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论文-原谅，但不要忘记

　　内容简介

　　我所翻译的这篇小说所讲述的主要思想是：原谅，但不要忘记。故事的主人公本身是一位创造性非小说和发表沉浸新闻的作家。他小时候因为受到其它跟他同样留着犹太人血液的同龄小孩排挤跟隔离，心里产生了阴影，非常的自卑。长大后接受一位名叫霍华德·梅森的精神科医生的治疗，从此以后人生发生了许多的转变。从那医生上学会了倾听与交谈的技巧以及独立面对问题的能力。为后来成为一名作家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但是最后却戏剧性的发现梅森医生正是当年那些排挤他的小孩中的一员。最后经过那么多生活上的挫折与艰辛，作者最后明白了应该原谅他，但同时也不应该忘记。

　　原谅，但不要忘记

　　我在一个叫霍华德·梅森的精神病医生那里治疗了大约两年。有一天，我正尝试叙述一件发生在我十三岁那年的事件，由于那个事件是如此的令人印象深刻、令人害怕，我无法一下子想起来。每当我想到它——我发现自己每个星期都会想起那个事情一到两次――我总是允许有关这个事件的记忆尽可能多地反馈到我脑海里，只要我还能忍受，一直到我无法忍耐的那天为止。我并没有被这一现象所困扰，但是它总是经久不消，就像未知的回忆以至于我既不能根除也无法面对。

　　但是随着梅森医生帮我把一生的焦虑卸下来，我开始体会到治疗的疗效时，我注意到那个画面在我脑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以前，这个记忆只是零星的、不稳定的、模糊的，颜色是黑白的。但是现在记忆的颜色，大部分是蓝色和窗外耀眼的阳光所发出的黄色。太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而进，我回忆起那时我还端坐在中学七年级的教室里的凳子上。那是一个集合教室，在那里我们会用十五分钟的时间来报告学校的事务，然后开始我们的第一课。

　　但是，那天教室里却只有几个学生，这是不同寻常的。没来教室的大多数是男孩。

　　那是我在泰勒中学的第一年，它是城里最大的一个中学，位于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被称为松鼠山的犹太社区。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这个地区边缘地带的规模很小的小学，大多数同学都是不相识的。

　　我住的街坊格林菲尔德是蓝领居多的地方。如果你是白人和基督徒，特别是天主教徒，你能感受到友好和舒适。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习惯了听到如“脏犹太人”和“基督杀手”的词语；我经常受到附近孩子的伏击和殴打。在我进入泰勒中学时，父母的承诺和我的希望都是在那里我能够遇到与我同龄的犹太小孩，我可以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都不把我当成外人。

　　但是我很快发现仅有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不足以奠定新的友谊。我很不自在，穿的也不是很得体，我无法像那些犹太孩子那样自信：他们在走廊上走动，带着舒适的亲和感互致问候，我就像一个局外人。听着他们的交谈，我意识到他们在学校之外也有很好的友谊，他们在周末和夏季参加的活动和我参加的不一样。这些孩子没有兴趣跟像我这样来自边远地区的陌生人做朋友，而且事实上，他们把我和那些想逃离格林菲尔德的孩子们归并为一类人。

　　除了那些没来的学生，这一特别的早晨跟平常并没什么区别。我正坐在桌旁期待着一天的开始，透过窗外看见几个离群的动物穿过苍翠繁茂的草坪和学校宽敞的台阶，当时我感觉周围的气氛跟往常不同了。没有任何的声音就像静止了一样，就像打雷闪电和强烈的风暴来临前的宁静。然后那些早上不在的男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走回了教室，还羞怯地不自在地对着对方笑。每个人都穿着一件宽松的、水手领的运动衫，上面刻有灰蓝色的四个粗体英文缩写字母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

　　当我读着那四个字母所对应的四个单词――工作、智慧、道德、善良时――我意识到我成为他们团体的一份子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被他们接受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

　　这些男孩有着长期存在的关系网：来自小学、宗教、家庭的关系网。他们采取措施界定分离的范围，封闭他们的密友圈。他们之间的关系以讲究高贵和伦理的兄弟会的形式固定下来。那时我13岁，对此一无所知。我对于工作还是懂一点的，那是因为在平时课后大多数日子和周末我都会到爸爸在监狱里的鞋店去工作，但是这些男孩的关于智慧、道德、善良的理念让我陷入了困境。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那些男孩结队走入教室时我的失落和孤立感，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照亮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一个接一个的，就像摩西山顶上燃烧的荆棘发出的光。。后来发现他们是提前计划好了戏剧性的入场，在教室外的走廊里排好队进来，以确保能够引起全班的注意。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我所体验到的遭到排斥的感觉太伤人了，它代表着我和那些我本以为有着天然渊源的人之间的一道鸿沟。尽管以前我被格林菲尔德的孩子和家庭拒绝，但是有人向我保证，我最终会在松鼠山被犹太人，即“上帝的子民”所接受）。然而，现在我立刻就被那几个少数人给拒绝了，这种拒绝就体现在那几个首字母以及单词上：

　　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很明显我被剥夺了这些品质。

　　在梅森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终于能够重新回忆起那件事情，我突然意识到我人生中很多的决定都是因为那一时刻而做出的。我从中学开始与众不同，我不再认真学习。为了能让别人注意到我，我变得悖逆和不合作。我抽烟喝酒，长期旷课。后来我成了嬉皮士，摩托车手。甚至后来娶了两个非犹太女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对我遭到拒绝而爆发出的情感的回应。

　　当我坐在梅森医生的办公室里一再地向他描述那件事时，我特别回想起当那些男孩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时，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格外的醒目突出。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强烈的阳光下，我立刻将画面定格不动。我模糊地记得这是一张胖乎乎卷头发的男孩的脸。即使我们在同一个毕业班，我也没和他说过话。我见过他，从中学的7年级到12年级，每个星期我至少和他间接地打一两次交道。虽然时间抹去了他儿时的婴儿肥，但他的名字变的不同,这令人难以理解，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儿时的他。我相信这个男人；我向这个男人比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多地坦白和揭示真诚的、诚实的、内在的自我。

　　“你当时就在那儿”，我指着雅致房间对面背阴处的霍华德梅森医生说：“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去他妈的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在过去九年中的两年期间，我定期去看梅森医生，并做了研究，写了一本书，纪实性地描述了一组国家棒球联盟裁判员的一个赛季。当这本名叫“棒球里的最好座位，但你得站着”的书出版时，裁判们很愤怒，他们坚持声称我在书中提到的有关他们对于队员（他们怨恨的队员）以及和队员的怪诞举动（喝酒、聚会等等）的感受是不真实的。

　　他们否认了书中所描述的一系列情况，声称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其中的一个裁判哈利.

　　温德尔斯特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证明我当个赛季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尽管已经有两个裁判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声明，声称我整个赛季都跟他们在一起。

　　在我写书的那一年，我参加了我书中写到的那几个裁判员（道格·哈维，尼克，威廉姆斯，温德尔斯特）所担任裁判的大多数比赛。由于当时裁判联盟的规定，我与球员基本没什么联系。我当时完全沉溺在裁判员狭窄的世界里。裁判当时为了减少所到城市过多的关注，他们都住小酒店，在没什么球员出入的饭店吃饭。

　　我可以进入大多数棒球场的裁判员的更衣室。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旅游。他们有关比赛、队员、工作压力的坦白使我深受启发。在与他们的多次交流中，他们不断坚持要某人（我）记录裁判员所经历的棒球职业大联盟的戏剧性事件来让世人见证和理解。

　　这些都是些富有热情、充满魅力的男士，大多数人都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他们所进行的正确裁决----即使有时会大错特错的裁决比赛。这就引发了我对裁判问题的困扰：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身份的局限性。我与其共度时光的那些人――特别是温德尔斯特和哈维――拒绝任何形式的批评。他们拒绝思考这样的观念：正是他们的身份引发了怨恨和分歧。“不要听他们的任何废话”，这就是道格·哈维解释的裁判应该对运动员、教练、和管理人员质疑他们的权威和判断时持有的态度。

　　裁判们是如此确信自己很正确，以至于他们有关种族划分(威廉姆斯是全国棒球联盟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裁判)的笑话和冷嘲热讽被认为是无害的，仅仅因为他们是说说而已。如果由人像尼克那样开玩笑说他想带黑人去钓鱼，因为“我想用黑眼珠作钓饵”，那么他们将会被禁止比赛，再也不能出现在联盟中，不过被这样对待的不会是裁判。作为职棒联盟的裁判，他们不可能有恶意。

　　在我的那本书里种族歧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由于公众舆论，由于两年前联盟里就有一个非洲裔美国裁判，威廉姆斯，底特律老虎队的前投手威廉姆斯在三十几岁时凭借在小联盟担任两年裁判的经验，冲破种族障碍进入大联盟。他被安排与温德尔斯特和1992年退休前担任主裁判的哈维在一起。裁判组的另一位成员尼克，在淡季时在曼哈顿的科帕卡巴纳夜总会做服务员。

　　我从来没打算写一本关于种族的书，我只是努力生动地写下我跟随着那些裁判们时的所见所闻。　雇佣威廉姆斯造成了一定的紧张气氛，原因之一是威廉姆斯没有很多裁判经验而不得不证明自己能胜任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其他三个白人在小联盟劳苦多年后才提升到大联盟来。很多人对威廉姆斯的快速上升很不满，他超越了他们这些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取得成就的高级裁判们。为了缓解紧张气氛，联同表现出每个人的平等与脆弱，裁判们的拙劣构思就是夸大种族分裂和成见，不断开玩笑地提及威廉姆斯的肤色、头发和非洲人(即：部落、原始)的身份背景。起到平衡作用的因素包括：哈维自称为“沉默的印第安人”

　　文德尔斯泰特，德国人，说自己是纳粹份子，科洛西称自己是油滑的意大利人。

　　当我打电话给费城总部，询问大联盟的64名裁判中有多少是来自少数民族时，棒球界特别是裁判们显示出了对少数民族的不在意和不敏感。这事发生在裁判们可笑的集中攻势的前一年。当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他们一起辞职，棒球大联盟就会屈服，就会答应他们合同谈判中的许多要求。

　　当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未向空中交通管制员做出让步时，他就表明了这个国家中几乎没有哪一群人是不可替代的。当时那些人威胁说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集体辞职。空管员的工作至关重要――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很好地完成了工作――而裁判员们不合资格且报酬过高。他们的薪水是空管员的两倍。裁判们的期望一直都是不切实际的。首先，一半的裁判都足够聪明，他们能够意识到你不会自动离开一个六位数收入和一流福利，包括三个月假期，很少由于工作场所问题带来烦恼的工作。

　　他们并未辞职，很显然，那些辞职的人都是些自信心过于膨胀的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本身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比赛本身。现在三年过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因要求回去工作而起诉棒球联盟，陷入了诉讼的困境。

　　考虑到他们对现实的不在意，我的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让秘书大吃一惊也就不足为奇了。她一面向其他人咨询，一面道歉要我不要挂断电话。一开始，她在电话中说联盟有四个黑人裁判，科尔温·丹利、埃里克·葛雷格、查理·威廉姆斯、查克·梅里威瑟，还有两名拉丁美洲人安杰尔·赫南德斯和里奇·加西亚。后来，有人打断她。她要我再等一会，她又去向别人咨询。“五个”，她说：“我们有五个黑人裁判员。”当她要告诉我第五名黑人裁判的名字时，她又被打断了，不得不再一次让我等。后来她回来了，“四个”

　　，她说：“对不起。”

　　“你不知道联盟里有多少个黑人裁判？”我问。

　　“事情是这样的”，她解释到，“联盟曾经有位裁判留了个非洲式发型，所以我们都以为他是黑人。但后来他又把头发剪掉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他是黑人还是白人。

　　比起吉姆．布顿的《四坏球》对大联盟的引人注目的描写，我的书的一些(不是很多)的负面宣传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很多我书中所提到的人都感觉到好像被出卖了一样。书出版后不久，弗雷德，一位曾同意我接近裁判的国家联盟的老绅士打电话邀请我吃午餐。我们在一家位于匹兹堡希尔顿酒店的一间咖啡店见面，弗雷德一边玩弄一碗汤和一份金枪鱼三明治，一边不断地摇头，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呢？”

　　那个下午我们交谈了45分钟，大多时候我都是保持沉默。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所以写下那些事情是因为它们确实发生了。

　　“但是那些裁判信任你”，弗雷格说，好像那就是我应该闭嘴的理由。

　　信任的问题是像我这样写“沉浸新闻”和“创造性非小说”的职业作家与精神病学家相交集的问题。“沉浸新闻”本质上说就是长期地与你要描写的人物相处，使你自己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在密切关系的基础上了解他们。除了裁判，我还写了关于小儿科医师、兽医、和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的沉浸书籍。对于所有这些我要描写的人物，我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交谈、抱怨和梦想，在这过程中间认识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我还写了一本名叫“沉浸在时间里”的书，书中的主人公是我的朋友丹尼尔。书中描写了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儿童、他们的父母以及给他们治疗的精神病学家。这本书描述了对一个患有躁狂抑郁症的青春期少女以及她父母的治疗。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就像所有的创造性非小说的结构一样，里面有对话活动和扣人心弦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

　　我第一次遇见斯坎隆是在精神病院，当时我在那从事我的大多数研究。我曾经要求社工帮我联系一个在此成功治愈的病人家庭。梅根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已经很多年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诊断出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梅根15岁时被注射了锂，当时行为很快趋于稳定。大约过了三个月，得意洋洋的医生说她可以出院了并建议她的家人挑选一位私人治疗师来监控她的服药情况并且继续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斯坎隆太太从支持她的朋友和医院的医生那里打听了许多有名的私人治疗师的名字。肯尼思·斯坦科医生是其中最好的选择，但是从他们第一次聚集在斯坦科的办公室那刻开始，很明显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梅根戏剧性的康复只是昙花一现。

　　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记下了他们每周例会的内容。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我观察并实录了斯坦科家庭关系的悲剧性崩溃。在此会话期间，我采访了每个家庭成员对斯坦科医生工作的看法，我还对斯坦科医生的目标、行动计划以及他对已发生之事的总的评价进行了采访。斯坦科医生是一个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医生，但是不幸的是他并不适合去治疗这些难伺候的人或者家庭，这些人希望医生能够给予病人和家属像在医院里时同样的现场关注。他非常真诚地向斯坎隆夫妇保证他们可以在争吵升级并且无法控制时打电话给他。

　　但他的意思是每隔三到四个星期打一次，并不是一个晚上打两、三次。能帮助斯坦科医生控制自己的情绪、促使他进入到工作状态的一样东西就是金钱。他按打电话的时间长短来收费。钱使他的怒火得到平息。

　　钱是唯一一种东西或者方式使我在与自己的精神病医生打交道时获得影响和权利。

　　我第一次发现他就是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中的一份子时，我两年都没有付给梅森医生服务费。更槽糕的是，我将那段时间保险承保人给我的赔付款装入口袋，故意拖欠我欠他的余款(总金额的20%)几乎五年之久。我知道梅森医生生气了，但是值得称赞的是，他只是偶尔巧妙地、小心地提醒我还欠着债款。是治疗师所面临的最复杂问题之一，特别是在这种个人竞争激烈的领域中。斯坦科告诉我说，他会在与病人坐在一起时，琢磨着是不是应该提出账单这个话题，但是他不想给别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他们可能会想：‘唉，他考虑的只是得到报酬，他对我们并不感兴趣’”，斯坦科说。

　　珍妮特·麦尔肯为了她的书《心理分析：不可能的职业》，采访了一位分析师亚伦·格林。亚伦讲述了有一次他与一群朋友吃晚饭时讨论到精神病医生的收费问题。

　　“当他们刚开始开玩笑时，我很严肃认真地解释说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但是他的朋友们继续开笑话，直到“我用最武断、最粗俗、最愤怒的长篇大论来猛烈地抨击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尴尬，其中我尤为尴尬。我是一个成熟的、熟虑的、善于分析的分析师，当时的行为就像一个普通人，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格林每天治疗的一个病人8个月没有支付治疗费用，但格林还是继续治疗，那代表了他对病人的信任，希望通过他的信任能够得到属于他的辛苦钱。“他说：“我认为这是我作为一个分析师所做的最英勇的一件事了”。

　　他说。有一天，这个病人用支票付清了全部费用，但几个月以后，他又莫名其妙地不付钱了。

　　在我看了麦尔肯的书之后，我立刻想到梅森医生也处在同样的境地中。事实上，我让他等了两年我才愿意把费用支付给他。为了了解他是如何使用病人支付给他的费用，我在电话薄里查他的电话，但是他不在名册里，于是我在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等候在他办公室门口，跟踪他回家。他住在“松鼠山”一个很时髦漂亮的街角处，房子又大又舒适，可能离他从小长大的wwmg (工作、智慧、道德、善良)地方并不很远。跟踪他回家，看见他住的地方，我的内心很矛盾。我的大脑在思考着。我知道他用来买这个我可能永远都买不起的房子的一部分钱就是我给他的。

　　——这些钱不仅来自我的钱包、我的支票帐户或保险金，而且还来自我的内心。我憎恨这样的黑心钱。我得出结论：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施暴、一种对道德和伦理的歪曲。他竟然能坐下来聆听(或者假装聆听)我内心的思想，并心安理得地得到优厚的报酬。

　　但是，当然我的问题比一般的病人更困难和复杂。对于斯坎隆来说选择一个普通人介绍给斯坦科医生治疗本无可厚非，毕竟我的情况需要非凡的技巧和灵敏度。我一直都很柔弱和被人误解。只有特殊的人才能洞察我小时候的遭遇――我有一个操纵人的母亲、一个虐待人的父亲以及隔离的环境――只有那个特殊的人能够如此仔细地、全神贯注地听我诉说，准确找出埋植在我漫无边际的谈话中的微妙秘密，巧妙地帮我脱离和探究那些很柔弱的、伪装的、塑造生命的体验。如果我的分析师住在普通的环境中，收取我能负担得起的费用，那他就会贬值，就会降低他帮助我的潜能，我就会失去信心。

　　毕竟是梅森医生帮我把有关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事件的记忆哄骗出来。

　　“哄骗”这个词用在这很恰当。他用微妙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帮助我挖掘内心的灵魂――这极大地影响了我沉浸性的、非小说文学的写作理念和技巧。我可以被认为是梅森医生的病人或者写作上的学徒，如果不是因为梅森医生的治疗，我就不会哄出裁判们的自然行为或斯坦科的担心；我知道我的写作对象一直都怀疑我。

　　我从梅森那学到，交流始于倾听。斯坦科对我很坦率不是因为我有超凡的魅力或是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倾听他的方式奏效了。我会看着他说话。即使在记笔记时，我也会点点头。在故事的转折处，我用适当的身体语言来回应他(皱眉、失望的表情等)。这就是为什么我能从所有这些年我所写过的人身上搜集到信息。写作本身的艺术、甚至提问的技巧都不是最重要的，而专注地倾听可以为讲述最好的故事铺平道路。当我刚开始与裁判们接触的时候我就深知这一点。但是我与梅森的互动帮助我明白了我们两种职业的相似之处以及作家可以向分析师学习之处，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而且尤其是治疗师，他们会告诉任何那些愿意做出努力真诚地听“整个”故事的人。

　　这就是传统的新闻记者容易出错的地方，他们对引语及原声摘要是如此地关注，以至于他们未等到更真实更全面的故事浮出水面。梅森在我身上所使用的方法使我说出了秘密以及被压抑的愤恨，否则这些秘密和愤恨可能就会深埋一辈子。需要等多长时间就等多长时间――顺着叙述迂回曲折、没有尽头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真正的故事出现――这在精神病治疗或写作和报道中都是必需的。信任就是这样产生的：无论是作家还是治疗师，都愿意把最珍贵的财产和时间给你，倾听病人或写作对象来净化、发现、展示、和重铸自己。尽管作家和精神病学家有不同的目标，他们通常都会打情感牌,触发内心深处富有戏剧性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金钱是一种重要的奖赏。

　　在我与斯坦科医生进行的每一次会谈之前几乎都会发生这样的情景：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靠桌子旁边的其中一张舒适方便的椅子上，安放好我的无线音响城的声控微型录音机。我打开它，支撑着它直立以便能够完整地看到它，斯坦科经常会忍不住说：

　　我如何知道你是否采用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来使用我提供给你的信息呢？我会以一种逗乐而询问的态度看着他，并扬扬我的眉毛，因为这样的“问题――回答问题”的场景我们至少已经经历过六七次了。他的反应通常就是手掌向前地挥挥手，略带害羞和不安地微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得不相信你”。

　　信任也是我和梅森医生关系的座右铭，因为任何治疗都需要信任。我信任他――我不得不带着一生中最隐秘的秘密信任他。我感到气愤和孤立，孤单地处于大量的诡计之中。我没有朋友或知己。封闭我的感情，可能使我外表看上去很坚强和独立，但内心却感到恐惧和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释放我的愤怒所带来的压力。在那些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展现自己的那一刻，我就恨他们了，我忍受了所发生的事――受到排挤，就好像是梅森和住在松鼠山的密友事先策划好了要羞辱我一样。

　　但他们没有理由来伤害我；没有理由知道我是谁――或者知道我是否自卑。我的看法是：

　　梅森是那些可鄙的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当中的一员，是他们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当我试图加工这样一种看法时，我最终意识到梅森以自我为中心是有错，但他不是恶意的。毕竟他当时还是少年，不会比我更敏感更成熟。我渐渐明白，他也像我一样有秘密要揭示出来。

　　“你为什么改名字？”

　　我在随后的一次会面中问他。我很快想起了他的名字。我仿佛看到了25年前的他。“你是门德尔松――不是梅森；你是犹太人，就像其余所有住在松鼠山的那些排斥我的混蛋一样。”

　　在我和他的关系中，他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不安和失控。他的脸通常是冷淡苍白的，现在却因为感到丢脸而涨红了。“这个故事很长，我不想细说”，他说：“改名字在当时似乎是正确的,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那样做，但你永远不知道事情将来会怎样”，他补充说。

　　然后他陷入了窘人的沉默，我们互相盯着对方，听着他桌旁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直到谈话结束的时间到了。我默默地跳起来，没和他说再见，就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走上了大街。至于他是否从一开始就认出了我并一直等到被发现和揭示身份的这一刻――我要说的是，尽管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我认为这不重要。我已经决定信任别人――这个决定与你对自己和与你亲近的人的信任度有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本能地信任梅森门德尔松医生，他花时间来听我诉说。我也不愿意收拾行李去其它地方，在这里我与别人分享了许多内心的真实想法，作为回报，我也获得了很多顿悟，即使所有的顿悟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这就是发生在沉浸式新闻或创造性非小说中的事――我的作品。由于我以倾听的方式去了解我所要描写的人物，由于我尽可能地做一个勤劳真诚的听众，所以像斯坦科医生和斯坎伦那样的人都信任我。在他们顿悟时我会点头；在他们讲笑话时我会微笑；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我会作个鬼脸，我们总是进行眼神的交流。我尽量不流露自己的事情，除非我的流露能证实我的写作对象的感受和想法，或者能引出我一直想要知道的信息。

　　我一般不提问，相反，我会把谈话推向我需要的方向，并等待信息浮出表面。

　　我并不生梅森医生的气。不论他有什么过失，他帮我发掘出困扰我的痛苦回忆，我怎么可能生他的气呢？这个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故事打开了我内心深处的一扇门，解释了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引导自己那样做。我信任我的精神病医生梅森，就像斯坎伦一家和斯坦科医生信任我这个最认真而忠实的听众。斯坦伦夫人表明过她的绝望，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并邀请我在他们亲密的家庭治疗期间扮演一个沉默的听众。她曾经宣称她的生活很可怕，所以她要自杀――她邀请她的丈夫和十几岁的儿子和她一起自杀。

　　在我把书寄给出版商之前，我打了个电话给伊利沙伯和汤姆史丹龙，向他们解释我对他们家的描述看上去对他们不是特别的有利。我问他们在我提交手稿之前他们是否想看一看我所写的东西。我的写作对象尽情倾诉，坚持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故事。当他们通过观察者的眼睛来看自己的故事并意识到自己正向世界敞开心扉时，他们又总是持有严重的保留态度。斯坎伦向我拿了手稿打算在周末看一看，并答应星期一上午打电话给我。我等了很多天—  —周一、周二，然后是周三，我担心斯坎伦读了我写的东西之后就会与律师联系，停止出版这本书。我感到绝望，周四上午我打电话到伊丽莎白的家里，但她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电话给我。

　　“我们第一次读这本书时非常生气，”她告诉我：“所以我们又读了第二和第三遍，可是我们还是生气。但随着我们讨论这本书的次数的增多，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在生自己的气，在生捉弄我们的世界的气。我们有一个患有精神病难以控制自己行为的女儿，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每一天都在为生存而战斗，也就是你的故事里所描述的。它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但我们相信你，你说出了实情。”但裁判员们同样也相信我――我同样也说出了真相；但是他们对我很生气。我找不出我哪里错了。要么我说了太多的真相，要么我说得还不够。各方追寻或支持的目标并不是真相本身，而是他们对其所宽恕的真相所怀有的自己的想法.

　　自从写了那本书以后，斯坦科医生没有与我再联系，但是斯坎伦和我依然是好朋友，因为我们对真相的理解是一致的。

　　巧合的是，斯坦科医生的办公室与梅森医生的办公室在同一座大厦里，甚至位于相同的位置，只是在斯坦科的下一层楼面而已。在我与斯坎伦和斯坦科医生在那座大楼里见面的五个月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梅森医生一次。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十年没有接受治疗，没有与梅森联系。但是当我坐在安乐椅上，微笑对着斯坦科医生，打开我的录音机等待他说他永远都会说的那些话时，我总是体验到大多数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心中暗暗希望得到的那种势不可挡的感觉：我坐在椅子上，在相同的房间和大厦里，只不过是在下一层楼面里，我转换到了不同的时间隧道，具有了另一个层次的知觉和意识。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心里障碍正在减少。

　　一旦我鼓起勇气提出结束治疗――离开梅森医生――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比较没有痛苦的过程。

　　我告诉梅森我认为现在是摆脱他的巨大压力回到依靠我自己生活下去的时候了。他镇定自若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确定几周之后我们就脱离关系。当最后的治疗期结束之后，我走出了办公室，乘电梯来到了大厅，从容漫步在阳光下。我当时还以为我会情绪低落，但我只是感觉到有点动摇而已。对于过去9年的煎熬而言，这个结论显得平淡无奇，我想着想着走向了我的车。接着我开始幻想起来。我是不太容易产生这样神秘体验的，这一次真是令人吃惊。

　　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形象。她就是帕特里夏，我的妻子：是她在两年级时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之间相互迷恋对方时她送给我的，当时她是“我的小女孩”。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接下来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我与梅森医生相处九年中所做的事情，让我想起了糟糕的回忆。我一直准备成为一个父亲，一个成年人，一个为孩子和家庭负责的父亲。我已不再害怕承诺或纠缠，不再害怕因无法控制的突发愤怒而毁了我和他人的生活。我父亲的遗产――－他的坏脾气――不再是我的命运。

　　我想成为一个父亲的事实让帕特丽夏无法接受，她担心孩子会危害我们之间的关系。

　　十年来我们几乎在一起做每一件事情，排除了外面世界的干扰：一起上健美操班，步行度假，看电影。我们交了很少的朋友，主要是跟对方相互倾诉，即使是在公共场所也一样。

　　她说，自从需要个孩子这个念头进入到我们的脑海中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地为这事争吵。我们晚上吵，周末吵，假期也吵。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开始理智地讨论这件事，因为她几乎是避而不谈儿童和家庭的话题――－每当我提出想要个孩子时，她就会爆发出长篇大论加以拒绝。但这又是事实，我意识到我想要成为一个父亲是我所碰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与我以前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相比，这件事更能表达出自我和自信。――因为我自己的父亲曾如此令人失望和伤害我。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帕特丽夏很害怕成为一个母亲。

　　现在回想起那些年的动荡和与帕特里夏的争辩――痛苦的转变，使我觉得非常讽刺。

　　帕特里夏最害怕的事情――失去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的事业，解除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这些最终都变成了现实，但都是在她自己的鼓动之下实现的。事实上，她在一夜之间迅速成为一个专心奉献的好母亲，这改变了她的生活，就如同我的生活因为我做了父亲而改变了一样。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婚姻毁了。

　　自从十五年前我停止治疗后，梅森医生两次走入了我的生活。第一次是在帕特里夏宣布她打算和我离婚的那天上午。

　　那天早上，我意识到我无法面对电脑继续写书，所以我决定去附近的星巴克坐坐。

　　我会带上笔记本，尝试在那里启动我的工作。然后在我送山姆去学校，在我妻子出门去上班以后，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家庭办公室继续我的写作。我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跳进车子。我到那里时刚好是六点钟开门的时候。我看见那儿已经有辆黑色的沃尔沃旅行车停在停车场的黄色聚光灯下。里面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在另一头的商店那儿俯身注视着报纸，显然那人就是那辆沃尔沃的主人。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走到服务柜台要求再来一杯饮料。我可以看见我正在凝视着的前窗玻璃所映出的人影，我本没必要那么做。

　　因为我听出了他的声音。当时我的心脏猛烈地撞击我的胸膛，因为我被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又不可否认的巧合所震惊了。沉寂了15年的霍华德·梅森医生，一个在某些方面对于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人，而从另外一些方面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突然再次出现了――并且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我转身吸引他的注意。向我走来并且伸出了手。“我想当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他说。

　　“你早晨喜欢到处走走的吗？”我说。

　　“一个星期两到三次”，他回答说。

　　"你过得怎么样？

　　"他问我，一如既往地用他那轻柔、诱人的语调。当我暂停下来想让他那诱人之声和强烈的贴心温暖涌入我的胸膛，并让他用逃离危险的、婴儿般的安全感来将我吞没时，我意识到这是我要好好想一想的时刻了。梅森医生曾帮我度过上一次离婚，而现在他又奇迹般地出现来帮助我度过我的第二次婚姻灾难。在最初的慰籍感消失之后，我发现我并不需要他。在我经历婚姻灾难后的那天早上，他突然并且巧合地出现在星巴克门口，反而加强了我对自己的信任。这使我想起了我学过的东西――运用我的力量、我内在的能力去应付那最具挑战性和最困难的情况。我认为这就是治疗师最应该为病人做的――让他们在情感上独立，在遇到熟悉和可怕的焦虑时不要恐慌，在本质上学会“控制”自己。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会谈很紧张，我开始重新考虑在没有他的帮助、没有常规治疗的情况下我能够把握好自己。他告诉我无论我在哪，在我优柔寡断和危机的时候，我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真的亲耳听到他给我的忠告，而是说我能够记得在遇到相同的困境时如何采取类似的办法去处理，更重要的是，我会回想起凭着自己的本能和逻辑我度过了我生命中的每一次重大危机。我受过伤，但每次都能重新站起来，这使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并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他告诉我，我必须知道和接受这种可能性，即在我的生命中会有很多的困难时期，我会经历焦虑和抑郁。但我必须学会相信自己，就像相信在我真的需要他时，他就会帮我一样那么重要。我不相信我们在星巴克的巧遇是某种神秘信号，伟大的上帝把梅森带给了我，但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它已经发生；他的出现证明了我的实力和独立性。

　　“我很好，梅森医生”，我告诉他，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再好没有了”。

　　第二次见到梅森医生是在我所属的一个北欧健康俱乐部里，当时他正坐在我左边正前方的划船器里，正努力划着，憋着气涨红了脸。我爬上了轨道，走过去，握着他的手欢迎他加入这个俱乐部；我是长期会员，但他告诉我他只是在几个月前才加入的。

　　“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属于了同一家俱乐部”，我说。

　　“你什么意思？”

　　他说。

　　“还记得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吗？”

　　我提醒他。

　　他并没有微笑或者点头，也没有转动眼珠或者用老练的方式来回应我，他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显然，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难道他已经忘记那个关系了吗？――忘了我、我们与另一个俱乐部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的关系？我盯着他看，想在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意识到了或承认了。然而事实却是：给我治疗了揪心痛苦的九年的心理医生竟然想不起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并且他也参与其中的那件事，这样一个事实不能说没有影响到我。我自愧不如。但他不记得这一事实却让我感觉更加普通，从而更加健康。它可能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在我的生命中隐约出现――它过去是――但就整体而言，我的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遭遇以及它所沉淀下来的疤痕按照精神病学的说法就是很“平常的”了。也许我只是是霍华德梅森医生的一千个病人当中的一个，我还天真地认为他会记得有关我的最显着的细节。我想精神病人总是惯于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吧。

　　学生也是如此。当我几年前在匹兹堡市中心的大街上把迈尔斯先生逼得走投无路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想要更多女孩”，梅森从划船器上抬起头来，微笑着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把身子靠过去想听得更清楚些。在他的T恤衫下面的黑色口袋里可以看出他全身都是汗。我辨认出俱乐部的浴室提供给会员的除臭剂所散发出的微弱而又熟悉的芳香味。

　　“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他重复说着，来回划着船。

　　“这就是‘wwmg’(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的含义”。

　　“它才不是那个意思呢”，我不耐烦地回答。“是其他几个单词表达的意思”

　　梅森医生笑了，但我没跟他一起笑。你是说“工作、智慧、善良、道德”

　　吗？

　　“是的”，我说，“就是这个意思”。

　　他摇了摇头，然后继续划船。轨道滑动的声音以及他有节奏的划动使我脑中突然想起了手淫。我是否掌握了划船的方法，或者还是在想那自我安慰的事情？还是在回报他的兄弟治疗师肯尼思·斯坦科呢？

　　“当我们刚开始在那个俱乐部时，我们提出的真正的单词是‘我们希望更多女生来加入’。

　　但我们知道学校不会授权把俱乐部称为‘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即使被授权了我们的父母也会禁止我们参加这样的俱乐部。所以我们保留了首字母的缩写，使其看上去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名字。”

　　“所以你们就用了wwmg（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我问道，“它与那个无关吗？”

　　“工作、智慧、道德和善良吗？”他打断我。“无关”。

　　“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呢？他疑惑地看着我。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了他为什么本应该向我提供这个信息――或者何时提供――不过这一切并不重要。

　　他指出：“每个人都知道的”。他的意思是每一个和这个“选定的”团体有关或者附属于这个团体的人――选定的那几个人――都知道。

　　我对梅森医生点了点头，说了声再见，并返回了北欧俱乐部。我手里拿着塑料绳的手柄，把脚放在镫具上，但是我却动不了。我盯着梅森的后背看，而他还在继续划着。

　　在经过了九年的治疗、两次婚姻、一部演绎了我对自己的性格、男子气概、身体形象所具有的不安全感的轻歌剧后，我站在了这里，但是我最终又学到了什么呢？工作、智慧、善良、道德，这些东西并不是让那些我所嫉妒的男孩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东西。事实上，当那些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子们戏剧性地进入教室时，真没有什么理由来产生覆盖整个教室的优越光环。这只是一种境――在现实中毫无根据。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男孩和我一样受到了令我一生着迷的本能的驱使――更多的女孩、更多的性爱、更多的认可、更多的钱。

　　过了这么长时间，那可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大声说，我站在那里保持平衡但没有动。即使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并一直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它突然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当然”，我又说：“当然”。

　　我一直都清楚，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这些非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和那些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一样：我们都是物质的东西，有血有肉有骨头。无疑，我们也有同样的智力和心理。那么是什么使他们相信他们比我更好— —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好？他们是不是认为他们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他们提供靠个人无法建立的那种空洞的自信心呢？那我为什么还认为我没有他们好呢？

　　梅森医生的意图和他整个的回忆又是什么呢？在我进行治疗时，在我意识到他就是对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的那个小组成员中的一员时，他本应该启发我首字母缩略词wwmg（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吗？还是事实上他启发过我？也许在我们的某一次会面中，他说漏了嘴，告诉了我一切实情，而我边听边点头――拒绝处理真相。也许当时我也不想去听真相。毕竟，是我的愤怒激发并支撑着我。我曾被我已打算改正的错误所驱使，坚信我就是一个经典的、被人误解的斗败了的狗，被迫在似乎无法克服的逆境中爬上顶端。

　　或许他以为我是知道的呢？因为别人都知道wwmg（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这个烟幕背后真正的含义。或许他主动决定不启发我，因为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他的任务便是去听绝望的人述说，并鼓励他们探索内心――并不是提供答案和解释？

　　自从划船器事件发生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些问题。可以想象，在我是他的病人的时候，他告诉我wwmg（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真正的含义――这当然不是什么大秘密，至少他在现在回忆的时候就认为不是什么大秘密。但更有可能的是，无论他是否告诉我，我当时都缺乏接受这一概念的心理能力――接受未经加工且令人混淆的真相。在我的生活中，我已做得太过头――我在家和学校所面临的疏远给我带来的令人目眩的、难以逾越的障碍驱使我去做一些重大的事。可能我并不想知道我的战斗、我的怨恨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它们给本来没有必要燃烧的火上浇了油。

　　自从我从梅森的启示中退出来，回到“北欧足迹”，以顽强的精神继续我的体育锻炼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和答案。在我经历了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事件，在我经历了部队生活，在我短暂地逃离匹兹堡，在我通过爬绳墙的考验从而使我身体形象的改变达到巅峰，在我发现书籍和写作是我的救世主以后，我就以顽强的精神继续着我的生活。经过多年的思索，此时此刻，我得出了我的结论。我不能保证我的结论不会改变，因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年轻，我不可避免地会继续收集更多的有关我的生活信息。回头看很容易，前行却很艰难所以：尽管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或者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的真正意思有两个，我相对肯定地认为勤劳、智慧、道德和善良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和信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多年以前的那一天那些男孩步入我们年级教室的情景。作为精英团队的成员，他们是如此的自以为是、神采飞扬，意识到是胶水般的东西把他们粘在了一起，运动衫的胶水，命运的胶水，以及排他过程的胶水，正是这个排他的过程带领他们进入他们短暂而又无可辩驳的优越生活中的这一胜利时刻。

　　对于他们的秘密，没有窃笑和使眼色。这样的列队行进并不是开玩笑，与女孩、性爱、约会或者好色毫无关系。它明确声明了他们不是想要什么东西，而是他们自己是谁和他们注定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都要比其他不是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团队的人做的好――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生长在美国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年龄在十一二岁左右的男孩子，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在乎女孩子，尤其是与他们有多在乎其他男孩怎么看待他们相比较。文化和性意识的深度对于当时处于青春期前的少年来说是不同的。后来，随着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男孩的成熟，女孩便成了他们的动力。接下来一种明显而又微妙的变化就发生了：从工作、智慧、道德和善良转变成了貌似可信的、极其幽默的“我们想要更多的女孩。”梅森医生可以选择去相信他做的事、他对现实的定义都是正确的，因为他可以在这种相信中找到舒适。但他的观点有缺陷，因为他是促使产生疏远感的团队中的一员--而不是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这并不是说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没有漏洞。我毕竟不是他们组织中的一员，不是踏步走进教室的男孩中的一员，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或者明白他们的身上被施加了多大的压力，也不了解他们强迫自己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男孩子们的家长和社区都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被期望将来能够成为政治领导人、像拉比那样有学识的人、牙医、金融家，在教堂和城市中承担关键职位、甚至成为精神科医生，来巧妙地保护松鼠山人的精神。如果他们失败了、失去了光环和向上爬的能力，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滑入了我们普通人和有缺点的人――也就是群众所定居的海域，像步兵一样体验底层的生活，而不是像骑兵、像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员一样生活在上层去履行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的遗产，那他们会怎么样呢？但愿此事不会发生。

　　也许我对他们和梅森医生太苛刻了――不公平。毕竟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帮助我度过一段痛苦的创伤压力时期。但梅森医生是曾经跟我接触过的唯一一个属于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组织的人－－他是我生活中那件最令我惶惑你不安的事件的象征，我将永远不会忘记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这个组织。心灵上的伤疤是无法磨灭的。伤疤可能来自于你的精神科医生，来自于你的同龄人，来自于你的老师或者拉比，也可能来自你的父母，这些都会给你自己造成伤痕。它们不会离开。但当你能每天看到这些伤疤，当这些伤疤使你变得更聪明时，你就是在努力地达成你的目标，因为这些伤疤会提醒你你从它们所代表的痛苦中已经学到的东西以及以后还可以学到的东西。通常它们不会再一次地伤害你――除非有时遇到不幸，比如你相信和信任的人背叛了你，让你很失望，就像我对裁判员、斯坦科医生、梅森医生、我的同学以及我的两任前妻、我以前心爱的人一样失望。

　　这就是我的现实，至少目前是这样。我不会忘记，但我会原谅，我会继续向前，进入我生命的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比过去少一些障碍。这就是我从我人生的第一个50多年里所学到的教训：原谅，但不要忘记，并希望我的错误能够被原谅，但同时不要忘记我的善良、我的特立独行、我的贡献和成就，不论这成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信任：如果我不信任梅森，如果我对他的信任无法超越他作为WWMG(工作、智慧、道德、善良)的一员给我造成的伤害的话，我就写不出这个故事了，就不可能成为山姆的父亲甚至教父了。但是信任他人是比较容易的。在梅森医生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听从自己的本能，学会了用三维视角去看待他人，学会了相信自己，最终，放开心门，相信他人，从而成就自己完美无缺。

　　R EFER 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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