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论文（前沿范文8篇）

　　基因技术又称重组DNA技术,是分子遗传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作为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之一，基因技术具有高效、灵敏、准确等优点,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等各个领域。本文整理了8篇“基因技术论文范文”，以供参考。

　　基因技术论文（前沿范文8篇）之第一篇：基因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作用

　　摘要：基因技术是上世纪生命科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总体上对疾病的病因、病理机制、药物研发、疫苗和抗体研发多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基因技术因其设计原理及应用对象的差别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具体到特定疾病如2019年底爆发的SARS-CoV-2疫情,其优缺点主要表现在:首先对确定病原体起了关键作用;其次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断及愈后判断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作为新冠肺炎的确诊指标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作者根据长期从事基因技术研究的经验及对本次疫情基因检测结果的分析,提出充分利用相关基因检测技术的优势,发挥其在尽快确定新冠肺炎感染者中的重要辅助作用。

　　关键词：基因技术,SARS-CoV-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完成,使人类进入了后基因组时代。从此,基因技术成为分子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生命活动全周期的各个层面,包括食品(如转基因食物/药品如疫苗)生产、病因学研究、病理机制研究等。鉴于目前SARS-CoV-2的流行和防治形势比较严峻,本文仅就与SARS-CoV-2和COVID-19以及相关的基因检测对四个看似简单但需要明确的问题进行讨论。

　　1 COVID-19是否由SARS-CoV-2所导致

　　这次疫情现有报道的第一例病人诊断时间是2019年12月30日[1]。在2020年1月,更多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得到确诊[2]。随着致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序列的确定,新冠肺炎由一类全新的冠状病毒所导致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确认[3,4]。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缩写为“COVID-19”(字面含义即“2019冠状病毒疾病”)[5]。同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引发病症的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缩写为SARS-CoV-2(字面含义即SARS2型)[6]。至此,我们可以说COVID-19由SARS-CoV-2所导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可以在个体层面上说SARS-CoV-2感染一定导致COVID-19。

　　2 谁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谁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或者说谁是病人,这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社会和医学界对“同性恋”和“高血压”的定位,以帮助理解和接受关于国家公布确诊病例标准的变化。同性恋的医学和社会定位,经历了和正经历着这样一个变化过程[7]:犯罪——精神病——不予定义——有基因基础的正常人的一部分。高血压是一个更简单的单一指标即可确定的疾病。然而,高血压的标准却一直在变化,如1977年之前的高血压标准是160/95 mmHg,而目前的高血压标准则是130/90 mmHg[8,9]。所以,一个收缩压159 mmHg的个体是否为高血压患者,需要根据其所生活的年代来决定;同一个体随着诊断标准的变化可以由正常人变为高血压患者。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我们都需要对谁是病人这一问题重新认识。在许多情况下,是病非病,不是简单的自我感觉或某个医生可以轻易做出结论的,需要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

　　具体针对这次疫情来说,谁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需要根据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标准才能做出结论。依据最新的第五版指南[10],是否为患者,第一个鉴别标准是地域:湖北之内还是湖北之外,湖北之内不需要流行病学接触史,这是基于SARS-CoV-2已经在湖北蔓延比较长时间这样一个事实。对湖北之外的个体,则确诊需要流行病学接触史。第六版[11]对接触史的只需满足3个条件中的2个临床条件(发热或呼吸道表现、血象变化、CT表现和1个病因学条件(rtPCR阳性或测序阳性))。上述文字描述对于医务工作者,理解十分容易,但对于非医务工作者的管理人员和公众,将文字简化为是与不是却仍然比较复杂。其中容易确定的部分(如CT)已经基本确定,而不确定的部分,从表1的小结可以看出,部分没有肺炎的感染者被定义为新冠肺炎患者(病情D);而另一部分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基因检测阳性的病情B和C),尤其是基因检测阴性的新冠肺炎患者(E和F),被定义为不是新冠肺炎患者。

　　3 病毒感染与临床疾病的复杂关系

　　正如本刊同期发表的关于对本次疫情数据分析中所讨论的情形[12],SARS-CoV-2是否导致疾病,与被暴露者的个体抵抗力和暴露剂量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新论文报道无症状感染者也具有传染SARS-CoV-2的能力[13]。事实上,文献所报道的无症状感染者属于信息沟通的失误,其发病早于其他几位患者。但即使该病人的确为无症状感染者,论文依然没有学术价值。尽管该论文仅仅纯属描述事实,且事实真实存在,但依然存在误导作用,即让公众以为无症状病毒携带者一般不具备传染性。作为医学常识,传染源(source of infection)的定义是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且能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包括病人、病原携带者和受感染的动物。现有医学知识对致病微生物与宿主的关系也有十分明确的描述,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感染者短期或长期乃至终身无症状;(2)感染者发病,急性疾病缓解后致病微生物从体内消失;(3)感染者发病,较长期患病甚至终身患病;(4)感染者因感染所致疾病导致死亡。

　　因此,致病微生物一旦确定通过呼吸道人传人,传染成立的条件是传染源体内存在致病微生物,而不依赖传染源个体的身高、体重、体温、白血病计数等临床指标。无论被感染者属于何种情形,只要感染者具有向外界环境释放致病微生物的能力,都是传染病的传染源,虽然不同传染源传染疾病的能力可以不同。

　　4 基因检测的应用在疫情防治中的价值

　　自从基因检测技术问世以来,在很多对因治疗性疾病(如传染性疾病、肿瘤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非对因治疗性疾病,基因诊断对治疗的指导作用,即精准医学中的伴随诊断价值,则难以得到体现。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vid-2019),顾名思义,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肺炎。这里病毒是致病微生物,肺炎是疾病类型。在不讨论国家或国际诊疗标准而仅仅从临床医学角度出发,一旦一个疾病的临床表现具有鉴别诊断价值,临床诊断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确诊,即基于医生和医院的确诊而不是管理部门统计学层面的确诊,便可以得到确认。现代影像学和分子诊断学的巨大进步,在辅助临床诊断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临床疾病的诊断,始终应该坚持以临床症状和体征为最重要依据的原则。实验室诊断(包括基因诊断)、影像诊断等不宜作为一票否决的标准。因此,在未来传染病爆发的应对时,不宜单独将疾病分类细分为临床医生的临床诊断病例、影像学诊断病例、基因诊断病例等等可能对疫情控制帮助不大的不同类别。这一点,在这次疫情期间,许多基础和临床一线医务工作者(包括本文作者)都本着各自的理解向国家不同管理层建议,希望Covid-2019的确诊标准不要纳入基因检测阳性。希望这些建议对本次疫情未来一段时期的疫防治控有所帮助。

　　SARS-CoV-2的感染者,无论是否最后发展为患者,都是重要的传染源。因此,利用基因检测技术简便快速的优势,对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筛查,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基因检测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近期发生在(日本)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聚集性感染事件,如果游轮在出发前对游客进行了基因检测筛查,可能有助于避免灾难性聚集感染事件的发生。

　　基因检测具有假阴性,但这不影响其作为筛查无症状感染者的价值。一般来说,筛查的阳性个体传染能力较强而筛查的阴性个体传染能力相对较弱。而恰恰相反,假阴性的特点,是所有基因检测和几乎所有医学检测难以避免的自身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反而是不宜将其作为确诊必要条件的充分理由,尤其当用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时,排除一个基因检测假阴性的真实患者,实际上是任其在环境中释放病毒从而增加环境中病毒剂量。正如我们在数据分析中所发现的那样[11],环境中的病毒剂量的增高,是重症患者比例高的可能原因;对医院内相对较高的感染率,不能排除由于病例过多,导致病房交叉感染,甚至轻症变重症患者的可能。因此,武汉目前采取的将所有疑似感染者和患者尽量隔离和收治的做法,可以有效降低环境病毒剂量,值得其他有必要的地方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 Wuhan Municipal Health Commission.Report of clustering 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 in Wuhan City[EB/OL].Wuhan,China:Wuhan Municipal Healt Commission,December 31,2019.
　　[2] THU N,ZHANG D,WANG W,et al.A novel coronavirus from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in China,2019[J].N Engl J Med,DOI:10.1056/NEJMoa2001017.
　　[3]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RC.Notice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B/OL].January 20,2020.
　　[4] China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Update on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utbreak (Jan 24,2020)[EB/OL].Beijing:China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2020.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Director-General's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2019-nCoV on 11 February 2020[EB/OL].Geneva,Switzerland: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February 11,2020.
　　[6] GORBALENYA A E.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coronavirus-The species and its viruses,a statement of the Coronavirus Study Group[J].bioRxiv,2020.
　　[7] 罗牧原,林胜.“性恋”概念再考察[J].中国性科学,2012(2):59-61.

　　基因技术论文（前沿范文8篇）之第二篇：基因技术的风险成因分析

　　摘要：基因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文章认为人们不仅应关注基因技术当下带来的益处与弊端,也应关注基因技术带来的风险。文章简要地从主体认知的局限性、科研人员道德失范、经济、国家利益至上、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基因技术的风险成因。

　　关键词：基因技术,风险,成因

　　基因技术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之一。随着科技不断地发展,人们对科技风险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会。DDT污染、福岛核泄漏等技术带来的危害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重塑人们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发展不过几十年的基因技术具有风险性。因而,分析基因技术风险成因,反思基因技术有助于建立对基因技术的理性认识,作好风险防控工作,使基因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1基因技术及风险释义

　　1.1基因技术及其应用

　　基因技术又称遗传技术或重组DNA技术,是分子遗传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按照人类的特定需求而将具有遗传信息的基因,在离母体的情况下进行剪切、组合、拼装,然后把这种经过人工重组的基因转入宿主的细胞内进行大量复制,从而使遗传信息在新的宿主细胞或个体中高速繁殖以创造新的生物。作为高新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基因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农业领域,科研人员培育出具有抗虫、抗逆、抗除草剂、高蛋白等优良品质的农作物。在医药领域,利用微生物等作为生物反应器能使生化药物的费用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使更多人获益。基因治疗也为一些基因遗传病、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基因技术带来了纺织业的绿色革命,比如科学家试图通过修饰棉花基因来生产出带“颜色” 的棉花,减少化学染剂的使用,有利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

　　纵然基因技术用途众多,影响甚广,但基因技术的社会化应用带来了诸多伦理争议,如转基因生物、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能否作为可专利客体;基因信息泄漏带来的基因歧视;基因检测带来了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的侵犯等伦理问题。

　　1.2风险及基因技术风险释义

　　风险一词的来源有众多说法,一种认为是在远古时期,风常会给出海作业的渔民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从而使“风”常和“险”相联系,渐渐演化出“风险” 一词。现今,风险一词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保险、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广泛地使用。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是明确地表明一旦接触、靠近就会带来不利、 损失。而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仅仅只和损失联系,风险若控制得当可以获得利润,这也是人们常说的“高风险、高回报”。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在贝克看来“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 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即在传统社会,更加强调的是自然环境带给人们的风险。进入现代社会,风险具有显着的“人为”特点。在风险研究者看来,这种“人造”风险的来源可以是制度,也可以是社会文化、主观认知水平、科学技术。技术风险是客观实际与主观认知相作用的产物。对于基因技术这样的高新技术,人们对其风险的认知往往严重偏离客观实际。

　　基因技术也属于高风险、高回报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基因技术研究领域极其耗费资金,研究失败则投资成本打水漂,研究成功申请专利产业化后则能获得利润丰厚的商业回报。基因技术的风险还体现在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基因技术在眼下确实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如人口膨胀带来的粮食短缺、农药的过度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与耕地的流失、肿瘤治疗、高昂的生化药品等等提供了可行之道,然而人们还是担心基因技术社会化应用的安全性问题,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这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均引发不小的争议。基因技术应用的不安全性在基因治疗中初见端倪,如“格辛戈事件”“气泡儿童事件”,这些是基因治疗史上的灰暗一页,提示着人们基因技术的风险性。

　　2基因技术风险成因

　　2.1主体认知水平的局限性

　　人们的认识水平、思维能力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知,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从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沃森、克里克的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从一个基因一个酶假说到跳跃基因、 反转录基因、断裂基因的发现,人们对基因的结构和功能认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即便如此,由于生命体的复杂性、认知水平的有限性及研究工具、技术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目前人们对于基因互作、基因表达、基因功能的认识仍只是冰山一角,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仍处于不成熟阶段。

　　2.2科研人员道德失范带来风险

　　不同于小科学时代,科研人员出于好奇心、求知欲探索自然规律,追求客观知识,偏重基础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的社会功用突出,技术的自然属性高度社会化,社会的科学化,政产学研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科研人员在社会发展中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贝尔认为当今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成为新的权力基础,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将成为统治人物,即技术治国。由基因技术衍生出来的基因武器、基因药品、基因专利、转基因食品等具有巨大的价值,甚至能影响一国的经济。 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生殖增强技术、基因治疗等不断使人们对我是谁、我可以成为谁进行重新认识。科研人员掌握了基因技术是否能任意改变生物的进化过程,任意干涉人类的生老病死。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科研人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到名利诱惑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应担负起相应的道义责任。一旦科研人员道德失范,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有可能蒙受损失。

　　2.3基因技术风险的经济根源

　　在基因经济蓬勃发展极具商业价值之际,人们称21世纪是生物技术世纪,基因被誉为“绿色黄金”。然而过度地追求基因技术的经济价值、滥用基因技术则会带来风险。基因的可专利性可能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当前掌握基因专利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与欠发达国家虽具有丰富的遗传资源,但由于基因技术研究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导致本国的遗传资源为发达国家盗用,人们把发达国家攫取他国基因资源的行为称为基因海盗行为、“新圈地运动”。生命体内的基因成了可交换的商品,这是对生命尊严的宣战。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的市场价值。”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就曾将一条肥胖基因以200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基因技术的不当使用还会造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引发基因歧视问题,这会对社会秩序带来潜在的危害,冲击已有的伦理观念。如发生在我国的基因歧视第一案,三名考生通过了佛山公务员笔试,面试却因携地中海贫血基因而被拒绝录用。

　　2.4国家利益至上观的驱使

　　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水平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综合实力,各个国家都注重发展科技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基因技术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不仅有经济价值,也极具军事价值。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已得到了重视。然而基因武器的过度开发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会给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带来风险。基因武器具有精准的杀伤力和高度的针对性。人们担心会有针对某一民族或种群的基因武器, 形成继核威慑之后的基因威慑,威胁着世界和平。

　　2.5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

　　早在1988年克拉克大学与决策研究所的风险研究者们就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理论,该理论认为公众的风险感知与相关风险行为会因风险事件与社会、文化、制度和心理的相互作用而增强或者减弱,并会对社会产生持续、深入、扩大化的影响即涟漪效应或次级效应。当前,转基因技术呈现“污名化”,也是由于人们对于转基因技术风险的主观认知水平远远偏离客观实际,产生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一些基因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问题经由媒体、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政府的广泛参与被放大, 如方舟子与崔永元就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的争论、“黄金大米事件”“巴西坚果事件”“金龙鱼事件” 等在公众、政府、专家、企业参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发酵,继而产生了政府公信力受损、科研人员立场、价值取向的受质疑、转基因食品推广受阻、基因技术“污名化”等次级效应。

　　结语

　　基因技术对“存有”的“去蔽”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生命体的奥秘,这也为人类社会更好地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基因技术不能仅仅为工具理性、资本逻辑所驱使,更应具有人文的关怀、伦理规则的引导。当前对于高技术决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精英与政客, 应引入公众广泛参与,进行风险交流。企业、政府、技术专家、公众应有畅通的信息流通、交流渠道。公众应学习和了解相关知识,参与基因技术相关决策,发挥监督作用,使基因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