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的形成、价值及局限

　　一、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法之渊薮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是德国哲学家、神学家、翻译理论家,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就接受基督教思想的浸润。幼年在莫拉维亚兄弟会虔信派学校读书,1787年进哈雷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广泛涉猎康德等哲学家的着作。

　　1810年,任教于洪堡特创办的新柏林大学。主要着作有《论宗教》《基督教信仰》《新约导论》以及《耶稣传》等。施莱尔马赫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对西方古典经典的翻译与注释方面,翻译着作有《柏拉图对话录》等。

　　“这位福音传播者也是位柏拉图着作的先导者,施莱尔马赫把宗教领域和人类科学、艺术和智慧的广大领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站在了他那一代进行各种追寻求索的人们的中心。”①作为解释学之父,他将自己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建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看待翻译中的异化问题,提倡以“怀柔远人”的方式阐释他者语言文化。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解释学之父,“解释学”这个词出现在17世纪,指理解的科学或艺术。在古代作为一种圣经的解释艺术。直到19世纪末,才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那里发扬光大,成为解释学理论。传统的解释学不仅在人文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解释学从古希腊的文献诠释,到中世纪的《圣经》的校勘和注释,到施莱尔马赫手里发展成为一门更加完善、更加系统的普遍解释学,完成了一个类似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成为适用于一切人文科学文本解释的普遍学科方法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摆脱了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的束缚,使之从独断论和教条桎捁中解放出来。施氏在理解与误解、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至今还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

　　施莱尔马赫是最早系统地对翻译进行分类的翻译理论学者。他认为,翻译的必要性在于,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们希冀与他者建立相互联系,并且古典语言、现代语言之间的转换丰富了语言文化交际的内容。通过翻译人们可以把一国的学术成果、艺术作品移植到异国他乡,分享人类的精神产品,让异国情调之风吹向读者。施莱尔马赫将翻译分为口译和笔译。(1)从事口译的大多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包括私人、公务信函);(2)从事学术文本与艺术文本(包括文学、哲学文本)翻译的人一般都是笔译。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学术与艺术文本的翻译比商业文本的翻译要高一个层次,前者要求更高的原创性,强调引进原文语言中的新颖性和异质因素。他还把翻译分为“真正翻译”和“机械翻译”两种,前者属于文学艺术翻译,它涉及的等值因素比较复杂,翻译的难度也就大于机械翻译。“真正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要求译者有较强的理解力、敏锐力和艺术素养,这样才能再现原文的艺术风格和原作者的魅力。口译、商业文本类的“机械翻译”并不是施莱尔马赫关注的重心所在,因为彼时的德国救亡图存正如火如荼,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学艺术的翻译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大规模的文学艺术等人文类的翻译的结果是在德国形成一种新的启蒙运动。

　　施莱尔马赫坚持认为,语言是思维的产物,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的可塑性赋予人们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作为读者或者译者要设身处地再现作者原来意图和语言风貌,要深入作者内心世界中去。“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对一部着作撰写的‘内在根据’的把握,一种对创造行为的模仿。这样,理解就是一种对原来生产品的再生产,一种对已认识的东西的再认识(伯克),一种以概念的富有生气的环节,以作为创作组织点的‘原始决定’为出发点的重新构造(Nachkonstruktion)。”①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翻译是一种解释,而解释的任务就是重建作者意图。只有通过不断加强语言的修养、了解民族历史、理解作者及其思想再现的作品,译者才能掌握解释学的艺术,才能打开文学艺术经典的迷宫。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居于调停的中心位置,既是读者,同时又是译者。他所做的就是将原语读者所感受的阅读效果、审美效果带给目的语读者。

　　重建作者意图的最佳方法是保存原语中的异质特点。当时在德国翻译界十分流行的两种翻译方法是直译和意译。直译通常是一种机械的照搬,要么过犹不及,要么因词害意,语言生硬、费力滞重。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不了原文的神韵。意译屈从的是语言的无理性,当亦步亦趋复制原文成为不可能之时,原文的句法只好归化成目的语句法,而得到的是一种化“异”的总体效果,成为一种拟译。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翻译经典作品采用这两种翻译方法都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它偏离了翻译的真正内涵,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那么怎么使译者真正理解作者并且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座畅通的彩虹桥呢?由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了着名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即译者要么尽可能地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将读者引向作者;要么尽可能地让作者安居不动,将作者引向读者。”②将作者引向读者的情况就是一种归化,其目的是使外国作者像目的语作者那样写作,与目的语读者直接对话,就像移民一样,入乡随俗成为当地人。
　　
　　这种翻译策略不符合施莱尔马赫本人翻译柏拉图作品的初衷。施氏的翻译就是要发现和重建柏拉图作品最初始的自然而必要的对话顺序,建立柏拉图对话形式与其内容的密切关系,保留柏拉图对话中的辩证法特点,传递柏拉图作品所具有的对话性和交际性。欲达到以上要求,施莱尔马赫意识到,必须坚持他自己所提倡的异化翻译方法。面对译文屈从于原文,还是原文向译文靠拢的两难问题。施莱尔马赫所主张的是将读者带向作者,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充满异国情调的洗礼,让翻译作品呼吸异域之清馨之气。这种对异域的呼唤是一种亲密的阅读和交流行为:“翻译是与原作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当我翻译时,我完全被文本所折服。对于这些在我能清晰记事之前家人就开始天天咏唱的歌谣,我有种特别的亲近感。在这样一种情状之中的阅读和折服有着全新的意义。因为在记忆形成之前内心最深处留下的他者印迹认可了译者对原作所做的越界行为。”③施莱尔马赫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出于对他者语言文化的尊重。由于目的语读者缺少对原语的理解,译者的角色就是引导读者,向读者传递原文中的原汁原味的意象。将读者引向作者的过程中,译者要努力填补读者不能理解的语言真空,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到陌生的异国他乡去观光,与他者亲密接触,使本国读者能够像外国读者一样理解原作的风貌,让目的语读者时刻想到的是原语语言文化,感受到该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异化翻译策略与歌德、施莱格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在德国从马丁·路德开始到莱辛、歌德、施莱尔马赫、尼采、海德格尔,一直延续着与外国他者密切接触的传统。

　　二、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的历史成因

　　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它是读者在不离开自己母语的情况下,理解和享受他者文化。它显然是为有教养的文化精英准备的。在当时德国受教育的精英是民族文化形成的中间力量,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赢得其支持语言改革和政治改良的目的,塑造一种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翻译策略,德意志在民族精神上能够吸收更多的域外养分。

　　当时的德国在语言、哲学、文学上邯郸学步地模仿法国,而施莱尔马赫的目的就是批评、谴责这种依赖法国霸权文化的东施效颦的做法。一方面,由于法语被看作是从古典语言翻译到德语的中间语言,不少德国人不愿意直接从希腊或拉丁语翻译作品,而宁愿步法国人之后尘,从法语进行二手翻译或者间接翻译。法国人本身则以种族自我中心的方式归化翻译希腊、罗马作品或涵化同时代的欧洲作品,以突出法兰西民族的强大。由此可见,“异化翻译方法不仅是丰富德国的民族主义理论所需要的手段,而且对于形成自由的公共空间大有裨益”①。归化与异化的交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策略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语言塑造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正如韦努蒂指出的那样:“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应该被看作是反抗法兰西归化理论的举动,与其针锋相对。归化的目的是让外国作家走向目的语读者,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②有鉴于当时的德国文化落后于法国,为了反对法国新古典主义以来的归化翻译法,提振民族精气神,为了摆脱法国政治上的控制而采用异化策略是德国最佳的选择。异化翻译策略因此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理论,在他者的基础上塑造德意志文化自我认同,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异化翻译策略最直接目的就是丰富德国语言,让目的语读者时刻感受到阅读的张力,使德国文化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要求,除了满足一些条件之外,从不同的语言翻译成德语,应该读起来与德语不同,如果说译文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那么,读者应该猜得到译文背后的西班牙语的味道,如果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亦是如此。如果所有的译文读起来都一个腔调(维多利亚时期翻译经典文本就是如此),原文文本的身份就失去了,它在目的语中被抹平了。在接受语言和文化的特权地位被否定后,原文文本的他异性就可以保存下来。”③施莱尔马赫关注的是保存原文的异质性,或者是“他异性”,因而译文读起来应该像翻译,而不像创作。一方面,这种对异质性的向往说明了德国人对新思想的渴望,施莱尔马赫把少数民族价值观看作是构成德国民族文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说明德国传统语言不足以表达新生事物。“德国人按生性就恰如其分地重视一切外国的东西,并适应外国的特点。这一点连同德文所具有的很大的灵活性,使得德文译文对原文都很忠实而且完整。不可否认,靠一种很好的译文一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④ 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理念可以转变为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对他者的尊重,对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宝库的尊重,显示了对翻译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的结果是将各种语言文学经典通过翻译用德语保留下来,成为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这就是翻译的真正历史和现实目的。在“狂飙突进”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各民族之间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不仅如此,这种异化翻译法给20世纪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带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翻译中的“抵抗”、“操纵”、“改写”概念的源头就可追溯到施莱尔马赫的这种强调文化因素的翻译理念。

　　不仅如此,通过异化翻译,社会精英可以改造自身语言,塑造一种与法国价值观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从这一点来看,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策略吹响了德国反抗法兰西文化强权的号角。施莱尔马赫的语言翻译观同赫尔德、洪堡特一样属于语言决定论,即语言观决定世界观。施莱尔马赫强调的应该也是语言的“构成性”。因此,这种语言观决定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走的是异化,而不是归化之道或中庸之道。施莱尔马赫本人也说过:“归化和异化之间的混合会产生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效果”①Schleierma-cher,2004:149)。对于德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异化作为一种外向运动的策略是施莱尔马赫的选择,而归化则走的是一条由外向内的运动方向。二条运动方向必须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骑墙主义是行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所强调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原语的翻译。德意志民族自认为是古希腊精神的继承人,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② 古希腊是是德国哲学的故乡,一提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人油然而生敬意,而施莱尔马赫本人是柏拉图着作的译者,对古希腊的崇拜之情就在于保存其异质性。显而易见,德国人汲取的异质因素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古希腊、古罗马作品中的语言特性或者借鉴其他现代欧洲语言中的语汇。当时的情形是,虽然普鲁士国王讲法语,但德语毕竟是其母语。双语持有者与翻译相比较,后者更突出的是母语。

　　德法之间的战争使人必须选边站,语言战争也需要标明语言使用者的立场。翻译在这里成为了一个隐喻,一种忠诚于谁、为谁的利益而战斗的象征。事实上,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德国于1813年3月17日对法国宣战)亲身参加了普鲁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当拿破仑的铁蹄威胁到德国,试图将普鲁士置于其臣服之下,德国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最引人注目的理想就是,通过翻译发展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反对是拿破仑式的普鲁士文化。正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唤醒了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民族意识(“诺曼底征服”掀开了英国人的文化认同,当时上层英国人或英国将军讲法语,而底层士兵讲英语),通过与法国人之间的战争,英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为不列颠的利益而战。同理,拿破仑入侵德国也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身份意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施莱尔马赫的振聋发聩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宣言书。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那就要看他走的是异化或归化的道路。毫无疑问,异化是德国反抗法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抗阻式翻译,也是一种语言文化抵制行为。此外,韦努蒂认为,施莱尔马赫提出异化翻译的目的是,通过划分阶级或阶级革命以改变社会等级的说法,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元划分也值得商榷。它忽略了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冲突。与其相反,施莱尔马赫希冀的是,把翻译作为一种民族复兴大业和政治目的:不被法国语言文化同化和征服。通过使用德语,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传向四面八方。施莱尔马赫对德国语言的包容性充满信心:“施莱尔马赫注意到,并不是每一种语言都准备好了,但他对德国语言充满自信,德语不仅能够吸纳外来语言,而且能够容纳大量的翻译作品,他发现,从长期来看有必要采用这种方法。施莱尔马赫不仅把翻译事业看作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民族大业,而且他还梦想,德国能够成为一个汇聚世界文学史中各种各样作品的语言帝国。”③语言的凝聚力量通过翻译这种融通手段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历史上看,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

　　19世纪的英、法等西方国家充满着民族国家的活力,而此时的德国却因封建专制和宗教势力的影响,而陷于四分五裂。被压抑的德国资产阶级渴望自由,从而掀起一股推崇民族主义精神的潮流。施莱尔马赫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翻译策略问题,而是回答何去何从的历史文化使命问题。德法之间的关系是“翻译与帝国”或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文化学术成果移译的方式(transfer of learning)。德国人认为,这一移译转换发展的线索应该是: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弗兰克———隆巴迪(统治意大利的德意志部落)———德国人(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人应该是古希腊文化的继承人,天降大任到德国人身上。法兰西人却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法国这个发展线索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通过18世纪的法国对古希腊古罗马系统的译介,法兰西才是两希文明的继承者。

　　施莱尔马赫提倡的异化翻译策略,与法国鼓吹的归化翻译策略是明显相左,因为法国新古典主义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文学典籍使用的是归化翻译法。为了在语言文化上反对被法语同化,在武力上反对法国的殖民扩张,保存德意志民族精神,异化还是归化?对于德意志来说,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19世纪的德国展开了规模较大的翻译活动,企图与法国相颃颉。德国需要的是从希腊语、拉丁语输入新的表现方式,重新丰富德国语言文化,来对抗大兵压境的法国扩张主义的语言文化,构建德意志民族身份建构,摆脱法国文化的霸权控制。法国人希望的是,通过归化策略,把所殖民的国家都纳入法兰西文化的麾下。两军对垒,谁与争锋?施莱尔马赫作为德国文化的主将显示出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关切的不仅仅是翻译作为工具或者理性的附庸,而是如何与他者和谐相处的问题。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异化是一种语言的更新,同化是一种语言的屈从。译者此时需要走向异化,与作者共谋,走向语言与文化的交锋,而不是归化的妥协。

　　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一种隐喻的角色。这是他构建人类理想的乌托邦之场所。异化是充满了异质性的马赛克拼盘,或者是充满碎片的花瓶或重建的通天塔。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施莱尔马赫关切的是文化认同中的他者,以及翻译中天生带来的胎记的混杂性。他幻想的是德国能够像古希腊一样,成为文化上的强者。通过翻译,德国译者的使命就是揭示原作的民族、历史及其语言风格特点。当时的德语犹如亭亭玉立待字闺中的少女,等待与他者相交,成为丰腴的少妇。这个少妇的原型不是法国人的“不忠实的美人”,这个他者也不是法兰西语言文化,而是德国人的精神摇篮———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借鉴异域文化成果的异化翻译策略,只会丰富壮大德意志民族的语言生态风景林:“毫无疑问,如同我们的土壤越来越肥沃,我们的气候在移植大量的外国树木花草之后更加温和宜人,我们感觉到,由于我们北欧人的懒惰,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不够,只有在全方位地接触异质因素之后,我们的语言才能变得生动新鲜,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力量。非常巧合的是,由于我们对异域的尊重且德语本身所具有的调和特点,天降大任于我们的民族,让我们来传承所有的外国艺术和学术成果的宝藏,加上用德语书写的宝库,将它们融合为浑然一体的伟大的历史整体。这样一来,全部文化宝藏都储藏在欧洲的中心。通过我们语言的帮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欣赏到各种不同时代作品的优美。对于外国人来说,也完全是可能的。众所周知,这的确就是翻译的真正历史目的。”①施莱尔马赫希冀的是,德国能够通过翻译吸收他者的语言文化,积累德意志文化资本,积蓄德意志在文化上与法国相抗衡的力量。他认同的观点是,“民族精神”既是其独特的历史特征,更是不同语言文化交流的产物。一个文明如果不能继续吸收他者的语言文化力量,表现出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就不能说是完美的。每一民族必须对不同源流的异质文化进行种植和培育,达到“和而不同”。德意志国民精神的具体体现就在于,对异域尤其是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打造欧洲乃至世界语言文化之宝库,而从塑造一个全新的语言文化帝国。

　　三、对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启迪及其观点的局限

　　施莱尔马赫有关翻译的论述开创了用解释学研究翻译的传统,而解释学的翻译理论涉及到翻译的本质问题,特别是语言和心理问题,这赋予翻译研究以哲学的特点。从经典解释学到现代解释学,翻译中的若干核心问题一直是翻译界关注的焦点。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语法解释为语义翻译夯实了基础,即理解者(译者)通过对作者的语言个性,而不是作者所使用的普遍性的语言进行分析,以确定文本的涵义。心理解释为意义重建找到了理据,即要理解一部作品就要重建一部作品的原本思想,因为这些作品可能生活在过去,或者生活在异域的时空中,恢复和重新构造是完全可能的。其理由是,无论是作者,还是对文本进行解释的解释者,都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只有通过心灵与灵心的沟通,才能正确把握理解,正确翻译文本的意义。这种“内心文本”或“内心翻译”就预示着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解释再现了亚氏这一历久弥新的主题,即“言语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①此外,就语境重构而言,译者或读者通过部分的理解,把握整体理解,通过整体把握部分,从而实现对文本的客观理解。在圣经解释传统中就有所谓“若无语境,就只是饰文”的说法,说明了整体把握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种意义重建或语境重构是翻译中意义解释有效性的基础所在。

　　施莱尔马赫强调了语言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突出外在话语(outward discourse)和内在话语(inner discourse)的关系,说明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施莱尔马赫眼里,思想是内在的语言,语言是外在的思想,思想只有在语言中才具有其现实的存在,而语言的灵魂是思想,外在的言说必须通过联系到作者内在的思想才能被理解。思维是语言的产物,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媒介,在自由使用与制约因素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翻译也是一个例子。通过翻译,操不同语言的人就有可能交流和对话。但是翻译不是复制,而是理解和表达之过程。翻译者必须翻译的东西不是被准确地说出的东西,而是他本人想说出很多未说出的东西。翻译者必须通过他的复制(翻译)而达到这样一个空间。”②在此空间中,唯有语言对话才有可能。一方面,作为有理性的人,他能够自由地学习、使用语言。个人的想象力、概念塑造了语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思维和情感可以超越语言决定论;另一方面,个人语言的使用,受一定条件的制约,个人的想象力、概念受语言的制约。“解释学的一切前提只不过是语言。”③翻译活动是一种语言活动,个人语言的使用也要受制于一定的条件。但是一种表达并不是根本上超越个人语言的二传手,它还是个别心灵的具体表现,译者并不总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指同样的事物或替代原语词汇。施莱尔马赫把洪堡特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然而,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存在四处不足:

　　第一,将读者带向作者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其以重建作者意图的解释学翻版。将译文文本的翻译过程心理化,忽略了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以及译者与作者、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原作者的心理构想并不等于文本现实,“比作者更懂得作者”(施莱尔马赫本人翻译柏拉图,他认为自己比柏拉图更加理解柏拉图;康德本人后来也主张“要比柏拉图更好的理解柏拉图”),很可能造成过度阐释,甚至歪曲阐释的结果,忠实于原作者也就无从谈起。主体的心理阐释只是翻译过程的一个方面,文本的客观性也必须考虑。异化翻译是基于心理解释的基础之上,它是以个体的创造性为基础的,从这一点来看,个体的差异性无疑会影响理解的客观性。

　　第二,异化翻译法不主张使用目的语的通俗语言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是“翻译腔”的攻城掠寨,侵蚀母语语言。异化翻译披上异域的斑斓色彩,操着异国的洋腔洋调,你不得不承受本土保守派的“混血儿”的指责。用施莱尔马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谁不愿意他的母语出现在世界各地,以举世无双的优美语体呈现?谁不愿意生下与父母长得一摸一样的后代而不是杂种?谁有心甘情愿让自己的语言显得僵硬和粗鲁?谁愿意让自己的语言亦步亦趋地跟从外国的语言形式而被人认作是佶屈聱牙?谁愿意被指责为让自己的母语削足适履既显得不自然又句法错位?为什么不像父母亲让自己的孩子学习翻筋头那样,在自然而然的体操环境中娴熟地展示自身的技巧?最后,当大师高人不能使用希腊和拉丁语作为工具而听不懂费力不讨好的德语时,谁能面对他们同情的微笑?”④使用混杂语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其面对的是本土的为扞卫语言纯洁而斗争的保守主义者。但施莱尔马赫坦言这是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读者读到的是有明显翻译腔调的译作,而不是由“纯洁的”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异化翻译策略的个人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特点。如果采用异化翻译法,那么目的语读者认同的是外国作家,而本国本土的文化特点、价值观反而被遮蔽。

　　第三,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上。在两分法里,要么读者转向作者,要么作者转向读者,作者或读者得到了重视,那么译者的地位如何体现?在两级分化的模式中,译者作为中间人丧失了翻译主体性的地位。无论是作者意图重建,还是作为原文的操纵者,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应该凸显。

　　第四,从语言的角度看,施莱尔马赫突出的是言说者与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当施莱尔马赫强调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言说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时,他所突出的是言说者和原始听众的关系,强调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要还原这样一种原始的关系,而不是按照现代方法去解读过去的文本。因为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理解和解释无非是一个消除陌生化、克服时间距离的过程。虽然作者并不总能使自己出现在听众跟前,但可以通过直觉和同情式的理解来达到,这也就是施莱尔马赫对原有世界重构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要求。但其重构观点对于解释者或者译者、文本的客观性、历史意识等因素没有充分关注。

　　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法以及“作者中心论”的观点对19世纪以来的解释学理论影响巨大,也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解释学的基础。从施莱尔马赫开始,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再到后来的哈贝马斯、利科尔以及贝蒂、赫施等,众多的诠释学家们对人类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亘古未有的、上下求索的探讨。在海德格尔的引领下,伽达默尔彻底实现了从施莱尔马赫的“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诠释学转向。其后,贝蒂和赫施等试图接续和完善“作者中心论”,而利科尔则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对立的“文本中心论”。哈贝马斯既称赞了伽达默尔对方法的批判唤醒了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又批评伽氏对方法论建设的缺乏助长了实证主义对解释学的贬低。而他本人则从语言学角度更多地从方法上去关心语言怎样成为公共交流工具。这些观点为诠释学的未来走向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百年过去了,重新阐释《论翻译的不同方法》这篇长篇论文的内涵外延及其所体现的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对于当代翻译理论来说,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歌德、赫尔德,还是荷尔德林、施莱格尔或洪堡特,几乎都涉及到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但全面系统地探讨归化与异化问题及其文化价值,还是由综罗百代的解释学大师施莱尔马赫来完成。它在“狂飙突进”和早期浪漫主义时期树立起反抗启蒙理性的大旗,重塑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价值,吹响了提倡民族认同和语言象征意义的号角。翻译不仅是语言行为,更是强化民族传统,以广博的胸怀拥抱“他者”的途径。当汉语面对着洪水般的外来语的冲击时,施莱尔马赫的语言翻译思想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迪?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崛起,异化翻译法又再次抬头,并且在翻译理论界风靡一时。翻译的文化学派主张异化理论有其深刻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如韦努蒂的“抗阻式和透明式”二元翻译策略显然是施莱尔马赫同化和异化策略的翻版,这是对英美强势话语的反拨和颠覆。美国学者韦努蒂在解构主义、权力话语的指导下,突出异化翻译颠覆目的语文化符码的作用,使其偏离主流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提倡多元文化和少数族裔语言文化。

　　综上,施莱尔马赫在德国18世纪以来的翻译传统基础上,通过融合解释学的观点而建立起来的翻译理论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宝贵资源,它成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嚆矢。本雅明、斯坦纳、庞德、韦努蒂等人都深受其影响。由于现代德国语言的演变与翻译活动休戚相关,解释学又与哲学及翻译学密切相关,因此,解释学的翻译理论在德国人文科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带有德国思辨哲学的特性。

　　施莱尔马赫一方面通过鼓吹异化翻译策略与时代精神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维护着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的愿望,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对理性的反叛精神。时至今日,重温其真知灼见,颇感大音希声、大道无形,进一步认识到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