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梦叙述活动与艺术传达

　　梦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梦者方面的行动和语言，只是我们不懂罢了。”赵毅衡在通过对作为心像叙述的梦的分析后，指出：“梦不是直接经验或感知，而是典型的再现叙述文本，具有明确的媒介性和叙述性。梦者自己是梦叙述的主角，是梦叙述必然卷入的人物之一。”

　　在对梦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多次对梦进行过不同的分类，从梦的性质而言，弗洛伊德将梦划分成为两种类型，即幼稚的梦（儿童的梦和成年人的幼稚型的梦）和复杂的梦（成年人其它种类的梦）。而幼稚的梦是弗洛伊德进行一切梦研究的起点，复杂的梦是他的整项精神分析工作所着重研究的对象。

　　人类的传达活动中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性传达，以文字传达为主，最典型的是实用/科技性符号的表意活动；另一种是艺术传达，这就包括书法、绘画、音乐、电影等文化/艺术性符号活动。这两类传达活动，前者以意义的通达为主要目的，后者由于艺术表意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不以意义通达为主要目的。这两种传达活动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本论文拟通过对两种梦叙述活动的分析，通过对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这两种表意形式的比较研究，论证幼稚的梦与复杂的梦，从本质上看，也就是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的区别。

　　一、幼稚的梦与复杂的梦

　　弗洛伊德在《论梦》这篇文章中对梦进行过细致的分类。他认为：“根据梦的隐意与显意之间的关系，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合理的、可理解的、能放置在精神生活的语境之中的梦，这类梦大多简短，且由于缺少奇怪的成分，多被忽视……第二种梦内容连贯，意思明确，但是结果却令人大惑不解，因为我们不能将这种意义放置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去……第三种梦是那种没有意义、无法理解、不连贯、令人困惑的梦。”[3]9这种对梦的三分法，是根据隐意和显意的对比关系来看的。第一种梦与后两种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第一种梦是易于理解的，隐意与显意是吻合的，大大节省了梦工作，相反，后两种梦都是令人困惑的、难以理解的梦，需要专业的精神分析师来释梦。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梦是属于第一种类型，即表意清晰的梦。通过对这类易于解释的梦的研究，他尝试研究复杂的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于儿童的这类相当简单的精神过程的分析，是我们探索成年人精神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前奏”[3]10.成年人同样也存在着幼稚的梦，简短、明白、易于了解。

　　弗洛伊德指出：“假使你以初具精神活动或四五岁这一时期为限，便可发现一系列的所谓幼稚的梦，到了儿童后期还可以有这同一类型的梦；甚至成人的梦在某种情形下也可与婴孩同样幼稚。”[1]94这一类表意清晰、意义通达的梦是弗洛伊德梦研究的基础。

　　弗洛伊德《论梦》中所论述的后两种梦是复杂的梦，是指成年人除去幼稚的梦以外的其他种类的梦，它们是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的主要对象。这两种梦从性质上与表意清晰的梦完全不同，梦的工作过程极其复杂。释梦者无法轻而易举地回溯到梦的隐义，梦的伪装使得梦难以捉摸。第二种梦的结局令人大惑不解，比如说我们梦见我们挚爱的亲人离世等，我们之所以对这类梦境感到困惑，同样是由梦的复杂运作机制所导致，它与第三类没有意义、无法理解、不连贯、令人困惑的梦没有本质上的区分，而只是在于梦的伪装程度的差异不同而已。所以，从整体上看，弗洛伊德根据隐意和显意的关系来区分梦，实质上是把梦分为两大类：表意清晰的幼稚的梦和复杂的梦。

　　以儿童的梦为代表的幼稚的梦简洁明了，表意活动中没有变形，“梦呈现为一种可理解的、有效的、明显的精神行为”[4].正是由于这一类型的梦简短，梦的成分较少，所以符号与符号间不连贯的情况也较少。由于梦没有变形，所以梦的传达比较通畅。

　　弗洛伊德在总结一系列儿童的梦之后指出：“（在儿童的梦中），所有实现愿望均是在白天活跃但是未实现的 愿望，这 些梦简单，是毫无伪装的愿望的满足。”[3]11在这类幼稚的梦中，梦的隐义和显义之间所存在的唯一区别，是不同系统之间的转换，即从一种愿望化装为一种经验，除此之外，梦工作不包含其他内容。简而言之，如“我很想吃草莓”是梦的隐意，那么“我正在吃草莓”就成为了梦的内容。

　　复杂的梦与幼稚的梦存在着性质上的巨大差异。梦“使用视觉想象的含混的意义帮助我们隐藏无意识的梦境中被意识难以接受的目的和愿望”[5].

　　弗洛伊德的整套梦工作（dream-work）都是为探究这种隐藏和改装的过程。梦工作的实质，就是从梦的隐义转化梦的显义的过程。梦工作的整个目的是伪装，变形梦的隐义从而逃脱审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梦的工作包括四个重要的方面：凝缩（conden-sation）、转移（displacement）、梦的特殊表现力和再度校正。梦的运作机制，使得大多数成年人的梦呈现出异样的、千变万化的形态。

　　从解释项的角度来看，儿童的梦清晰明了，通过梦的叙述，可以将思想观念转化为视觉经验的图像，尽管涉及不同系统间的跨越，然而由于儿童的梦化装程度较浅或者没有伪装，我们只需要设法还原这种转化的过程，即可了解愿望本身，甚至都不需要涉及精神分析活动中自由联想环节。复杂的梦需要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对梦境做出解释。梦的解析活动，是两个独立自足的主体（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精神分析师在释梦时，所运用的是被分析者破译自身无意识的干预的技术，这种干预是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围绕特定的梦，依靠当时的关系和自由联想来破译这个梦而实现的。

　　从释梦者的角度来看，对伪装较少的梦的解析，“可不必进行分析，也不必应用任何技巧，对于述梦的儿童也不必加以询问，然而关于他的生活，我们却要略有所知”[1]94,通过结合梦者以往的生活经验，根据经验分析梦者的愿望，释梦者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梦的意义。

　　总而言之，幼稚的梦是传达性的，表意顺畅，而复杂的梦是非传达性的，梦叙述不连贯，表意行为受阻，不以意义的通达为主要目的。尽管二者均是编码的符号系统，但是儿童的梦作为整套符号系统是属于弱编码，解释是固定的，几乎不会滑动。而对于复杂的梦，精神分析师则几乎不可能把握住梦者无意识的全部内容，以及无意识中所出现的符号所携带的全部意义。

　　二、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

　　幼稚的梦与复杂的梦是两种对立的表意方式，它们正好对应着人类表意活动的两种基本的传达方式，即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对于这两种符号系统的传达形式，雅各布森提出的符指过程六因素分析法已经涉及这个问题。赵毅衡认为：“雅各布森的贡献在于指出符号文本不是中性的，平衡的，而是在这六因素中分别有所侧重。当文本让其中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就会期盼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6]178从符号表意过程来看，一般性传达的符号文本侧重于对象（context），这一类符号过程以传达某种明确的意义作为目的。“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指称性',或称’外延性‘.……此时符号的’对象‘就是意义所在，意义明确地指向外延”[6]179.符号发出者是将一种愿望（某种意图）转化为一种文本形式，不存在伪装和修饰，尤其是实用性较强的符号表意活动，大多数均是以表意清晰为目标，以传达某种意图为目的。在实用性的或者科技性的符号传达中，这种传达方式最为常见。“符号往往是强制性的，解释几乎是固定的；解码必须服从编码，忠实地还原复制编码。例如数学老师出题，编码过程就是把意义变成问卷，把答案隐藏起来，学生答题则是把问卷还原，说出老师编制问题的原意。对这样的考试，表意与解释都是强编码”[7]166.这类一般性的传达简短、清楚、内容明确，与幼稚的梦的表意活动一样，均是拒绝歧义的。

　　在艺术传达中，占据主导的因素是雅各布森所认为的文本本身，即这一类符号文本的形式意义，出现了“诗性”,“诗性，即符号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文本本身，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6]178.艺术传达并不在乎是否传达出某种明确的意义，而是强调符号的表意过程具有了某种形式美学的内涵。

　　这种内涵，可能是表意过程的发出者的美学追求，也可能是后来的接受者所赋予的，然而，这并不是艺术传达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艺术性”或者说复杂的美感才是这一类表意活动的核心追求。文化/艺术符号的传达均属于这种传达方式。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绝大多数会费尽心机隐藏自己的创作意图，表意活动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多样化的过程。与实用/科技的符号系统恰恰相反，艺术传达的符码并不是强制性的，呈现出一种随意性，解释往往与解释者的个人体验和知识积累直接相关，解码与编码的路径往往大相径庭。上一部分我们所论证的复杂的梦，同样是这种传达方式。“无意识的象征符号与它的再现物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丰富的能指和独特的所指来定义。……它们之间是不停的依靠动力联系（motivational connection）来连接起来的。无意识的象征符号之间联系在一起的句法并不遵循任何逻辑，具有任意性”[8].由于无意识的象征符号具有丰富的所指和独特的能指，这一类梦的编码是松散的，所指是滑动的。精神分析师对梦进行解码的路径，已经不再是梦者无意识编码的路径，甚至梦者本身在清醒的状态下也无法还原编码的过程。

　　从解释项来看，一般性传达的符号接收者，往往能明确地感知到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一方面，因为这一类符号编码本身过于简单，具有超强的“指称性”,符号接收者的反应，是建立在对于传达内容的清晰明了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如果接收者过于纠结于符号发出者的意图或者迷失于自我无穷无尽的发散思维中，他将无法弄清符号的意义，那他必然就会陷入生活的泥潭中去，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艺术符号的接收方式，与传达性符号正好相反，艺术是与理解相互敌对的，艺术符号所看重的是符号文本和意义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越接近于一般性传达，距离越远，“艺术性”越强。“艺术是理解的缓刑：从感知中寻找识别，从识别中寻找理解，这个过程越费力越让人满意，哪怕最后找不到理解，这个寻找过程本身，而不是理解的结果，让人乐在其中”[6]173.

　　艺术传达的运作机制异常复杂，艺术家需要在多种类型的材料之中进行选择、合并，通过修饰、替换、暗示等艺术手法伪装并替代真正的表达。画家往往需要在色彩、人物方面下功夫，音乐家则往往需要在节奏、韵律的协调方面下功夫。艺术创作本身是一套紧密细致的思维活动，艺术传达的根本目的在于隐藏艺术发出者的真正意图，延长识别的过程，从而使得艺术作品能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由此，艺术文本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弱编码的文本。

　　任何解释活动均会涉及“意图定点”的问题，“’意图定点‘并不是’意图意义‘.所有的符号发出者，都给予文本一定的意图意义。但是意图意义并不能代替最后可实现的意义。而’意图定点‘是符号发出者可以用各种手段达到的一个效果”[7]142.在幼稚的梦中，梦者通过梦工作所呈现的梦境，意图清晰明了，无任何伪饰，对梦的解释，就终止在梦者的“意图意义”所定在的某一点上。成年人的梦，往往已经将意图过分加工，以至于释梦者必须要通过特定环境下的精神分析活动才有可能捕捉到梦境的“意图意义”,成功破译这个梦的前提是被分析者需要将心中想到的任何有关的东西说给分析师，但是常常由于梦者无意识的抵抗，分析师会有错误的联系。复杂的梦，往往是反抗意图定点的。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警察和小偷的关系。

　　对于一般性的传达而言，符号发出者给予文本的一定的意图意义，意图很容易成功，接收者就把解释终止在这一点。而艺术传达则正好相反，艺术家为追求艺术性，会破坏意图定点，由于读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阅历的差异，他们会无限延伸，把意义带到无穷远的地方。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她的笑究竟是专注中不自觉的微笑，友善的微笑，欣慰的微笑，或是略带嘲讽的微笑呢？后来的解释者各执一词，通过无限衍义将这幅画制造成一个神话。

　　观赏者或者艺术鉴赏师在评论艺术作品时的这种逆向回溯，只能建立在自身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对作品所做出的个体化阐释，虽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创作者的意图却无法完全成功破译。艺术作品更像是一个谜语，但是这个谜语本身就没有谜底，甚至艺术家本身也不清楚自身的创作意图。鉴赏师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甚至连艺术师也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艺术作品由此成为一种敞开的、等待被解释的状态。

　　传达性汉字和书法艺术，可以作为论证两种不同传达方式的绝佳的例子。汉字由点线搭配变化构成，汉字本身是书法艺术作品中的笔墨所依附的载体，作为一套表意系统，文字表意通常具有实用性和可读性。尽管文字表意不同于科技性的符号表意，并非绝对的清晰整齐、一一对应，但是它仍然具有一般性传达的普遍特征，以表意清晰为主要目标。而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符号表意活动，是基于汉字的结构特征和线条丰富的表情能力，采用毛笔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家在创作时，甚至笔墨已经不再依附于可以识别的汉字。艺术家们通过选择自身独具特色的艺术加工形式，将自身精神活动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意愿，换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书法欣赏已经不再以汉字的可读性为基本目标，书法创作已经跳出了汉字载体的桎梏，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视觉笔墨艺术。

　　书法艺术创作与复杂的梦类似，甚至在某些层面如材料的选择和合并上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这种与梦工作相似的艺术工作将书法艺术从文字传达的实用性和可释性的特征中解放出来，由此，书法艺术在符号活动上与文字表意出现极其明显的鸿沟。

　　另外，由于艺术的传达存在着多种不同的 “有意味的形式”,如空白的分割，书写的节奏和韵律，书写的速度和力量等等。多种视觉符号的叠加，使得书法艺术传达活动呈现出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对于幼稚的梦如儿童的梦的讨论，是他一切关于梦研究的起点，也是他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幼稚的梦，从符号表意过程来看，梦者的意图和表意符号之间没有变形，意义实现通达，而复杂的梦，梦者的愿望则是通过一种伪装变形的方式来呈现，梦工作使得复杂的梦深奥难懂，需要通过专业的精神分析工作来解析。复杂的梦凝聚了更多无意识的运作过程，相较于儿童的梦，它是人类无意识运作活动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在睡眠状态下建构的迷宫。

　　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从符号表意活动和解释项来看，艺术传达是艺术家为自身建构起来的精密的梦境，相较于一般性传达，艺术家和观赏者从未停止过双向互动的游戏。我们可以认为，从意义的传达和解释方式的差异两个维度，两种梦叙述的本质，即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有着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