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下译者的抉择

　　翻译是语言实践活动，既包括源语语言形式向译语语言形式的转化，也包括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交流。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间的联系纽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吉迪恩·图里是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研究以多元系统为基础，研究核心是他提出的翻译规范理论。规范(norms) 是社会学概念，指一种社会约束，包括一个社会或文化中道德和观念上的一些要求和标准，以及普遍被接受的行为。图里从社会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探讨，指出翻译是受规范约束的活动，翻译不仅受到源语文本与源语文化的影响，翻译还受到译语与译语文化的制约。基于此，翻译规范被分为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 、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 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 。图里认为规范制约着翻译的整个过程，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从翻译文本、翻译整体取向到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图里提出翻译规范理论，旨在说明处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社会规范的种种制约。

　　一、预备规范下的译者抉择

　　预备规范决定译文的整体选择，要求译者确定翻译文本的类型。译者需要从源语社会与译语社会角度考虑，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进而分析哪些作品值得翻译; 以及译入语文化所倾向的作者、文本类型与文化背景。预备规范具体被分为翻译政策(Translation Policy) 和翻译的直接性(Directness of Translation) 。翻译政策是指在某一特定文化与时代里，影响译者选择文本类型的因素，如社会文化背景、译者的审美倾向等。翻译的直接性指是否允许间接翻译，即译文不是从源语翻译得来，而是通过中介语言进行翻译。面对预备规范，译者需要作出选择，确定翻译某一特定时期下的何种文本类型或文本内容。

　　从翻译政策来看，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自身的文化观都会影响译者的选择。如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其人生态度取向在选定译本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林语堂虽然在国外度过近35 年，浸染在西方文化中，但他追求自然，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在其作品中都体现出中国文人崇尚的处世之道和文化精神。《浮生六记》为自传体散文，清朝的沈复描述了自己与妻子寄情于虫草花鸟的闲情逸趣和缠绵的爱情;但夫妇二人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不得已离家出走，贫困生活的煎熬与妻子的去世，终至理想破灭。作品在记录痛苦经历的同时也体现出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热爱自然追求真美的人生态度。林语堂从《浮生六记》看到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态度，正好印合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处事之道。精神情感上的共鸣，使林语堂选择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让世人都了解这对中国夫妇恬淡自然的生活。作为译者，林语堂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人生态度来选择文本进行翻译。基于翻译规范，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译者的情感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如，于 2004 年出版的《狼图腾》，在中国非常畅销。

　　这部小说的中国文化特点鲜明，主角虽然是狼，但真正描述的是人，向读者展示了蒙古草原的风土人情。《狼图腾》反映了自然界的生态问题与文化冲突，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向人们传递了一种人类应当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生态问题与文化冲突是中西方都关注的话题，再加上小说描述了上世纪70 年代的蒙古草原文化，因此这部小说非常吸引海外读者。由此可见，中西方的社会背景决定了译者的选择，翻译《狼图腾》符合译入语的文化规范。

　　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的直接性经常体现在译作不是直接从原作翻译而来，而是通过第三方中介语言翻译。在某一特定时期，译者无法获得原作文本，或是译者并不熟悉原作语言文化，就会通过第三方语言进行翻译。如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将西方一些着作通过日文翻译成中文来传播西学。当时，这种间接翻译对社会思潮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部分翻译内容却是失真的。从预备规范中的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来看，译者作为原文本和译本的中介，所做的选择受到自身个性、源语与源语文化、译语与译语文化的制约。

　　二、初始规范下的译者抉择

　　初始规范制约翻译的整体取向，要求译者做出整体选择、确定翻译取向，即译者在源语语言文化的规范和译语语言文化的规范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译者遵循源语语言文化的规范，体现原作文本的语言文化模式，就是充分性翻译。

　　如果译者遵循译入语中的语言文化规范，使其译作符合译入语的语言文化模式，就是可接受性翻译。体现源语文本的充分性还是体现在译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这就是译者所面临的选择。

　　在翻译时，译者会面临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 译者不仅要考虑原作的语言文学特点与文化背景，还需考虑译入语的文化环境与所面对的读者。如《于丹 ＜ 论语 ＞ 心得》属于大众读物，它并非严肃的哲学理论书籍，内容贴近普通大众生活，以古喻今，试图用儒家传统智慧解读现代人的困顿，引领大家一同品味人生哲学。《于丹 ＜ 论语 ＞ 心得》的哲学思想对于西方人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在西方受到很大关注。《于丹 ＜ 论语 ＞ 心得》的英文译者迪星(Esther Tyldesley) 具有中国文化背景与丰富的翻译中国文化图书的经验。《于丹 ＜ 论语 ＞ 心得》以西方的普通大众为读者，因此迪星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出发，根据西方人的文化知识背景与表达习惯，通过意译巧妙地将《于丹〈论语〉心得》翻译为英文。迪星在理解原文内涵与神韵的基础上，对原书的语序与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在西方语境下解读了这部中国经典的精髓。作为译者，迪星定位清晰，在体现源语文本的充分性与体现译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之间做出了选择，倾向于后者。迪星翻译时，对书中涉及的一些文化特质部分进行了简化处理，因为她考虑到这些部分会给译文目标读者带来阅读障碍，从而影响可读性。原文中的一句表达为“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天地人之道: 13) ”译文为:“When he got there，he wrote down what he felt． (The Way ofHeaven and Earth: 24) ”直接把《归去来兮辞》删掉了，这种简化的处理方式虽然遗失了原文中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但却提高了原文的易读性。由此可见，初始规范决定了译作的整体取向，译者结合社会文化背景会选择倾向于充分翻译还是可接受翻译。

　　三、操作规范下的译者抉择

　　操作规范指导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影响着文本的组成，因此被具体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norms) 与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 － linguistic norms) 。之所以被称为母体规范，是因为这一规范制约着文本的分割与译语材料的存在形式，还制约着译本中的省译、增译和改变内容位置。文本语言规范制约着代替原文本语言的材料选择，例如，是选择纯语言性的还是文学性的，还制约着译文的词语、句子结构等，实际上就是决定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

　　母体规范帮助译者决定了译文是否需要分割，哪些部分要增译或略译等。如《礼记》中的《苛政猛于虎》原文为: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轼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 “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 “何为不去也?”曰: “无苛政。”夫子曰: “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全文共一段，译者杨立义将原文中一问一答的内容分割，译为六段。这样便于读者分清人物关系，理解原文含义。原文中有一句为: “使子路问之曰”，并未说明子路是谁，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读者知道子路为孔子的弟子，但目的语读者如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就会对此产生疑问。

　　鉴于译入语的文化背景，译者翻译时采用加译法增加了“disciple”一词，解释了子路为孔子的弟子。再如“夫子曰:‘何为不去也?’”这一句，源语读者理解为: “孔子问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译文为: “Then，why hasn＇t she chosen toquit this place?”wondered Confucius，putting this question toher through Zi Lu． 译者采用了增译法，选择了“wonder”一词，并加入“putting this question to her through Zi Lu”，使目的语读者理解为孔子通过子路问妇人，这样翻译描述了孔子思索的过程。译者面对母体规范时，充分考虑源语与译语特点及两种文化，从而在翻译中做出具体选择。

　　文本语言规范帮助译者决定了所要用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接受规范制约的同时，会将自身的理解与翻译技巧融入到翻译实践中。如《苛政猛于虎》的最后一句是: 夫子曰: “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其译文为: At this Confuciusadmonished his disciples，“Keep this in mind———tyranny isindeed fiercer than a tiger．”“disciple”这一单词在译文中第二次出现。原文中出现的“小子”一词在古时为长者对晚辈的称呼，文中是指孔子称他徒弟为小子，孔子的弟子不仅向孔子学习，而且把其思想传播下去。为了体现出这一文化含义，译者将“小子”译为“disciple”非常贴切。译者在面对操作规范时，具体从文本的内容、文体等方面考虑，对段落结构、句式、用词等都做出了精心的选择。

　　根据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理论，整个翻译活动是受到规范制约的活动，具体就是受到预备规范、初始规范与操作规范的制约。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规范的影响下，从译本选取、翻译取向到具体的翻译策略都做出了抉择。

　　译者在抉择过程中受到的制约来自于源语文化、译者自身个性与所面对的译语文化。在翻译实践中，两种文化中的语言与非语言因素不断相互比较、映衬，在两种文化规范的交互作用下，再加上自身情感因素，译者在不断寻求相对平衡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葛校琴．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廖晶，朱献珑． 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中国翻译，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