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地区大都存在双语民歌现象，因此，当提到布依族民歌时，就要区分是指用本民族语言演唱的民歌，还是用汉语演唱的民歌。笔者一通过考察和比较发现，从民歌体式上看，布依族中的汉语民歌与汉族中流行的民歌相似甚至相同，但从演唱形式上看，两者一却有较大差别。虽然使用的语言都是汉语，但布依族中的汉语民歌却具有鲜明的布依特色。为何会出现这些现象?以往有关布依族民歌的研究中，尚未发现就此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黔中地区在地理上属于或者一最靠近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布依族受汉文化影响和浸染最直接也最多，选择黔中地区布依族汉语民歌进行分析具有一定典型性，为此，笔者一从传播学角度，以黔中地区布依族汉语民歌为例，对相关问题试作分析。
一、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类别及主要内容
黔中布依族地区，指以贵阳为中心，包括安顺市的平坝县、西秀区，黔南州的龙里、贵定、都匀、惠水、长顺以及毕节市黔西、织金等县布依族的分布地。黔中布依族在语言使用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布依族第二土语使用人群的分布大致吻合。
我国民间文学界对民歌的分类主要根据内容来进行，也有的是根据演唱环境以及演唱者一身份。
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卷中，在“民间歌谣”目下便分成了“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几类。这种分类是我国民间文学常见的分类方法。在黔中布依族中，以仪式歌和情歌最为丰富，也最有特色。本文的分析基于这两类作品。
在龙里县卷的“仪式歌”目下，分为“诀术歌、礼俗歌，、“祭典歌”三类。其实，从这几个概念看，应把礼俗歌作为类目，“仪式歌，、“诀术歌，、‘祭典歌”都包含在“礼俗歌”内，属于“礼俗歌”中的一种。这里还应区分由宗教职业者一在各种仪式上演唱的经文不在礼俗歌之列。
所谓礼俗，指的是礼仪习俗。也就是某个社会群体世代相沿袭的社会行为法则、规范和仪式，尤其是表现在婚、丧、满月酒、祝寿、新居落成以及社交等方面的礼节、规范或仪式。
在礼俗活动中唱的歌就叫“礼俗歌”。既有仪式上配合仪式所演唱歌或吟诵的无调的韵语，也有在礼仪场合酬唱的有调的民歌。无论婚、丧、办满月酒、祝寿和新居落成，都有众多亲朋好友前来庆贺，于是就必然有社交活动，因此，这些礼俗活动所演唱的礼俗歌往往包含了社交礼俗歌。这里我们以黔中布依族婚礼为例，看看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的民俗背景和演唱情况。
黔中布依族婚姻，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由父母包办和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两种缔结方式，50年代后逐渐过渡到完全的自由恋爱。即使是自由恋爱，也需经历一系列程序。当两位有情人通过恋爱、互换信物、定下终身之后，男方家就要请媒人前往女方家提亲，提亲往往要反复多次，女方才应允，以示珍贵。之后，要择吉日杀鸡定亲，过彩礼、拿八字、合八字，最后才根据男女双方八字择定举行婚礼的日期。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礼俗歌。尤其是婚礼仪式上，礼俗歌演唱更频繁。新娘在送亲客陪同下来到男方家寨门口，新郎家早己在寨门处或客人进寨主要路口处摆上一张方桌，桌上放一张木方盘，方盘内有一壶酒和于二个小酒杯。客人来到寨门，主人方就端起方盘，端起方盘内的斟上八分酒的酒杯唱敬酒歌，客人则对唱。尽兴之后，主人把客人让进寨子，来到新郎家朝门外。朝门紧闭，客人于是唱歌，询问为何紧闭朝门，早就等候在朝门前的主人请来的歌手与客人对歌，待客人喝了主人的敬酒后，主人才打开朝门，把客人放进庭院。这两个程序叫“迎客”或“迎宾”。进新郎家后，要举行“接风”(或称“迎风接驾”)仪式和“交亲接奋”仪式。在不同地区，这两个仪式的顺序有不同。有的先举行“接风”仪式再举行“交亲接奋”仪式，有的则先举行“交亲接奋”仪式，晚上吃夜宵前才举行“接风”仪式。
在“交亲接奋”仪式上，女方家送亲客把陪嫁物摆在堂屋中以后，请主人家来清点。之后，送亲客念诵一段韵语，唱一首歌。而“接风”仪式，则是主客用无调的韵语相应对，主要内容是主人客气地表示有失远迎、礼数不周，请包涵等等，客人则表示来到主家，给主任添麻烦，感谢主人盛情等等。
言辞常套用儒家经典中的句子。婚礼期间，男女双方家都要杀猪招待宾客。男方家杀猪前有一个敬厨师仪式，主人事先准备一个方盘，盘内有酒杯、酒壶、红封，举行仪式时一，交给送亲客，送亲客端到厨房，一边唱歌一边敬厨师酒。感谢主人的盛情，赞美厨师的厨艺。厨师和送亲客对唱，回敬送亲客酒，歌的内容主要是谦称菜做得不好，没什么招待，请多包涵等等。婚宴一般摆在院坝中，贵客从主人的堂屋中走出来就餐，在下梯坎时一，以男念诵、女唱歌的方式祝福主人家。贵客来到席前，但桌旁只有两张板凳，客人以男念诵、女唱歌的方式念、唱一段，主人才补送两张板凳来，让客人坐下。男女客人坐定后，男念诵《安桌词》(韵语)，女唱《安桌歌》。之后，又以男念诵、女唱歌的形式念、唱《发筷词(歌》、《发壶词(歌》、《发杯词(歌》、《发碟词(歌》、《送调羹词(劲》、《送发烟袋词(歌)》等，主人方依次给每桌发送或补发送筷子、酒壶、杯子、调羹、烟袋等。这些仪式都完成后，客人就可以开始喝酒、吃饭了。宾主在宴席就餐过程中，同欢共饮，以猜拳方式互相劝酒。规则是:输方先喝一杯酒，再斟一杯酒交给赢方唱酒歌，赢方猜中那个数就以那个数为题唱歌，贺输方，要输方再喝一杯。输方可以还对方的歌，但酒必须喝下去。晚上吃夜宵，也有一系列礼仪，比如“合桌，、“发h}"、“发壶、“发杯，、“发香，、“燃香，、“发' "; ,“主客互相敬酒”、“主客盘根问古”、行酒令等等。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歌和韵语。这是婚恋礼俗及礼俗歌的一个完整过程，实际上，无论是婚礼还是别的庆典仪式和亲戚朋友的平常社交活动中，一些礼俗都是相同的，如迎客、安桌、发筷、发壶、发杯等礼俗和礼俗歌，各种礼俗活动都有这些程序和礼俗歌。
黔中布依族汉语情歌也于分丰富。直至20世纪50一60年代，布依族中包办婚姻仍较普遍，但相对于汉族，布依族婚姻封建化程度要低一些，青年男女有一定的自由恋爱空间。而恋爱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歌:以歌相识，用歌表达爱慕、思念和誓言，于是，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情歌。
青年男女从相识发展到定终身一般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对歌相互认识。如果在某家婚丧嫁娶活动中，青年男女通过中间人撮合，邀约晚上在某家集体对歌。第一次对歌基本上都是一些试探或社会生活等以恋爱无关的内容，甚至青年男女之间根据身份互称主、客，而不称对方“哥”或“妹”。如果对歌过程中某一对或几对青年男女相互有意，就会相约下次相见，单独对歌交流，有的在这样多次交流中互相欣赏、爱慕，才逐步发展成恋爱关系。
根据感情发展的步骤和程度，黔中布依族汉语情歌按内容分为“试探’、“回应’、“初会’、“赞美，,‘表白”、‘迷恋，、‘把凭，、盟誓”等内容。
“试探”是在不知道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意的情况下唱的、用来试探对方的心思;“回应”则是对对方试探的回应，试探着根据对方的回应做出下一步举动;如果双方相互有意，就会继续约会;为了赢得对方的心，就会用歌表达对对方的赞美;“表白”是感情发展到难分难舍时一对对方表达爱和想和对方组建家庭的愿望;“迷恋”是感情进一步发展所唱的歌，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相互牵挂和思念的情感;“把凭”指信物，是恋爱的青年男女私订终身的标志，这类歌内容与此有关;“盟誓”是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后对对方发出的不离不弃的誓言。每个阶段的情歌都与感情自然发展的情况相适应。如果感情还没有发展到相应的程度却唱该阶段的情歌，会被视为没礼貌甚至粗鲁。
二、黔中布依族与汉族在民歌演唱形式上的同和异
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包括无调的韵语)在演唱形式上，有一些与当地汉族相同，比如举行上梁仪式上的石、木二匠对诵吉祥韵语(俗称“对四句”)以及举行“开财门”仪式时一主、客对诵吉祥韵语(也称“对四句”)，不仅内容大体相同，而且演唱形式上也是基本上相同的。《布依族文化大观》第于三章关于布依族传统建筑文化部分，简要介绍了布依族上梁仪式、开财门仪式以及相关吉祥韵语“对四句”习俗[00，这种习俗其实也是汉族民间普遍流行的。这是黔中布依族与当地汉族礼俗歌相同的部分。
但是，当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的演唱形式与汉族有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布依族汉语民歌流行范围和参与面比汉族更广。
黔中地区汉族礼俗歌(包括无调的韵语)主要在婚礼、丧礼、新居落成等仪式上吟诵和演唱。
婚礼上，主要是回车马仪式有韵语的吟诵，丧礼上，主要有守夜和吊丧人们吟唱的孝歌;新居落成典礼上，立房上梁仪式主要是石匠和木匠的“对四句”韵语吟诵;新房大门做好后，要选择吉时一举行开财门仪式，有木匠和“财帛星”扮演者一在大门内外“对四句”，祝愿主家财源广进，幸福吉祥。
在这些礼俗歌(韵语)的演唱(诵)中，以唱孝歌最为普遍。仪式上的韵语吟诵者一般是土匠或宗教职业者一，而唱孝歌则比较普遍，只要参加守夜，又会唱、喜欢唱，就可以参加。
布依族中的汉语民歌除了婚礼、新居落成、开财门等仪式上的“对四句”与汉族相同或相似而外，其他与汉族有很大差别。主要特征就是流行范围更广，参与面更大。
在黔中布依族中，除了唱孝歌习俗没有汉族那么普遍而外，无论哪一种庆典活动，除了土匠和宗教职业者一在仪式上对诵吉祥韵语外，参与庆典活动的人几乎都参加到各种对歌活动。中老年人唱酒礼歌，青年人唱交友歌、情歌，在酒席上，也唱酒礼歌。总之，不局限于某种仪式，也不局限在土匠或某个职业的人员中。
其次，对唱是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一种普遍的演唱模式。
黔中地区汉族的新居落成是石、木土匠对“四句”、开财门仪式主家与“财帛星”扮演者一的对“四句”，都是采用两者一“唱”一答的形式，丧礼上参与守夜者一的孝歌演唱也有对唱的形式，但很多民歌都是个体在田间地头、山野之外，为抒发感情、排解郁闷、自娱自乐而唱的，因此被称之为“山歌”。
黔中布依族也有个体在田间地头和山野为抒发感情、排解郁闷和自娱自乐而唱的情况，但在各种礼俗活动中对唱的情况更加普遍。情歌是青年男女对唱，而礼俗歌(包括酒令)则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对唱(或酬和应对)。
再次，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的对唱有竟赛的性质。
黔中地区汉族中的“对四句”虽有一定的竟赛性质，但这种“竟赛”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固定套语记忆的多少，孝歌虽可以临场编唱，但多数属传统作品，尤其是讲述历史故事的作品，都是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某位歌者一唱完一首或一个系列的作品后，以一句“我歌唱到这点止，哪个歌师接下文”结束，提示下一位歌者一接唱。接唱者一既可以唱与前一位歌者一所唱内容相关的歌，也可以唱与前者一所唱内容无关的歌。因此，竟赛的性质并不明显。
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的对唱有非常突出的竟赛性质。布依族汉语民歌虽有诸多现成的作品，但这些现成作品只是作为对唱开始时一的引子，一旦对唱深入下去，就必须根据对方所唱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唱，俗称“见子打子”。这对歌者一的反应能力、艺术才能和知识面等是严峻考验。如果“棋逢对手”，对歌时一间就会很长，并且精彩纷呈。
无论在酒礼歌集体对唱的场合还是青年男女交友歌、情歌的集体对唱，往往出现这样的场景:对唱过程中逐渐有人“江郎才尽”唱不下去，只剩下少数几人继续对唱，直到有一方连续几首无法回应为止。
三、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的传播学分析
布依族有本民族语言，却流行汉语民歌，这毫无疑问是汉文化在布依族中传播的结果。
但布依族汉语民歌仅仅是语言上使用了汉语，虽然体式、押韵等形式特征与汉族民歌相同，但也具有诸多与汉族民歌相异的特点。笔者一先对汉文化传入布依族中的情况略作分析考证，再从传播学角度进行分析。
汉语民歌传入布依族地区的详细时一间和情形无从稽考，只能根据汉族进入贵州布依族地区的时一间做推测。
据史料记载，汉代起就有汉族大姓进入布依族地区，但他们后来都融合于布依族了。从汉语民歌中的语言看来，基本上与当地目前的汉语相同，可以推知汉语情歌可能明代以后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迁入而传入的。布依族自称讲本民族语言为“讲夷话’、‘讲土话”，唱本民族语民歌为“唱夷歌’、“唱土歌”，而称讲汉语为“讲明i}" ,“唱明歌”，可以作为佐证。
汉语民歌传入的前提是布依族以汉语作为交际土具之一。只有大量汉人的移入，布依族为了与汉族交际的需要，就必须掌握汉语。汉文教育的推行则是汉语民歌在布依族地区广泛流行的催化剂。因为当人们识汉字后，就可以用它抄录民歌，这显然比靠死记硬背的布依语民歌方便。虽然布依族中自唐宋起，就有歌手和宗教职业者一布摩借汉字作为记音符号，用来记录民歌和摩经，但由于汉语与布依语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汉字字音只能记录布依语近似音，很多布依语音无法记录，这就带来很多局限，显然没有直接用汉语歌词方便。于是，传唱汉语民歌，逐渐成为一种风气，最终使汉语民歌与母语民歌一起，成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依族地区汉文教育始于儿代，但大量推行则在明代。由于明王朝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学校教育，用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从而使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有了更大发展，到了清康熙年间，布依族地区更是较普遍地推行汉文化学校教育。从这些史实可以推知，汉语民歌开始传入布依族地区应在明代，第一次高峰应该是清康熙年间之后。抗日战争时一期，由于战乱，又有大批汉民进入布依族地区，同时，民国年间国民党推行强迫同化政策，加上布依族地区汉文教育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而抗日战争时期应该是汉语民歌传入布依族地区的第二次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依族地区汉文教育得到全面普及，更多的汉族干部、知识分子等因“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进入布依族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布依族中懂汉语识汉字的人数急剧增多，因而20世纪50年代开始，是汉语民歌传入布依族地区的第三次高峰。
民歌在汉文化中属于俗文化，而学校教育中传播的儒家文化则属于雅文化、精英文化。因此，汉语民歌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属于自然传播而不是人为传播，是人际传播而不是组织传播。布依族与汉族民众之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听到汉族民众唱汉语民歌，觉得好听、好学、好记、有用，于是便学习、吸收、创作、传唱，逐步使汉语民歌在布依族中普及，成为布依族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与布依语民歌并驾齐驱。而进入学校接受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布依族知识分子，当他们把学到的儒家文化运用到民俗活动中，就使布依族礼俗歌染上了儒家文化色彩。
汉语民歌之所以能传入具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布依族中，一方面说明布依族文化具有开放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化传播中有一种“适应原理”发挥着作用。所谓“适应”是从传播者一角度说，指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文化系统时一，必须与该文化系统相适应，否则，传播就不能顺利进行。
汉语民歌在黔中布依族文化环境中之所以能适应，首先是因为布依族中存在这些民歌生存的文化生态。
从酒礼歌看，黔中布依族酒礼歌于分丰富，原因就在于这一带布依族民间社交程式化礼仪非常丰富。而每一个程式、礼仪，唱相应的礼俗歌都是其重要内容。布依族是农业民族，具有悠久的稻作农耕历史，由于居住条件相对优越，获取食物相对容易，闲暇时一间相对充裕，布依族先民不必花更多时一间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形成了体闲和喜社交的文化传统。而社交过程中的酬唱应和则成了这种文化传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各地布依族中均有布依语礼俗歌作品推知，布依族喜社交、讲礼仪历史悠久。当汉语民歌以及汉文化传入布依族中以后，布依族吸收汉语民歌表现手法，在继续传承本民族语言礼俗歌的同时一，用汉语编唱了大量礼俗歌，形成了黔中地区布依族中母语礼俗歌与汉语礼俗歌并行的局面。
在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包括无调韵语)中，发现很多儒家经典语句，尤其是酒令中更是不胜枚举。如花溪一带《合桌令》:主:远来亲友，贵客驾临，客人难走又难行。“仁者一安人，智者一利人”，骑马坐轿闹沉沉，穿衣戴冠是客人，少来迎接是主人。客:多承主人的盛情，我们来到贵府门，“仁者一安人，智者一利人”，劳烦主人，费尽心情。主:贵客亲友好面容，好比金奎殿双龙，贵客先生是官品，有才之人大不同，“关关雌坞”您读过“在河之洲”您读周。客: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今天我到贵府来，“人之初”，未曾读过圣贤书"'hl本善”，花言巧语不会谈。这里分别套用了《论语》、《诗经》和《孟子》
中的句子，第一、二段套用了《论语·里仁》中的句子，但做了改造，借原句中的“仁”与“人”的谐音，将原文“仁”改为“人”，用来表达主人与客人之间的赞美、感谢与自谦之情，同时一起到押韵效果。第三段套用了《诗经·关雌》中的诗句，与本段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一定关联，表达了主人对客人“有才之人”的赞誉，而主要的功能，还在于在表现主人阅读面广的同时，借“洲”与“周”的谐音，增加酒令的韵律美。第四段分别套用了《诗经.小雅.节南山》和《孟子》中的句子，但与本段意思不搭界，主要起押韵作用。对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中出现儒家经典句子的现象，周国茂分析指出:“酒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族文人雅士把儒家经典引入酒令，到明清时期成为一种时尚。而这种在汉族中尚需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饮酒游戏居然成了布依族礼俗歌和酒礼韵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说明，自明代开始的汉族向布依族地区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明王朝在布依族地区推行汉文教育后，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传播的力度之大。这分析很有道理，但另一面，其实汉族儒家经典之所以能在布依族的社交和酒文化中生存，最根本的，还是“适应”问题。正因为布依族中具有喜欢社交和在社交中酬唱应和和斗智游戏的习俗，才为汉族酒令和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土壤。
再从情歌看，封建婚姻制度使汉族农村青年男女之间自由交往、恋爱和表达爱情的机会自宋代至20世纪JD年代前几乎丧失，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一期，唱情歌在汉族青年中己失去相应的文化环境，无法流行，人们唱情歌只能作为一种排遣心中郁闷的方式在田间野外偶尔为之。但布依族中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受汉文化影响，布依族婚姻封建化程度也较深，但传统的青年男女社交的谈情说爱的习俗并没有被禁止。由于在布依族地区适合于汉语情歌生长的文化土壤还存在，青年男女可以公开自由恋爱，在恋爱过程中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因而，汉语情歌仍在布依族中盛行不衰，构成布依族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余论
文化传播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百分之百是自己创造的。各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相对稳定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同时一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发展演变，这正是文化发展的常态。
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掺入了另一种文化儿素的时一候，不能简单判定这些文化儿素的民族身份。如果这些脱离母体文化的文化儿素己经融入另一个文化体系，成为该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
具体就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来说，汉语民歌被吸收引进后，受布依传统文化濡染和改造，汉语民歌与其在原生文化环境中的表现己经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出了演唱形式与汉族民歌有较大差异外，歌中经常出现自谦和对对方的赞誉，自谦可以达到近乎自我贬低，赞誉对方则尽力夸大事实。这在汉族文化中虽然也有，但没有那么明显。这充分反映了布依族的民族性格，使布依族汉语民歌具有鲜明的布依特色。
基于这些事实，我认为布依族汉语民歌是布依族民歌，而不是汉族民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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