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画中传统插花艺术的主要风格

　　摘    要：　外销画是清代中期在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广州产生的, 兼具商业性质及文化特色。作为历史图像也是社会场景的记录载体, 其中的一些作品记录了清代广州官宦富商居室以及市井场所室内陈设中的插花装饰。对外销画中的插花艺术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产生溯源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岭南地方文化、佛教流派以及西方文化, 插花风格主要有文人供赏、民俗寓意、宗教供设、家居装饰四种类型, 反映了当时广州开放融通、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　外销画; 清代; 插花艺术; 岭南园林;
 

　　Abstract：　Export paintings were generated in Guangzhou, the only export trade port of China in the mid-Qing Dynasty, with both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As a culture carrier, some paintings recorded interior flower arrangements of buildings of the wealthy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se flower arrangements had various styles, which were derived from the cultural diversity, reflecting the opening-up cultural spirit of Guangzhou. In this paper, the styles of flower arrangements are explored from the export paintings including literary appreciation, folk customs, religious offerings and home decoration. This reflects the cultural spirit of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at the time.

　　Keyword：　Export paingtings; Qing Dynasty; Flower arrangement; Lingnan Garden;

　　清代插花史的研究, 一般基于对清代文学着作、史书的分析, 如李渔《闲情偶寄》、沈复《闲情记趣》、陈淏子《花镜》等, 以及对传统画作如吴友如《点石斋画报》、马骀《马骀画宝》等的分析, 能够认识的对象多是北方的宫廷插花以及江南的文人插花, 对于岭南地区插花风格的研究则相对较少[1~2]。18—19世纪的广州外销画, 在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 作为图像信息记录了这个特殊时代下广州市民的生活风貌, 包括当时一些官宦人家、佛寺以及作坊、妓院、烟馆等的室内陈设, 插花装饰则是这些陈设当中的一大组成部分。将外销画作为历史文献资料, 对其中的插花艺术风格进行梳理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 可以补充岭南地区清代插花研究史的空白, 也是对这一时期插花艺术特性与文化内涵的记录。

　　文中所参考的外销画于广州绘制, 这些室内陈设图基本上取材于当时广州官宦富家居室的陈设, 部分取于年画以及古代小说的插画。清代其他的书画, 如《点石斋画报》, 其中室内陈设的形式与外销画中呈现的极为相似, 涉及博古柜、插着卷轴画、毛笔、拂尘、珊瑚枝、折枝花的瓶器等, 而且外销画上许多陈列品细节绘制精致, 大多具有真实感, 由此可肯定所选画作的参考价值[3]。

　　1、 外销画中插花风格溯源

　　1.1、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自明中期以后, 由宋代陆九渊开创、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的心学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几乎取代程朱理学。心学的“心”“物”合一, “心外无物, 无外无理”等理念, 其实是继承了庄子的哲学, 主张将自我与宇宙万物结合起来, 寄托心性于山水花卉等事物之间。到了清代, 礼教陈腐、等级森严, 人们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扼制, 这也就促使思维活跃的文人们有了远离名利等污浊之物的思想, 进而转向自然、赞叹自然, 也就更加爱花, 以花为伴, 抒发真情, 隐逸于其间[4]。体现在插花艺术上, 便是提倡抒发真形, 不加矫饰, 在构图、造型上崇尚天然美、纯真美。

　　1.2、 地方文化

　　广东位居五岭以南, 与中原的交流较少, 受其文化渗透也较为弱, 有利于形成独特的地方特色, 传承了岭南人民特有的审美观与价值取向[5]。岭南文化中, “求富”“求吉”“求贵”“求福”的心理[6], 也在插花艺术上有所体现。以吉祥类果盘插花为例, 不同于清宫供果重贵气, 江南供果重文气的倾向, 外销画中的民俗吉祥供果则更加注重果品的吉祥寓意, 如:苹果Malus pumila常取其谐音寓意平安、 (寿) 桃Amygdalus persica象征长寿、石榴Punica granatum象征多子、南瓜Cucurbita moschata寓“瓜瓞绵绵”, 将柿子Diospyros kaki与梅Armeniaca mume瓶共设象征“事事平安”等。

　　1.3、 佛教流派

　　广州是我国海上丝调之路的起点, 也是佛教从海道传入中国的初地, 在历史上一直是佛教活动比较盛行的地区。有不少外销画展现了佛堂的陈设以及举行佛事活动的陈设, 其佛前所供的插花, 虽然在陈设形式上遵循三供、五供的形制, 因佛教流派的不同, 插作方式也有区别 (图1~2) 。

　　图2中的佛前插花形式虽然也为瓶花, 但与佛教的传统供花有着明显的区别。反倒与藏传佛教佛前供设的酥油花有几分相似。酥油花的源起为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时, 将一尊佛像带到拉萨, 因时值冬日, 传统的六供物之一—鲜花无从觅得, 故用最美食物酥油在扎好各种图像的宝塔形的架子上, 塑造花木鸟兽等具有美好象征的图案, 而图2中插花形式也是在宝塔形骨架上插作鲜花、衬叶等材料。

　　1.4、 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插花注重利用花枝个体美来达到自然韵致, 在色彩上注重疏淡雅致, 并且注重作品的诗画意境。而西方插花注重花材整体表现的形式美和色彩美, 并以外形审美特征表现主题, 追求插花作品的视觉和群体艺术效果, 不重枝叶的应用, 在造型上讲究几何图形, 表现热烈如炽、雍容华贵、艳丽缤纷之风格, 以达到整体统一的视觉效果[7]。

　　清末广州“外销画”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广州繁盛了一百余年。西方文化的影响, 主要见于装饰型插花:不仅形式规则, 更注重花朵的群体效果, 形式则趋向规则图案, 明显受到西方近代美学思想与绘画艺术的影响。而清代以后中国插花不但继承了传统插花的意蕴, 也出现了图案式和抽象式的插花风格, 有明显的中西融合的倾向。因此可见, 外销画的传播为近现代插花的中西文化交融起了重要的作用。

　　2、 外销画中插花艺术的主要风格

　　笔者查阅了关于广州外销画的的藏书, 如《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粹》[3]《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8]《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广州外销画》[9]以及《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10]等, 对其中反映清代广州室内陈设的画作进行了分析, 选出了所有具有植物装饰的画作进行研究。经剔除部分对植物装饰研究价值不大的室内陈设图, 如重复率高、批量复刻味道较浓和“此花彼叶”写实性不强等, 筛选出细节清晰、写实性相对较强的82幅进行分析, 其中涉及插花装饰的有29幅, 而涉及盆栽的只有9幅, 从这点来看, 插花艺术是彼时广州室内植物装饰的主要类型。
 

　　从插花类型来看, 延续明朝之风, 外销画中清代广州插花以瓶花为主, 广泛见于厅堂、书斋、卧室, 陈设方式有几架、桌案陈设和壁挂、屏插装饰等, 主要用途是清供和装饰。当时盛行以蔬果当花材所作的“果盘插花” (即盘花的一种) , 与篮花、手持花以及头花等形式并存。

　　2.1、 文人供赏类

　　这种类型的插花见于外销画中表现室内陈设的作品中。清代插花最大特色是追求自然美, 在外销画中出现的此类插花有写意式、写景式以及一部分果供类插花。

　　写意式插花是外销画中出现最多的类型, 属于文人人格花, 始于明朝中期。文人插花不重排场, 不为祈福, 主讲求情趣。花材只一种, 多则两三种, 或以花枝作不等腰三角形状, 以“S”型动态布局, 一般在特殊节日插作。而一般的日常插花则不强调动势, 但给人以清新雅逸之感。所用的花器是较为朴实的瓶器, 花材则以色彩素雅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为主, 借花明志抒情。此外, 非植物性材料的插花形式也较为常见, 如孔雀翎 (谐音宁) 、磬 (谐音庆) 、拂尘 (谐音程) 、珊瑚 (表示珍贵) 、灵芝 (形似如意) 等, 如花的枝条一般, 与植物材料一起插放于瓶器中, 象征着如“前程万里”“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

　　写景式插花是受盆景影响而出现的。广州是岭南盆景的发祥地, 据《广东新语》对九里香的描述:“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 枝干拳曲, 作盘盂之玩, 有寿数百年者。予诗‘风俗家家九里香’”[11], 可见当时广州的古树盆景已进入家家户户。但是由于盆景的艺术创造有其局限性, 成为真正有艺术意义的作品需费时十年八载, 无法及时满足文人观赏植物、表现植物自然美的欲望, 于是利用插花这种巧妙的手法取得“缩龙成寸, 小中见大”的效果, 寥寥花枝, 插于瓶中或盆中, 表现自然美景, 影射人格, 借境抒怀。此种类型在当时江南一带较多, 在外销画中出现相对较少 (图3) 。

　　文人果盘插花, 广泛见于外销画中的厅堂、书斋、卧室的陈设中。一般为同种果品叠放, 按单数一头、三头单设;也有多种果品堆放于一大盘中, 色彩缤纷, 黄红、绿青互衬, 对比和谐。多设于几案, 与瓶花、工艺品共设, 具幽雅意趣。果材多为芳香馥郁的类型, 如香橼Citrus medica、佛手Citrus medica var.sarcodactylis等, 取其香气清心。正如屠隆着《考盘馀事》中所记:“每盆置橼二十四头或十二、十三头, 方足香味, 满室清芬”[12]。

　　2.2、 民俗寓意类

　　此类插花的典型代表是谐音式瓶花与吉祥类果盘插花, 见于外销画中描写岭南地区市井百态、民情民风的画作中。谐音式瓶花在形式上类同文人插花, 但其显着特点之一就是花材的谐音取义, 如清代广州市民在春节时家家厅堂供养鲜花, 会更偏喜桃花枝, 因为粤音“红桃”与“鸿图”谐音, 寓意吉祥。吉祥供果则重华美, 连同烛台、香炉等同设[13]。用于祭祀活动的果盘则多为三角形状的堆垒式, 用凤梨Ananas comosus、荔枝Litchi chinensis、石榴、南瓜、佛手、阳桃Averrhoa carambola、柑橘Citrus reticulata、苹婆Sterculia monosperma等有吉祥寓意的果品, 以及彩纸制作的蝙蝠、云彩堆垒成金字塔形的“锦盆堆”, 祈求平安康泰、福寿延绵等 (图4) 。

　　图3 写景式插花

　　2.3、 宗教供设类

　　外销画中的宗教插花主要见于外销画中描绘佛堂、佛事供设以及部分表现道教教坛场景的作品中。佛教发展到清代, 逐渐地世俗化, 花材的选择范围也变得广泛, 外销画中的佛教供花主要以“三具足”“五具足”的形式瓶供。所谓“三具足”, 就是香炉一具, 烛台、花瓶各一对, 按种类为三称“三具足”, 按个数为五, 所以也称“五具足”。这一整套摆在供桌之上, 民间称为“五供”[14]。在外销画中, 瓶花与香炉、烛台是佛教、道教供设不可缺少的相同供器, 供设风格在佛堂、道教醮坛没有明显的差异, 也说明了当时当地民间佛、道信仰存在合流的现象。

　　图4 祭祀行用供舆中的“锦盆堆”

　　2.4、 家居装饰类

　　此类插花常见于表现官宦人家居家生活的场景图中。清代受文人的影响, 无论乡绅商贾、民间百姓均以设瓶花供赏为尚, 风尚所及, 在外销画的商铺、烟馆也都可见以之作为装饰。但也可以看出插瓶中的花枝姿态松散, 似乎失去了文人书房所陈设的瓶花那般洒脱出尘、清新自然的意趣。这类型插花中的一部分, 以富商官宦人家的瓶花为代表, “西化”的倾向比较明显, 表现在趋向于选用单一花材, 突出花团锦簇而不太重视枝叶的表现, 其形式也趋向为规则的三角形、半圆、椭圆式 (图5) 。

　　3、 清代广州花事及插花概况

　　广州自古以来地势复杂多样, 气候怡人, 物阜民丰。清代广州花卉消费兴旺, 商品经济发展, 资本萌芽壮大, 民间用花日益增加, 种植花卉成为一个行业, 民间自发的花卉种植与销售活动盛行, 而市井生活的丰富则导致插花活动向市民普及[15]。如《广东新语》[11]卷二七所记:“城内外卖者万家, 富有者以斗斛, 贫者以升量”, 广州城内城外, 大大小小以生产、销售鲜花为业的人家过万户, 广州南岸有花渡头, 是贩花的专业码头;“七七之夕, 以素馨花饰艇, 泛游海珠、西濠、香浦;秋冬时节, 千家万户挂素馨灯;除夕夜花市通宵达旦”。卷二十五则有朱槿 (扶桑) 花Hibiscus rosa-sinensis作为妇女头饰的记载:“日向蛮娘髻边出, 人人插得一枝斜”, 可见当时民间插花装饰的普及性。

　　4、 结语

　　从外销画中插花装饰艺术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岭南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是清代广州外销画中插花艺术风格多元化的根基。在此影响下, 呈现出文人供赏、民俗寓意、宗教供设以及家居装饰等多种插花艺术风格。而从花材使用上, 也逐渐地从原来注重木本植物的花枝选择转变成了木本花卉与草本、以及非植物材料并存的现象。插花艺术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内涵, 反映了当时清代广州开放融通、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 展现了当时社会多文化交融碰撞、相互影响的局面。

　　注:图1~4引自参考文献[3], 图5引自参考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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