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导致文化不可译的因素

　　一、引言

　　翻译活动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在翻译理论的进程中，尤其是在西方翻译史中，不可译性和可译性仍然是一个核心命题。因为生活环境和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这些因素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可译性限度或不可译性。翻译不仅仅是跨语言的交流，也是一种跨文化的沟通。把一种文化毫无损失地翻译成另一种文化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文化甚至是不可译的。客观来说，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一对矛盾体，否认任何一方的存在都是不科学的。本文试从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导致两种文化不可译的主要因素，希望对今后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及两种文化间的翻译交流提供帮助。

　　二、文化、翻译和不可译性
　　
　　（一）文化与翻译

　　关于文化与翻译之间关系的探讨古已有之，并且贯穿着整个中西方翻译史。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文化翻译研究学派兴起以来，文化与翻译关系的探讨愈加成了翻译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当今社会，文化已不再处于一种持久的“平衡”状态，它不断地受到内部自然的以及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调节日趋成为时代的主题。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文化的繁荣发展、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通过翻译这一纽带，使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得以沟通、传递。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状态，迎接来自异域的新兴事物。一种文化不管曾经多么辉煌，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与冲突中，达成谅解，相互交融。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翻译史上有不少的学者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奈达在探讨功能对等时较深入探究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要真正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译者如果不细心体察文化背景就难以准确领会词语的意义。因此，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比语言差异更加重要。译者在进行文化翻译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文化因素以及由文化因素引起的不可译性。

　　（二）不可译性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翻译的不可译性是指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不可译性是外来词顽固的、未物化的、未分解的、未被扬弃的成分（刘宓庆，1999）。翻译的可行性建立在文化的共性上，而翻译的局限性，建立在文化的个性上。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尽管所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但都有生老病死和七情六欲，认识世界的过程大致是一致的，这构成了翻译的物质基础。

　　但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成语言的不同的表达形式，这些都会造成翻译的不可译现象。

　　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导致了语言符号的各种意义很难在另一语言中得到完全的对应，进而造成翻译交流的困难，也就是所谓的翻译局限性。近二三十年中，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层次对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做出不同的分类：一种是把不可译性分为两个层次，即相对的不可译性和绝对的不可译性。另一种是把不可译性和可译性分为三个层次，即完全可译性、部分/相对不可译性和完全不可译性。相对不可译性是指因为语言的文化功能所造成的暂时不可译性，这种不可译性可以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最终变成可译性。绝对不可译性是指因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可译现象。

　　三、中西方文化的不可译因素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物质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必然造成文化的差异，使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属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在这种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种“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进，尚静不尚动”的思维定势；西方的外倾文化则形成了重创造、求进取、重开新的思维方式。连淑能（2003）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虽含有理性主义因素，但较注重直觉、体验、领悟，因此本质上是悟性主义和直觉主义；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具体来说，中国人注重整体，西方人注重个体；中国人注重直观，西方人注重抽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化的不可译性。

　　（二）价值观

　　中西方文化翻译中真正的困难在于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的价值观念，这种差异是导致跨文化交流中误解和冲突的根源，是导致中西思想沟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此说，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人们顺从自然规律，崇拜自然，并将日夜交替，季节变换与人们的活动规律一致起来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天从人愿”、“吉人天相”、“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等。西方人从古至今倾向于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对立。西方人倾向于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得到神力，达到神人合一。所以在进行此方面的翻译时，译者很难再现原语言的文化内涵，会产生翻译障碍，从而导致译文和原文的意义有较远的距离。

　　（三）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中西方风俗习惯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婚俗为例，传统的中国婚俗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新人在结婚那天吃一碗甜羹，里面有枣子、花生和桂圆，取意“早生贵子”，这种利用谐音来表达某种愿望的做法非常普遍。西方的婚俗完全又是另外一幅景象，新娘在出嫁的时候要有四样东西：一件旧物，代表老朋友在新人婚后仍然与他们保持联系；一件新物，一件借来的东西；还有一件蓝色的东西。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物质文化也各具特色，这不仅反映在生产的工具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成果的命名上，也反映在日常生活的用品上。当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事物，在译语国家或民族中不存在对等的事物时，它就是不可译的。

　　（四）宗教信仰

　　东方的佛教和道教与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均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宗教教义、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就会造成中西方对同样的事物有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和情感立场，并且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理解的障碍和翻译交际的失误。例如，由于意识形态不一样，英语中的“atheist”在汉语中指“无神论者 ”，词性属于中立偏褒，而英美国家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历史上不少不信奉上帝的人被视为异教徒而遭迫害，因此英语中的“atheist”词性偏贬义。

　　结论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文化内涵的变化，不可译性的限度也随之变化。客观世界的相似性和文化本身的兼容性使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换成为可能。人类拥有同一个宇宙和地球，生老病死、婚丧娶嫁、生儿育女等生命历程是不同民族的人民都要经历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的情绪也是人类共有的。可以说，这种人类共有的本质特征，也是语言和文化可译性的因素。文化是经过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这种社会习得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应力，同样也是文化由不可译性转向可译性的因素。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译者的努力和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科学的方法也必不可少。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问题，如何灵活的运用翻译策略也是一门艺术。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以及翻译实践的积累，人们对可译性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而由文化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的手段也将不断丰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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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5～80.
　　[3]潘绍中.谈谈英汉对译中的文化因素[J]. 中国翻译，2004，6（2）：7～12.
　　[4]张源清，王鲜杰. 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M]. 四川：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5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