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论文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和企业公民的核心内容，企业的慈善捐赠在中国社会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并在调节资源再分配、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理论界也开始倡导区分大企业与小型企业、成熟企业与新创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不同表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向新创企业前移的新兴趋势和现象[1],但是，目前对新创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基本局限于企业成长前端的伦理问题，以及导致这些行为的差异性因素[2],几乎没有实证研究从新创企业面临的困境出发，系统性地探讨新创企业成长特性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有关慈善捐赠对于新创企业的战略意义，则更少论及。由此，本研究从新创企业自身出发，聚焦新创企业慈善捐赠的战略考量，即实证探讨新创企业战略导向选择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下的环境特征，考察市场和制度约束下新创企业可见性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
1理论背景和假设
1.1新创企业的战略导向
战略导向被认为是企业战略形成过程的关键因素，是企业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与外部环境相协调而制定的适应模式[3].由于各个企业的定位差异，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及资源禀赋不尽相同，根据环境感知所制定的战略导向不可避免地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学者们对不同的战略导向进行了分类，其中MILES等[4]提出的分类方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他们从组织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动态角度将战略导向（从被动到主动）划分为保守型、反应型、分析型和探索型四大类别。后续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视角证明了这一分类是区分、比较企业战略导向的有效框架[5].
由于环境嵌入度和影响力十分有限，新创企业对战略导向的选择主要是创业精神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反映在对创新活动、市场机会的灵敏程度及反应程度上[6].战略导向是一个连续体，每一类型都是情境、结构和战略三大要素映射在同一维度上的独特组合，保守型战略和探索型战略则分别占据了环境战略连续体的两端[4].其中，保守型新创企业试图定位于相对稳定的产品或服务领域，维持相对安全的市场，不会轻易走在技术、市场革新的前沿；而探索型新创企业非常重视对新产品、新机会的率先尝试与挖掘，能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并富有冒险精神。可以推测，作为一项特殊的行为决策，慈善捐赠与新创企业的战略导向、能否有效适应环境密切相关。为了结合本研究的论题并提高问题讨论的集中度，本研究聚焦探索型和保守型两类新创企业，对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化后重点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积极主动的探索型战略导向能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变动引发的企业可见性能否调节战略导向选择和慈善捐赠的关系？
1.2战略导向选择与新创企业的慈善捐赠经典战略理论对于战略导向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早有论述，提出了企业的战略决定企业的行为序列和资源配置[7],而战略导向与企业行为之间也会因此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战略导向可以决定企业对待慈善捐赠的观点和态度，进而影响企业捐赠动机、参与程度、资源配置等后续行为。积极主动的创新和市场投入可能意味着积极的慈善捐赠，这是因为在产品研发和品牌塑造上花费巨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善因营销等特殊手段来帮助企业树立品牌形象，塑造差异化优势[8].对新创企业而言，这更是一个赢取竞争优势的宝贵契机：既有企业成熟的产品服务结构、稳定的资源基础、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客户资源都构成新创企业进入同类市场的竞争壁垒，新创企业不得不依托差异化来克服新颖性缺陷、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从而进入目标市场以获取生存和成长机会。
与保守型新创企业相比，具有冒险精神的探索型新创企业更能看到慈善捐赠活动中蕴含的商业及市场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利润最大化的阻碍，因此更能识别、挖掘并利用慈善捐赠的工具性特征及其战略意义。从同业竞争来看，慈善投入可以降低成熟企业的既有优势，创建相对公开的竞争环境，这对处于市场开发阶段的新创企业至关重要。从企业内部来看，作为政府和社会公众高度认可的公关形式，慈善捐赠帮助新企业建立稳定和谐的网络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声誉，进而积累积极的道德资本[9].从企业外部来看，慈善捐赠具有类似广告的宣传作用，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认识、评判企业的正面信息，有助于树立负责任的品牌效应，提升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知及态度[10],帮助新创企业建立于有别其他企业的差异化形象，并有助于降低利益相关者的负面评价，缓解对企业的负面制裁力度，甚至可以抵消部分负面影响[11].
此外，考虑中国在特殊的转型环境下，政府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扮演着积极"劝募"甚至摊派的角色，这进一步凸显出慈善捐赠的工具性与战略意义。战略性慈善为探索型新创企业提供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途经，主动将自身包装成为"公知企业",这是新创企业向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进行"寻租"的巧妙方式，通过承担政治成本来加强与政府联系的纽带[12],进而获得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与奖励。可见，对新创企业而言，慈善捐赠具有显著的工具性；具有冒险精神的探索型新创企业更趋于认可、运用慈善捐赠的工具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相对于保守型战略导向，探索型战略导向更能显著促进新创企业的慈善捐赠。
1.3企业可见性的调节作用
虽然在创新与市场方面积极主动的探索型战略会促进新创企业更好地利用慈善捐赠的工具性，但是这一关系受到其成长特征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及制约。在初创期，新企业面临行业经验缺乏、投资者信任获取难等"新颖性缺陷"[13];而关键资源提供者和社会公众对新事物的理解、认可和接受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由此可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中形成的可见性将影响新创企业战略导向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14].
企业可见性是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判断的先决条件，反映了市场和制度环境下企业的地位、企业行为被关注的程度[15].对新创企业而言，企业可见性有利于增加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可见性通常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正向反馈相联系，包括来自投资者和第三方组织的有利评价、消费者愿意支付高额的产品价格以及企业对潜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16].鉴于此，可见性能够促进利益相关者对新创企业及其运营活动的关注与了解，进而做出有意义的反馈[14].企业的可见性越高，新创企业的经济活动越容易引起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现有及预期消费者、潜在员工的关注[10],因而，探索型战略在创新上的努力和在市场上的投入更容易被认可。换言之，企业的可见性越高，慈善捐赠带来的工具性作用越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新创企业对此的依赖程度降低。
具体而言，本研究从市场发展程度、行业组织关系以及政治关联3个层面阐释新创企业可见性及其对探索型战略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随着企业可见性的增加，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会显著降低。
从宏观层面而言，新创企业可见性与所在市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慈善捐赠工具性作用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市场发展程度。首先，在发展较为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的经济活动更加透明，与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更加畅通，新创企业的可见性更高。利益相关者很容易通过企业本身或者其他渠道较多地了解有关企业创新、市场战略等方面的真实信息，也能更清楚地了解并认可新创企业在创新、产品、市场等方面的潜在优势。与此同时，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不断完善，产品、要素以及中介市场发展也越完备，新创企业相对成熟企业的弱势减少，可以通过相对公平的市场机制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信息、知识与资源以及相关政策，对慈善营销、慈善寻租等非直接方式的依赖程度降低[14].
另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运营、资源分配等相关的正式制度将更完善，法律法规、产权保护举措更为健全，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变弱，交易成本降低，新创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进行寻租的潜在收益也随之减少。相对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使得实施探索型战略的新企业可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彰显创新、市场战略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由此，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中，新创企业对慈善捐赠的工具性需求降低，通过慈善捐赠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社会政治合法性等动机减弱，并且能够获取的寻租利益及其他资源也将受到市场环境的显著约束。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市场发展程度负向调节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
从中观的产业层面来看，行业组织是行业自我管理的主要形式，并逐渐演化成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第五种社会秩序"[17].加入行业组织、建立良好的行业网络关系是新企业提高行业内可见性的关键途径，也是获取可见性的重要表征。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可以作为社会规范的替代机制，更好地保护新创企业权益，助其获取关键资源[18],进而降低对慈善捐赠等特殊途径的依赖：新创企业加入行业组织，究其实质是为了分享行业组织服务以及由共同利益带来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建立行业组织关系有助于新创企业寻找到被行业认可的身份归属，以更直接的方式实现其他公关活动的预设目的[19].新创企业可以通过行业"抱团"的规模效应来获取、共享行业利益，甚至影响宏观层面的行政决策，改变单个企业"势微言轻"的不利地位[20].行业组织的支持及影响是新创企业应对市场压力和社会期望的一种缓冲，关系网络则构成新创企业克服新颖性缺陷、判别并避开外部索取及政策性摊派的社会资本。
由于成熟企业已经深嵌到现有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其行为能够为既有制度逻辑所解释并形成了相应的社会认知，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加入行业组织"骑背"在既有企业上[17],以此获得投资者、消费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信任。产业协会、工商联等行业组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资源、人脉平台，新创企业无需通过慈善捐赠等寻租方式便可以更直接地通过行业组织平台获取实施战略、实现成长所需的各种信息及资源。
拥有行业组织关系的新创企业可以利用行业平台获得合法性身份，利用行业经验及行业影响力改善竞争环境、缓解外在压力，从而弱化组织对慈善捐赠的工具性要求或依赖。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b行业组织关系负向调节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
从微观的组织层面来说，获得政治关联不仅能够彰显新创企业的发展潜力与社会资本，而且是迅速得到正式制度认可的有效方式，可视为企业可见性的关键表征，这在政府干预突出、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转型经济中尤为重要[21].政治联系是政府对企业的一种政治承认，对缺乏信任历史的新创企业而言，获得政治关联或者政治身份无疑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22].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不但可以降低"寻租"风险，还能提升企业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8].新创企业可以通过政治关联获得一系列市场竞争优势和政策支持，利用已有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增强新创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声誉资本。由此可见，政治关联不仅降低了新企业对慈善捐赠等公关活动的依赖，而且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实现后者难以实现的特殊资源整合。
此外，持有政治关联能够有效提升新创企业在产权上的安全感，使其能够更好地在产品市场及资本市场上享受特惠待遇，更好地投入于创新与市场战略。与此相对比，那些缺乏政治关联的新创企业往往缺乏对企业产权的安全感，迫切需要主动建立能够替代政府关系的有效途经[22],其中慈善捐赠便通常被视为与政府建立纽带的替代方式，持有政治关联将降低新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战略性动机。从政府对企业捐赠的强制性和劝募性来看，新创企业可以利用政治关联缓解外在的制度压力，利用有效的信息和资源减少、规避政府在公益事业方面的强制摊派[21].由此，政治关联将弱化新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压力，降低慈善捐赠带来的工具性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政治关联负向调节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本次调查由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共同执行，由私营企业主本人根据2007年的企业情况进行回答，共发放问卷4 508份，回收有效问卷为4 098份，有效回收率为90.9%.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样本覆盖广泛，代表性强，一直被学者广泛用于民营企业的各项研究。
由于研究对象是新创企业，本研究参照BIG-GADIKE[23]的建议，选取创建年限等于或小于8年的企业，并删除了主营业务多于一个行业的样本，以确保能够准确衡量新创企业的战略导向。生成所需变量后，删除了重要信息缺失、信息异常的企业以及涵盖企业数目过小（小于10）的行业，最后获得13个主要行业共1 004家样本企业进入后续研究。
2.2变量测量。
（1）因变量新企业的捐赠意愿、慈善参与程度。参照张建君[21]对新企业的捐赠意愿的测量，将在2007年度有捐赠的企业编码为1,没有捐赠的编码为0.对慈善参与程度，采用捐赠金额进行衡量，考虑特异值对回归系数的影响，遵循之前研究的处理办法，对捐赠金额取自然对数[8,21].
（2）自变量新创企业的战略导向。本研究遵循THOMAS等[24]的测量方法，利用广告支出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营销密度，利用研发费用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研发密度，并对这两个指标加总然后分行业进行排序，利用四分位法进行分割，每一行业排序中数值高于第三四分位数的样本企业为探索型，编码为1;数值低于第一四分位数的样本企业为防御型，编码为0.最终，进入回归分析的样本数为453家新创企业。
（3）调节变量企业可见性。本研究分别从市场发展程度、企业政治关联以及行业组织关系3个层面测量企业在外部环境下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中形成的可见性。市场发展程度的测量指标源来自樊纲等[25]编撰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本研究选取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财政支出在当地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市场发展程度，以反映市场在不同地区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作用的比重[14].
行业组织关系。由于行业协会、工商联及其他同业工会是目前我国工商界参与、影响社会及政治事务的主要渠道[8],据此，本研究使用哑变量，即通过"新创企业是否为这些组织的会员"衡量其行业组织关系，对参与了任何一项行业组织的企业编码为1,否则为0.
政治关联。两会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向工商界开放的主要政治组织，也是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最重要的方式[21].由此，本研究使用哑变量，即企业主是否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衡量新创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创业者拥有上述两种身份中任何一种的企业编码为1,否则为0.
（4）控制变量私营企业的慈善意愿和捐赠行为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由此控制了部分创业者的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创业者受教育程度按照学历进行编码，小学为1,初中为2,高中或中专为3,专科为4,大学为5,研究生为6.组织特征方面，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所属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工业作为参照产业，控制行业的影响；利用全年雇佣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控制组织规模；考虑到私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注重点有差异，控制了成立年限；利用创业者在权益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控制所有权的集中度；利用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控制企业绩效。现有研究基于实践扩散的观点，认为同一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可能会促进私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本研究利用2007年各个行业内有捐赠的企业数占所有私营企业数的比重以及行业平均捐赠额来控制行业影响。
3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3.1分析结果
本研究分别从捐赠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方面刻画新创企业的慈善捐赠。在实证分析中，新创企业的捐赠意愿是二分变量，本研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在分析战略导向对慈善捐赠参与程度的影响时，捐赠金额的观测值是一个左侧被截断的连续数据，对于这类因变量出现"角点值"的样本，参照TOBIN[26]的建议，采用Tobit模型描述这类非负的连续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利用STATA 13.0做统计分析，并依照AIKEN等[27]的建议进行分步回归，即先在基本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模型1），然后逐步增加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模型2~模型5,模型5为全变量模型），以分别检验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对捐赠意愿及慈善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以及组织可见性与战略导向的交互变量对捐赠意愿及慈善参与程度的影响。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见表1.为了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有较高的相关性，并考察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本研究检验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些系数大部分低于经验文献中多重共线性阀值0.5,最大为0.722,说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结果表明只有企业规模和销售额对数的VIF值超过了2,分别为2.37和2.52,其他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远低于经验分析定义的阀值10.由此，可以判断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这一点在回归分析中也将得到佐证。
新创企业捐赠意愿与慈善参与程度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由表2和表3中的模型1可知，探索型战略导向分别与新创企业的捐赠意愿（β=0.793,p<0.01）、慈善参与程度（β=3.550,p<0.01）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支持。这表明，在创新研发和市场营销上积极主动的探索型新创企业，其捐赠意愿更强，且致力于挖掘新产品和新市场机会的冒险精神促进了探索型新创企业参与慈善的程度。慈善捐赠对新创企业而言有一定的工具性作用，而采用探索型战略的新创企业更趋于认可、运用慈善捐赠的工具性，将慷慨的慈善捐赠作为差异化市场战略和政治战略的一部分，以寻找和维护新的产品及市场机会。
假设2预测随着企业可见性的增加，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会显著降低。
表2和表3中的模型2~模型4分别从3个层面对假设2a、假设2b和假设2c进行了检验。
由表2和表3中的模型2可知，市场发展程度与探索型战略导向的交互项对新创企业的捐赠意愿、慈善参与程度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2a得到支持。这表明，具备探索型战略导向的新创企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不仅捐赠可能性降低，参与程度也相应降低。这可能因为，在市场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和关注往往来源于他方经验或社会评价。探索型新企业注重研发创新和市场开拓，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合法性需求，对慈善捐赠的投入可能成为提升企业知名度、拉近消费者关系、增加利益相关者关注度的主要途径。
此外，在这些地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采用探索型战略的新企业把慈善捐赠作为与地方政府或管制机构建立联系的手段，进而达到谋求稀缺资源的目的。相反，市场作用的提升可能会有效地促进经济活动的曝光和信息的流动。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相对透明的竞争机制使得企业可通过更直接的市场战略提高企业与品牌的知名度。在市场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作用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新创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进行寻租的潜在收益随之减少，对慈善捐赠的工具性依赖也随之显著降低。
由表2和表3的模型3可知，行业组织关系与战略导向的交互项对新创企业的捐赠意愿、慈善参与程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假设2b得到支持。这表明，具有探索型战略导向的新创企业在获得行业组织关系后捐赠意愿和慈善参与程度都会显著降低，而没有行业关系的新创企业可能会出于探索型战略带来的压力而进行捐赠。行业组织的支持和影响力成为探索型新创企业应对市场压力的一种缓冲，关系网络和行业经验也就成为新创企业克服新颖性缺陷、判别并避开外部索取的社会资本。这也意味着，在缺乏对私有产权有效保护的转型环境下，行业组织关系这种"第五种社会秩序"所形成的非正式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层面企业社会责任规则的不完善，能够在缓解、克服新创企业的部分先天劣势中起到一定的帮助及庇护作用。
由表2和表3中的模型4可知，新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慈善捐赠意愿以及公益参与程度的主效应显著为正；政治关联与战略导向的交互作用正向但不显著。假设2c未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拥有人大或者政协等重要政治身份可能促使新创企业受到更多关注，社会大众对其行为更为敏感，因而，这些企业受到参与社会慈善的社会期待越高，公众压力也越大，从而捐赠的意愿更强，参与程度也会越高。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交互项效应的不显著：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政治关联对慈善捐赠的作用机制可能不同，政治关联虽然可以提升新创企业的政治合法性，并在资源获取、市场准入上获得政府"优先对待"[28],但并不能作为一种缓冲力量去减少或者抵制由探索市场带来的公众诉求和消费者期待。这意味着获取政治合法性与获取社会合法性，以及获取政治合法性与获得市场竞争地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从侧面证明了市场机制在我国转型经济中的作用逐渐突出。
当创业者获得影响力较大的政治身份和可见性后，会提升社会对企业的角色期待，这种社会期待将赋予企业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在这样的制度压力下，新创企业不仅不会缓解慈善捐赠工具性投入，反而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性公益事业。
从控制变量来说，股权越集中在创业者手上的新创企业捐赠意愿和捐赠程度也越高。相比工业新创企业，服务业的新创企业更可能捐赠，且参与程度更高。行业销售收入对新创企业的捐赠意愿和参与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可能跟企业的成长、发展能力和资源富余有关系，这些结论佐证了之前的研究发现，即冗余资源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对新创企业而言同样适用。同一行业捐赠企业的比例对新创企业的捐赠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行业平均捐赠额度也对新创企业的参与程度有显著的促进，这个结论验证了行业中存在着的竞争、模仿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移也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2,28].
3.2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分析的稳健性，利用捐赠金额占总营业额的比例测度因变量慈善参与程度，重新运行表3中的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重要变量的方向及显著性与先前结果一致：新创企业的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参与程度之间仍然显著正相关；市场发展程度与战略导向的交互项、行业组织关系对探索型战略导向与慈善参与程度的关系也依旧显著负相关。细微差异在于：政治关联与战略导向的交互项方向变为负，但依旧不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可能受到因变量（含销售额的倒数）的影响，销售收入的方向和显著性都发生了变化，农业相对工业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在方向上发生了改变但依旧不显著，而其他变量的结果与表3中的估计基本一致。由此，之前假设检验结果总体较为稳定。
此外，用新创企业在创新和市场上投入总量的对数替换战略导向哑变量作为自变量，首先对总样本1 004个新创企业做回归分析，然后对只包含探索型和防御型的453个新创企业做回归分析。重新分别运行表2和表3中的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5），研究结果与之前基本一致，只是在全样本Tobit回归模型中行业组织关系与战略导向的交互项不显著，但方向依旧为负；在Tobit回归模型中，政治关联与战略导向的方向为负但是依旧不显著。由此可以进一步判断，之前的假设检验结果较为稳健。
4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结合新创企业的成长特征，检验了新创企业战略导向对其慈善捐赠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转型经济环境下新创企业可见性对这一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以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转型经济下慈善捐赠的工具性观点，并且指出，一旦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机制出现，新创企业的捐赠动机将显著降低。基于此，本研究有以下3个方面的贡献：
反映了新创企业的成长特性，为转型经济背景下的社会责任前移提供了实证依据。一方面，作为商业组织，保障经济利益始终是新创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考量；另一方面，新创企业同样面临着一定的社会期许与压力，新颖性缺陷促使企业不得不合理地动用部分资源完成被赋予的社会目标，以降低企业运营的社会成本。由此可以断定，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情境下，社会责任前移的现象并不是纯粹的"利他性"行为，慈善捐赠被新创企业工具性地用来实现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平衡，是一种战略导向引导下的"寓利于义".
从社会责任角度为企业战略与环境之间的协同效应提供了支持。尽管社会责任可能只是企业用来满足或取悦利益相关者的一种手段，但是新创企业会依据自身战略和环境特征进行综合考量，通过工具性慈善捐赠实现战略与环境的和谐匹配。企业可见性的主观影响启示新创企业在决策中必须斟酌处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根据市场发展程度和社会资本选择合适的反应机制，主动克服新颖性缺陷，积极改善外部环境，这揭示了新创企业在市场竞争和社会政治合法性寻找途径上的权变性，具体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
不仅通过揭示、阐释新企业慈善捐赠的工具性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前移的战略必要性及可行性，而且就如何实现社会责任前移为新创私营企业提供了重要建议，即必须结合主客观条件制定合理的慈善捐赠战略，将利润最大化、政治制度影响多种因素有机整合，尽可能有效地发挥慈善捐赠的工具性作用及战略效应。对政府相关决策者而言，则必须利用恰当的政策导向与环境干预引导私营企业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新创企业社会角色与经济角色的统一提供适度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利用二手数据从侧面测量企业的战略导向和捐赠动机，如果能够制定量表进行验证性研究，可能会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而如何制定更加准确、合理的测度战略导向和动机本身是进一步研究必须尝试解决的问题。仅基于200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讨论，而横截面性质的实证分析无法充分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应该基于面板数据做进一步拓展，以期更深入地理解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
参考文献：
[1]张慧玉，尹珏林.企业社会责任前移：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的社会角色[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7）：130~135