌其刍菽，慎其寒燠，节其足力”〔7〕原序 3,“勿犯寒暑，勿使太劳”〔8〕1154,“须不时点检水草，审察行卧，听其喘息”〔5〕575等散见于历代农书的畜养原则，皆基于爱重观念所申发。 其中尤以陈旉对牛之爱重的表达最为精到，《农书》云：“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 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 视牛之疫疠，若己之有疾也。 视牛之孕育，若己之有子也。 ”〔2〕15-16以下分牛、马和其他动物详述先民畜养中的爱重之心。耕牛受到的多方照顾， 无不渗透着爱重之心。（1）度饥渴。 牛除放牧外要开小灶，春初草少与秋后天凉都加饲以糠麸、米泔等，必要时做粥煮豆为其补充营养，耕作之月夜间还加餐。 （2）体劳逸。 为防耕牛过度劳累和暑热伤身，南方常早耕，北方常夜耕，白昼天热时就放去，令其休息。 （3）安暖凉。 非耕季节，夏暑时尽水牛天性放于水池，冬寒时提前修屋补漏预防雨雪，降温则“处之燠煖之地”〔2〕16,逢十月“造牛衣”〔9〕231. （4）慎调适。 讲究卫生，春初“必尽去牢栏中积滞蓐粪”, 甚至 “旬日一除， 免秽气蒸郁”,〔2〕16而且 “夜夜以苍术、 皂角焚之”〔5〕574以防疾疫。 （5）禁屠牛。 先民对耕牛心怀感恩，养成不杀牛、不卖牛的风俗，当其“羸老，则轻其役而养之”,法律有“屠牛之禁”,民间有“戒食牛肉者不染瘟疫”之谚。〔10〕62马在各方面也获得爱重之心的投射。 （1）慎饥渴。 先民饲饮马匹不厌其烦，不但遵循繁琐的“三刍三时”〔6〕399原则，还“一夜须二三次起喂草料”〔8〕1147.（2）量劳逸。 役马从不过度，注意防止“五劳”现象发生，而“不穷其马力”〔11〕219更被后世奉为法则。 （3）顺寒温。 “盛夏午间必牵于水浸之，恐其伤于暑也；季冬稍遮蔽之，恐其伤于寒也”〔8〕1147,此“恐”字足见关心之切，同时夏“毋群居”而冬“须曝日”〔5〕562. （4）惕好恶。 为保健康，适时“令其陆梁舒展”〔12〕347和“放山野，令舒精神”〔5〕561-562,强调“饮后宜骋骑 ,使精神爽快”〔5〕561. （5）不弃马。 与牛一样，虽老弱也不遗弃，有“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13〕之说。

　　其他豢养动物的地位虽不如牛马，但在生活中也凝聚着人们的爱重之心。 养羊，羊圈选址顾及羊性“怯弱”而“与人居相连”〔6〕419,羊圈构造尊重羊“喜燥恶湿”〔14〕86的天性而“作棚宜高，常除粪秽”〔8〕1160,为使羊“起居以时”并“调其宜适”,放羊人须是“大老子、心性宛顺者”,〔6〕419铰毛“恐寒气损羊”〔9〕195,取奶忌伤羔犊。 养猪，担心其受冻，除猪圈外还加盖小厂棚，供其“避雨雪”,对初产母猪特别照顾，“煮谷饲之”.〔6〕441-442养禽，“数扫去屎”〔6〕447保证环境卫生，选址建窠谨防天敌骚扰致其惊恐，加盖“小厂”供其“避雨日”,〔6〕446充分遂顺鸭 “不喜陆居”〔5〕595的天性而择近水处饲养。 养鱼，注意“安定鱼心”,“内鳖，则鱼不复去，在池中，周绕九洲无穷，自谓江湖也”〔6〕457. 养蚕，蚕母对蚕充满爱护之心，不仅有“蚕有八宜”〔12〕191说的落实，还有“使人主之养民，如蚕母之养蚕，其用岂徒丝茧而已哉？ ”〔6〕324之论。

　　此爱重之心， 主要来源于古代儒家的仁爱观念。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15〕281牲畜属物的范围，是爱的对象，孟子亦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15〕11. 同时，儒家的仁爱也有差等、有次第，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15〕281,王阳明曰：“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16〕108;纵爱物之间，恻隐之心所发也有厚薄，朱熹有“动物有知，植物无知”〔17〕62之论，王夫之有“植物之与人，其视动物之亲疏，此当人心所自喻，不容欺者”〔18〕1134之说。 继此“知论”、“亲疏论 ”而推之，人对动物之爱也有次第 ,感知能力较强的马牛羊猪得到更多照顾，与人更亲近的牛马获取更多爱重，也是情理中之事。

　　二、重视放牧散养

　　与如今集约化舍饲圈养不同，我国古代畜牧业多采用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方式， 而重视放牧，确是传统畜养伦理中的重要倾向。 重视放牧并非一味地放牧，甚至未必放牧较舍饲更居主导地位，而是指先民更倾向于放牧，当客观条件允许时，人们更愿意采用放牧的畜养方式， 只当条件受限时才舍饲。 所谓客观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尤指季节气候；再是社会条件，即指牧地的可用面积。 兹对几种主要畜养对象分而论之。

　　羊以牧为主。 通常，“牧养须巳出未入”〔8〕1163,即“巳时放之，未时收之”〔10〕64. 总体如此，也随季节有微调，“春夏早放，秋冬晚出”〔6〕419. 放牧地点也因时有别，比如寿邑羊，“春则出山，牧之于辽州诸山中；秋则还家，牧之于近地；禾稼既登，牧之于空田。 ”〔10〕64羊羔也不舍饲，“方吃草，乃放之”〔6〕423. 也有不出牧的情况，“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6〕422这说明，羊在一年中的多数日子都会出牧，只有受自然条件制约时才作罢。 古代也有只饲不放的“栈羊法”〔8〕1162记载，却未流行开来，这也说明先民倾向于放牧养羊。

　　牛惯牧，马常放。 放牧是合牛本性的饲养方式，古农书对牧牛的记载有：“春夏草茂， 放牧必恣其饱”〔2〕16, “（ 水牛 ） 夏须得水池 ”〔8〕1158, “ 牛趁水草放之”,“至夏， 则上山放牧， 不在栏中矣”〔19〕27,33,“（秋深）日中或放水边，或牧山坡”〔5〕574,这说明除冬季外牛都会出牧。 耕牛出牧不如羊频繁、有规律，只因要服力役，牧放要为耕作让路。 但总趁耕作空隙将牛放出，“至明耕毕，则放去”〔3〕105,“夏耕甚急 ,天气炎热，人牛两困，已收放外”〔5〕574. 此外“每日宜牵出外游，令动以舒和气血”〔5〕574,此 “外游 ”与放牧无本质差别。 较牛而言，马多服脚役，专门出牧的机会较少，但也被特别重视，因为放牧不仅解决其温饱问题，更是维系健康的必要手段。 “十日一放，令其陆梁舒展，令马硬实也”〔12〕347,“春末，宜放山野，令舒精神”〔5〕561.

　　猪也常牧。 今人养猪惯于舍饲，以致人们逐渐遗忘了猪也有牧放者。 古代早期频有“（公孙弘）牧豕海上”〔20〕2253、“（吴佑）常牧豕于长垣泽中”、“（孙期）牧豕于大泽中”、“（梁鸿）牧豕于上林苑中”〔21〕 1419,1723,1868之牧猪记载，那时养猪以放牧为主。 “魏、晋、南北朝以后，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22〕，虽如此，放牧仍为期望性选择 ,只要条件允许就出放。 “春夏草生，随时放牧。 ……八、九、十月，放而不饲。 ”〔6〕442“豕入此（八）月即放，不要喂，直至十月。”〔9〕200春夏因草而放，八九十月专放不喂，然其他季节亦非不放，而是放喂结合。 仔猪也放，“小者宜牧放”〔5〕585. 需明确，“圈不厌小”〔6〕441、“使不得闹转”〔8〕1168仅指猪舍而言，与放牧倾向不矛盾，因为“豕不可常在牢中”〔10〕63.

　　禽虽言笼饲，实近散放。 古代养禽有“据地为笼， 笼内着栈”、“屋下悬箦”、“于厂屋之下作窠”等说〔6〕446-452,其貌似笼饲圈养，然深察可知，笼、窠 、箦仅是栖宿场所，并非全部生活环境。 鸡实际的活动范围比较宽松，不仅“别筑墙匡，开小门；作小厂，令鸡避雨日”〔6〕446,而且“设一大园，四围筑垣。 中筑垣分为两所。 凡两园墙下，东西南北，各置四大鸡栖，以为休息”（8〕1173. 对“买黄雌鸡十只，雄一只。 于地上作屋，方广丈五”〔6〕447计算可知，在 13.5 平米的面积里养 11 只鸡，每只占地 1 平米余，约是现代养殖场的 12 倍，称“溜达鸡”不为过。 更何况，还要驱鸡入园吃虫，并不限于厂屋中。 不仅鸡近散放，鸭鹅更是如此，因其“既水禽，不得水则死”〔6〕452,不得不适时放牧。 “赋性不喜陆居，宜近湖泽者畜之”,“饲宜湖泽宽旷处”,“雏初生，……半月然后可放”.〔5〕593-595古代晚期亦有所谓“栈鸡易肥法”、“栈鹅易肥法”的记载，主张达到“勿令转侧”的密度，〔8〕1171-1173却在历史时期不占主流，这也说明先民更倾向于放养。

　　然而，重视放牧作为倾向性选择，与伦理的衔接点在何处？ 其一，放牧能让畜禽自由采食、任意活动，这符合动物本性，有助于其天性表达，用动物福利的概念讲，放牧可保障行为福利，也能提升生理福利和卫生福利。 其二，放牧使畜禽与牧地结成草地或林地生态系统，牧草等植物作为生产者，畜禽等动物作为消费者，畜禽粪便被分解者分解后又被生产者重新利用，如此形成生态循环，有益于生态和谐。 此外，放养畜禽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健康。 需指出，从“养备动时，天不能使之病”〔3〕105、“合间游舒情”、“舒和气血”〔5〕574、“令舒精神”〔5〕561等语看， 先民采用散放畜养方式绝非不出于伦理自觉，而“栈羊”“栈鸡”“栈鹅”等记载鲜行于世也说明，先民对密集圈养并非不知，而是道所不载，羞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