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如何促进自然与文化的动态发展

　　摘要：本文从描述生态博物馆主要特征着手来分析自然与文化间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的诸多实践活动不仅仅停留在保存遗产层面，它还为公众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助力于塑造当地特色和地方意识。如果全社会致力于保护、稳固自然，生态博物馆就能为大众所认识，并改变人们对自然与文化动态关系的态度和观念。人、社群、民主是生态博物馆哲学的核心，它们鼓舞着团体和个体携手共进、通力协作改善环境，而社会活动和资本形式的协商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 地方意识； 参与度； 能力建设； 治理；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by describ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museum. Many of the ecological museum's practices go beyo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t also provides the public with a systematic set of norms and values that help shape local identity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If the whole society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and stabilizing nature, the ecological museum can b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nd change people's attitudes and ideas about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People, communities and democracy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ecological Museum. They inspire groups and inpiduals to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negotiation of social activities and forms of capital is crucial to this process.

　　Keyword:ecological museum; local consciousness; paricipation; capacity building; governance;

　　一、导论

　　有关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近年来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是：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社群为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或文化遗产项目（Davis 2007:116）。它的关键性特征包括地域性、整体性、民主性以及广义上包括自然、文化、非物质遗产等在内的全部遗产，除此之外还肩负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使命（Davis 1999）。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群能认同、保护、解读、管理当地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并促进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社群共识是基础，地缘因素常被用作是界定的标准，但也存在被政治疆界打破的情况。我们所说的"动态过程"强调灵活度，这也暗示着书面计划不会有既定而明确的发展轨迹。因此，相较于盲从的教条，"动态过程"鼓励更为切实有效的实践互动：沟通与碰撞、参与和分享，这些都有助于促成一套符合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促进当地社群的长期发展。社群的参与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部门就可以充耳不闻、置身事外，而是主张专业人士带动当地人参与到决策和实践中去。在生态博物馆学中，"认同"（identity）、"保护"（conserve）、"解读"（interpret）、"管理"（manage）这些术语意味着尊重、维护、传播当地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应当提供一种全新的、更具意义的诠释方式，同时还要不断提升当地的自我意识和自身形象。而遗产所反应的"地域"（place）--包括自然环境在内--都早已被当地人赋予了价值。这其中包含了原著居民的历史和所有他们生活的痕迹，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它们都已被社会广泛认可，生来就肩负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社群协议实质上是由对空间规划和环境管理有投资兴趣的所有利益相关人共同发起的，是一种双方认同、民主互惠的承诺。

　　本文列举了生态博物馆的主要特点，并进一步阐释了它们是如何来体现自然与文化间的动态关系的。有关它的实践活动并不仅限于保存遗产，也涵盖了为塑造惯习而建立相关的系统和标准（Bourdieu 1992），比如一套经久不衰的认知体系、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它塑造了"意识形态"（forma mentis），同时，地方风气或着下文提到的"地域感"也都能在这种体系中逐步显露出来。如果全社会都能致力于保护和稳固自然，生态博物馆就有办法让公众了解、改变对自然与文化间动态关系的态度和看法。

　　接下来我们会简要介绍一下生态博物馆的起源、分布情况、宗旨以及管理模式。第三部分将会通过着重介绍"地域感"（sense of place）这一概念来展示自然和文化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用几个例子来讨论这种地域感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如何经营，在治理过程中又如何促进能力建设。结论部分阐述生态博物馆能怎样促进自然与文化的动态发展，并深入探讨它们的优缺点。

　　二、生态博物馆：概述

　　尽管Hugues de Varine直到1971年才提出"écomusée"这个词，生态博物馆运动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Davis 1999,Hubert 1985）。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被当作是一种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为了促进当地社群、保护遗产资源的社区遗产项目而被采纳。早期有关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有很多，Mayrand的总结也在其中。他主张生态博物馆是一个集合体、一个遍布居民区的工作坊。它本身并非目的的终结，而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目标（Mayrand 1982年引自Davis1999:69）。Rivard（1985:125）有关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的对比则更实用明确：前者主要由建筑（building）、展品（collections）、专家（experts）和公众（public）组成，而后者则由领地（territory）、遗产（heritage）、当地人口（population）和人们的共同回忆（memory）所组成。但de Varine却认为，所谓生态博物馆"只不过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新思路、它相当大胆地开创了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如今，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已为新博物馆学派所用，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60至70年代之间，最初专注于博物馆如何帮助弱势群体的相关研究，希望从中找出让弱势群体在社会、文化与自然改造过程中承担责任、参与其中、并扮演一定社会角色的办法。相较于传统博物馆偏爱"阳春白雪",生态博物馆更鼓励公众对"下里巴人"的关注，即鼓励当地人对身边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思考和欣赏，认可其价值、解读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同时不断提升当地居民的参与观和社群对遗产的掌控能力。今天，超过300家生态博物馆遍布全球，其中又以欧洲为大宗（见表1）。

　　表1 全球生态博物馆分布情况

　　就地域范围而言，生态博物馆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加拿大的Kalyna生态博物馆在阿尔伯塔省占地数千平方公里，同时还包括了国家公园和一部分荒漠地带；而意大利卡尔玛丽奥拉的Hemp生态博物馆则是个仅有几平米的老造绳厂。生态博物馆观测中心1的一项研究显示，98%的生态博物馆建在乡村地带，而且都很看重和当地历史、本土景观、自然资源、群落生境以及农业劳作之间的关系。

　　就经营和治理机制而言，生态博物馆也有所不同。尽管生态博物馆专家认为，当地社群才应该是发起者和管理者，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生态博物馆或由私人经营管理（11%），或由像国家公园管理署、当地政府这样的公共机构创立（41%），为的就是建立起当地遗产景观网，这其中还有很多单个景点都是由志愿者主导的。因此，在上述的后一种情况中，当地人的参与也依旧十分重要。至于由当地社团和公共机构合作经营的生态博物馆，那就更不用说了。

　　有一些生态博物馆案例采用不同的经营治理机制。比如西班牙的the Ecomuseo del Castillo de Ainsa,它位于城郊，由一家基金会（the Fundacion por la conservacion del Quebrantahuesos）经营管理。远在小波兰省的Babia Góra Ecomuseum于2003年建立，由一个当地组织负责运营。该生态博物馆实质上是个风景名胜网，专注于各式各样有关地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教育活动。位于塞内加尔小乡村的Ecomusée du Epuple Lebou是第三次国际生态城市与村落大会的后续项目。大会于1996年1月在塞内加尔召开，采用生态重建项目宣言，该项目现在由CRESP塞内加尔分部支持，并呼吁在2020年之前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还有法国旺代的Ecomusée Daviaud,它展现了当地居民以往的生活情景：住在低洼盐碱地，当地河道密布、沟渠纵横，周围还栖息着丰富的植物、昆虫和鸟类。旺代省还和当地社区Ocean-Marais de Monts联合建立了一个生态旺代网，Ecomusée Daviaud是该项目的活跃成员。

　　我们上述所提到的每一个博物馆都试图论证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下文我们会具体讨论。

　　三、生态博物馆：通过发展自反惯习和能力建设来增强地方意识

　　有关生态博物馆的论述通常会和"地域"的概念和"地域感"相联系。地域感的存在有赖于人的参与。对一个地方的感觉可能来源于自然环境，但更多的是由自然和文化特征以及当地居民共同调和而成（Tuan 1977;Buttimer,Seamon 1980）。Davis（1999）曾提出，生态博物馆的首要目标是增强地方感、促进社群和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良性与活力。同样，Hillier（2005）用"惯习"（habitus）来代替"地域感"（sense of place），提出自反惯习的发展是建立良性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关键。这里的自反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力，一种对我们生存环境进行反思、发展新实践的潜力。

　　近些年来还有一大突破是遗产理论有了更多元的发展，并给当地居民赋予了新的社会角色，即当地居民是保护他们居住地独有特色、守护他们自己遗产的守卫者（Smith 2016）。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已经成为当地遗产与区域认同重现之旅中的两大重要特点。这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比如：在复兴地域过程中居民所扮演的角色、当地社群对地域重要性的认识、对保护经营地域的需求和负起责任的好处。这些趋势在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Magnaghi 2000;Dematteis 1999;Coaffee,Healey 2003），在一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尤其是欧洲风景公约里也提到过。这些公约很重视当地人与其居住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指明地域发展离不开意识的提升和教育方针的支持。

　　Hillier强调，增强地域感需要靠自反惯习去推动人与自然的动态良性关系（Hillier 2005:399）。所谓"惯习",就是一套理解社会或族群特点和组成的惯常方式，它能被新的经验、教育和特殊训练所改变。换言之，它往往会自我延续、自我繁衍，但也随时会发生变化（Bourdieu 1992:133）。为了有效地加强地方意识，自反惯习不应仅影响当地利益攸关方、鼓励他们了解其地域内的优势资源（包括在其领地内的遗产资源），还应敦促他们去了解地域治理体系。Painter认为，正是因为自反惯习，能力建设才能重新定性领域治理体系，而这是个应由全体相关人士都参与其中的持续性的过程（Painter 2005:140）。这个领域治理体系的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创建一个有适当政策和法律框架的有利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体制发展，这其中包括社群参与、人力资源发展以及管理资源的加强（Cuthill 2005）。

　　在生态博物馆项目中，凭借自反惯习和能力建设，增强地域感和促进自然与文化的良性关系主要实现于两个层面：其一是在当地层面实施参与过程；其二是在政府层面将生态博物馆带入到治理体系中去。换言之，一个生态博物馆或许在最初由当地从事遗产活动相关的团体所建立，但为了它能够可持续发展，我们往往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和专家的资金、知识、技术支持。这种关系的本质完全取决于本土经验和环境条件。

　　四、参与度：发展自反惯习的工具

　　在生态博物馆中，自反惯习的发展主要出现在参与过程中。然而，公众需要的是一个能切实参与其中的契机。Fareri认为，公众参与应当成为一种地方性节目，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生产和分配知识以及敦促该项目中相关人士为了增强决策的效果和效率而不断学习。虽然这一观点很中肯，但参与度的概念其实是生态博物馆学的内核，且远不止是获取知识或拥有一个有效决策流程那么简单。生态博物馆学中的"参与度"有个更为实在的目标，这个目标与保护遗产和社群紧密相连（Fareri 2000:68）。接下来的这些例子主要就是来解释在生态博物馆学当中，参与的过程到底扮演着何等角色以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越南下龙湾生态博物馆是上千座岩石岛的一部分，这片海湾风景秀丽，栖息于此的动植物也品种繁多。然而它并非十全十美--旅游业、城市化、过度渔猎和采矿--发展生态博物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提上了日程（Schwartz,2001）。在这个生态博物馆里，社群参与是它主体建筑（即生态博物馆中心）的主要功能之一，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场所，更给当地渔村村民们一次参与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的机会。而能力建设则可以推动参与度，这和文化遗产管理、环境管理以及该生态博物馆中心的运营管理密切相关。为了子孙后代，人们也竭尽所能地保护遗产：重建管理鱼群资源的方法，提高社区居民的意识，让他们明白自然与文化资源要合理使用并为重振当地而用。

　　西班牙靠近巴伦西亚Val Vernissa生态博物馆建立了一个所谓的遗产名录"Catalog de Patrimoni",它已经和当地的农户、制作商、居民达成协议，鼓励他们投身于保护遗产并向其他社群开放。其实第一份遗产名录协议是Mollóde la Creu农场为发展有机农业和Val vernissa生态博物馆以及当地环境组织Neroli一起制定的。根据协议，农场将会向有机农业转型，而为了介绍巴伦西亚农业史，农场还开辟出一条"探索之旅"的徒步旅行路线。Val Vernissa生态博物馆还允诺该农场将在两年时间里接收到一万两千欧元作为它投身环保事业的酬谢。

　　意大利也有两个绝佳范例：在南皮德蒙特高原的Cortemilia生态博物馆和在托斯卡纳的Casentino生态博物馆。皮德蒙特那里的梯田因为山体侵蚀已经被逐渐废弃。Ecomusuem of the Terraces and the Vine保留了一个旧农场，并作为社群活动中心和游客住宿翻新了一遍。农场还负责梯田的养护和救援工作，并最终在利基市场中成功推出了自家的优质红酒2.这个例子之后被当地其他农户纷纷效仿，从而扩大了市场规模，有更多梯田得以保护，最终使梯田景观焕发新生。

　　托斯卡纳的Casentino生态博物馆也是同样的路子。在这里，当地经济早先以林业和林地管理为基础，尤其是靠甜栗的收成，但却因为撂荒、当地人口老龄化和木工技艺逐渐失传而陷入危机。在生态博物馆从业者和当地居民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甜栗种植才又重新兴起。原来樵夫用的小道被重新翻修，甜栗用的烘干机也被整修了一通。现在，上好的甜栗和板栗粉在利基市场中很有销路，栗木屑则成了烘干机的燃料和村子的集体供暖原料。最近，在小山村Raggiolo还新开了一家高档餐厅，这个山村算得上是经济健康稳定的一个指标。在这里，有一群对文化和遗产感兴趣的年轻人还成立了一个名叫Ragiolo Brigade小组，这也是一种新型社会结构和区域复兴的迹象。

　　在英格兰，教区地图（Parish Map）早已成了公众参与的好帮手。这种技术于1996年由Common Ground3引入，能很好地表现出特定区域内的主要文化特点。因为它发展于英格兰，而当时被选中的区域恰好是教区4,因此这些地图就被称作为教区地图。Parish maps能在全景地图上辨认出一片区域的特性，这不是我们所常见的绘制地图，当然也不会像绘制地图一样有精确的坐标系。然而，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获取有关区域认同共识和涉及提升当地领导水平的方法。作为一个行动计划的开端，Parish maps展现着现存遗产，但它不仅可用于分析现状，也能够预测未来（Clifford and King 1993;Clifford,Maggi,Murtas,2007）。有关Parish map的实践，巴西的Santa Cruz Ecomuseu do Santa Cruz就是个很有趣的案例。这个建在城中的生态博物馆有Parish map的其中一种--共享清单（participatory inventory），还有桑巴舞学校和街头剧表演。这种街头剧是在里约热内卢人口密集的季度以城市为大背景，向世人展示社群参与保护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绝佳案例。

　　五、生态博物馆与治理过程：能力建设的工具

　　当生态博物馆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时，它们就是贯彻区域治理文化（governmentality5）的好帮手，而这种治理文化的关注点则是与当地发展相关的诸多事务。

　　Governmentality认为，知识不应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工具或资源，而更应该是一个实现自我管控的契机。因此从广义上讲，governmentality指的是"管理的艺术",就拿这里的"管理"来说，指的不仅仅是国家或当地政治，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参与角色和管控技术。和思想方法（mentality）相结合，这里的管理（government）则特指政府实践与当地知识（local knowledge6）的关系（Painter 2005:134）。通过鼓励区域民主自治，生态博物馆能敦促当地相关参与机构和个体群众提升责任感。这些尝试拥护更为广泛的治理系统，是提升地域感、推进参与度、引导公众保护自然与文化环境的关键。正如下文所描述的一样，当生态博物馆成为空间治理过程中的一环，它们就能在当地和国家层面强化面向社群与其周遭环境的治理心态。

　　上文提到的越南下龙湾生态博物馆由越南政府和UNESCO联合发起，受挪威国际合作开发署NORAD7合伙融资。该生态博物馆于2003年正式开放，是"至2020年下龙湾发展总规划"的一部分。为了应对来自可持续旅游业的挑战，下龙湾经管部联合省级部门广宁人民委员会通力合作推动该规划的实施。这一计划由总理于2001年1月签署，日后还会为管控下龙湾地区，甚至那些并不在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保护范畴的地区发展提供协调规划的基本框架。然而，目前及未来潜在的一些活动仍与保护下龙湾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悖。有关这种直接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日益增多的游客和开放石窟洞穴景观、拓展商业航运与旅游船只、炸药捕鱼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冲击和影响。为了应对这些保护与发展间的冲突，2000年7月政府和社区组织借鉴生态博物馆学的哲学框架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令明确表示，保护和发展要齐头并进，下龙湾经管部门必须找到最合适的发展之路（Galla 2002:5-6）。

　　加拿大的米拉米契生态博物馆建立于1999年，是米拉河滨战略规划（Miramichi Riverfront Strategic Plan）的一部分。这一战略规划的宗旨是强化人与米拉河之间的联系，在新合并的米拉米契城中培养人们的社区意识。这个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十一个最初建成的、独立的文化遗产，与自然景点一起沿着米拉米契河延展55千米，通过水上巴士系统和陆上道路网络相连。其目的包括：保护并分享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方式；保留当地社区的遗产资源；依靠旅游业、小型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业振兴经济；鼓励当地年轻人留在本地发展。

　　意大利也有很多相似案例。位于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东部的小镇费拉拉（Ferrara）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土地开垦，之后又完成了新城区开发。由于是座新城，它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真正称得上传统的民俗和当地特色美食，更没有吸引人的民间传说。在协商过程中，Argenta生态博物馆利用parish map来识别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成了规划阶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可能是意大利首个纳入Parish map结果的空间规划项目。同样的，在普利亚区也正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尝试。根据Parish Map所示，在这个普利亚区里已经有三个Salento Ecomuseum开始运作了。这三个生态博物馆依托当地区域规划办联系，旨在通过参与体验从中获利并将他们自下而上的微观法涵盖在自上而下的官方计划中。这一想法究竟如何操作仍有待商榷；生态博物馆活动与当地规划的结合在境内其他地区究竟如何运作仍是意大利生态博物馆日程上的首要挑战。

　　与政府的本质无关，那些正经历着公共空间深度转型的国家都渐渐发现了集体决策的问题。然而，参与度工具的利用和由生态博物馆提出并审查的景观解读法仍有无限潜力。如何让它们付诸实践在空间管理的大框架下仍是个颇引人探究的挑战。

　　六、自然与文化：生态博物馆项目中的机遇和隐患

　　生态博物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鼓励当地社会角色--比如当地居民和其他相关参与者--担起自然和文化环境的重责进而优化当地资源。回顾各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Davis 2011），这些生态博物馆的目标显而易见，即引导当地人重新探索他们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当地相关参与者一起鼓励公众参与、为确保综合治理而发展地方当局和相关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涉及保护遗产价值，更应考虑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角色和地区的关系。地区（place）在生态博物馆项目中是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它涵盖了物质、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着重强调当地参与者在土地资本增值方面起到的作用。这种以人为本的观点和近来有关景观的定义不谋而合。最新有关景观的概念认可某一地域中自然物质特性的价值，但同时又将核心价值归因于那片地理空间中的社群。地域调和了人类行动（Raffestin 1981），肯定了个体行为受景观之表征的影响（Dematteis 1995），强调了个体的观点和表现（Dematteis 1995），这些都更进一步地阐释了个体的作用。在《欧洲风景公约》8中，景观（landscape）被定义为一片区域，为人类所感知，其特点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有关"景观"和"地域"的理念，囊括了物质现实和个人主观性。景观更贴近"内在本质"（inscape），即内在景观。在那里，物理空间会受到当地居民文化知识的影响和晕染。

　　当地相关者的参与--比如参与学习过程--能让当地人逐步意识到当地遗产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参与的过程能鼓励人们当家作主、携手共进。总之，生态博物馆所追求的"完善公众参与"不只是为了促成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更是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成为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守护者。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参与的过程也是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社会惯习的过程。另外，敦促相关人士对文化资源的认可和评估也有助于不断增强文化资本。与此同时，参与过程还鼓励当地人自行组织、增进当地人和社会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从而巩固社会资本。还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过程除了有助于当地人认同这一区域的文化价值和赋予当地人权利外，还能增强能力建设和推动制度资本的形成。

　　因为生态博物馆的目标是在当地人参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发起社会运动，所以它也有助于推动治理方法的发展。它依靠当地社群、赋予当地人一定的权利、鼓励公众学习、并致力于找寻适用于特定区域--通常是极具野生动植物价值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生态博物馆也有缺点，它并不是应对一切环境问题的万金油，有些问题它未必能解决。比如保护和发展间的矛盾、环保和经济利益间的矛盾，再比如社群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等，这些问题或许都得依靠权威机构或法律决策的介入。此外，尽管现在有关生态博物馆准则的定义渐趋明晰，就管理方式、地理位置和个体目标而言还是有诸多区别的。每一个生态博物馆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仅靠一个笼统的准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接受并认可其独特性才是正解。生态博物馆对于各个区域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别把它当作浪漫的幻想。保护遗产不仅要靠一套准则，它是社会制度中的一部分--其形成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当地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共同作用。生态博物馆也并不是完全不受基本国情和当地财政状况的影响。意大利近来在文化遗产方面的资金大幅度被砍就使得皮德蒙特高原、坎帕尼亚区和拉齐奥区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博物馆项目搁浅。

　　注释

　　1原文发表于Nature and Culture2012（1）：31,征得作者和杂志许可，由李舒桐译成。《自然与文化》是由Berghahn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主要介绍并讨论社会与自然的历史和当代关系，主题涵盖文化反应、生态保护、政治、环境技术和再生能源文化等。该期刊包含了严谨的理论和批评，辅之以具体、细致的方法论研究，共同构成讨论的基础。其使命是破除固有思维和个别学科限制，综合各种因素，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译者注）。

　　2（1）生态博物馆观测中心网址：www.irespiemonte.it/ecomusei/

　　3（1）利基市场英文niche market,指在较大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简而言之即指高度专门化的市场需求（译者注）。

　　4（2）Common Ground是一个英国当地的慈善机构和游说团体，成立于1982年，由Susan Clifford和Angela King共同建立，以提升当地特色（local distinctiveness,该词由此机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创）为宗旨（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on_Ground_（United_Kingdom））（译者注）。

　　5（3）教区，英文为parish,指一些小的村镇或城市里的分区，约相当于中国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四个国家组成，英格兰分为九个地区（region），这是按欧盟条约成立欧洲大区的要求划分的，其下设郡（county）以及大伦敦地区（City of London），其次是地区（district），最后则是民政教区parish（译者注）。

　　6（4）governmentality是由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在他晚年间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被Peter Miller,Nikolas Rose等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不断延伸。广义上，governmentality可以理解为"治理的艺术"（art of government），这其中的"治理"（government）不仅限于国家政治，也包括各种管控技术；从个体自控到生态政治管控人口，"治理"的受众也很广泛（译者注）。

　　7（1）当地知识原英文为local knowledge.术语traditional knowledge（传统知识）、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和当地知识（local knowledge）通常指的是包含于地域的（regional）、本土的（indigenous）或当地的（local）社群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传统知识包含与生存（如农业、采集业）、人类植物学、传统医学、天文学、气象学等传统科技，这些知识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通常以实验观察计算为依据、与周遭环境相互关联（译者注）。

　　8（2）挪威国际合作开发署，即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是挪威外交部下设的机构，由署长办公室，气候、能源、环境与研究部，教育与全球健康部，经济发展、性别与治理部，民间团体部，质检部，通讯部，人力资源行政部和教育部组成（译者注）。

　　9（1）欧洲风景公约，即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又称佛罗伦萨公约。是第一个针对欧洲风景各个层面而制定的国际性协定，适用于所有成员国领土，包括了自然、城乡和城市周边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