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异的考验》英译本介绍该著作的内容

　　1 引言

　　法国当代着名翻译学者安托瓦纳 ·贝尔曼(AntoineBerman)的《异的考验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Romantic German ,1992 ;以下简称“《异的考验》”)是第一部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浪漫派的主要代表及其他着名学者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的着作。该书的法语原着最早于 1984 年在法国出版,英译本则于 1992 年在美国出版,虽时隔多年,该书在当今译界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袁莉(1996)、许钧、袁筱一(2001)等对该书的部分章节作过介绍,但对于大多不懂法文的学者而言,我们仍无法一览贝尔曼该着作的全貌。国内目前又尚未引进该着作的英译本,因此绝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研究者对该书的思想仍比较陌生。本文拟据英译本对该着作的内容进行全面介绍,以填补部分空白。

　　《异的考验》英译本全书共有八大部分,分别为 :译注、“翻译的显形(”The Manifestation of Translation)、前言、主体(共十一章)、结论、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等。本文将主要介绍该书中“翻译的显形”、前言、主体及结论共四部分内容。

　　2 内容概要

　　“翻译的显形”是贝尔曼写于 1981 年的一篇文章。

　　在此文中贝尔曼在译界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翻译动机”、“翻译(心理)解析”等概念。此外,贝尔曼提出翻译史、翻译伦理、翻译解析,以及翻译与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现代翻译思考的四个轴心。全文主要论述了翻译史的功能,揭露了翻译从属地位的根源(即翻译的文化还原目的与伦理目的之间的内在冲突),翻译动机与翻译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等。

　　通过以上论述,贝尔曼旨在使翻译(研究)获得应有的尊严,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从“隐形”走向“显形”。

　　“前言”简要地介绍德国浪漫派的主要代表如诺瓦利斯(Novalis)、F. 施莱格尔(F. Schlegel)、A. W. 施莱格尔(A. W. Schlegel)及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等的翻译理论,同时将他们的理论与同时代的赫尔德(Herder)、歌德(Goethe)、洪堡特(Humboldt)及荷尔德林(H?lderlin)等的进行比较。具体而言,贝尔曼在这里论述了六方面内容 :1)德国浪漫派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 ;2)浪漫派翻译思考的显着特点 ;3)在浪漫派纯思辨性的理论框架中,翻译活动与具体的翻译实践及与语言的关系 ;4)浪漫派对可译性的理解 ;5)浪漫派翻译理论的意义 ;6)对浪漫派翻译理论进行研究的价值所在。

　　主体共有十一章。第一章“路德 :作为(语言 / 文化/文学)奠基的翻译”主要介绍马丁 ·路德圣经翻译的历史意义。首先,贝尔曼简要介绍了路德圣经翻译的背景,包括拉丁语、希腊语、甚至希伯莱语原文圣经及德译版圣经在德国的情况。接着,贝尔曼分析了路德圣经翻译成功的具体原因,包括路德对“好的”德语文本(atext in good German ;Berman 1984/1992:24。——以下只标注页码的均来自该书)的定义、路德的具体翻译策略以及路德圣经翻译的意义。贝尔曼继而讨论了 20 世纪德语圣经翻译家弗兰茨 ·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的历史性(historicity)(Berman, 1992:29)问题。贝尔曼认为,在德国,路德的圣经、福斯(Voss)的荷马、荷尔德林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等都属于历史性译作。这些译作发端于一个历史性土壤——对路德来说,是重构与圣经的关系,重释信仰 ;对福斯与荷尔德林而言,则是加深与希腊的联系。贝尔曼进而指出这些译作通常只能是复译,因为只有复译才能超越“调解式翻译”(mediating translations)简单的跨文化交际的樊篱,展示翻译的一种“纯粹历史力量(”pure historic power of translation()Berman, 1992:30)。最后,贝尔曼指出,路德的翻译在德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史及翻译领域上划出了一条分界线,他的翻译表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能够、而且必须通过翻译的途径,也即,通过与他者之间的一种激烈的、审慎的关系而达到(”Berman, 1992:32)。

　　第二章“赫尔德 :忠实与扩展”。本章主要介绍 18世纪后半页德国翻译界频繁出现的两个概念——Treue(忠实)和Erweiterung(扩展),以及“忠实”在德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贝尔曼首先介绍了当时法德两国译界对“忠实”的不同社会文化态度,及社会历史原因 :德国的布莱丁格(Breitinger)、福斯、赫尔德等几乎以婚姻中绝对的“忠”的含义对翻译中的“忠”推崇备至,而法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这与法国文化当时的国际主导地位密切相关。接着,贝尔曼重点分析了赫尔德对异族语与本土语之间关系的论述。贝尔曼认为赫尔德看似有些矛盾 :一方面既希望忠实再现异族语以完善本土语言 ;另一方面,又认为应限制母语与其它语言的关系,以抵抗翻译所带来的语言污染 ;但总体上赫尔德的翻译观是忠实与扩展的辩证统一。贝尔曼继而梳理了赫尔德关于“翻译的性质、作用和选择与语言和文化的‘扩展’有关”的观点,将赫尔德与布莱丁格对“忠实”的定义进行了比较,认为赫尔德的观点少了些许理性的成分。最后,贝尔曼指出,从路德到赫尔德,德国又经历了一次进步——而在这构建本土文学和戏剧的过程中,翻译再次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三章“养成(Bildung)与翻译的要求”(原文着重)。本章首先分析了 18 世纪末德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Bildung”(养成)的内涵。据贝尔曼介绍,“Bildung”相当于拉丁文中的“Kultur”(文化,文明,修养),但其涵义比后者丰富得多 :它既可表示艺术作品的“文化”和文化“形成”的程度,又可表示教育学上的内涵——修养、养成的过程 ;既表示一种过程,也表示一种结果 ;既是一种必经的过程,也是一种自由的演化。贝尔曼认为,当时德国思想中最能阐释“Bildung”的可能只有“考验/经历”(experience)一词了,该词是黑格尔从康德对它的狭义定义中抽取出来的,是唯一能包含 Bildung的以上所有含义的概念。贝尔曼继而对“经历”的性质作了分析,认为“经历”的终结在于“他者成了自我”(the becoming-itself of the other)及“同我成了他者”(thebecoming-other of the same)(Berman, 1992:45)。在对“养成”(Bildung)及相关的“考验/经历”(experience)一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贝尔曼指出 :“养成”与翻译的移动(movement of translation)密切相关,——翻译即是从“同我”(the same,已知的、日常的、熟悉的)出发、走向他者(the other,未知的、神奇的、怪诞的)、而后又返回它的起点的一个过程(Berman, 1992:46);“养成”的循环往复性(circular, cyclical nature)、交互性(alternatingnature)、经历性(experiential nature)、内弱性(internalweakness)、协调性(mediating nature)(Berman, 1992:47)和有界性(delimitation)(Berman, 1992:48)等特性要么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本身就是翻译活动的特性之一。最后,贝尔曼论述了“养成”的特性对文化/文学/语言及对翻译提出的要求 :学习古贤们的诗学形式、翻译荷马等古人的作品。

　　第四章“歌德 :翻译与世界文学”。贝尔曼认为歌德对翻译的思考可以从歌德作品中的一个概念——“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中窥见一斑,因此在本章中贝尔曼首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 :歌德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关于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文学之间关系的现代情形(Berman, 1992:55)——在这样的世界文学时代里,不同文学之间不仅存在互动,而且它们在相互作用中构建自己的存在与发展 ;“翻译是世界文学的试金石”(Berman, 1992:56),是世界交流中“最基本、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Berman, 1992:57)。贝尔曼接着梳理了歌德的“翻译三阶段论”。歌德认为翻译有阶段性的特征,这些阶段注定会在文化历史中重复自己 :第一阶段是简单明了的散体文翻译(prosaic translation),这种翻译主要采用本族语词汇使读者尽快了解异域文化 ;第二阶段是“模仿翻译”(parodistic translation),指译者只挪用异域作品的内容,而后用自己的意义生成译文的翻译方法,如法国人翻译所有诗歌时所采用的方法 ;第三阶段是最高和最后的一个阶段。在这里,翻译的目标是译文要像原文那样得到评价。贝尔曼继而梳理了歌德对于形式和内容之关系的观点——首先,歌德认为内容与形式不可分 ;其次,歌德赋予了内容一种超验的价值,将内容视为某种神秘的存在,认为内容是一种神圣、不可触及和不可摧毁的存在。最后,贝尔曼讨论了歌德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歌德对译作功能的思考 :歌德认为译作对原作具有反作用,因此被翻译者对作品来说至关重要。

　　第五章“浪漫主义革命与‘无限诗化’”。在本章中,贝尔曼主要讨论了构成浪漫派翻译理论哲学基础的“无限诗化”(infinite versability)及相关概念。贝尔曼首先指出这一概念与浪漫派的批评革命(即诗歌的自我批评或自我观照过程)密切相关 :因浪漫派批评的形式是一种无限提升和强化的模式(即思考、思考的思考、思考的思考的思考),要使思考具有完整性,浪漫化革命便必须是“百科全书式的”(Berman, 1992:77)——“即在无限的运动中经历所有事物”(Berman, 1992:78),这即是诺瓦利斯所称的“诗化”(versability)原则。接着,贝尔曼分析了另一体现无限诗化原则的概念——F.施莱格尔的“普遍渐进诗歌”(universal progressive poetry)。“百科全书”要“诗化”所有的科学,而“普遍渐进诗歌”则要融合所有的诗歌体裁、形式和表达,因此贝尔曼认为二者互为补充 :前者是普遍的和渐进的,而后者则是“百科全书式”的(Berman, 1992:82)。至此,贝尔曼指出,“无限诗化”在本质上与一切事物都可转化为另一事物的“可译性”彼此相通,因此可以说“一切皆可‘译’”;这种普遍可译性相当于货币的可兑换性(如法郎可兑换为美元);同时,就像可兑换性有等级之分(即存在强币与弱币)一样,范畴之间的转化也遵循一种“势差法则”(lawof potentiation()Berman, 1992:84)。贝尔曼接着梳理了浪漫派的“普遍翻译”(generalized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 (restricted translation)概念 :前者指所有存在变形、转换、模仿、再创造、复制和回响等因素的事物,即一种广义上的翻译概念,对应了浪漫派的“一切皆可‘译’”的观点 ;后者专指语际翻译,即狭义上的翻译概念(Berman,1992:85)。最后,贝尔曼总结了耶拿浪漫派关于诗歌的思想为翻译思考所带来的五点启发。

　　第六章“艺术语言与自然语言”。本章主要讨论浪漫派的语言观及其对翻译的启示。贝尔曼首先指出,浪漫派的语言理论完全依附于其作品和诗歌理论,且浪漫派的语言观建立在以下两点假设的基础之上 :1)一切均为“语言”、“交流”,人类的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与其它现存的符号系统并无根本的不同 ;2)“真正的”语言(the“true”language),如出现在作品中的语言,必须构建在数学和音乐“语言”的基础之上,凭借它们完全缺乏内容的品质,纯形式、象征性地模仿世界和精神的结构。

　　接着,贝尔曼梳理了浪漫派的自然语言观 :浪漫派认为自然语言在本质上是纯指涉性的、是以内容为中心的,而这种内容的首要性则是艺术的对立面。接着,贝尔曼讨论了浪漫派如何区分艺术语言和自然语言的问题——浪漫派认为区分的基础是语言的人工性(artificiality)(Berman, 1992:91),即一种首先表现为“不可阅读性”(unreadability,故意用一种模糊的方式表现可理解的代码或者内容)(Berman, 1992:91)的性质。在此基础上,贝尔曼讨论了浪漫派的语言观与翻译的联系。最后,贝尔曼指出,浪漫派的否认自然语言、割裂自己与任何经验主义联系的文学运作,与翻译的运动非常相似 :在任何翻译中,原作品都被“连根拔起”于它的经验土壤,这使得陌生的变得熟悉,而熟悉的则变得陌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一次翻译的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a translation)(Berman, 1992:99)。

　　第七章“思辨性翻译理论”。本章主要讨论了三篇片段。第一篇片段是诺瓦利斯写给A. W. 施莱格尔的一封信。首先,贝尔曼认为此信表明浪漫派对翻译的思考与他们对“诗”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接着,通过梳理浪漫派的相关观点对诺瓦利斯信中所说“今日的德译莎剧要优于英语原着”(Berman, 1992:105)一句进行解释,贝尔曼讨论了浪漫派对于原作、翻译及批评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浪漫派认为翻译优于原作、而批评又优于翻译。第二篇片段来自诺瓦利斯的一篇名为“花粉” (Blütenstaub)的文章,贝尔曼在此着重讨论了该片段中诺瓦利斯所提到的“翻译类型三分说”——诺瓦利斯认为有三种翻译类型,即语法翻译、转化翻译和神话翻译(translation is wither grammatical, transforming or mythical)(Berman, 1992:111):语法翻译是普通意义上的翻译,它唯一的目标是传达原文内容和大致面貌 ;转化翻译则易流于成为一种滑稽的模仿,就像博尔格(Burger)用抑扬格翻译的荷马、蒲伯翻译的荷马,以及整个法国的翻译情形那样 ;在神话翻译中,译者须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融入原文中,进行“诗化”的自由创造。神话翻译是“诗学和哲学精神的统一”(Berman, 1992:113),因此是最高境界的翻译。贝尔曼分析的第三篇片段是布伦塔诺(Clemes Brentano)的作品《哥德维》(Godwi)中的一段哥德维本人与玛俐亚(Maria,诗人-叙事者)及哈伯(Haber,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和塔索(Tasso)的“理性主义”译者)三者之间关于浪漫主义本质的对话。通过梳理此片段,贝尔曼比较了布伦塔诺和诺瓦利斯在关于诗与翻译的话题上的相同及相异点,并揭示了Brentano 的观点如何使浪漫派的作品可译理论变成了不可译理论。通过回顾这三篇片段,贝尔曼总结出浪漫派翻译思想的基础是认为一切经过思维异化的、富有“诗性”色彩的转换活动(包括文学和艺术批评等)都是翻译,这与普通意义上的语际间翻译的概念显然不同,且具有思辨性,因此,贝尔曼将浪漫派的翻译思想称为“思辨性翻译理论”。

　　第八章“作为批评运动的翻译”。本章首先介绍了浪漫派批评概念的基本涵义 :第一,是超验的批评,是诗歌的自我反思 ;第二,是文本的批评,即文学批评(Berman, 1992:121),且文学与批评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接着,贝尔曼了梳理了浪漫派的批评观,指出浪漫派批评概念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基于某种审美原则对作品作出一系列判断的行为,而是一种“解放作品的纯粹、完美的特性,完成‘精神模仿’”(spiritualmimic()Berman, 1992:122)的行为。贝尔曼继而揭示了浪漫派批评观与翻译的关系,指出这种通过使自身与整个艺术相联系、从而超越作品自身的批评运动,与第七章谈到的神话翻译颇为相似。同时,贝尔曼认为,虽然在浪漫派看来,批评优于翻译,但诺瓦利斯的“精神模仿”的概念同样适用于翻译,因为翻译与批评一样,都需要研究并重构“异质文本”(foreign text()Berman, 1992:125)。

　　最后,贝尔曼定义了浪漫派视角中的“可译性”(指作品内在地呼唤翻译)(Berman, 1992:126)概念,用以说明浪漫派对联系翻译与作品之间的深层关系的观点,并区分了“语言可译性”和“文学可译性”,论述了“作品越是可译,便也越不可译(”Berman, 1992:127)这一悖论。

　　第九章“A. W. 施莱格尔 :翻译一切的意愿”。本章主要介绍了浪漫派的核心代表之一、德国伟大翻译家A.W. Schlegel 及其“翻译一切”的意愿。贝尔曼首先梳理了A. W. 施莱格尔的诗歌理论,认为其诗歌理论的核心是主张“诗的本质是形式”;此外,对A. W. 施莱格尔来说,有韵律、有节奏的诗篇与诺瓦利斯创造的一个新词“人作”(facture,指自然的对立面)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都强化了自然语言。接着,贝尔曼梳理了A. W. 施莱格尔关于诗的语言(即“非自然语言”)的可译性问题的观点 :A. W. 施莱格尔认为“语言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精神的再生产,后者……赋予了语言整个再现的机制。

　　因此,在诗歌中,有些已经形成的东西得以再次形成 ： 诗采用形式的能力就像精神通过反思(reflection)不断回归自己的能力那样无限……”(Berman, 1992:133)。贝尔曼认为此段话论证了A. W. 施莱格尔认为“一切诗均可译”的观点。至此,贝尔曼认为A. W. 施莱格尔的“诗的本质是形式”及“一切诗均可译”的两个主张的提出在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正是基于以上两个主张,A. W. 施莱格尔提出了他的“翻译一切”的意愿(豪情)。最后,贝尔曼指出,虽然 A. W. 施莱格尔宣称要“翻译一切”,但浪漫派的翻译仍是有所选择的,不过,“翻译一切”的意愿与选择性原则二者辨证统一,二者并不矛盾。

　　第十章“施莱尔马赫与洪堡特 :在诠释-语言学空间中的翻译”。本章主要介绍了德国浪漫派的另一核心代表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点,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另一德国着名学者洪堡特的翻译思想,并将二者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比较。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贝尔曼认为这篇讲稿是德国当时唯一的有系统性、有方法论的翻译研究(Berman, 1992:144):有系统性,是因为施莱尔马赫寻求在整个理解领域为翻译划定一个范围,因为施莱尔马赫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递进式地排除“非翻译行为”,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检视现存的翻译,而后创造一个翻译的方法论 ;有方法论,是因为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问题的关键不仅是在定义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更是要推论出可能的翻译方法。接着,贝尔曼便重点讨论了施氏的两大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量让作者不动,将读者推向作者 ;要么尽量让读者不动,将作者推向读者”(Berman, 1992:146)。贝尔曼认为施莱尔马赫的思考代表了当时整个时代(除荷尔德林之外)对翻译经验思考的一个高度,与之相比,洪堡特的翻译思想并未增添太多有价值的观点,除了后者清晰地追溯了人文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贝尔曼认为只有荷尔德林超越了这种局限性)之外。概况起来,贝尔曼认为洪堡特主要有以下贡献 :1)将翻译理论与语言理论联系起来,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言表的东西——思维与语言的亲密关系 ;2)论述了翻译对语言的积极功能,认为翻译促进了语言的“养成”(Bildung),使语言的指示力和表达力得以扩展(Berman, 1992:153);3)以带有德国古典主义特色的寥寥数语,明确、且如歌德和施莱尔马赫那样有力地定义了什么是翻译的“忠”(fidelity)——一种既避免“法国”式做法又不至于成为粗糙的“字面化”的“忠”的概念(Berman, 1992:154)。最后,贝尔曼总结道,通过要求译文要让读者感到异质性(the foreign)而非怪异性(strangeness),洪堡特实际上定义了古典主义翻译的界限——将德国古典主义(及德国浪漫派)与荷尔德林区分了开来。

　　第十一章“荷尔德林 :民族的与异域的”。贝尔曼在本章开篇首先介绍道,荷尔德林关于翻译的着述虽不多,但都很有分量,且主要围绕“民族”与“异域”之间的关系而展开(Berman, 1992:158)。贝尔曼接着梳理了荷尔德林的翻译思想,认为荷尔德林的翻译思想主要基于他对诗的语言(poetic language)(Berman, 1992:158)的认识,并且荷尔德林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也体现了这种语言的特性 :一方面融入了希腊语要素,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本土语要素(尤其是他的家乡方言);同时,荷尔德林在译文中既追溯出发语又追溯目标语的词源,旨在恢复有着多种方言根基的共同语言的表达力。贝尔曼认为以上做法让荷尔德林的诗歌翻译兼具透明、清晰,和贞洁、纯净的双重特性 ;同时,H?lderlin追溯词源的做法是“回归自然语言和征用异族语言(即希腊语)的双向运动”(Berman, 1992:160),拿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关于诗歌“忆”的两个词来说,就是既是一种“异的考验”(Berman, 1992:160),也是一种“自我的实践” (Berman, 1992:160)。从微观来看,贝尔曼认为荷尔德林的翻译无论在句法层还是在词汇层都采取了一种极端直译的方式,“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Berman, 1992:159),这使得他的翻译有种不折不扣的、狂暴的古语色彩。但贝尔曼提醒道,正是这种翻译,使翻译——自荷尔德林开始,成了冲突与相融的结合,也正是这种概念下的直译赋予了荷尔德林的翻译以全部的意义。最后,贝尔曼评价道,荷尔德林的翻译具有“历史性”,因为它们恰到好处地蕴含了与异域语言和异域作品之间的融合和区分的关系(Berman, 1992:171-172);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性,荷尔德林的翻译既显得传统,又构成了西方翻译现代意识的基础。

　　结论

　　这里包含两节内容 :第一节“翻译的考古”。

　　本节首先简要说明了此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思路和目的等。接着,贝尔曼提出自己的研究就像是欧洲翻译的一次考古的观点,认为这次考古既是历史的、理论的及文化上的翻译考古,也与翻译实践紧密相关 ;而且正因为如此,翻译应该像耶拿浪漫派对批评提出的要求那样,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及“艺术”,这也是翻译的“现代命运”(Berman, 1992:176)。最后,贝尔曼论述了哲学、宗教,及其它人文学科,如精神分析、人种学及语言学等对翻译的关注和思考,其中重点讨论了精神分析对翻译研究的重大意义,并呼吁译界也许需要一个精神分析思考下的翻译理论(Berman, 1992:178)。第二节“翻译作为一门新知识”。贝尔曼首先讨论了本节标题的两层含义 :首先,作为一种经验和操作,翻译是关于语言、文学、文化和交流等知识的载体 ;其次,为了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翻译的知识应采用一种明确的、半原理式的(quasi-institutional)、确定的形式,使其能够被研究和具有可教授性(teachability)(Berman, 1992:181-182)。接着,贝尔曼讨论了翻译学(traductology)的自治地位及跨学科的性质,以及翻译学的两个基本假定。再次,贝尔曼列举了翻译在比较文学、哲学及人文科学等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贝尔曼总结道,“……只有同语言学和诗学一道,翻译学才能得以构建 ;翻译学必须大量地向心理分析、哲学、社会语言学及种族语言学学习……最终,翻译学将有两层意思 :它既是将翻译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又是翻译实践的‘科学化’(”Berman, 1992:190)。

　　3 简评

　　《异的考验》是首部较为全面梳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翻译理论的着作。与贝尔曼的另一部较为“形而下”　的着作——《翻译批评论 :约翰 ·唐》(Toward a TranslationCriticism: John Donne , 1995/2009)相比,该着作充满了对翻译的形而上的讨论。本书以《雅典娜圣殿》旗下的耶拿浪漫派的翻译思想为焦点,“一方面将其置于浪漫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将其与同时代的赫尔德、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特等的‘文化/养成’理论以及超越前者和整个时代的荷尔德林的翻译思想进行比照”(Berman, 1992:175)。全书所涉人物及作品数目繁多,作者精梳细理,从玄奥、抽象、甚至有些唯心的浪漫派的语言和诗歌理论中深入挖掘并离析出其背后的翻译思想,“不仅为读者推开了一扇至今仍鲜为人知的神秘宝库的大门”(许钧、袁筱一,2001:250),而且向世人证明了翻译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翻译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必要性。贝尔曼在本着作中提到的翻译的心理解析(Berman, 1992:6)、(翻译的)伦理(Berman,1992:5, 6, 9, 152)、异化翻译观等启发并影响了译界的许多学者。例如,芒迪(Munday, 2001:149)指出贝尔曼的该着作影响了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正是他们的着作使我们更关注翻译中的异质性。皮姆(Pym, 2007:35)也指出,贝尔曼的翻译思想影响了让 ·瑞恩 ·拉德米拉尔(Jean-Rene Ladmiral)、阿列克斯 ·瑙斯(Alexis Nouss)等学者,后者发展了贝尔曼关于翻译伦理等的思想。

　　在论述方面,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

　　(1)与贝尔曼的另一部较“形而下的”着作——《翻译批评论 :约翰 ·唐》(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Donne , 1995/2009)相比,该着作充满了对翻译的“形而上的”讨论,鲜有译例分析。因为贝尔曼认为 :首先,已有着作专门讨论了某些浪漫派代表如蒂克(L·Dieck)和A·W·施莱格尔等的译作,荷尔德林的译作更有多位学者深入讨论过 ;其次,贝尔曼此书的研究焦点是浪漫派的翻译理论,因此为了使研究相干,贝尔曼放弃了对浪漫派及同代学者的翻译实践进行具体分析,因为“那样的分析需要更大的空间(”Berman, 1992:21)。

　　(2)全书主题突出,无论是“序”、主体、乃至“结论”,全书紧扣历史文化的主题,以德国浪漫派的语言、诗歌及批评理论为着眼点,对浪漫派的翻译思想进行了一次大考古。贝尔曼的研究表明“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翻译是可行且必需的”(袁莉,1996:50),这对研究我国某一文化背景/文学思潮下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思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3)全书篇章的安排大抵以时间为序,以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为主线,内容详略得当。从奠定德国“异化”翻译传统的路德圣经翻译开始,到影响浪漫派并成为浪漫派先驱的赫尔德的翻译思想,到代表古典主义高峰的歌德的翻译思考,至耶拿浪漫派的思辨性翻译理论,再到继承和发展了浪漫派早期思想的施莱尔马赫以及洪堡特的翻译思想,最后到其译作既体现“异的考验”又体现“自我的实践”之双向运动的荷尔德林的翻译思考,全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德国浪漫主义文化背景下异彩纷呈的翻译思想画卷。

　　当然,本书也存在某些瑕疵。例如,本书在“前言”第一句说道 :“本书要研究的是德国浪漫派的翻译理论——从诺瓦利斯、弗 ·施莱格尔,及A. W. 施莱格尔到施莱尔马赫。这些理论将简要地与同代的赫尔德、歌德、洪堡特及荷尔德林等人的进行比较”(Berman, 1992:11)。

　　言下之意,赫尔德、歌德等并非贝尔曼所指的浪漫派代表。换言之,贝尔曼此书中的浪漫派专指德国耶拿浪漫派,即《雅典娜圣殿》旗下的德国早期浪漫派。本书的核心部分(从第 5 章到第 9 章共 5 章内容),全部讨论耶拿浪漫派的翻译思想,这本身也验证了贝尔曼对“浪漫派”的这一狭义界定。但实际上,以上人物中除了歌德是公认的古典主义代表之外,其余人物都与浪漫派密切相关,如赫尔德被认为影响了浪漫派,是浪漫派的先驱 ;施莱尔马赫、洪堡特及荷尔德林则被认为继承和发展了浪漫主义,是后期浪漫派代表。也就是说,在浪漫主义的大框架之下,“赫尔德——耶拿浪漫派——施氏、洪氏及荷氏”的翻译思想之间存在承前继后的关系,这一顺序也是本书篇章安排所遵循的内在逻辑。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书名副标题中的“Romantic”又应理解为广义上的浪漫主义/派,而非贝尔曼在全书中所指向的狭义耶拿浪漫主义/派。对于这一点,贝尔曼全书并未做任何说明,这似乎有点令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