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梦之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之开创与追溯

　　引言
　　
　　方梦之教授是我国资深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翻译学刊出版人和译学辞典编撰人，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编、译、著、辞典 20 余部，主编“高校英语系列翻译”教材丛书 6 本。本文选择中国知网收录的、由方先生撰写的论文为主要研究素材(所注只用刊物期号)，辅以其著作(所注只用年份)进行讨论，因为笔者认为论文更能显示方先生的敏锐洞察力和原创性思维动态。“我的翻译人生”(2012/8)和《译林夕照》(2011)既是方先生璀璨人生的写照，也折射出其扎根于生活实践、切合社会诉求的译学思想的三条发展主线:从编印矿冶杂志到创刊《上海科技翻译》(2005 年改名为《上海翻译》)淬炼出创造性思维;从撰写专题综述到编撰《译学辞典》(2004)和《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b)(简称《大辞典》)构建出科学的中国译学体系及其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从炉间翻译到课堂教学开创出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三条主线相辅相成，使其置身于中国译学思潮的风云高位，拥有极其广阔的视野，也将其译学思想推至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1 创造性思维
　　
　　思维是人运用表象和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想则是思维活动的结果。

　　方先生凸显的创造性思维是从其近 30 年来(1986-2013)主编翻译学刊的经历中累积起来的，突出表现在“人无我有”的“应用翻译研究”栏目上。

　　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性、独立性、变革性和超越性四大基本特征，其中，多元思维力是内在机制，超常洞察力和科学预测力是外在表现。

　　方先生的论文既有磅礴的宏阔思维，直接应用于开创两大译学体系及其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也有稳健的细腻思维，其触及点列举如下:1)对翻译对象的语言或翻译自身的认识(1981/3，1985/4，1988 /2，1999 /4，2002 /2，2011a:59-61) ;2) 具体的翻译技巧与策略(1983/3，1991/3，1993/1a，1995/4，2011a:138-141 );3 ) 翻译标准 ( 1993 /3，2011a:31-34，37-46，51-53);4 ) 翻译研究的交叉视角 (1983 /4，1989 /4，1990 /4，1993 /6，1997 /3b，1998 /3，2011 /1，2012 /1，2012 /2);5) 翻译研究的分支领域(1993 /1b) 等。

　　2 中国译学体系和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之构建及其梳理途径

　　方先生(林煌天，1991/1997;2004;2011b)站在译学辞典编撰人的高度，积几十年有心之功，运用辞典编撰的梳理途径，构建出中国译学体系和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见图 1)，其成果无疑是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图1】

　　2. 1 辞典编撰的梳理途径:术语先行、纵横捭阖

　　术语指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个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辞海，2001:1953)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记，因此，方先生抓住术语等于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个体概念看，术语作为译学体系的基本要素(2006/4)，很适合充当译学辞典的词条，因为“术语是一种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其意义必须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具有单一的理性意义和感性色彩”(2008/1);从群体概念看，通过辞典的分类编排，术语之间会产生出范畴化体系，从而映衬出中西译学思维的基本形态，其中术语体系中的定义清晰度和结构严谨度代表了这门学科的水准。方先生(2008/1;2011/3)编撰的辞典还注重阐述术语的产生、发展、代谢、流变、演进及创新等历程，如杨自俭等(2007/2)所示，这不仅增加了译学辞典的学术厚重度和先进性，更让读者跟随编撰人领略中国译学发展的时空缩影。在充分研究术语新概念的基础上，方先生指出:“翻译研究与迅速发展的当代语言学相结合，与其他学科相交叉，这两方面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译学新论的生长点，也是译学新术语的最重要增长点，预示着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2011/3)方先生陈述《大辞典》的编撰方针是:“中外古今并蓄，源流支脉兼容”。(2011b:前言 V)实可谓“纵横捭阖”。他对国内外出版的各类翻译专业辞典了如指掌(2008/1;2010/2)，使得他引领编撰的《大辞典》能够吸收众多同类辞典的精华，且独具匠心。无论在规模和内涵上均可以与《劳特利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简称《百科全书》)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下表(表 1)是两本辞典之间的数据对比(2010/2;2010/3;2011/3a;2011c)。【表1】

　　
　　2. 2 独创性的中国译学体系:一体三环

　　方先生(2010/3)立足数以千计的术语词条及国内外出版的各类翻译专业辞典，构想出科学的中国译学体系，即“一体三环”(2006/1;2013)。一体，即译学本体，包括翻译原理、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该本体与翻译活动共生共长，是译学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三环，即译学外部系统的三个不同层次，包括内环“语言学”、中环“交叉学科”和外环“文化、技术”。该三环描述的是翻译本体突破自身，在不同时期汲取外围学科的养分而壮大自身的历程。内环发生于上世纪 50-60 年代，译学本体受到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影响，产生了翻译的语言学转向，其核心理论是等值论。该转向的意义是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向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中环发生于上世纪 70-80 年代，译学本体进一步开放自身，语言学之外的其他与译学相交叉的众多学科(如哲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的理论相继渗透进来，形成了翻译的交叉学科转向，翻译理论随之趋向多元化。转向的意义是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走向综合。外环发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无边无际的文化理论参透入译学本体，翻译的文化转向应运而生，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顺势登场。转向的意义是使译学研究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从而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直接相连，将译学研究的疆域拓展至无垠。本世纪以降，随着语料库建设，翻译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翻译从手工转化为半自动化操作，翻译技术由此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

　　而翻译技术的发展又与人工智能的开发密切相关，于是，翻译研究正在涌现认知转向，其意义是将译学研究的空间从现实拓展至虚拟(钱纪芳，2013/2)。

　　2. 3 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谱系树

　　方先生(2011a:145-151;2011/8)认为术语“翻译学”最早见于 1927 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比西方的相应术语早 20-30 年;之后有 1932 年吴曙天的《翻译论》;1933 年林语堂“论翻译”一文出现“译学”之谓;1940 年黄嘉德出版《译学论集》;1951 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问题。

　　而前人之所以未能建立起中国翻译学，是因为我国的译学研究尚有待改进与完善(1988/1)。于是，方先生提出以下建议:1)拓宽研究领域，从文学翻译理论拓展至应用文体翻译理论;2)改进研究方法，从自我体察方式延伸至充分利用众多成熟的交叉学科的规律;3)充实研究内容，从翻译的本质和标准出发研究原语的特性(包括语体特征和文化背景)、翻译的个体性(即译者的表现，主要体现于其翻译思维的多学科立体性)，再把翻译活动和译品纳入社会性(译者生活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译品的社会检验、翻译工作的社会化)加以考察，就能形成一种翻译学的研究体系。4)完善研究体系，建立系统工程。具体说，总系统内的原语特性、翻译的个体性和翻译的社会性三者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子系统下由若干子层级构成，如原语特性下有各种语体，语体下有属类、种类……各有结构及语言表达形式;个体性下有译者素养、经验与能力以及翻译的愿望与激情等;社会性下有译品社会需求、信息反馈、翻译组织、翻译教学等。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各子项同样也可以层层再分。以中国的普通翻译学为例，可以分五部分:

　　1)基础理论，包括翻译的本质、标准、过程、要求、可译性与等值翻译，外加中国翻译史;2)翻译文体与技巧，包括翻译技巧概论、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政论翻译、新闻翻译、口语翻译、误译分析等;3)翻译的个体性，包括译者的社会责任与素养、语言对比、翻译思维、翻译逻辑、翻译美学、翻译心理、翻译与修辞等;4)翻译的社会性，包括翻译的社会需求与历史功用、译品的评论与评定、翻译教学、翻译的组织与管理等;5)翻译的现状与展望，包括世界翻译理论的主要流派、我国和世界翻译组织及主要活动、机器翻译、工具书等。方先生的这个中国翻译学构架思路诞生于 26 年前，而这 26 年来，我们译界的后人正在将他的蓝图变成现实。

　　方先生进一步阐述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原则(1996/4; 1997/3a; 刘 靖 之，等，2000): 1) 客 观性———要求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考察和研究翻译活动要素的特点和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力避人为的、主观的臆测，力求把握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和作用原理。2)综合性———针对当时新理踵出下的纷繁名目，实质却是多渠道地、平行地对译论中的某个主要问题进行反复论证的事实，他建议:甩掉简单的层次重叠，实施多学科的“立体交叉”，以便优势互补，取得最适合于翻译学科的原则和方法。针对当时重国外现代新论，轻我国历代经典译论的情形，他就语义问题演绎了我国经典译论与外来新理的相通性，从而呼吁“中西互补”。3)系统性———方先生认为普通翻译学的基本框架是:以译学本体论为基干，以哲学、逻辑学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语言学、符号学、思维学和心理学四门学科的交叉成分，组成一个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结合起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上述四门学科从众学科中脱颖而出的依据是学科定义，即翻译学是研究翻译中双语转换规律以及思维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

　　其中，双语转换与语言生成、翻译思维的规律与方法便是翻译学与上述四门学科的切合点。这个核心系统脉络清楚、重点突出、要旨显豁。翻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内部系统与外部条件构成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作用大小由相互间的联系强弱所决定。鉴于翻译学属于内向集中型科学学科，他断定一旦翻译学建设成功，其结果必然带来一系列新的学科或学科分支的产生，如文艺翻译学、科技翻译学、文化翻译学等，由此翻译学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科学学体群。4)层次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系统不是浑然一体，而是分层次的。系统中的每一层次都是结构要素，不可忽略。如文学翻译理论可以借用文艺学、文化学等的原理，而应用翻译研究则更需要类型学、术语学的支持。不同层次中的不同类别应分别对待，即“平衡发展”译学总系统之下的各个子系统。

　　3 应用翻译理论体系之开创与追溯

　　方先生(2012/8)集合专业科技翻译工作者、高校翻译教授、著名学者、翻译学刊出版人、译学辞典编撰人等多重身份，在追溯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积毕生之功力，专攻应用翻译理论，出色地缔造了应用翻译理论之有机系统(见图 2)。【图2】

　　方先生开创性地提出应用翻译理论体系是“宏—中—微”相统一的有机体(2011/2;2013/2;2013)。宏观理论研究应用翻译的本质问题，包括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其主要功能有认识、解释、批判、预测、方法论和指导;微观理论研究翻译实践的具体方法与技巧，是由翻译经验提升至操作层面的理论;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的桥接，即把宏观理论贯彻到微观理论和翻译实践中去的中间翻译理论，包括翻译策略、翻译方案、翻译计划、翻译模式、翻译模块、翻译框架。“特殊研究(针对应用翻译中的特殊问题)”是并列子项，具有开放性。该分析框架源自“思维科学与翻译学”(1992/1-2 合刊)一文。该文阐述钱学森先生的思维科学体系的设想:体系内含基础科学(揭示人脑思维活动的本质和普遍规律，包括①人类思维经验之学科:哲学世界观、哲学史、认识论、逻辑学和美学;②研究思维主体之学科: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技术科学(探索思维活动的规律及表达思维的工具和手段，包括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逻辑、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和应用科学(使思维活动条理化、形式化、智能化)三大部分，并勾勒出与翻译学有关的思维科学体系图。很显然，“宏—中—微”有机体发展自思维科学体系的基本构成。这种分析框架采用“一分为三”的视域，既体现了合作、协调的人文精神，又具备足够的逻辑思辨性。

　　3. 1 宏观理论:独特的科学构架及其总体原则

　　方先生(2011/2;2013)认为接地气的应用翻译理论是整个翻译研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却没有在作为翻译学科框架的霍姆斯(Holmes)路线图中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于是，他局部调整了霍氏路线图(2013:83)，赋予应用翻译理论恰当的定位。

　　他取消霍氏的“纯”研究层次，改为“理论研究”，下设“普通理论”、“描写研究”和“专门理论”三个子项;再将“专门理论”分为“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理论”包括“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和“特殊研究”;“特殊研究”又包括“文本分类研究”、“术语(库)研究”、“本地化和全球化研究”……。整个系统环环紧扣，井然有序。

　　方先生(2013:70-78)在充分吸收中西翻译理论元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翻译的总体原则:达旨—循规—共喻。三者各有侧重，互为因果。达旨，即达到目的，传达要旨。“达旨”两字源自严复的“译例言”，但方先生吸纳的是严氏的翻译思想，即通过翻译，表达原作意思，达到译者目的;和严氏的翻译方法，如颠倒附益、长句短译、增译减译等。同时，“达旨”也体现了德国功能目的论的精髓，它是译者翻译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循规，即遵循译入语规范。

　　该概念源自文化学派的翻译规范理论:翻译活动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译者为使翻译获得认可，必须融入译语的意识形态，符合译语的思维方式，遵守译语的规范制度。它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操作纲领。共喻，即让读者畅晓明白。“共喻”与“达旨”的出处相同，是对“达旨”和“循规”的必要补充，翻译大家如严复、奈达、纽马克等都非常注重译文的通顺性和针对不同读者需求的适应性。它是译者翻译作品的最终承载形态，因而规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手段。

　　3. 2 中观理论:提纲挈领的“翻译策略”全息图

　　“翻译策略(strategy)”是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引进的外来术语(2013/2)，我国的传统译论则多用“翻译方法(method)”。翻译方法既可以指翻译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相当于“翻译技巧”，也可以指翻译过程中传达原作内容和形式的总体设想和途径，相当于“翻译策略”。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外论者在运用时常常流变不居。

　　策略是行动方针，它将抽象原理物化为系统的实践方案。方先生(2013/2;2013/3)抓住翻译策略这个核心概念，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功效。首先，从方先生对翻译策略的定义看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其中思路(基于一定的目标和内容，笔者注)或与某种宏观理论一脉相承或由翻译经验引发，途径是达到目标的可行之路，方式是达到目标的具体手段，程序是达到目标的先后次序(2013/3)。可见，翻译策略基本等同于翻译方案或计划(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要素涉及目标、内容、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翻译策略覆盖翻译模式(可参照的标准样式，要素涉及途径、方式和程序)、翻译模块(按相似性或共性分类成组的单元集，要素涉及内容、方式和程序)、翻译框架(组织或结构，要素涉及内容、途径和方式)。再从方先生对翻译策略的功能描述看，翻译策略是宏观理论桥接翻译实践的必由之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其获取手段既可由宏观理论推衍出来，也可由实践经验和技巧的集约化、概念化、范畴化而得(2013/3)。

　　换言之，翻译策略是一个宏观抽象中的相对具体之方法(如思路、途径)和微观经验中的相对概括之手段(如方式、程序)融于一体的收敛体。因此，它可以收敛相对笼统的总体方案、计划和途径，相对清晰的具体方案、计划、方式和程序。正是从翻译策略定义中的隐性关键词“目标”和其所收敛的过渡性内容“可操作性理论 + 集约化技术”中，方先生析出了翻译策略的关键性遗传物质，即理论因子(如奈达的“四步模式”)、目的因子(如弗米尔的“目的准则”)和技术因子(如严复的增补、解释和评论手段)(2013 /3)。他还在总体回顾的基础上，描写出翻译策略的特征:衔接性(上通理论，下达技巧)、实践性(可操作模式)、开放性(与时俱进)、可复制性(可培训性)(2013/3)。继而，方先生从构成成分的基本视角与历史积淀、理论渊源和实践指向的特定视角对翻译策略进行了分类(2013/2)。前者分条件型(使用给定策略所要满足的相应条件或要求，如勒菲弗尔的改写要求:满足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学和母语原则;解释条件:传达出原文的含义与风格)、选择型(平行分策，可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功能、译语受众和情景选择其一，如诺德的工具性翻译和纪实性翻译)和组合型(线性步骤，如林克难的“看易写”)三类;后者分传统型(以直译、意译、音译为代表)、理论型(如语言学派的交际翻译、语义翻译、语用翻译)和实践型(如解释性翻译)三类。

　　3. 3 微观理论:“理论化”之后的翻译技巧

　　“译者时刻都在进行理论化……每当译者决定选择一种译法，排除其他译法时，他们都掺杂了一系列关于翻译是什么、该如何翻译的想法。”(Pym，2010:1) 方先生(2013:91) 将翻译技巧纳入应用翻译的微观理论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1)翻译技巧是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可验证性;2)翻译技巧通常有一定的理论渊源，可以用相关学科的规则或原理进行论证;3)翻译技巧随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发展。

　　微观理论集中见诸于方先生的专著和编著中，其中的翻译技巧大多衍生于众多相关学科的规则或原理，如文体学、语言学、文艺学、逻辑学、信息学、美学、篇章学、修辞学、语用学等(1989/1999;1993;1994;1996;1998;2002;2003;2004 /2008;2005;2008;2011b;2013)。

　　3. 4 应用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之追溯:厚重的历史脉络

　　方先生的“科技翻译简史”(1989/1)和“我国科技翻译的历史足迹”(1991/5)追溯我国科技翻译的源头，主述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包括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契机、译者构成、功勋翻译家、译作及其覆盖领域等。他分阶段研究了我国的翻译史，如“西学东渐”(1992 /1)、“传播新潮———从‘五四’到解放前的翻译活动述晗”、“Sci-tech Translation and Its Ｒesearch inChina”(1992 /2)。2007 年，他先后发表了“我国早期的翻译学———简评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2007/2b)和“翻译技巧的历史脉络”(2007/2a)。前者指出，我国学人80 余年前已有词语意义上的“翻译学”，开始有了朦胧的学科思想;后者追溯我国 1，300 年前，玄奘在翻译梵文佛经时就运用过诸如增量、省略、变位、离合、译名假借等翻译技巧，并提出著名的“五不翻(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需直译)”。

　　方先生(1991/6;1992/2;2012/2;2002/3)对我国科技翻译的理论研究分别做了 10 年、20 年、30 年和近半世纪的综述。综述运用量化分析方法，以统计数据展示一个阶段的成果研究，理性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指导性意见。以史为鉴，梳理传统流胍，既是方先生的研究方法，也是他的思想来源。

　　4 结语

　　方梦之教授在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学刊和译学辞典编撰这三块“和而不同”的译学研究领域内终身耕耘不辍，不仅拓荒成功，还开创出两大译学体系及其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开辟出应用翻译研究的宏阔疆土。正是在他披荆斩棘的引领下，这三块领域从“刀耕火种”的研究状态发展至与国际化接轨的现代水准。称其为中国的应用译学之父，应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 翻译策略的构成与分类［J］． 当代外语研究，2013(3).
　　［2］ 方梦之． 翻译策略的理据、要素与特征［J］． 上海翻译，2013(2).
　　［3］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4］ 方梦之． 我的翻译人生［J］． 当代外语研究，2012(8).
　　［5］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 30 年(1980—2010) ［J］． 上海翻译，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